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看到了46年前的一篇文章，是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写的，叫谭显彬，从字里行间推断，当年他28岁（十年军龄），如今已是74岁的老伯伯了；彼时他是成都军区的汽车兵，如今他该在家里含饴弄孙了。为什么从故纸堆里把他的文章刨出来呢？原文精彩！不排除有笔杆子帮他，但开大卡车的种种细节和体会，却不是办公室里可以胡编乱造的！其中一个细节，岂是笔杆子能编出来？谭显彬说：“有一次我开车快要到一个巷子口，忽然从巷子里滚出一个小皮球，当时我马上想到，后面可能跟着有人，于是迅速地把车停下来，刚把车停下，果然从巷子里跑出一个追的小孩来。事后，我由皮球联想了许多，想到铁环、水果等东西的后面，都可能跟着有人……”嗯，玩具后面的确跑出来了小孩！
如果谭显彬今年74岁，那么他应该是1937年生人，从他文中“巷子”、“二杆子”、“红苕”用词判断，应该是四川人。这个在新中国成立时已经12岁、于1955年参军的四川老兵，在文章里以汽车为坐标，进行了纵向对比：“比如同一辆车，在解放前，车还是新的，可老是出事；解放后，车旧了，反而不出事或者出事少了，为什么？是人变了。解放初期，大修一次车只能跑八千公里，后来大修一次能跑五万多公里，为什么？也是人变了，是开车和修车的人都变了。行车中的事故也是同样的道理，很多事故的发生，都是在人不在车，有时看来是机械事故，但背后站的是人，归根结底是人的思想出了事故。所以说，开车靠人就是要靠人的思想好，要凭政治开车，开政治车。”
“哈哈，你看他说‘开政治车’哩！多么“左”啊！”
南方系会这么说。
咦？谭显彬明明先说 “开车靠人就是要靠人的思想好”的哟，怎么到了南方系眼里就变成选择性失明了呢？
共所周知，南方系最讨厌群众“讲政治”，好像群众一讲政治就是“左”，那个老老实实的兵哥哥能“左”到哪里去？如果今天的司机们都能做到他那样“靠思想好的人开政治车”，我们还巴不得呢！动车啊校车啊就不会翻了不是？
“人的思想好”很重要！“思想好”不能曲解成“毛左”，是指人的品格、感情、道德、价值观等一系列综合素质。
记得有一次采访的时候，湖南溆浦公安局的一个治安股长对我说：“一次治安事故死亡的孩子其实比一个刑事案件中死的孩子多，”他伸出两只拳头，“要治安、刑侦两手都抓紧才成！”他举例说，某小学茅坑的木板断了，三个女孩子掉进去淹死了；某渡船翻了，十几个放学回家的小学生淹死了！“不能重刑侦、轻治安。”他充满感情地、急切地说。
现如今距谭显彬写文章已经46年零6个月了，距治安股长说“两手抓”也很多年了，江苏等地发生的校车事故，既涉及开车又涉及交通安全，别说小皮球了，小皮球的主人都没命了！悲摧啊，开校车开得影响了稳定，这不是“政治车”么？
难道是因为我们变得包容了么？变得能包容“思想不好”的人开车了么？这不是等于承认“归根结底是人的思想出了事故”么？
说事故就来了事故，12月16日看北京卫视看到一起事故：在加油站，前车加满，司机刚刚坐进车里，后车就跟进了，结果把加油员活活挤在两车中间，造成其腿部骨折！交警分析事故原因：后车司机光看前车司机要走，根本没看近在咫尺的加油员！
见物不见人啊！
交警还举例，有的司机加满油后就启动，连油枪都没拔！心中只有自己发财，哪管他人生死啊……
谭显彬的文章继续说：“毛主席讲打仗的文章，讲进攻有革命精神，讲退却也有革命精神，退却是积极的，是为更多地消灭敌人”，进而他分析到：“我们应以爱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为前提”，“谁让谁？应该是互相让，自己多让；你有理，加上多让，就更有理了。没有让的思想，往往会从有理变无理，这就涉及对人民负责和思想修养的问题。”
如果提炼谭文的主题词，那么将会是“毛主席”、“人民”，把毛主席和人民联系在一起，不是谭显彬的首创，《东方红》里就反复出现这两个词，再就是“党”和“我们”。别忘喽，这原本是李有源创作的陕北民歌哟。
谭显彬的文章是“中三十年”的产物，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呢？孔庆东在《想念父亲》时形容了那个年代，“一个基层的工人，能够跟他的一群狐朋狗友，几十年沉浸在这种生活里——强大的国家，平等的社会，稳定的收入，纯朴的人情。你就不能不承认，那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平民百姓的幸福时代（《无限江山》第152页）。”我们这些公安战线的后生晚辈也曾羡慕过五十年代北京“玻璃板、水晶石”般的治安环境，可部里的老公安说，回不去啦，时代发展啦！人财物大流动啦！
的确，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谁都明白“回去”是不可能的，但能不能做到螺旋式上升呢？当然有可能而且有必要！要不中央怎么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安管理呢？
关键在人。
谭显彬从滚出的小皮球想到了人，认为人是第一可宝贵的，故洞察到：“在城市行车，与行人关系很密切。我便经常有意识地去观察行人的情况，看这个人，是有事还是在散步？是刚从乡下来还是常住城市的？是在考虑问题还是在赶路？是二杆子脾气还是不懂交通规则？……比如遇到正在考虑问题的人，我在比较远的地方就按喇叭，决不到他跟前的时候才按喇叭。到他跟前按喇叭，他猛一惊，就会着慌，不知道向哪边躲才好，结果，人躲车，车躲人，躲来躲去就可能躲到一起，发生事故”，如此体察细微，难道不是人性在闪亮吗？
滴水映日，谭显彬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他的“靠思想好的人开政治车”如果“翻译”成今天的话，相当于：“办事讲良心”，“守住道德底线”。而 “办事讲良心”如果“翻译”成大众当年学习《老三篇》的体会就是：“用‘完全’、‘彻底’两把尺子，来衡量你‘为人民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八零后、九零后甚至七零后可能要问，啥叫“完全”、“彻底”？咋又成了“尺子”了捏？
毛主席的原话是：“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见毛泽东选集《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时代的我军一个普通司机，都能对人、车、路进行哲学分析，提出“车是人开的，出事故是人通过车造成的，所以不重视了解车的构造、性能，不好好学习开车技术也是不行的。思想再好，技术不好，也开不好车”的辩证观点，《人民日报》还号召“各个战线的同志们，都能像谭显彬一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总结自己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无数像谭显彬那样的工农兵学商把“完全”、“彻底”作为标准“提溜”出来，当作尺子来衡量自己思想觉悟之高尚否、道德底线牢固否，倘若做不到，会很惭愧。
这种广泛的自省，正是南方系很厌恶的“思想改造”，恰恰是当今最缺少的，人人早上醒来后就是想着如何挣钱、个个晚上睡前就是想着自己如何委曲，更有甚者，小算盘打得震天响，人生完全是为着个人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币服务的。有学者分析当今青年教师时，作了一个相当冷峻的结论：
“一方面，他们追求更为实用的科技技能（如拥有多类资格能力证书），敢于展现自我，渴望自我价值实现；另一方面他们又关注自我，一切努力都围绕着是否有利于个人职称晋升和职务升迁，谋求‘工具合理性’。他们不是老一辈那种理想的、奉献型的群体本位主义者，而倾向于务实的、功利性的个体理性主义者。”我实在不明白“群体本位主义”、“个体理性主义”是指啥？我觉得应该是指“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吧？
青年教师倘如此，遑论社会上的芸芸众生。
这令我想到前些日子到贵州遵义采访公安部挂牌督办的特大拐卖儿童案。别的先不讲，单讲一讲此案犯罪团伙的成员构成特点。在地域上，除了实施拐骗儿童的“一拐（拐出）”是遵义籍，其他“二拐（中转）”、“三拐（拐入）”为陕西或河南籍；在职业上，除了“一拐”是城里无业人员，“二拐”、“三拐”，乃至“四拐”均为农民；在年龄上，所有拐子均为中老年人，且多为有前科者。这时我就在想啊，要是人民公社还在，如果党的基层组织还健全，这些文革结束时还是二、三十岁青年的人们，他们能在后半生“发展”成犯罪嫌疑人吗？
这些人的前科，多为“放飞鸽”，即骗婚。这是一项古老的犯罪，我在插队的时候就听村里老人们讲过，还知道村里有一位老大娘就是“放飞鸽”时没有按骗子的指令办留下的，骗子先让被他们拐来的姑娘嫁到某个光棍家，从中赚够了聘礼，然后于婚礼后的某天清早，在姑娘挑水的井里放上两种草棍儿，草棍儿的数量就是让她于几天后的几时出逃的命令，骗子们会在村口接应……
如今方便了，用手机就可以发指令了！但新时期的骗子们通过痛苦的牢狱生活，认识到“放飞鸽”容易败露，于是汲取教训，“改革”了，改成拐卖儿童了！此案涉及的儿童都在三、四岁左右，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刚刚学会生活自理，既能与成年人吃同等食物，又不容易生病，还没长记性，是人贩子眼中的“上等货色”！
这些爷爷、奶奶级的犯罪嫌疑人，把人家的娃娃不当人而当成货物，良心上丝毫不受谴责地将被拐儿童产、供、销“一条龙”地一拐、二拐、三拐……然后喜笑颜开地数钱数到手软！
如同吸毒者是贩毒者的“市场”，收养被拐儿童的养父母就是人贩子的“市场”，这另类的“市场经济”像一只无形的手，指挥着被拐儿童的数量及去向，在公安机关解救时，养父母们会声称自己不知道实情，或说，孩子是因父母离婚没办法养活才卖的；或说，孩子的父母全都死了；或说，孩子的父亲嫌是个“不带把儿的”不想要，等等。有的还恬不知耻地说“我们这里生活水平高，孩子从穷山沟到这里是享福！”
放狗屁！正如贵州省公安厅女刑警邓俊副处长说的：“妈妈再穷，早上也要煮一锅饭放在那儿给孩子吃!(法律用语规定)叫什么‘养父母’？我(从感情上)不同意这么叫，谁养不起孩子啦？要你养？伪善!”
有人以爱的名义，伪善地活着；有人以官的身份，伪善地捞着；有人以普世价值的名义，伪善地“民主”着……
所以当我看到解放军谭显彬写的“我由皮球联想了许多，想到铁环、水果等东西的后面，都可能跟着有人……”这一段时，百感交集！
有人说现在也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倒没有那么“悲观”，我认为是中华民族最清醒的时候。前三十年、中三十年、现三十年，对比着看，对比着想嘛！还得境内外、东西方对比着看、对比着想嘛！
那么是不是否定危险的存在呢？不！危险是存在的！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到“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了嘛！如何化解危险呢？谭显彬46年零6个月前就说过：“遇到危险的时候，千万不能有‘没法了’的念头，有了这个念头，就在危险面前失去了主动性，应该沉着地、谨慎地克服险情。”当然，他说的是开车。
有了主动性，具体操作上怎么办呢？谭显彬说：“应付突然情况的根本办法，是努力学习政治，提高思想觉悟，加强责任心和防止事故的警惕性，而不把克服险情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方向盘和刹车上。从根本上说，要依靠人，方向盘和刹车只起工具的作用。”显然，他说的仍是开车，但谁又能说以上两个观点不对“宏观调控”有作用呢？
倘若所有对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有责任者，能用完全、彻底两把尺子作为工作标准就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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