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也正名乎

到了今天，要像古代那样“去其史”几乎是不可能了。那么怎样才能达到上述目的呢？就只有歪曲其史，妖魔其史，让你觉得自己生来就是劣等民族，一身改不掉的“劣根性”，只能给“优等民族”提鞋，当“提款机”。你要是稍有不从，或者想要反抗一下，不但“国际社会”会视你为妖魔鬼怪，就连变身没几天的自己人，也会拿“五毛党”的帽子来压你。你说可怜不可怜！

至少在十九世纪之初，中国的国际形象还不是这样的。卢梭、伏尔泰、黑格尔等许多西方启蒙思想家都对心目中的中国赞美有加。尽管这些赞誉中有着很多主观成分，很多道听途说、只鳞片爪，但反映了当时，以金融和战争起家的西方资本主义，在人文主义思想家眼里，是野蛮的，是落后的，是不具备合法性的。

资本主义从不入流到成为普世价值用了长达一百年的时间，在一代又一代灿若繁星的西方思想家行列里，贡献最大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尼采，另一个是马克斯·韦伯。尼采颠覆了之前思想家的人文主义理论，宣扬“强力意志（will to power）”，认为资本尽管确如马克思所说是“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但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指责的”。这就为资本的剥削和扩张找到了理论支持。

尽管尼采声嘶力竭地为资本喝彩，可他的“上帝已经死了”过于惊世骇俗，因而资本家们只敢暗地里鼓掌，却不敢公然叫好。因为无论是从哪个方面来看，资本主义都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传统，要想和启蒙阶段的人文主义叫板，就要从思想理论上找到基石。而马克斯·韦伯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的圣人，就是由于他从基督新教的高度，为资本主义找到了道德制高点和宣扬自己优越性的思想基础。

资本主义发展到二十世纪初，早已不再是卢梭、伏尔泰眼中的“问题少年”，而是长成粗胳膊大腿的青壮年了。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战争能力，都已所向无敌，但心理阴影犹在，那就是由于血统导致的合法性问题。特别是英国，都“日不落”了，怎么还能说是“野蛮黑暗”呢？这就像成功后的曹操，总被人指来路不正——乃父不但曾经认宦官作父，而且爵位很可能还是买来的。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其实比经济和军事上的胜利更重要。“必也，正名乎！”资本主义正在蒸蒸日上，当然不甘心像印度的首陀罗那样，挣了再多的钱，见到婆罗门都要下跪装孙子。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家谱”。同样是曹操，你不是说我来路不正吗？那我告诉你，我的高祖是汉初名相曹参，比你们高贵多了。其无耻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冒充“汉景帝阁下玄孙、中山靖王刘胜之后”的刘备。这个完成了为资本主义“改家谱”重任的人，就是马克斯·韦伯。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马克斯·韦伯将现代文明的实质称为“宗教的理性化”。到了今天，这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权威论断，也是西方对中国居高临下心态的鼻祖。他的观点来自于一个古怪的发现：由于北欧的清教徒受读写能力和文化程度所限，不能阅读《圣经》，于是转而把经营生意和日常生计当做上帝交给的“任务”（天职）去崇奉。经营生意成了念经等宗教活动的替代品，结果从中产生了“资本主义精神”。但是，这个论断本身并不能证明欧洲的优越性。为了从根儿上颠覆卢梭、伏尔泰的“欧洲黑暗论”，就要把卢梭、伏尔泰证明欧洲黑暗的样板——中国请下神坛。这正是马克斯·韦伯的另一篇名著《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所要完成的使命。
然而正是这样一部被当代资本主义奉为“新圣经”的名著，却充满了想当然和歪曲污蔑。这一点在正直客观的西方学者那里从不讳言，但是在西方主流渠道内却鲜有人提，原因就在于它把道德、科学、市场、自由等好的字眼儿都和资本主义划上了等号，是资本主义优越性和价值普世性的理论基石。拆除了这块基石，资本主义道貌岸然、唯我独尊的巨幅雕像，也就濒临垮塌了。

马克斯·韦伯理论中的谬误，早就为一些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指出，其最主要的阐述约略如下：

首先，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的一切解释，都离不开西方“精神”与生俱来的优越性。之所以必须把这种优越性定义为宗教和精神上，而非物质和经济上的，恰恰是因为一方面在十九世纪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都处于物质匮乏的状态下。另一方面在发现新大陆之前，欧洲在地域上一直是狭小和分散的。说白了就是“暴发户不如破落贵族”的心理在作祟。

其次，新教伦理并不必然导致贸易和借贷，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雏形和原动力，同样也就不是导致地理大发现的精神依托。毋宁说正好相反。反倒是中国，这个被形容为封闭守旧的国家，在十九世纪以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充当了亚欧大陆和海上贸易的发动机。

再次，新教伦理与科学也是背道而驰的。推动欧洲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是连绵不断的战争。同时这些科学技术也并非欧洲人天才的大脑所独立发明的，而是大量借鉴了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甚至是土耳其等东方民族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成就。这一点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专著中有过详尽的介绍。那些声称“理性与科学和资本主义一样，是上帝赐予的礼物”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是想在发达之后对之前侵犯其他民族知识产权的行为的抵赖。

又次，马克斯·韦伯一方面把新教定义为西方文明的本质，另一方面又把儒教和道教定义为中国文明的本质，从而把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作为整体对立起来，开了简单化中国文明的先河。比如，他把儒教贬低为利禄之学，把道教指斥为巫术，这不但表明他对儒教和道教的基本概念全无了解，同时也就对儒学和道学相互渗透，并最终结合为理学、心学的事实缺乏起码的认知，因而也就更是对中国古典世界观与现代科学之间的关系缺乏必要的深究了。而在最后这一点上，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老子》一书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

最后，与马克斯·韦伯“儒教反自由”的判断相反，个人意志和“良知自由”的思想，是宋明心学的核心。王阳明指出，没有良心和良知的自由，非但不可能有独立自主的意识，也就不能正确地认识事物，更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这种“贵我”、良知自由的论断，不但比黑格尔对“精神自由”的论述早了三百年，而且在自由主义思想泛滥的今天，显得尤为精辟和深刻。

因此我们说，正是由于有了马克斯·韦伯这番“天才的创造”，西方才在不到一百年前彻底找到了证明其出身高贵的“伪家谱”，从而把偶然和肮脏的发迹史，描绘成上帝的特殊宠爱。基于这种“扭曲的心态”，他们把西方的历史称作了“世界史”，把哥伦布等人的“循规蹈矩”称作了“地理大发现”，把从东方文明借鉴来的数学、天文学、物理、化学等文明成果称作了科学技术上的“文艺复兴”，把几个巧取豪夺的强盗国家称作了“国际社会”......换句话说，西方文明之外无文明，西方学术之外无学术，西方道义之外无道义，西方真理之外无真理。通过近一百年的自说自话，彻底把假话说成了“剽悍”的普世真理。

庞朴先生曾经辛辣地指出：“我们中国现在老老实实地用国际公制，什么公斤、公分、公升、公里——可能只有中国人和法国人这样——英美他们才不管你这些，还是用他的英磅、英寸、英里、加仑。他们怎么就那么理直气壮啊？所以啊，至少在这方面，需要和国际接轨的不是中国，而是英、美这些国家。”李零先生在《学术科索沃》里揭露和批判的，也正是这种笼共“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的队伍，就敢指手画脚地冒充“国际学术界”的不正常现象。更何况他们所指斥的，还是我们中国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研究。这手就伸得未免太长，而态度又未免太霸道了。

很多中国人愿意相信这些，在中国就有很多马克斯·韦伯的信徒，他们愿意把中国一百多年来的民族屈辱，都归结为我们的文化不如人，我们的性格有劣根，以及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辉煌灿烂文明的中国人，一直是处在黑暗残酷的专制主义之下，忍受着先进民族所没有忍受过的厄运。他们愿意这样想也无可厚非，可有人不愿意这样想更不是什么“罪”。历史就像是个钟摆，一千多年摆在中国这边，有个一两百年摆到西方那边去很正常，那么接下来再摆回中国这边，友邦大可不必过于惊诧。

中国如今也在蒸蒸日上，有个自己的尼采或者马克斯·韦伯出来正本清源，把改乱了的“家谱”再改回来，有什么不可以的？何况我们有理有据，比马克斯·韦伯的杜撰强多了，为什么非要塞给人家五毛钱，不按你的标准就不行呢？

海外华人同其他少数族裔不同。其他族裔可以全身心地皈依西方，而华人不行，因为后面有个中国。黑人拷贝点文件顶多是个经济案件，而华人一定要被指控为中国间谍。这就是区别。离开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正名，华人的地位永远不可能雄起。所以，在妖魔化了中国这么久之后，有一点妖魔西方的言论也没什么，这就叫“中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