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公有制不仅是一项实现共同富裕、带给广大人民群众福祉的根本制度，也是一项能带给大多数人真正充分的民主和自由的根本制度。不管我们对过去实行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误有多么的不满，不管改革如何进行，我们始终都应该坚定这样的信念：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是人类的伟大创举和实践，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潮流的；公有制应成为我们毫不动摇的基石，它比任何短暂而虚幻的金钱和福利都要来得长久和实在；能否拥有和保证这一根本制度，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民群众自己！
从红歌会说开我们的改革
原先，我以为红歌会发源于重庆，因为是重庆的“打黑风暴”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才使我留意到了重庆的“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后来，我才知道中国红歌会是江西卫视原创并于2006年开始举办的大众歌手选秀赛，就象快乐女声、青歌赛等一样，是一档大型选秀电视直播节目。但和那些以流行与时尚为主的选秀节目有所不同的是，它是以优秀的红色经典歌曲为主，这就在客观上暗合了当今中国社会一种纪念、追忆与反思的潮流。也许这种潮流最初的萌芽是《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的重新排炼和演出吧，所以我等追求文学艺术丰富多样化的人不以为然，也就很少关注它了。
2011年夏天在重庆举办的中华红歌会，竟然邀请了美国的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看来基辛格博士不仅是一个思考美国命运同时也是一个思考当今世界与人类共同命运的政治家，这使我颇感好奇地观看了这场红歌会的电视直播，还真别说，我感到了一种多年不曾有的振奋与激动：那光辉的历史、美好的理想、崇高的追求，尤其是那气势磅礴的多声部大合唱所迸发出的激越、震荡、和谐、集体的合力与共鸣，不由使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于是，我明白了红歌会现场为什么常常会有人泪流满面，明白了许多城市的社区为什么会自发地组织起来搞合唱活动，因为在合唱团里，成员们通过合唱能达到圣洁、和谐的群体效应而形成一个相互关心与扶持的群体。我不知道没有唱过大合唱的人是否能够体会到合唱艺术的这一魅力？
然而，也许正是红歌会这种独特的艺术魅力所带来的效果与当今主流社会金钱至上、狂热追逐个人利益而不惜损害大多数人利益的价值观相抵触，所以，引起了一些人深深的忧虑与不满。他们指责唱红歌是对极左的怀旧，是企图回到“文化大革命”，是试图否定改革开放搞倒退。
其实，要我说心里话，“文化大革命”这一事物在客观上来说就像资本主义的经济大危机一样也造成了经济的停滞，但在目前要正确评价它的话，历史的时间跨度还不够，所以我们只能尽量一分为二的去看待它，吸取它有益的一面，摒弃它有害的一面，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至于说“是试图否定改革开放搞倒退”则有点杞人忧天了。今天的互联网是如此的普及，受过大量教育且拥有学识的人又是这样的广泛，对待世事的看法，人们心里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一杆“秤”。不管你是属于哪一个阶层，我们都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确实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是同时，中国的社会也积累了很多的问题，如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污染严重、社会风气恶化、道德观念沦丧、犯罪率上升、腐败难以遏制、食品安全事故层出不穷、人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指数下降、年轻一代生活压力加大等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历史遗留的，但更多的是伴随着改革发展而新出现的，而且它们的矛盾在加深，冲突在加大。面对这样一种有可能危及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状况，难道我们不应该有所改革，有所变化革新吗？
也谈“摸着石头过河”
谈到“改革”一词，我们的一些人总是僵化教条地理解它，认为就是对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所有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改革。这是极其错误的！事实上，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推动改革的时候，面对当时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到底应该怎样改？尤其是到底怎样改才能更好更快地建设社会主义？他们还缺乏成熟的理论，就是到现在我们也还缺乏。但他们基于自己大半生所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为了让祖国富强起来、让大多数的人民都过上美好幸福生活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崇高目标，所以把它列为了改革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而写进了宪法，其它的便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了。既然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我们就应该始终以发展的观点与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态度，来认识、对待与进行我们的每一步改革。
我们之所以要“摸着石头”来“过河”，就是怕湍急的“河水”把我们冲走，不但过不了“河”，反而被“河水” 吞噬了，就像前苏联的解体那样。由此，我们便可以形象而又直观地看出这些年来“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所出现的最大问题就在于：虽然宪法给出了“过河”的目标和“摸着石头”的避险原则，但是它却没有给出维护“过河”和“摸着石头”的一些必要的措施和纪律，更没有培养民众自觉维护宪法的意识。以至于一些自信自己本事好会游泳的精英人物便认为“摸着石头”是多此一举，于是便松开了“石头”而一时游在了前面。游着、游着，他们不仅听到后面有声音喊：“喂，前面水性好的别游那么快，回过来照顾一下后面的，大家一起共同过河”，而且他们看到河对岸的景象不过是一片鲜花盛开的桃花源和谐世界。这时，河的下游又传来一个巨大的声音：“欢迎有本事的成功人士前来我们天上人间享受你们不曾体验过的人生幸福和快乐”。这是从停泊在下游的一艘豪华邮轮的扩音器中发出的声音，听到这声音，联想起平时电视电影中看到过的西方世界那梦幻般的生活，前面的人便毫不犹豫地朝它游了过去，后面的许多人一看，不信自己的本事就比别人差，不会不成为成功的人士去享受那高人一等的人上人生活，于是也纷纷松开了手中的“石头”……而下游的水更深，邮轮能容纳登船的人数也极其有限，因为人类社会的富人俱乐部成员从来就没有超过20%，所以大多数松开“石头”放弃“过河”而转向下游深水区邮轮而去的人们将劳而无功甚至沉溺“河中”的悲惨结局也就不言而喻了。这不正是这三十年来我国由改革开放之初的“千军万马纷纷踊跃下海经商”到后来经久不息的“公务员热潮”、到渐渐地就有“很多人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到慢慢地“很多大学毕业生也开始找不到工作”、甚至连一度在普通百姓面前强势的警察也渐渐地在富人面前失去尊严等等这些社会现象的真实比喻和写照吗？
就在这迷茫、忧郁而又焦急的时刻，笼罩在雾都上空的浓雾散开了，“重庆模式”显现了。说起“重庆模式”，其实比它更早的还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与地方，那就是位于河南省临颍县城南隅的南街村。为了更清楚地看清“重庆模式”的真实内涵及其代表性，我们先来看看大寨、小岗、南街、华西这几大中国名村这些年来的发展历程与时代背景，自然就会对这些年来我国的改革产生一些思考与认识。
大寨旗帜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化时期，全国农村 “农业学大寨”。其实学大寨并没有错，只要将大寨的前后状况做个对比就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解放初期，被当地歌谣形容为“扛长工，没铺盖，卖儿女，当乞丐，有女不嫁穷大寨”的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全村仅有700多亩地，却被各个“梁、沟”分割成4800多块这样一个“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貌特征；全年无霜期只有5个多月，亩产量只有七八十斤；十年九旱，下场急雨地冲光。其自然环境之恶劣可想而知。但就是这么一个穷山恶水的地方，后来却造出了能与当今著名的元阳哈尼梯田相媲美的旱涝保收的“海绵梯田”，跨过了令当时的“江南”也难以实现的亩产千斤关。在中国农业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寨不仅没有人挨饿，反而每人向国家上交余粮400多公斤。特别是在1963年8月，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山洪冲垮了大寨村60%的房屋和一大半的梯田。面对如此大的灾害，陈永贵和大寨人拒绝了上级所有的援助，并且还向国家提出，遭灾之后的大寨不要国家的救济款，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物质，同时保证向国家卖粮不少，社员的口粮不少，集体的库存不少。真是自己奋发图强，同时又胸怀国家大局啊。大寨人完全靠自己恢复生产，创造了当年灾后剩下的粮食还能达到亩产700多斤的奇迹。
这样的精神和功绩难道不值得我们景仰、赞美和学习么？完全值得！所以，大寨的事迹感动了当时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人，陈永贵不需要讲稿的长篇报告场场获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农业学大寨”这面旗帜可谓实至名归。然而问题错就错在我们不是学习大寨人和恶劣环境顽强抗争、积极营造自身美好生活的这种“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当代愚公移山精神，去科学灵活、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建设自己美丽富饶的新农村，而是将小范围内的成功经验做为样板通过行政手段和政治压力在全中国广大的农村范围内推广。于是，机械教条、死板照搬、甚至消极应付等现象风行，尽管那时期全国的水利设施和农田基本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整个农业和国民经济并没有得到快速的发展，反而以粮为纲的大量开荒造田在一些地方还造成了水土流失等生态环境的破坏。
（题外话：我们常常称赞和羡慕美国的民主制度让一个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受教育不多、为了家计四处谋生而干过河流摆渡工、种植园工人、店员、木工、测绘员、最后凭自学考上律师的林肯能当上美国的第16任总统，并成了美国人心目中其威望甚至超过华盛顿的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世界历史中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但是对于我国政坛上一个没有多少革命资历和文化的普通农民只能靠人提拔而当上国务院的副总理、并且在当上副总理后仍然头系白毛巾并始终保持着一个农民形象和本色的做法却大加嘲笑和讽刺，并归结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笑话”。这种广至民间的社会性思维不正是促使官员权力异化、走向贪腐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精神土壤么？所以，中国的民主与反腐任重而道远。）
小岗村典型
就在同样的时代背景和形势下，以“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而闻名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在1978年冬， 18位村民以“托孤”的方式，冒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鲜红手印，实施了“大包干”的壮举。壮举后的第一年，小岗村就发生了巨大变化：全村粮食总产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油料总产3.5万斤，相当于过去20年产量的总和；人均收入400元，是1978年22元的18倍。（根据百度百科资料来源，按1978年小岗村拥有的耕地517亩计算，那么1955年到1970年这15年间地处平原地带的小岗村亩产粮食年均只有17斤；低得有点离谱，因为大寨解放初期的亩产量就有七八十斤。小岗村“大包干”后的1979年平均亩产为257斤，相当于大寨16年前那场百年不遇的特大山洪灾害后剩下的粮食亩产700多斤的三分之一，并且略少于60年代初大寨人每年上交国家余粮的每亩平均量——笔者注）
所以，从前的绝对低产使得新的改变导致绝对的高增速。但这也仍然不失为一个奇迹，之所以说也是奇迹，是因为从客观的现实来说，既然新中国建国二十多年来整个农业和国民经济并没有得到快速的发展，那就说明小岗村落后的现象并不是孤立的，肯定还存在着千千万万个类似的小岗村；由于受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他们的发展暂时还需要依靠一种新的激励机制（例如“大包干”形式）。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1980年11月23日 ，中共中央在转发山西省委迫于时势写的《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这篇自我检讨的文章时所加的批语中，不仅盖棺定论地否决了大寨这面旗帜，同时也否定了靠行政手段和政治压力推广经验的办法，强调了提高群众自愿和重视经济利益的原则。可是，就在次年（1981年），当局还是像当年的“农业学大寨”一样，仍然靠行政手段和政治压力将小岗村这一小范围内的“大包干”成功经验做为样板在全中国广大的农村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加以推广，并迅速推进至已经初步进入现代化阶段的城市工厂。
这种不是学习小岗人 “实事求是的和谐求真，敢为人先的突破创新”的小岗村精神，去科学灵活、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建设自己美丽富饶的新农村，而是将小范围内的成功经验做为样板通过行政手段和政治压力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推广的老一套计划经济的做法，不仅只能在一段短时期内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害苦了诸如大寨一类有着集体主义思想土壤和良好集体经济积累的村庄寨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18世纪的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他那本被评为影响世界历史的十大著作之一的、著名的《国富论》中揭示了国民财富产生的两大秘诀，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秘诀就是：分工！分工就能产生市场交换需求，更主要的是分工能提高效率，而效率在市场的交换中就能产生财富（利润）；分工越多、越细就越能提高效率，因而也就越能产生更多的财富。而“大包干”的形式恰恰违背了这个秘诀，它是将单一的农业生产分给所有的村民都去做，解决的仅仅是一个积极性的问题。这就注定了它的产业拓展速度和整体经济发展速度都将落后于“将一部分村民分工为专业进行农业生产而其他的村民再不断地进行其它新的分工”这种组织和生产方式，更将落后于已经工业现代化的城市。后来中国农村的发展果然印证了这一点。只是当时还缺乏市场交换观念的国人大多还不懂得这一秘诀，所以还不能理解这种现象的实质，所以直到二十一世纪来临了还在那里信誓旦旦地承诺“维持承包制几十年不变”（参见笔者《无相言论集》中对农村改革的论述）。山沟里的大寨人就更不懂了，再加上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压力和当时舆论的口诛笔伐，所以迷茫、困惑、不解地坚持了一年便还是跟着中央的新政策走了。这样，新的历史殊荣便降临到了河南省临颍县的南街村。
南街村精神
南街村人口3180人，共有848户；耕地1000多亩，总面积1.78平公里。早在1975、1976年就是临颖县红旗单位，被县委当作榜样号召全县农村学习的南街村自然名不虚传：不仅拥有一些农业机械和集体设施，还拥有砖瓦厂、面粉厂两个村办企业。
1981年，全国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南街村的土地与集体资产也一样分到了各家各户；村办的砖瓦厂、面粉厂不好拆散分掉只好包给了所谓的“能人”。这样一来，公共的事务便没有人进行了（如农田水利设施等，这就靠吃公社化时期留下来的老本了，所以，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无是处的，任何发展也不是孤立静止的），而对于单一的粮食生产来说，一方面，积极性出来了便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劳动力，从而也就节约和剩余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另一方面，单一的粮食生产也带来不了那么多的利润。于是，被发家致富的欲望激发起来的人们纷纷寻找其它的致富门路，或进行种植、养殖，或进行加工、贩运，或开店、摆摊，或外出打工。而这正是当时广大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故此，中国的商品，特别是基本生活资料商品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在中国的大地上丰富了起来，各地农贸集市、商店里的商品种类繁多，琳琅满目，一改过去凭票供应的物质短缺局面。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至少产生了如下几个积极的作用：
1、迅速丰富了人们的基本生活资料商品；
2、初步培育了人们的市场意识；
3、节约和剩余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为我国沿海地区经济的领先发展以及后来全国快速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宝贵的人力资源。
但是，这种大局的积极作用体现到作为农村的南街村身上却正好相反。由于南街村地处县城边郊，方便村里的人进城做小生意，于是，村民种田的积极性没了，不施肥，不浇水，不管理，或者转包，甚至抛荒，以至粮食减产近一半。（这些情形在全国各地农村都不难看到）。而村办企业的承包者，既不交国税，又不交村提留，还欠发和克扣工人的工资，自己却盖起了小洋楼，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凸显出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精神层面也是一团糟，打架斗殴等事情层出不穷。南街村一下子由全县的先进村，变成了贫穷、杂乱的落后村。为此，群众意见很大，他们怀疑是党支部书记王宏斌和支部一班人与两个村办企业的包头串通一气，形成个别承包人发财，少数干部受贿得益，广大群众吃亏的状态。因此联名写信告到县委、地委和省委、，还把大字报贴到县委的大门口（这些做法无不是文化大革命留下来的遗风）。
这样一来，促使王宏斌进行了前后的对比和反思，他感觉很窝囊。于是召开党支部成员探讨商量，形成了共识：
1、先把两个包出去的村办企业收归集体经营；
2、土地经营问题，交由群众讨论，愿承包的继续承包，愿加入集体的，由农户申请，逐步收归集体经营；先吸收一部分比较困难（如军烈属、五保户、没劳动力）的农户集体经营。
那时是1985年，到1990年全部农户都加入了集体。南街村逆势而行再次走上了集体化道路并一路体现出明显的优势。如今的南街村，已是全国为数不多的资产达30亿，年产值上十亿的“亿元村”了。
《百度百科》记载：南街村实行的是“工资+供给”的分配制度，村民们免费享受水、电、气、面粉、节假日食品、购物券、住房、上学、医疗等多项福利待遇，生活上无后顾之忧。全体村民居住在30多栋配备齐全的花园式的现代化公寓里，人人安居乐业、家家生活幸福。南街村大办公益事业，相继建起了一系列公益设施。街道宽阔平坦，道旁绿树成荫，路灯彩灯交相辉映，厂房住宅鳞次栉比。成立了艺术团、军乐队、盘鼓队、门球队，建起了文化园、图书馆、档案馆、医院、康寿乐园等。同时，大办教育事业，投巨资建起了现代化、高标准的幼儿园、中小学和高中，还办起了报社、广播站和电视台。
华西村榜样
较之南街村，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的华西村成就更大、实力也更大，是中国目前最富有的村子。原华西村是一个只有380户人家，1520口人，面积0.96平方公里的小村子。它富裕后将周边的16个村子合并进来组成了大华西村，面积由原来的0.96平方公里扩大到30平方公里，人口由原来的近2000人增加到5万多人，带动了更多的人共同富裕。2004年，华西村人均工资收入12.26万元。同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2元。华西人的收入是全国农民的41.76倍、城镇居民的13.01倍。2009年，华西村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中国第一村，创造了中国世界纪录协会多项世界之最、中国之最。
华西村的发展之路是很耐人寻味的。和大寨、南街村一样，华西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也是我国农村的先进典型，吴仁宝在那个年代就开始担任华西村党支部书记了。而和大寨、南街村不同的地方在于：
1、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农村普遍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方式（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而华西村实行大队统一核算。也就是说，华西村实行的是更大的集体化统一
2、1981我国农村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时，华西村顶着很大的压力还是实行大队核算。只是在全面改变农村公社化时期的称呼之后，原华西大队才改为华西村。这实属非凡与不易。
华西人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努力发扬“艰苦奋斗，团结奋斗，服从分配，实绩到位”的华西精神，走共同富裕之路，终成正果取得了今日这般辉煌的成就。
企业文化
既然华西村的成就与实力都要大于南街村，那为什么看起来南街村似乎更受人们的关注呢？这主要是因为南街村独特的管理模式与行为特征。说是独特，其实并不新鲜，他们只是继续沿用了过去毛泽东时代的许多做法因而在私有化倾向大行其道的环境中才显出了独特。他们将毛泽东思想的集体主义捧为理念，把建设“共产主义小社会”树为目标，这里人人佩带毛主席像章，天天在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政治挂帅”、“坚持毛泽东思想育人”、“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等口号随处可见。于是，拥护者和反对者便围绕南街村进行了大量的争论。因此不难想见，两种意识形态的人们为了证明各自的正确，多少会在自己支持的对象上作些扶持，而顺应当时政策的对象自然要顺利得多。所以，人们不妨这样想一想：如果一个顺应当时政策的村庄尤其是成了当时政策先驱的典型村庄都不能或者没有得到资本扶持的话，那是不是说明它分散的力量和缺少规模化效益其本身就不具备对资本的吸引力呢？凭心而论，假设你自己是银行家或资本家，你是愿意将资本投到南街村还是小岗村呢？你的哪种选择更符合市场行为呢？例如：“1992年，禹作敏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全国即将迎来更大一轮的建设高潮，钢材的市场需求会更大。那时候，银行对大邱庄也趋之若鹜，不少行长都求着大邱庄贷款。大邱庄开始走上依靠高负债、畸形发展钢铁工业之路”（参见2002年03月26日《南风窗》刊发的新华社记者曹健《大邱庄的困境与改制》一文）。而且关于扩大农村金融倾向的问题，我正巧看了央视二频道2011年12月18日播出的一档探讨当今中国农村金融政策的财经论坛节目，台上的几位专家、官员等特约嘉宾从金融创新、机制改革、政府扶持、政策导向、利率政策、信用体系等诸多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但就是没有一个人想到最简单的办法：假如也像南街村、华西村那样实行集体化，那么以上诸多问题岂不是全都迎刃而解了？
所以，那些指责南街村的发展是靠政府的巨额贷款堆积起来的说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也是一种曲解了事物本质的偏见。而且，假如要人们在南街村和小岗村各自生产的食品中进行选择的话，在目前监管缺位的情况下，人们会选择谁生产的食品觉得放心些呢？人们的这种选择是不是一种人之常情呢？而人之常情又是什么呢？是人心；人同此心，就是民心。
其实，大寨、南街、华西这几大典型都不过是中国农村里的几个村，把它们放到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来考量的话，充其量不过是几个中、小企业。把它们看成企业的话，事情就变得简单透明多了。
分散的个体形成社会，统一的个体组成社会中的集体（包括企业、组织、团体等）；社会和集体都存在管理，社会要管理的是其中一个个的集体和游离于集体之外分散的个体，而集体要管理的是统一于其中的个体，否则分散自由的个体只能是社会而不是集体。所以二者的管理肯定是不一样的。由此看来，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管理方法尽管有可能存在“军队”翻版的一些弊端，但南街村把它们移植过来形成自己的企业文化以统一南街村人的价值观、信念、仪式、符号、处事方式等，却未必不是有效和富有成果的，最低限度在广告这一方面的效果就是非常巨大的。
但是，我们却不能简单地去复制南街村的企业文化，一如日本松下那么成功的企业文化也难以被其它企业简单复制一样，因为事物的发展占主导作用的是规律和科学，文化只是起辅导和推动作用。所以，华西村的企业文化与南街村不同却同样取得了今日这般、而且是更大的共同富裕的辉煌成就。
一个反思
从企业的视角来看，我们不禁产生一个对以往经济改革的反思：农村自发的村集体企业通过市场拚博使全体村民实现了共同富裕，为什么国企的改革却反而加大了国民的两级分化呢？根源就在于所有制。农村自发的村集体企业的所有权属于全体村民，所以，村集体企业的发展成果归全体村民共享；而国家经济领域的改革，一方面，不但不维护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反而大举实行国企改制，将大量的国企私有化，这样一来，改革发展的成果大部分自然就落入了私有企业的所有者手中；另一方面，就算没有改掉的国企，就算国有企业仍占主导地位，但由于民众缺少真正当家作主的权利，不能主导国家的方针政策（包括资源财富的利用和分配），所以还是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民众没有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也可以说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改革发展成果被一部分特权阶层所浪费、交易、攫取与占有了。
由此，这些自发的村集体企业的成功和国企改制的经验证明：
1、全民所有制和众多分散的集体组织的集体所有制等公有制形式是有发展优势的、是可行的，是共同富裕的最佳途径；
2、民主的政治生活是共同富裕的基本保证。
有人质疑：如果说南街村、华西村的成功是得益于坚持集体经济的话，那么为什么在过去毛泽东全民集体经济的时代它们并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这是不是说明分产到户的包干制还是优于集体制呢？
这个问题提得好，现在我们还是用亚当•斯密的财富秘诀“分工”来解释这个问题。
效率来自于分工，但分工产生的效率却有赖于交换来实现利润。在毛泽东时代，我国实行的是单一计划经济，一切只有计划和调配而没有自由交换的市场，虽然有分工，有效率，但没有自主的交换就没有实实在在看得见的、有归属的利益，纵有再大的效率也只是社会效益而难以直观、直接地体现出来，而且生产和进一步分工的积极性也会受影响。因而积极性和保证积极性的思想就成了那个时代生产的重要因素，这也是当时大寨、南街、华西为什么都会成为先进单位的原因，它们确实有极高的积极性，因而也确实取得了高于周边村庄的较大成绩。
而实行市场经济后，它们的分工所产生的效率更是成倍增长，交换的空间也更大更广。其它的发展要素也是如鱼得水，要资源有资源，要资金有资金（因为资本也是趋利的），要外来劳动力就有外来劳动力。所以说，市场经济与集体经济、公有制经济并不矛盾。相反我们还可以引伸出：一个管理集权而又高效、分工众多而又科学的社会主义国家参与自由的国际市场竞争，也是有优势的。历史上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战争时期采取的“战时体制”往往就是与“集权和计划”相近似的体制。
重庆模式
以上都是农村村级单位的致富典型。2007年底，随着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到任，一个地域更广、人口更多、环境完全有别于农村、属于中国四个直辖市之一的大城市开始了全面探索共同富裕之路的一系列新举措，被称之为“重庆模式”。“大规模打黑反腐”、“唱红”、“建立公租房”、“官员下基层同吃住”（三进三同）、“严厉打击食品药品行业的犯罪行为”、“启动户籍制度改革”、“贫困学生提供免费营养餐”、“绿化重庆”。重庆人把它们概括为 “宜居、森林、畅通、健康、平安”五个重庆建设，突出的就是“民生”二字。这一条条、一项项哪个不是针对我们当下的腐败、信仰缺失、官民脱节、食品卫生、城乡差距和环境污染等时弊？
关于民生，薄熙来这样谈道：一是发展不能仅仅追求GDP、财政收入。重庆不是先发展经济，等有了钱再去改善民生，现在就把民生作为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和动力。二是经过实践发现，民生改善越多，百姓越受益，经济也越活跃、政府越有钱，经济越发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立竿见影。
这样的观点，对于渴望改善民生、要求分享改革成果的中国普通百姓来说，犹如东方露出的一线曙光，看到了明天的希望，因而热切地关注着重庆。世界也在关注着重庆。重庆人的探索到底成效如何？能否带来经济方面的发展？重庆的未来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糟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据媒体报道：自打黑以来，重庆的知名度和形象大为提升。全市生产总值增速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三，去年居全国第二，西部第一；人均生产总值超过4000美元，赶上了全国平均水平；地方财政收入5年翻两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了2.8倍。 实际利用外资、内资分别增长47.7%和74.2%。事实上，薄熙来到重庆以后，全市利用外资增速连续3年居全国第一，去年实际利用外资63亿美元，居中西部各省区第一位（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年恰逢西方深陷经济危机），还在境外投资50亿美元（全国500亿美元，中央为400亿美元，地方合计100亿美元）。2009年重庆进出口量达80亿美元，2010年增长50%多，达124亿美元，今年预计会增长100%以上，达250亿甚至300亿美元。
所以重庆模式引发轰动并得到下自百姓上至国家决策者以及海外的一致肯定和高度认可。
对反对者的分析
“一致肯定和高度认可”是夸张之词，事实上，就象南街村多年来所遭受的围剿一样，今日的重庆也遭受了反对者的许多斥疑与指责。这些斥疑与指责大多集中在“打黑唱红”和“民主与人权”这些方面。
为了形象而真实地了解这种状况，我在自己的QQ好友群里发起了一个针对“红歌会”的调查问卷，从75%的回复率中得到的结果是：65%的人是赞同支持和肯定的，中间派占15%，只有20%的人觉得是思想洗脑、是形式主义等。
这一结构比例基本符合我在网上所看到的言论分歧状况。我分析了一下，这些反对者大致可以归纳为这样三类人：
1、改革过程中一味只想到个人利益的既得利益者（以私营企业主、部分政府官员和国企高管为主）；
2、天真浪漫的民主追求者（以法律、知识、文化和传媒界的精英为主）；
3、对现实不满的失意者（以缺乏政治觉悟的社会底层人士和现代年轻人为主）。
对于第一类人，我就不想说了，因为太显而易见了。说“被利益蒙住了双眼的人看不清事物的真相”，那是粉饰他们了；事实上，他们往往清楚事物的真相却努力地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作为。这也就解释了文强临刑前为什么会嘱咐儿子说“不要仇视社会。”因为受党教育多年、因工作成绩突出而获得提拔重用位居高位的他，自己心里也很明白：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是容不下自己当权后的所作所为的。
对于第三类人，初看似乎有点不好理解。按说今日的重庆所做的一切正是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与愿望，为何他们中的一些人仅仅因为“打黑唱红”就对重庆充满了反感与厌恶呢？
请看一位网友如此偏激的言论：“问题是不但没有人给我们钞票，而且还要将我们抛弃、把我们遗忘，还要让我们为之唱出充满情感的赞歌，那不是强人所难吗？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强奸民意吧！哪有强奸的时候还要被强奸者唱出对强奸者赞美的歌声，如果不是演员谁唱得出来？”
我们剖析一下他这番话的心理轨迹和思维模式也就不难理解第三种人了。
改革三十年来，我国居民收入由世界上最平均的一个国家一跃而变成了世界上差距最大的国家。这一为国际所罕见的基尼系数变化速度确实冲击和伤害了以工农为主的广大中低收入阶层，因而一些人的内心里对党领导下的政府有着不满情绪是很自然的。现在，面对重庆所进行的探索，他们认为仍然不过是党领导下的重庆政府在强势人物薄熙来书记的推动下所进行的，而且“红歌会”这种形式太具有鲜明的红色革命年代特色了，所以，出于一种失望和不信任的心理，就把自己心中原来的反感与厌恶继续套用到重庆头上了。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一国之国民总是会有不满时局之人的，关键就看这些不满的人占国民人口之比例了；如果执政的共产党完全背离了自己立党宗旨的话，就难免不产生执政危机。这一点是值得支持和拥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人们深刻思考和警醒的。
至于第二类人则值得专节一谈。
民主是个好东西
2006年10月至2007年1月，我国一些媒体纷纷转载了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先生发表的一篇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引来一些有着强烈民主诉求的人士额手相庆，认为这是中国政治改革的风向标，显示了执政党试图突破意识形态，进行政治改革的意愿，美好的民主时代即将到来。但是，他们显然没有深刻理解《民主是个好东西》的立意：在正面肯定了民主是个好东西之后，通过五个方面的“不是”或“决不是”做出了最后的结论：“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吸取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民主政治方面的优秀成果；但另一方面，我们不照搬国外的政治模式。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也必须密切结合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条件。”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国的民主制度没有、也不可能如一些民主人士所推崇和鼓吹的那样朝着西方式的民主模式发展下去。对此，我认为是有它一定的内在逻辑的。
从我个人来说，我的人生经历、我的理想信念和我的性格特点都决定了我骨子里对平等、自由和民主的向往与追求（参见笔者的《论思想启蒙与当代中国的需要》一文，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同时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的我，通过亲身的体会和两相比较，才深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样的社会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民主、平等与自由——那就是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翻身作主人而几乎没有阶级之分、人人生而平等的社会，而绝不是今日这般严重贫富分化、人一生下来就早已经严重不平等的社会。所以，我自认与我国当代一些所谓的“精英”们有点格格不入，甚至心生反感。为什么呢？这还得从八十年代末期说起，那时候我国还处于改革的初期，尽管整体的经济水平并不太高，但人们相互之间的经济差别还不是那么大，大家都在为先富起来而努力朝着“万元户”奋斗，所以，人们对“民主与平等”的诉求大多来自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管理、来自市场中价格双轨制带来的腐败和不公平现象。故“八九动乱”发生后，我们这些思想激进的青年聚在一起热血沸腾，真像学生时代的毛泽东那样：“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当年的热血青年有许多人却一味沉醉到金钱与利益的追逐中去了，而且在追逐金钱与利益的过程中显得是那样的自私和损人利己。这些人由于受教育的程度大多比较高，所以，在学历稀缺而唯学历论的年代，他们如鱼得水，很快成了先富起来的阶层成员之一部分。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的惬意：钞票、汽车、房子、妻子都有了，就连最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和民主精神的情人都有了；他们的谈吐是那么的优雅和自信，行为举止就象中世纪欧洲的贵族绅士一般，甚至是不可一世，特别是在讲台上演讲的时候。例如，他们中的个别著名人士狂妄而又沾沾自喜地向全社会宣称“我一句话就可以驳倒共产主义：那就是人一生来都是自私的。”说得那么豪迈而又斩钉截铁，自以为掌握了人间大道和真理，殊不知连“人生下来本无善恶，或者有善就有恶”这样基本的哲学常识都不具备，连“我们的社会从来就不缺为国为民奔走呼号而舍生忘死的仁人志士、不缺好打抱不平、见义勇为的民间英雄、不缺慷慨解囊捐出全部家产的祼捐豪侠、不缺踊跃的义工、不缺无偿献血的人群、不缺乐于献爱心的民众等等”这样基本的社会光明面都没有看见，而一味地要将人们往阴暗面多的方向引，以至现实中的光明面越来越被更多的乌云所遮挡。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国精英”。
如果仅从政治与文化方面来看“中国精英”们有关民主的一些思想和观点，我倒觉得其不乏吸引力，而且在针对官僚腐败、信仰缺失、官民脱节、环境污染严重、食品安全事故频发、治安形势严峻等社会问题上，其解决的诉求与目标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相一致。但他们就是被广大人民群众嗤之以鼻。原因不外乎是这样两个大的方面。
首先，在经济发展的方式上，他们完全信奉自由资本主义的私有经济，因而在根本上背叛和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使广大人民群众在经济上陷入贫富差距拉大（不是一般拉大，而是严重拉大）后严重的不平等地位。
所以，他们的自私再加上视自己为人中蛟龙的自信，使得他们情不自禁地鼓吹“收入差距的拉大充分体现了人的能力大小”、“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是符合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改掉过去的绝对平均主义，其结果必然是收入差距拉大”、“这没有什么严重、可怕”。凡此种种，无不严重伤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感情。
所以，他们对“自由、民主、人权与法制”的呼吁和努力也就变成了脱离现实的海市蜃楼，成了一种虚伪的东西，甚至成了邪恶的帮凶。因为谁都知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维护的是人间的公平与正义。可是，现实的情形却是：人们一旦连最基本的经济基础和生存条件也失去了平等，又何谈建立在此之上的其它诸多平等？在此，我将自己在《云南高院为什么要这样判》一文中的一段话摘录于此：
“在探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道路的问题上，人们比较倾向一致的看法就是必须改掉过去权大于法、以权治国的状况而走向法大于权、以法治国的道路，一些法学界的人士更是追求法高于一切，强调司法独立、法院独立、法官独立。对此，我曾经深表赞成和支持。但是，现在看来，事情并不是那么美好。因为追求司法独立、法院独立、法官独立的一些精英们的表现是这样的脱离广大的人民群众而高高在上和不可一世，是这样的崇拜和依附于金钱，所以对于人民群众的社会舆论监督是这样的不满；他们曾经幻想和标榜的‘具有最专业的法学知识、良好的职业操守和堪称道德楷模的法官们’将维护人间的正义而带来美好幸福生活的图景不仅没有实现反而背道而驰。于是，我们明白了，法律并不是超然于阶级之上的普世观音，它只要信奉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就不可避免地将沦为金钱的奴隶，沦为替少数人服务的工具。这一点，‘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 ’李昌平先生看得最清楚，针对当今的贫富分化现象和法律实践，他说：‘穷人是用不起法律这个奢侈品的。当穷人用不起法律的时候，法律就是富人或有权人用来欺负穷人的工具了。’（李昌平《从贫困的原因看中国未来政治的方向》）”
其次，在政治体制的选择上，他们十分推崇和信奉的西方民主模式在当今的世界事务中已日益显露出本身的缺陷和西方资本主义所谓的“普世价值观”的自私与虚伪。前苏联民主精英叶利钦以民主的名义推翻了苏共，企求西方的经济援助，结果换来了苏联的解体、西方的失信、北约的加速东扩、独立后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磨擦、冲突与战争、卢布的巨幅贬值和国民经济的停滞倒退；生活原本富裕的南斯拉夫联盟在“实现民主与自由”的改革中解体，经济大倒退；科索沃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使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南海撞机，黄海军演，C型包围圈；伊拉克战争，中东动乱，利比亚军事行动……这一切让世人再也清楚不过地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没有了国家实力的强大和国家主权的独立与完整，人们对最基本的经济基础和生存条件的追求也将成为泡影，更遑论建立在此之上的其它诸多平等与追求！
所以，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民主得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在最基本的经济基础和生存条件上的平等，得促进国人的爱国心和团结心以维护和巩固国家主权的独立与完整。凡是不利于、或者是有损于这样两个方面的一切民主，到头来终将被历史证明是违背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假民主。或者说，这样两个标准，也成了一切真假民主的试金石。
所以，当那些高喊“民主、自由”的“精英”们对大多数的社会成员在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中所感受到的生活与生存压力日益加大以至发出了“新三座大山” 的感叹而漠然视之、甚至蔑视大众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不怀疑他们的追求是一种自私的行为，是他们在经济上获得了满足之后企图追求政治权利的野心，最终目的仍然不过是为他们自己争取更多、更大的利益而已。
一个政党，无论其宗旨有多么的崇高和伟大，只要它的大多数成员注重和追求个人的利益而不是大公无私地为人民着想，那么，他们的信仰坚定心和组织团结心就必然会大受影响，也注定不被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拥护从而丧失民心。这正是前苏联解体时为什么一队队“苏共党员”走向莫斯科红场将自己的党证丢进熊熊燃烧的火堆中的真正原因，也是中国民主精英圈子为什么分歧严重、自叹一盘散沙的真正原因。所以，中国的民主精英们尽管在反对专制、官僚和腐败等目标上与广大人民群众相一致并因此而常常利用广大人民群众，但他们最终并不能、也不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遭到人民群众的唾弃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几个重要的问题
当本文“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的主题已经明确并且快要结束本文的时候，我想就本文还提出几个问题与大家商榷。
一、方针政策与创造性的问题
前面我已经说过，将“改革”理解为仅仅是对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所有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改革，是相当片面和错误的。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就是改掉现实中存在的不合理部分，使之更加合理完善、能适应新的客观情况。也就是说，改革是因应现实的变化而采取的新的措施与调整。而现实的变化是永恒的，因此，改革也是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不唯其如此而是任由社会问题累积和发展下去的话，最终导致的结果就会是群众发动自下而上的、剧烈动荡的、流血的暴力革命。既然今天我们的社会积累了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污染严重、社会风气恶化、道德观念沦丧、犯罪率上升、腐败难以遏制、食品安全事故层出不穷、人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指数下降、年轻一代生活压力加大等等诸多问题，那么，我们就应该通过新的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伟大的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过：“如果改革出现两极分化，那么改革就算是失败。”我们就更应该不断地进行新的改革。为什么一些人把邓小平同志高高地捧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却又总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他的这一告诫呢？所以，现在不是要不要继续改革开放的问题，而是怎么继续改革开放的问题。尤其是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各国之间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同时矛盾和冲突又进一步加剧的背景下，中国怎样通过自身的改革和探索走出一条全新的、让世人不禁景仰和学习的发展道路来。作为国家治理，政府总是有必要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来全面加以实施的。如果方针政策正确，无疑会产生很大的效益；如果方针政策错误，则会带来很大的害处。而且即使是正确的方针政策，也难以保证每个具体实践的正确，这就凸显出了具体实践中人们的创造性的重要。同时我们也已经看到，每一次重大方针政策的改革调整，其依据都是来源于具体实践中的某个成功经验，并且往往是有悖于当时方针政策的成功经验。这就给了我们解决方针政策与创造性的矛盾的方法：
当我们原有的方针政策随着时间的变化而面临着明显的缺陷导致发展停滞或严重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从国内、国际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实践中去寻求新的方针政策，并谨慎地先在小范围内进行试验，待取得成功后再进行大范围的推广实施，并且在推广实施过程中始终奉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强调和重视人们的创造性，不作逼迫和打压，让事实的成效来引导和吸引更多的人们自觉接受新的方针政策。
二、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的问题
以前我一直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分别等同于公有制与私有制，并认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实质就是从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过渡（参见笔者《无相言论集》中对腐败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但就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从南街村、华西村和重庆这些典型事例上，我猛然意识到：原来市场经济并不等同于自由经济，更不等同于私有制；而且相反，公有制在一个广阔自由竞争的市场里反而能获得比分散的私有制更强的力量和更好的效果。（由于内容较多，我将把这个问题放到《社会主义新探》一文里论述。）
三、公有制企业的领导人及其公民的人权与自由问题
在本文的论述中，我们可能都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象，它就是：无论是大寨村、南街村、华西村，还是重庆市，它们的超前发展都存在着一个英明的核心人物，如大寨村的陈永贵、南街村的王宏斌、华西村的吴仁宝、重庆市的薄熙来。
对此，支持的人不无善意的担忧道：假如没有了这些核心人物，它们还能继续发展下去吗？会不会象另一个曾经也是集体经济共同致富的典型大邱庄那样，随着禹作敏的倒下而解散原有的集体经济实行当下流行的企业改制？
反对的人则愤愤不平地指责道：这些致富典型逆时代潮流而动，是极左思维的人们刻意培育和维护的怪胎；在这些典型里，无不依靠个人崇拜来代替法律准绳，通过高福利来限制和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我认为二者的观点要不就是存在认识上的误区，要不就是其立场使然。
1、先说支持者的担忧吧。
这完全是一种唯心的历史发展观在作怪，在他们的意识深处里，始终认为人类的历史是由杰出人物来创造的，而不是由人民群众来创造的，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担忧。可是在前面的事例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这几个致富典型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集体经济。根据我前面说过的“事物的发展占主导作用的是规律和科学，文化只是起辅导和推动作用”这句话的道理，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正因为集体经济的组织形式符合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所揭示的财富规律，所以，在农村的包干到户大潮中，只要选择集体经济就能取得比邻近的分散个体经济而较优的发展成果，特别是共同致富的发展成果以及共同致富所带来的其它方面难以用金钱衡量的成果。而且更重要的地方就在于，这些典型之所以能选择集体经济，完全是因为这些村的绝大部分村民自己赞同、拥护和支持集体经济，特别是南街村，是由村民们的告状、贴大字报、咒骂才将村领导重新赶回了集体经济。离开了这一点，假设把这些核心人物放到小岗村里面，那么纵使他们有通天的本事，也不可能取得今天这般大的共同致富的成就，而充其量只会是一位个人致富的典型罢了。所以，在这里，真正起作用的、真正创造历史的是村民们自己而不是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只不过是顺应了村民们的这种符合时代发展规律的愿望和要求，并以个人的能力影响了发展的进程而已。所以，只要村民们自己相信和选择了集体经济，那么，其核心人物就必然会顺应时势而生，不是这一个，也会是另一个，不怕其能力平庸，也不怕其道德不高，因为历史的潮流终究会大浪淘沙。这就是我们主张的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还会有上述担忧吗？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还会神化和迷信核心人物吗？有了这样的认识，核心人物还会慢慢地变成专制和专横跋扈吗？
可是，我们毕竟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子民，我们很善良，我们很感恩，于是我们非常热爱和感谢带领我们走上幸福生活道路的大大小小的核心人物，我们衷心地希望核心人物长久地继续领导和带领我们，以至于核心人物也慢慢地相信这个世界少了他还真不行，就连我们自己也慢慢地不再相信自身的力量和历史作用了。而这时，那些相信是自己的卓越领导创造了历史的权贵们、那些相信是自己的资本力量创造了历史的资本家们、那些相信是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历史的精英们，也都纷纷拚命地向我们灌输和强化这样的唯心史观。就这样，毛泽东一再呼喊的“人民万岁”理念、文化大革命塑造的“造反有理、敢把皇帝拉下马”精神被涤除得干干净净后，时机终于成熟了，机会终于来到了。于是，当毛泽东坚持了20年才写进宪法的《罢工自由》7年之后通过修宪又被取消时社会上竟然看不到一点抗议的声浪；于是，当各级政府实行企业改制戝卖国有资产时，我们老老实实地就下了岗；于是，当禹作敏因为个人的问题而下台时，大邱庄的村民也就乖乖地听从当代主流经济学家们传授给主政官员们的“良策”：“唯有实行企业改制以明晰产权，变集体公有制为个人资本控股的私有制才是提高经济效率之举。”殊不知人家如此实行私有制多年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会因为经济危机而丧失经济效率不得不实行部分国有化呢。
所以，公有制是一项实现共同富裕、带给广大人民群众福祉的根本制度。能否拥有和保证这一根本制度，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民群众自己。
2、反对者的理由。
反对者的声音尽管千差万别，但都不脱离一个宗旨，那就是针对公有制。所以南街村、华西村这些以公有制为基石进行共同富裕的探索和实践就必然招致反对者的种种斥疑与指责。看看反对者的一些具体理由吧，
例如：“每日清晨，南街村村民们在《东方红》的乐曲中齐齐走进工厂，每天下午又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齐齐走出工厂；他们强调着自己的‘集体主义’，”就象一个准军事化的工厂一样。
例如：“谋求发展，应该是为人们提供更自由、广阔的选择机会去享受劳动成果。而在这些首富村，选择机会在村规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对财富的控制，变成了对人的生活本身的控制。如果自由选择意味着失去一切，村民也只好忍受村规的主宰。……不论你愿不愿意，首富村村民绝大部分劳动所得都拿不到现金，只能变成股份，即使要获得一定的现金，也要经过管理层批准。……巨大的私人财富被集团管理者控制，那么这些资本会用到哪里去呢？它的投入方式是不是要与村民商量？不得而知。……如果民营资本在这种加速扩张和重复建设中受到伤害，倒霉的将是被强行将工资奖金纳入股份的村民。但愿我是杞人忧天。”
例如：《华西村书记4名儿子支配全村90%资金 全家任要职》、《坚决剥下华西村土皇帝吴仁宝的画皮》、《华西村：交出你的自由，我给你福利》……
首先，我要承认反对者的这些理由全部都是事实，全部都成立。但是，我却有两个问题：
第一，有没有比南街村、华西村存在这些问题更严重的对象呢？这么多年来，凡是在私企、尤其是在血汗工厂打过工的人们，凡是关心一点时事、看看新闻的人们，心里都非常的清楚：有！就是那些无良的黑砖窑、黑煤窑，那些导致员工接连跳楼自杀的血汗工厂，那些残酷剥削员工而自己却荒淫挥霍无度的大大小小的老板们。
不错，“谋求发展，应该是为人们提供更自由、广阔的选择机会去享受劳动成果。”可在如今的市场社会，人们为了谋求发展，首先出卖的就是自己的劳动力，希望有了积累后就能自由、广阔地谋求新的发展机会。可是勤奋的人们奔波劳碌，所得却是那样的少，而且还要面对高房价、高学费、高药费。不得已，只有怀揣着个人自由发展的梦想，呆在工厂里继续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遵守着苛刻的厂规厂纪和作息时间，象机器齿轮般的在流水线上加班加点。他们交出了自己的自由，可是却没有人给他们过上无后顾之忧（且不说象南街村、华西村那样舒适）的生活呀！
第二，为什么不去斥疑与指责那些问题更严重的对象呢？也许反对者中就有刚才所说的黑砖窑、黑煤窑、血汗工厂等等对象，那当然不会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了。但我相信反对者中也不乏那些“为了自由宁可抛弃金钱与爱情、为了尊严宁可放弃自由也不钻狗洞”的真正民主自由人士，所以我要指出一个人类几千年来被历代少数统治阶级固化了的错误认识：人类社会自无阶级的原始社会进入到有阶级的社会以后，由少数强势阶级确立的私有制不断地被后来新的统治阶级所继承和维护，经过几千年来的沉淀，已经在人们的观念中形成了类似过去“君权神授”那样的法理性认识。所以，同一件事，同一种现象，发生在公有制身上就是罪过，而发生在私有制身上则是天经地义的一句话“那是业主自己的事，与他人无关。”真的无关吗？生产的社会性决定了不可能与他人无关，可是一个“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就把他人的种种利益和权利都排除掉了，更别说斥疑与指责他们了。而且他们也完全可以不把你的斥疑与指责当一回事，让你说了也白说，只有无可奈何的份，只有恨自己没本事不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因为他们有钱，钱能让你少说或不说，钱能让更多的人和媒体替他们说话，尤其是钱（和福利）能让更多的选民投他们的票。如此看来我们之所以能斥疑与指责公有制身上的“罪过”，完全是因为公有制给了我们这样的权力与平台，因为公有制中也有我们的一份。而且公有制也非常需要我们这样的斥疑与指责来监督其公仆，以防止其形成特权变成新的少数统治阶级推翻公有制而再次继承和维护私有制，这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民主的政治生活是共同富裕的基本保证”之理由。
结束语
所以，公有制不仅是一项实现共同富裕、带给广大人民群众福祉的根本制度，也是一项能带给大多数人真正充分的民主和自由的根本制度。不管我们对过去实行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误有多么的不满，不管改革如何进行，我们始终都应该坚定这样的信念：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是人类的伟大创举和实践，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潮流的；公有制应成为我们毫不动摇的基石，它比任何短暂而虚幻的金钱和福利都要来得长久和实在；能否拥有和保证这一根本制度，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民群众自己！
（全文完）
无相
2011年7月始笔于家乡小镇
2012年元旦完笔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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