中国改革没有倒退
高连奎
近年来中国开始流行两个论调,一个中国改革停滞论,一个是中国经济改革完成论,笔者认为这两个论调都不靠谱。
中国改革停滞论认为从1997年之后,中国的改革就停滞了,但是仔细看看这几年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的金融改革是前几年完成的,中国的银行大多是在2007年上市的,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也在进行,中国的事业单位改革也在启动,这些都是改革的难点,另外中国的新医改也在酝酿,住房新政也已经成型,这些都是这几年在做的事情,应该说中国改革一直在进行,而且进行的很迅速。
吴敬琏、张维迎曾经是中国的智囊,他们提出中国改革停滞论,其实不是中国改革在停滞倒退,而是中国的执政者这几年不再就改革问题向他们咨询了,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给中国改革捅出了篓子,让政府失去了民心,造成了被动,而是新的改革他们并不懂,不是他们的专长,而随着金融改革、税收改革的推进,李稻葵等新的政府智囊声名鹊起,张维迎、吴敬琏等人备受冷落,发几句牢骚也是正常的。
另外中国经济改革完成论,更是不靠谱,中国经济改革完成论的潜台词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改完了,剩下的改革就是政治改革了,其根本目的还是维护原有改革措施的正确性,也就是他们指导下的改革是完全正确的,已经很好了,别人不能做任何的改动,但是中国的经济改革真的很好吗?社会上的主流看法是中国房改、医改、教改三个改革都失败了,而这些改革必须重新进行改革,如果说中国经济改革完成论,那也是完成了一个错误的改革,现在需要进行更正。民众住不上房,看不起病,是张维迎和吴敬琏要的结果,但不是民众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改革远没有结束,近期中国自然垄断型国企的公益化改革近日也提了出来,中国的改革推进的非常迅速,而现在的改革也越来越顺应民意,污蔑中国改革停滞是在说谎,而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改完了更是在掩盖自己的错误。
改革本身就是个可进可退的性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改革,让全社会实现共同富裕也是改革,谁也没有指定中国改革一定就是照搬美国模式,况且美国也在改革中。
张维迎不是思想先锋,而是时代的落伍者,是政治失宠者,张维迎代表的是不思进取,是几十年知识都不更新,他只知道市场如何好,但他从不说市场失灵,张维迎要打破垄断,但从不知垄断的原理。
张维迎的专业是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但张维迎的公开演讲中从来不提这两门学问,好像这跟他没什么关系一样,其实是不敢提,博弈论囚徒困境的出现就已经证明了市场失灵,而信息经济学中信息不对称理论也是在说明市场失灵,其实西方经济学与我们想象不一样,西方经济学的核心从来就不是一直在宣传什么自由主义,而是发现市场失灵,并解决市场失灵,这才是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路径,张维迎不会不懂这些吧!
张维迎最近又迷上了奥地利学派,但这一学派从来不是什么新鲜事物,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中已有说明。
其实中国有个潜规律,那就是中国一流的学者在金融界,二流的学者在政府,三流学者混企业界,张维迎整天混迹于企业界,张维迎强调最多的就是企业家精神,而企业家精神只是人之贪欲的代名词,贪欲并非是坏事,但这是人之天性,不用天天歌功颂德,如果总是盛赞企业家精神反而有拍马屁的嫌疑。张维迎、吴敬琏这些东西在正规的专业经济学刊物上是没有市场的,他们只能在一些民粹主义报纸,和一些企业家论坛上继续忽悠。
其实真正的企业家需要的不是别人给自己拍马屁,而是为他们答疑解惑,中国企业需要走出去,需要应对国际经济形势,而只有郎咸平、宋鸿兵这样的学者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是这两位学者在中国出场费最高的道理,企业家是最精明的,他们更知道能帮助他们的才是有价值的,而张维迎现在也只能在一些房地产商那里获得认同。
我们也应该庆幸,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这些人海派学者带着他们的金融知识回到了中国,及时的启蒙了中国人。用一个前国家领导人的话说,就是让那些有心卖国的人及时收手了,让那些视中国为人才沙漠的美国金融大鳄们不敢再欺负中国无人。
其实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就会发现,在宋鸿兵之前,中国人何曾知道世界上还有货币战争这回事,人们的观念仅仅停留在模糊的经济战或是金融战上;在郎咸平之前中国人何曾知道还有“金融定价权”这个游戏规则,而在周亚斌之前谁又知道在美国内部还存在白人胡蜂集团和犹太“咱们一伙”之间的斗争,而今天这些已经成为常识。
中国的企业可以分为四类,一类是以地产为代表的暴利行业,一类是中低端制造业,一类是高科技企业,一类是金融业,在这四类企业中,从事制造业的企业家对张维迎没兴趣,高科技企业张维迎不懂,金融业对他那肤浅的经济知识更是不屑。在中国只有地产商和煤老板喜欢他,这些人大多从事暴利行业,过惯了好日子,做制造业嫌麻烦,高科技搞不来,金融业又不懂,因此只能盯上垄断蛋糕,希望能到垄断行业中继续捞取暴利。张维迎已经沦为“以地产商为主的一小搓中国商人的代言人”,这些人只能称为富豪或是商人,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
近来中国房地产新政切断了地产商的垄断暴利,张维迎马上就急了,开始暗示政府掠夺企业家,什么“自由和财产得不得保护”等等,表面上都是学术性分析,其实就是暗指中国的房地产新政。大家仔细想想,对于真正的从事制造业或是高科技的企业,中国政府一直是大力扶持的,何曾打压过他们。
其实在中国数千万家企业中,央企也还仅剩百十家,而在全国数百个行业中,而真正垄断的不过那么三五个,从资本上,这些都是大型企业,中国早就有清醒的市场派学者指出,中国现在不能将垄断行业民营化,因为中国现在缺乏相应的民营资本来接盘,中国地产商这点资本根本就不够接盘,一旦民营化,必然导致外资化。
另外中国学者一直使用“国有、民营”这样的二分法来看问题,而实质是“国有、民营和外资”三分天下。外资在大部分行业中都处于了主导地位,中国的民营企业要做的是大胆的与外资抢地盘,而不是觊觎着到那三五个自然垄断性行业去捞金。
当前中国如果要摆脱中等收入国家陷阱,除了要预防美国的金融洗劫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在产业上发力,拉美、东南亚不少经济体没有走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其原因一言以蔽之,就是“殖民地经济模式”,仆人的收入永远超不过主人, 打工仔的工资不可能超过老板,看不透这一点,中国经济再上一个台阶很难。
笔者近日阅读《中国财富圈》一书,该书从中国富豪俱乐部的角度揭示中国商业生态,阅读中,笔者发现有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深圳并没有非常知名的富豪俱乐部,其次在这些俱乐部中丝毫看不到金融高管和科技精英的影子,其原因是深圳大多是金融和高科技企业,而这两个行业都很忙,没什么闲工夫搞这些富豪俱乐部,大家什么时候看到任正非游走于各种论坛和富豪俱乐部呢?但只有华为这样的企业才是中国的希望。
中国学者需要先锋学者,而不需要极端学者,极端学者大多是知识太少的缘故。中国需要以公共利益为准绳来发言的知识分子,而不需要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张维迎等学者在政治上主张精英治理,反对民主;在民生上主张市场原教旨的小政府主义,反对公共服务型政府,这些不是社会进步的方向,不应该成为社会的主流。「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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