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桂廖晓评论：李敖 不怕孤立，才有独立

湘桂廖晓评论：李敖 不怕孤立，才有独立　　

李敖 不怕孤立，才有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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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    文章发于：    点击数：131    更新时间：2011-11-23 　　

       林希翎到台湾来，正赶上选举期间，台湾党外政客们，千方百计利用她助选。林希翎气势第一流、口才第一流，所向披靡，不可一世，显然的，那是一次成功之旅。唯一失败的，大概是她想见李敖却没见到。林希翎气得跟别人骂我“有臭架子”，后来写信给我也骂我“有臭架子”，她骂得很对，我的确“有臭架子”。基本上，我不太喜欢见人；基本上，我很难看得起人，我自视甚高并且全神工作，自然也没多少见人的心情与时间。偶尔有见到我的人，他们又往往先经过我那黄石公式的考验，才能见到我，这样悬格甚高，自然架子之臭，也就不在话下了。　　

　　奇怪的是，我自己不但“有臭架子”，还欣赏许多“有臭架子”的怪杰，从古代的严子陵、狄阿杰尼斯（Diogenes），到现代的李鸿章、戴高乐（de Gaulle），我都一体注目，这些人或傲同窗、或傲王侯、或傲洋鬼、或傲政客，总之多是“青山当户、白眼看人”的气概，他们在泯灭个性的环境中，强烈表现出一己的个性，真是大丈夫。这种气概，正是孟子所说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他们这些人，不论得不得志，都不失掉自己的独立气概，这是他们人格上的最大特色。　　

　　我常常想，究竟是什么力量，能使这些人保持独立气概，而不取媚于当世、苟同于流俗？是上帝吗？不是，靠上帝的人还谈什么独立？是良师益友吗？也不是，靠师友扶持的人，也算不上什么独立。真正独立的力量，其实是内发的，它的基点非他，纯粹就是自己。自己清醒的知道：自己的独立，绝不靠别人，别人的掌声也好、叫骂也罢，其实都是浮面之物，正像庄子所说的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境界。自己的独立所靠的，其实是一种单纯的心理准备、一种单纯的信仰，那就是：“不论得不得志，我都不怕孤立。”　　

　　古往今来，多少志士仁人，最后都毁掉了，随波逐流，失掉了自己，原因不在他们不优秀，而在他们怕孤立。为了怕孤立，该说的，他们不敢说，为了怕得罪人；该做的，他们不敢做，为了怕独居牢。他们渴望活在同志里、群众里，名为合群，实为自丧，沦落到这种地步，自己就只会做秀（show）、不会做人了，这种人，只是群居动物，不再是特立独行的人了。我做预备军官排长的时候，我们的副连长连上厕所大便都要找人陪他，理由是他怕“孤立”，一个人，活到这样完全丧失了自己，也太妙不可言了。　　

　　真正的志士仁人，他们为了不丧失自己，往往甘于在草泽、在沟壑，而不求闻达——不求屈己的闻达。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宁愿给人磨眼镜片度日，也不愿去做大学教授营生，为的就是要有批评皇帝的自由；陈独秀宁愿去做出狱后的隐士终老，也不愿归队去做共产党的元勋复活，为的就是要有批评政治的自由。一九三七年，在他出狱后三个月，他写信说道：　　

　　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的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　　

　　“我绝对不怕孤立”，这是何等大儒的气概！又是何等犬儒（cynic）的气概！　　

　　勃朗宁（Robert Browning）在《科伦布的生日》（Colombe’s Birthday）里，曾提出“孤立者强”的启示（When is man strong until he feels alone）；易卜生（Henrik Ibsen）在《人民公敌》（The Enemy of the People）里，也曾点破世界上最强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的真理（The strongest man on earth is he who stands most alone.）。真正的志士仁人，必然清醒的知道他该走哪一条路，不怕孤立，才有独立，乃是他宿命性的选择。大丈夫夷然而做这种选择，吾道必孤，不亦强乎？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在台湾写　　

　　希翎：　　

　　你来台湾时，对你前呼后拥的人，如今利用完了，都不理你了，唯有我这位当时“有臭架子”的人，今天很义气的支持你，并鼓励你做“逐臭之夫”。这篇文章虽然不长，但它表达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信念，弥足自珍。如今写下给你，愿共勉之。　　

　　李敖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斯宾诺莎陈独秀勃朗宁　　

关键字： 孤立 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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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桂廖晓评论：有点意思！！　　

我想，人活在世上一回，主要不外乎两项，即一、做人；二、做事。　　

此两项，如将其分开来看，则必需首先做好人，即大众至少不强烈反对之人；其次则是做好事，同样是做大众至少不强烈反对之事。当然，人的一生中，做人与做事，实际上是在相辅相成、互相融合促进中成长的。　　

的“不怕孤立，才有独立”此文中，则有着“为了独立（孤立）而独立（孤立）”的强烈意味。在我看来，这实际上可以形象地比喻为十五六岁少年“逆反”心理的“成人化”。也就是说，即便人已经长大为成人了，心理依旧处于“少年”状态而未成熟。　　

这可以即可从的“真正独立的力量，其实是内发的，它的基点非他，纯粹就是自己”看出来，也可以从所欣赏的“现代的李鸿章、戴高乐”看出来。如果说戴高乐还可认为是一“大丈夫”，把李鸿章也当作一“大丈夫”，则显然是会受到大众强烈反对之事了。李鸿章如果真如所说有“自己的独立气概”，就应该宁可不做官也决不能卖国。当然，如果李鸿章真有比较成熟的“自己的独立气概”，那还应该借用手中的权力起来造反才对。因为卖国，不仅仅是把自己后辈的生存基础，同时也是把中华民族的生存基础给断送了的事。此二者都可看作为是少年“逆反”心理的典型表现。另一典型表现就必需说到“后辈”的问题了。从最彻底的“私”来说，自己的后辈都不能说成是“自己”，更别说他人的后辈了。由于十五六岁少年自己都尚不成熟，就根本不可能去考虑“自己后辈”问题，所以，有少年“逆反”心理之人，其一典型表现就是决不会考虑“后辈”问题。　　

说“古往今来，多少志士仁人，最后都毁掉了，随波逐流，失掉了自己，原因不在他们不优秀，而在他们怕孤立。”这可就极不妥了！！这世上任何一个人，除非他把自己当作了“神”，或者活在自己打造的“真空”中，都是不可能认为这世上“纯粹就是自己”的。因为所谓“做人与做事”，本质上都是为了他人（或社会）而做的。否则就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了。例如，发出此文就是为了让他人看的，否则为何要发？？那么，什么样的人能够称为“志士仁人”呢？从历史与发展的观点来看，显然，理应只能是得到大众认同的人和事。又因为一个人的一生中，可以只做一件事，也可以做过许多件事。对于做过许多件事的人来说，这其中就可能有得到大众认同的事与反对的事，这人都做过。这时，评价此类人是否可认为是“志士仁人”，就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了。中国古人对此早有认识，因此才会有“盖棺论定”一说。......　　

说“真正的志士仁人，他们为了不丧失自己，往往甘于在草泽、在沟壑，而不求闻达——不求屈己的闻达。”这话就说得不准确了。其原因可能是对“闻达”的概念不清楚；或者是缺乏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法所至。“闻达”这概念在古代主要指向“做官”，有名言“不求闻达于诸候”为证。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闻达”这概念的诉诸对象就逐步可以区分为“诸候”与“社会、人民”完全不相同的两类了。例如，“四大名著”的就是“闻达”于“社会、人民”，并不是“诸候”；又例如，从陈胜吴广到历朝历代的农民大起义的领导人们，就是（首先）“闻达”于“社会、人民”，并不是“诸候”。实际上，如所说的“往往甘于在草泽、在沟壑，而不求闻达”，按照如今观念说来，就是“闻达”于“社会、人民”，并不是“诸候”的原始形态。道理极简单，如果他们没有“著名”作品通过“社会、人民”的选择留传于后世，那么，他们的名字就都无从知道，何谈“闻达”？？谁“闻达”？？之所以说是“原始形态”，是指当时的这些“著名”作品，并不能给其带来收入、待遇等而言的。　　

至于“斯宾诺莎、陈独秀、勃朗宁”们的做人做事原则，就比较复杂了。即涉及到社会进步和人民选择问题；又涉及到人由少年到成年后是否考虑“后辈”问题；还涉及到人生一世的“价值”和“主义”问题。如所述，斯宾诺莎“要有批评皇帝的自由”；陈独秀“要有批评政治的自由”。这些都仅仅属于社会进步中的言论自由是否得到允许的问题。此类问题实际上仅涉及到促进社会进步本身的形式，并不涉及到促进社会进步本身的内容。而真正的社会进步主要是由内容推动的！当社会是进步而不是退步时，这些问题也就不再成为问题了。但这里所说的“批评”，是建立于“讲理、有理、合理”基础之上的批评，而绝不能是胡说八道！！　　

实际上，所说“真正的志士仁人，必然清醒的知道他该走哪一条路，不怕孤立，才有独立，乃是他宿命性的选择。大丈夫夷然而做这种选择，吾道必孤，不亦强乎？”此处所说的“清醒的知道他该走哪一条路”，实际上就是此人事关其“人生一世的“价值”和“主义”问题”。这个问题，对于现代绝大多数人而言，还涉及到一个是否意识到、认识到此点的问题。当然，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现代社会中认识此此点的人会越来越多。这正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觉醒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还涉及到了人民选择问题与“后辈”学习和继承问题。　　

前面说过，什么样的人能够称为“志士仁人”呢？从历史与发展的观点来看，显然，理应只能是得到大众认同的人和事。　　

所说的“陈独秀宁愿去做出狱后的隐士终老，也不愿归队去做共产党的元勋复活，为的就是要有批评政治的自由”。这只能说明陈独秀事实上是在其人生道路上倒退了！！从原来“争主义”－＞“有主义”－＞“有组织”－＞“有行动”，又倒退回到“争主义”了。这有当时的共产党人所做的事，正是得到大众认同的人和事为证。当然，如果陈独秀当时倒退回到“争主义”，并且能够以行动证明其“陈独秀主义”比当时共产党的“主义”更好，也行。但事实证明没有得到当时的人民认同，也就是说“陈主义”是没有用或行不通的。那么，陈独秀就应该再回到当时共产党的“主义”中来，同做得到大众认同的人和事。否则，其“陈独秀主义”就如“永动机主义”，无论陈独秀如何说自己思想“独立”、不受“命令”、不怕“孤立”，这时的他也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志士仁人”，或者只能算一个“过气了的志士仁人”了！　　

这时的陈独秀，绝不认为是什么“大儒”，而只能认为是一个大时代的落伍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