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制片人杨伟东先生就中国政治问题采访司马南笔录之十一
司马南：不知道哪个深刻的大人物讲的一句深刻的话：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人有自然属性，这是一种源自于本能的东西，但是自从动物社会脱离出来形成人类社会以后，就接受了一套不得不遵守的交往规则，经过历代演化就变成了大家约定俗成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道德文明。
文明用在具体的人和人的关系上，最高境界就是被称为“道德金律”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孔夫子讲的那套道德仁义原则。但是这事说来容易，真正实行却不容易。即便你做不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伤天害理还是可以做到的，这就是最基本的规则。我理解的人性，就是一个人在不损害别人的前提之下，可以有一点小的自私，但是大的过错、跌破底线的做法不可以有，否则就不称其为人了。
比方说这几天很热闹的肖传 国先生，如果方舟子骂你骂错了，你反过来骂他。可以理解；你反驳他，当然更可以理解；你告他，也是你的权利。但是花10万块钱雇凶，谴人长时间埋伏在方舟子家门口，扑捉机会出羊角锤袭击，这不行！这叫跌破文明的底线！
就一般人性而言，我们会把知识分子当作社会文明的一个晴雨表，把知识分子当作社会良知的代表，因为你知书达礼文而明之，接受过教育，是老百姓敬重的先生啊。但是，像肖传国先生这样的人，人性堕落，跌落到兽性、跌到黑社会了，如何教人尊敬你呢？
着实说来，黑社会也是有规矩的，骂了大哥也不一定要杀头的。
山东有一个高官，一个女人跟他睡了10年，老跟他要钱，于是他叫小舅子找了几个人，“遥控爆炸”把那个女人爆碎了。一个和台湾竹联帮有联系的大哥闻听之后，就非常愤怒：怎么可以这样做呢？黑道大哥也不可以这样做的，有人以为我们竹联帮、黑社会没有规矩，我们黑社会也是有规矩的。那个女人你可以不给她钱，你可以痛打她一顿、教训她一顿，但你居然把她炸碎了……怎么可以炸碎呢？
看看，这是涉黑道的大哥的朋友的说法。就是说，盗亦有道，连黑社会都不屑的做法，我们今天某一些人身居显赫高位差点当了工程院院士的人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来，就是没有人性嘛。
没有人性，那是什么？就是兽性。其实兽性还没有人性恶。兽是这样，包括高端动物都是一样的：为了维持生存我要吃掉你，但是我并没有额外的贪欲，我吃了你就完了，吃饱了就不再吃了，如果我是金钱豹、是老虎、是狮子，我把这个羊吃饱了就算了，但是我不会把这一片羊都咬死，然后每只羊只吃眼睛；我更不会把海洋中的鲸鱼全拉过来，给鱼的那个鱼鳍片下来，吃红烧大鲍翅。
今天某些人喜欢炫耀，以为自己的人性更高尚。你把鲸鱼鳍割下来，天天红烧大鲍刺，还有的身上穿那种特值钱的小貂皮，自以为高人一等，其实不见得就高尚了。人性的东西，不能用世俗的标准来理解，只能用一个标准，就是所谓的德行，对这个社会、对别人，对他人、对我们生物链、对这个地球到底构成了什么东西。
检验一个人人性还是不人性，赵汀阳的书里提出一个标准，叫做“可复制原则”。如果你认为你很人性，你认为你的德行很好，别人却未必感冒，检验这个行为人性否，你可以看看，这个行为可不可以复制，能不能够经得起复制。
假如一个行为可以复制，大家都这么干，对大家都有益，对社会很有益，至少无害，那就是人性的；假如你这么干了，别人也像你这么干，有人痛苦，他人受不了，这个地球就不能承受，那就是不人性。
按这个标准来检验，今天美国的汽车模式就不人性，中国今天发展小汽车，别看我们汽车现在销量、产量都是全世界第一，那也是不人性的政策。现在北京为什么这么堵？因为在学习美国不人性的产业政策啊，每个人开小汽车，路上堵的都是车，北京天天造桥、造路，但是赶不上车增加得快。据说开了小汽车就是现代文明，可是资源受不了，中国要大量进口石油，油价要涨，都像美国那样拥有大量的汽车，地球受不了，气候受不了，那么这个政策就是一个错误的政策。中国13亿人，在今天这样的资源瓶颈条件下，应该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事业，北京今年投入15个亿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事业，我觉得还不够，发展汽车你投的钱更多。
别以为那些吃香喝辣的，天天穿得柳绿花红，赶会泡吧高档会所一掷千金，动辄红烧大鲍翅的家伙比我们老百姓更人性，相反，白菜豆腐保护平安，平平常常的居家过日子，可能更秉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他们的生活模式中这里可能富含了体现了更多人性的具体内容。
司马南：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到1979年，对于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批判，今天看来值得重新做一个评价，但是我不同意张世英先生说的1949年到1979年是不讲人性的说法。
我们同样是讲人性的，但是刚才我所说的人性，对人性的那番解读，和张世英先生所说的在内容上不同质，是不一样的。这就好比都叫二狗子，叫的人可不一样，对不对？都叫张文革，叫的人可不一样，名字一样，内容是不一样的。
1949年到1979年的那个年代，人民政权刚刚诞生，在整个西方的强势包围之下，被打倒的阶级试图反抗，所有被推翻的势力都要恢复他们的天堂，在那个时候我们讲他们的所谓人性，就包含着不再坚持斗争，就有政权得而复失的危险。而被打倒的阶级，他们在台上的时候不讲人性，而被打倒在地，他们忽而讲起人性了，就是“我与你一样”了，怎么可能会一样呢？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全国还有一些地方没有解放，如果我们停止追击，湘西不再剿匪，西南不要解放，不要打过台湾海峡……是不是就人性了呢？国情十周年准备炮击天安门的特情小组，国民党反动派潜伏下来的天津站的李涯们，在周恩来出席国际会议时飞机安放炸弹的国民党特务，我们都不抓，是不是就人性了呢？
当然不是。共产党是不能讲这种“人性”的！革命者不能讲妇人之仁，我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讲阶级斗争，要把人民因为新政权的建立而迸发出来巨大的积极性、创造性调动起来，依靠有积极性的人建设一个充满进取心的伟大的时代。所以在那个时候人性不时髦，而讲阶级性、讲同志、讲建设社会主义奋发图强时髦。今天的理解，就叫代表先进文化。一句话，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是对的，有其历史必然性。
有一些小资，酸酸的知识分子，回过头来怀念人性。比方说《色戒》，里面那种对人性的宣传，有人说，要是在改革开放之前，那绝对是“汉奸文学”。《色戒》的调子，到底是不是汉奸文学的调子？我们今天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了，我个人认为，《色戒》所宣扬的那些调子疑似也汉奸文学。之所以疑似，就是因为讲人性——在日本人打进来对我族群进行“三光政策”，大规模地屠戮抗日军民的时候，你在后方与汉奸讲人性、调情。我说的对吗？电影里那个男人是什么人？个汉奸啊，历史上有名的汉奸啊，我们的媒体大肆宣传那一套乱七八糟的东西，不就是为了票房吗？那叫人性吗？我横看竖看那都像兽性。因为大陆几乎看不到这么多的床上的兽性，所以有的人买了票跑到香港专门去看那个兽性全版完整版。您说，该种人性是什么时髦的玩意吗？
至于你说的马克思讲共产主义就是人性的全面回归，不但如此，马克思还对做了进一步的具体阐述。马克思说，所谓共产主义，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不再依附于人，没有人压迫人，没有人欺负人，“每个人的存在可以是其他一切人存在的条件”——这条令人神往。
很小的时候，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主要是听一些简单的口号，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这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当然是有吸引力的。后来说“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我就觉得这个事行，有点意思，但不是特别地向往。
当我到了一定的年纪，阅读了《哥达纲领批判》，我才知道所谓共产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描述下，那是“一切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发展条件”的时候，我看了就拍巴掌，此等共产主义，才是我等向往之主义，是我确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社会主义信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拐点。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是社会主义者，是共产主义者，因为我们信奉的共产主义，就是包括您刚才所陈述的这样的“人性回归的主义”。
不得不在老板手下干活，那个老板居高临下，牛烘烘自大狂，这能叫共产主义吗？相反，假如那个老板跟我一样平起平坐，我与之享有平等的尊严，社会有基本的公正或完全的公正，这个主义多好！我不想压迫人，也不想欺负人，我对权力没有追求，恰恰相反，我骨子里有本能的社会主义平等观，我看他人受欺负我就受不了，我骨子里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也就是说，我是人性的。
今天对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妖魔化司空见怪，很多的共产党员已经羞于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了。一个国家伟大的历史叙事，已经失掉了政治目标感，只留下一些好好先生一样的哄人的话。像先生这样提出问题，把马克思关于人性的全面的回归作为共产主义的一个标志的有能力的思想者已经很少见了，所以阁下 点题我很认同。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有高度，给我垫了一个话，给我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我有机会来公开表达对共产主义的理性理解和深情向往，即对人性回归的深情向往，并借此机会澄清某一些人对于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之后那种蓬勃向上社会风气的诬陷。
最人性的社会，在未来，那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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