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的警示
2003年4月29日
论证事物的“是”与“不是”无非有两种论证方式：之一、给事物下一个“是”的结论，然后去寻找证据来支持“是”的结论的正确性。之二、给事物下一个“不是”的结论，然后去寻找支持“不是”结论的证据。在我看来，无论当前有无证据认定此次“非典”是或不是国际反华势力所为，此事只要一日没有彻底澄清，中国就应宁可信其“是”，不可信其“不是”，就不可一日不为证实之而不懈地调查下去。信其“是”或者怀疑其“是”，可以使中国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可为防范境外反华势力对中国可能采取的任何形式的恶性破坏行动提供保持持久警觉的思想基础。谁能保证在WHO来华考察中国防治“非典”情况的人员中没有敌对国家的生物战间谍？我们毫无保留地将相关资料提供给这些人的做法合适吗？我们提供的资料会不会成为病毒制造部门进一步改进之的依据，我说不清楚，反正我是非常担心的。
万恶的“非典型性肺炎”最初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在2002年7月间，但它实际出现的时间可能会更早一些。香港《新报》2003年5月7日报道，2002年初就曾有一名美国女子“闪电死亡”，其症状近似“非典”病症。“非典”自2002年11月在我国广东省爆发流行，2003年3、4月份又在北京爆发流行，至今日已经影响到了我国多一半省份和地区，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党正面临着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第一个重大挑战。由于对这一新烈性传染性疾病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应对失当，使之一时呈疯狂蔓延之势，最终卫生部张文康部长和北京市孟学农市长的官职被新的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拿来祭了对“非典”开战的大旗。表面上中国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这种出人意料的强硬手段是为了体现一定要战胜“非典”的决心，其实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宣言，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进行的从严治党、从严治国、从严执政的第一大战役，是对中国全体党政官员的一次警示和教育。明确告诉中国的官员们，不应仅以自己是某学科出色的专门家而沾沾自喜，身居高位首先应该懂得什么是政治，不懂国家政治的高官，和平时期碌碌无为，当国家面临危机时则会祸国殃民，祸国者必诛之。
“非典”事件出现之后，我对其进行了详细分析后发现，“非典”在中国爆发的背后隐藏着许多值得我们用心去思考的东西。种种迹象表明，“非典”的某些特征并不完全像是一般的流行性传染病，它更像是境外反华势力对中国发动的一场“生物战”。
理由有九：
之一、“非典”爆发、流行的地区过于集中在广东和北京两地。
此一现象的严重性再次说明，“非典”始作蛹者是何等的煞费苦心。除广东是“非典”的中国内地的首次原发地之外，北京也有大量的原发病例出现，其他各省市和地区的病例则是由上述两地输入所至，这不符合传染病的传染规律，在相隔数千公里的两个地方爆发一种传染病举世罕见。从行政区划的因素来分析，广东和北京为中国南北两地最重要区域之一，广东省与香港、澳门、台湾紧密相邻，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国民生产总值由过去的国内中游偏上，一跃为国内前几位。北京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就更不用说了，她是我国的中枢神经，谁都知道，一旦将一个健康人的中枢神经切断将意味着什么。假如这两地都因此而同时瘫痪，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又将意味着什么。
之二、“非典”是美国为打胜侵伊战争而上的一道保险。
“非典”向中国袭来的时侯，恰好是美国准备对伊拉克发动侵略战争的时期。美国人最大的担心莫过于在对伊拉克发动军事侵略的关键时刻，中国趁美国无暇顾及台湾海峡之时，突然发起解放台湾的国家统一战争，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美国的全球战略的推进定将遭到空前的严重打击。这或许就是“非典”之所以首先发生在广东和北京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之三、“非典”致病病毒的产生令人生疑。
WHO（世界卫生组织）认定：“非典”的致病病毒是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应该引起严重注意的是，冠状病毒是一种存活于某些动物体内的病毒，此前从未在人体内发现它的踪迹。此次冠状病毒以一个变种的形式对黄种人造成如此之大的危害是令人恐惧的第一次。那么这个变种是如何演变而来的？这其中有无人为因素？“非典”的源头究竟在那里？这些未解之谜都值得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严重关注。
之四、美国手中的“解药”从何而来。
正当中国人民在与“非典”顽强斗争的时候，美国人突然急不可耐地宣称：即将研制出“非典”疫苗。令我迷惑不解的是，在缺乏实际病例和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根本不可能完成研制一种防病疫苗所应必须完成的动物及人类临床试验的情况下，防“非典”的疫苗又从何而来？我怎么觉着这有点象是武侠小说里先给人下了毒，然后拿着解药要挟被害者那样的情节。
之五、多次发生于亚洲的灾难相互间是有内在联系的。
要将这次“非典”的爆发与蔓延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联系起来思考。毋庸置疑，能够给整个亚洲一个平稳、良好的发展环境，二十一世纪就必将属于亚洲，尤其是中国的不断强大必将对未来国际战略趋势产生深远影响，亚洲的崛起是以中国的崛起为主要特征的，超级大国的霸权图谋将因中国的崛起而遭到坚决的阻击。我认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非典”的先后恶性发作，正是国际反华势力妄图阻止亚洲主导力量的前进，搞垮红色中国的凶险行径。
六、以恶性传染病的广泛传播来阻止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恶性传染病的广泛传播不但会给中国经济造成严重打击，同时还会在人们的心灵中留下长久挥之不去的阴霾。这不但使希望来我国投资的国外厂商望中国而却步，并客观上给中国更多地申请主办重大国际盛事造成妨碍，还极有可能给中国能否成功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带来我们目前尚难预料的变数，进而给中国以国内建设投资拉动内需的战略意图造成严重干扰和破坏。有一点现在就可以肯定，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至少要因“非典”的影响降低一个百分点。
七、日本和韩国何以能置身“非典”之事外。
“非典”自2002年11月开始爆发至今已有半年之久，距我国咫尺之遥且交流甚广的日本和韩国却鲜有“非典”病例的报道，而这两个国家恰恰正是美国大量驻军的国家。我绝无希望日、韩两国与我国“共赴国难”的想法，但这一现象足以构成一个大大的疑问。
八、此次“非典”所导致的死亡人员中，华人居多。
至今，全世界共有数十个国家有“非典”发生，近万患者中华人占了绝大多数。大家可能都知道，在今天的科学技术面前，人类的基因密码已不再是什么秘密了，找到某一人种的基因弱点攻击之，可称之为轻而易举。“非典”给中国人和生活在世界各国的华人所造成的特殊危害是一个偶然现象吗？
九、被“非典”所感染的人员中，青壮年占了七成以上。
我们先来试想一下，仅剩下儿童和老人的国家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在老、中、少三个年龄段的人群中，应以青壮年人的免疫力最强。预防“非典”病毒的最有效手段除了其他一些已知行之有效的办法之外，增强自身免疫力至关重要。虽说青壮年人群由于活动范围较之儿童和老人大，因此感染“非典”的可能性大大超过儿童和老人被“非典”感染的可能性。但是，百分七十的感染率仍然使人感到不可理解，此一现象值得关注。
有一点我也承认，以上九条“非典”是由境外反华势力对中国发动的“生物战”的论据并不严密，其中还存在某些漏洞和一定的感情色彩。尽管如此，中国人必须提高警惕，我们的敌人才无可乘之机。
我个人认为，当前抵抗“非典”问题的根本不在于谁应被怀疑为“疑似非典
型肺炎”；谁就是“疑似非典型肺炎”病例；谁是真正的“非典型肺炎”；谁是“SARS”。而是在于今天的中国人，尤其是官员和军人到底应以怎样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万不可仅将“非典”的发生由一个医疗卫生事件上升为一个政治问题来处理，其实“非典”问题的发生本来就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非典”的单纯医学问题的观点，某些官员迟缓的反应和麻木不仁的冷漠态度以及某些官员、卫生工、军人畏缩不前且的不到应有的惩罚等恶劣表演，彻底暴露出了当今中国所普遍存在的危险思潮和腐败的恶果在国家危难时期所显现出来的恐怖的破坏性。我们似乎已经丧失了一个人所应具备的最起码的警惕性和最起码的政治觉悟，有的人几乎是在拿着民族的生存当儿戏，这也再次反映出了近几十年来中国对国际事务的错误认识以及自我麻痹的愚蠢宣传所带来的必然效应，这一点才是全体中国人真正应感到恐慌的，它比“非典型性肺炎”和“SARS”可怕何止大上千百万倍。
未来，无论我们是否愿意，中国都必须面对基因武器和生物武器的攻击。我的一位朋友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境外敌对势力对中国发动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正如要想制止敌对国家向我们发动核战争，我们自己就一定要拥有核武器一样，中国必须为应对未来的基因战和生物战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事实也将证明，基因战和生物战的恶魔正在一步步向我们走来。中国要以拥有基因战、生物战的实战能力来制止敌对国家可能针对我国发动的生物战争和基因战争，中国是当今世界上的生物技术大国，我们正在准备着。中国假如不能尽快拥有这种特殊的战争能力，未来中国就必将被境外反华势力发动生物战、基因战所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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