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外毛派必须重视和充分发挥宪法的武器作用
讲法,不能不先讲政治,我们党的领导机构中有个政法委,政法政法,把政治摆在第一位不是为了读起来顺口,在阶级社会里,政治就是决定由谁掌握国家政权来为谁服务的问题。所以,有什么样的政治就有什么样的法律。
谁都不能否认,美利坚合众国是经过美国劳动人民浴血奋战,赶走英国殖民者获得独立的。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在第一个宪法文件——1777年所通过的邦联条规有效期间,邦联机构是非常软弱无力的。美国各州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这是由于个别州的统治阶级互不信任,及由此产生对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怀有恐惧心理,因为在中央政府掌权的可能是一州或数州的代表。当时美国国会要通过一项为全国各州必须遵守的决议,在13州中必须得到9州同意。由此可见美国中央政府机构的软弱和因此可以想象出的邦联的松散程度。然而这种局面因为美国小农场主和工人的起义而改变了。1786——1787年,在赶走英国殖民者之后,仍然受到美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小农场主和工人,在美国许多州举行起义来反抗压迫和剥削。美国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在惶恐之下,被迫急需加强联邦中央政权来组织力量镇压起义,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也就成为推动美国制宪会议召开的政治背景。
参加美国费城制宪会议的的55名代表中,有14个大地主、24个高利贷者、11个拥有轮船和工业企业的资本家、15个奴隶主。甚至象艾伦.波特这样的资产阶级学者也从不否认,“在费城制宪会议上,全国十分之九的居民实际上没有人代表。全国大多数居民是小农场主,可是制定宪法的人却代表着少数人——商人和大地主所有者的利益,” (艾伦.波特:《美国政府与政治》第17页)而且“参加制宪会议的全体代表都同意这样一个意见:新的国家政权机构必须保护私有者的利益,并且限制人民参加管理工作。”(艾伦.波特:《美国政府与政治》第19页)而且与会代表投票一致通过制宪会议要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从参加会议的代表所发表的演说和意见没有留下任何正式记录这一点,就可以看出美国制宪会议秘密到了什么程度。这就是因为美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制定一个欺骗美国劳动人民接受,而实质上完全保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宪法。简而言之,美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主宰的政治的现实,决定了美国宪法从娘胎里开始,就不是为美国人民服务的!(以上资料参考1959年上海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国会》,前苏联安.葛罗米柯著)
“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的安宁,建立共同的国防,增进全民福利和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後代能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乃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这一部宪法”。
这是不足七十字的美国宪法序言。对美国人民在独立战争中的浴血奋战的历史只字不提,唯恐唤起人民武装反抗压迫和剥削的记忆。它表面宣布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是为全体美国人民的自由幸福服务的。然而,当代席卷全美,波及全球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再次充分地向全世界证明了,美国和所有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所服务的“人民”,是绝不包括那些被生存所迫,奋起以“占领华尔街”的形式抗议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中下层人民,而是以华尔街垄断金融资本家们为代表的那“百分之一” 的大富豪。
以“全民”的名义掩盖为极少数垄断资本家服务的目的,正是资产阶级宪法的虚伪和反动之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2月27日)
相对于以美国代表的资产阶级宪法而言,在政治上代表工农劳动人民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下的新中国,“起草宪法采取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初稿,在北京五百多人的讨论中,在各省市各方面积极分子的讨论中,也就是在全国有代表性的八千多人的广泛讨论中,可以看出是比较好的,是得到大家同意和拥护的。”“我们这个宪法草案主要是总结了我国的革命经验和建设经验,同时它也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结合。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
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序言里,凸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坚持人民创造历史的立场;我们从序言中可以看到,这部宪法是1840年以后,中国各族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进行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的结果,最后“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现行宪法还明确告诫我们“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
我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仍然以法律形式更加明确完整阐述了工农阶级在国家中的主人地位,和我国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这个原则在建国六十年来至今没有改变。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国家,现行宪法为工农阶级服务,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的性质始终没有改变。
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对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因此,我们毛派同志是没有理由不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让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应该符合宪法。
纪实报道《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描述了在1960年春节期间,新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军队和人民,为了挽救61个食物中毒的农民工的生命,同心协力奋战数昼夜的故事。
2009年下半年的一期《收藏》杂志上,刊登了这么个故事:文化大革命初期,上海红卫兵抄了著名画家和收藏家刘海栗先生的家,并把国宝级的藏品当街焚烧,被一名工人制止了。从而挽救了一批国宝。在文化大革命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卫兵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却“怕”一个“工人”,为什么?因为在那个年代,在整个国家的社会环境里,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绝非一句空话!是真真实实的。
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故事说明,新中国在以毛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代表工农劳动人民,在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不但规定工农阶级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而且是说到做到的。它和虚伪反动的资产阶级宪法是有鲜明的本质的区别的。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前三十年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一切政治运动核心,其实就是贯彻落实宪法第一条。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对党政机关的直接监督,使得党政干部不能不每时每刻地思考,如何贯彻执行规定工农当家做主的宪法规定,和贯彻执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章的根本宗旨。
传统左派,尤其以一些可能对毛主席有特别深厚的个人感情的老同志为代表,之所以不能接受,或者不能完全接受现行宪法的原因,主要首先是因为后来修改宪法,把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邓小平理论写进去了。再就是去掉了1975年宪法规定的“第十三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新形式。”
我们毛派就这两点应该有个统一的正确的认识,不然,是难以在现行宪法和党章的旗帜之下,建立广泛的反修反官僚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更难以实现我们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伟大政治目标。
一般普遍的情况下,我们作为父母的子女,无论对父母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都不能否认我们是父母生命的延续。我们的姓是父或母亲的,名字是父母取的,身体里流的是父母的血液……
在政治范畴也是这个道理,拿近代中国的共运史来说,代表右倾机会主义的陈独秀,和代表左倾机会主义的王明,和公开叛变投敌,出卖革命同志,向敌人邀功请赏的张国焘分子是不同的。他们代表的机会主义,或者说修正主义,都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思想派别,虽然他们的错误给革命造成了惨重损失,但不能否认他们代表的路线是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延续。这也是王明在延安时期还能成为党的中央委员的原因。陈独秀因为不服从党的组织纪律,一直反对党的方针政策,并意图另建党才被开除党籍。共产党人是不能割断历史的。在人类探索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最先进、最公平的社会制度的过程中,不经历反复和挫折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在走前人从未走过的路,是没有经验可循。
尤其值得我们探讨的是,无论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还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都有它特定社会环境和党内外群众的思想基础的条件的。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国际和苏联对国民党蒋介石的过度信任,造成党内相当多的同志迷恋国共合作,迷信国民党,对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放松警惕,一再妥协,是造成蒋介石悍然发动4.12政变,大肆逮捕和屠杀中共党人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在毛主席领导下,党从以井冈山为根据地到以瑞金为都城的苏维埃共和国政权的建立,革命形势蓬勃发展,让党内一些同志对革命产生急于求成的心理,加之在残酷斗争形势下,内奸和叛徒对革命的破坏,造成苏区军民对内奸和叛徒的刻骨仇恨,是王明对外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对内实行肃反扩大化路线得以实施的主要原因之一。
……
毛派对人对历史应该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就像毛主席说的: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在史学界,我们应该肯定资本主义制度对推动人类历史发展上的积极作用,否定它从一降生,每个毛孔里都滴着血的社会制度。在科学界,我们肯定牛顿代表的科学家们在自然科学上的唯物主义,否定他们在社会科学上的唯心主义。在政治界,像毛主席肯定斯大林同志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否定斯大林的很多形而上学的思想。包括对文化大革命也是这个态度,肯定文化大革命反对修正主义的辉煌成果,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现象。我们毛派同志对邓小平之类的人,应该肯定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否定他们改造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肯定改革开放政策是毛泽东思想的延续,否定这个政策激活的资本主义思潮的泛滥实际作用。我们应该肯定邓小平在89学潮问题上,铁腕镇压西化派势力的态度,否定他在处理这个事件中,违反了毛主席要求全党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
在农业合作化期间有过这样的现象,就是农民在碾麦打场时,给麦桔杆上故意多留谷粒麦粒,等集体生产活动结束后在把这些麦秸秆“腾拣”一遍。就可以在应分得粮食之外,获得一部分粮食私有。在当时农村类是这种现象并不少见。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典型体现。也正是家庭联产承包制政策产生的社会条件。同时也是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
当我们看到,当年农民阶级对土地承包增加了余粮,和工人对涨工资和奖金的物质刺激政策欢呼雀跃,那么就应当承认改革开放政策绝非一小撮权贵的阴谋,更不是邓小平等个人的能力所能为之的事情。而且所谓邓小平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并没有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党的执政地位,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再者,在前三十年为社会主义付出过青春的工农商学兵分子,在离退休的后三十年仍然享受应有的待遇,至少党和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尽最大限度来确保这些人群的利益。诸如此类,说明了一个问题,新中国前后三十年在政治上是有斩不断的血肉联系的。以邓小平为符号的改革开放政策无论错的多严重,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讲,不能否认改革开放政策是毛泽东思想的延续,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延续。这个政策的开始和终结,都是和中国的社会条件,人民的思想条件的实际有密切联系的,而不是极少数人的愿望所能决定的。
下来我谈谈关于邓小平掌权之后的宪法,去掉了“第十三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新形式”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三十多年以前,就是我们在天门广场贴一张大字报,阅读人数不过百余人。我们现在在家里不出门,在网上发个帖子,全世界都可以看到。科技进步加上人类的正当需要,让一切想利用行政手段限制人民言论自由的方法都显得徒劳无益。
不错,现行宪法中去掉了罢工自由,可是杜绝罢工现象了吗?当代中国不但早出现了工人罢工现象,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蒋介石用屠刀来遏制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杀”掉了他在大陆的独裁统治,“杀”出了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中国。在国际国内条件、社会条件、自然条件、人的思想等等条件日渐成熟的前提下,要发生的一些事物,是不可能人为的抹杀掉的。中国革命先行者中山先生早就说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着眼于现在来讲,中国共产党内那些背叛党章违反宪法的官僚们,根据他们的利益需要,企图用共产党的专政机器来镇压共产主义分子,镇压工农依法维权,为复辟资本主义开路,而且顽固不化的话,等待他们的结局会如何呢?
20多年前,叶利钦动用坦克屠杀白宫那些意图利用苏联的民社宪法限制其总统权力的人,并借此实现彻底摧毁苏联宪法的目的。可是之后带给俄罗斯人民的,是更加腐败的官僚机构,据媒体消息,俄罗斯每年预算的三分之一都被贪官污吏侵吞了。现今俄罗斯人民餐桌上离不开的土豆,现在贵成“金豆”了,这是一个完全复辟资本主义之后的国家的人民生活陷入困境的写照。俄罗斯执政当局还不得不在形式上借用苏联的影子,恢复自己在外交上的大国地位。苏联的前车之鉴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个刻骨铭心的血淋淋的警示,所以说,中国的叶利钦想走前苏联-俄罗斯的复辟之路是一定会付出沉重的代价的,中国人民是不会答应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捍卫宪法,不仅是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捍卫,同时也是对人民利益的捍卫。
毛主席曾经说过,“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这说明人民也是需要教育的。从现实意义来讲,每一位工农阶级分子,都必须要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国家中的当家做主的政治地位。而且要团结起来以宪法为武器,时刻捍卫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的权益。工农群众忽视自己法定政治权利的结果,就是被修正主义顽固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欺骗、压迫和剥削。
在现实条件下,中国工农群众面临着被自己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思想,所支持的修正主义政策来进行反面教育。党内外毛派的任务,应该是致力于引导工农群众,尤其是现在那些被各级党政官僚打着改革开放旗号,剥夺了工作和土地的失业工人和失地农民。要引导他们进行自我革命,从思想上埋葬资本主义,树立个人服从集体、眼前服从长远、局部服从长远的共产主义新思想。在此基础上促进工人农民的阶级团结,巩固工农联盟,以阶级的名义,依宪法为武器,和各级党政机关那些背叛党章和宪法的修正主义顽固分子以及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展开坚决斗争,夺回工农阶级在这个国家以宪法享有的当家做主的政治权利,并以此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公有制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2009年上半年,我和陕西同志曾赴河南搞工人运动联谊,郑州的工运代表同志表示,当地工人运动进入瓶颈,开封的同志讲,“民运”分子在工人维权运动中大为活跃……这不能说是个让毛派同志轻松的现象。就在这种情况下, 2009年6月15日 和 6月25日 ,陕西有十几家企业代表近二百人,响应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的维权倡议,联合起来依工会法和工会章程,在“罢免工贼”的口号下,两次群访陕西省总工会,一些区县的农民代表联合以签名形式给予了工人声援,有的甚至直接参加到工人维权队伍中。虽然没有堵门堵路,更没有打砸抢。却给陕西工会机关的工贼分子,和陕西省党政机关内支持工贼的修正主义分子以及官僚资产阶级分子,造成极大的恐慌。因为,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推动工人群众在依法维权斗争中实现阶级联合,以及实现工农联盟的方向,才是把他们中的顽固分子清除出党政机关,在政治上置他们于死地的方向。当然,陕西的党政决策层的涉嫌叛党叛国官僚们,也给予了作为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临时负责人的我以“特殊礼遇”:先采取先抓再查,再实行非法的超期羁押,最壮观的是在我一审开庭前几天, 2010年9月19日 ,陕西的“封疆大吏”们“命令” 武警陕西总队举行了组建以来最大规模的实兵演习,之后还对西安市区进行了武装巡逻,以此恐吓工农群众,为对我顺利进行“公审”鸣锣开道。这暴露出背叛党章和违反宪法的陕西党政决策层个别官僚,对工农群众掌握宪法为武器的反抗,惊恐到了何等程度!
前不久,又有陕西两家企业的工人代表近百人直接响应了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的维权倡议,两次群访了陕西省总工会。这仅仅是继“赵东民事件”之后的一个新的开端。
这说明,只要我们工作的方向正确,工农群众是完全可以发动起来的。我们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根据宪法原则,通过依法维权唤起工农群众觉悟的经验,应该是值得全国各地毛派同志关注、和在实践中参考并继续完善的。
最后谈谈自我革命的问题,自我革命,是我们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根据国际和国内的共运史,结合历史现状,对毛泽东思想继续革命的一个总结。
工农阶级在宪法上享有的当家做主的政治权利,与其说被剥夺了,不如说自己因为过分顾及个人利益,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而放弃了。被资本主义思想支配的工农群众是一盘散沙,既形不成监督违反党章宪法的官僚的力量,也形不成支持忠诚于党章宪法的党员干部的力量。结果造成那些以贪官污吏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不仅从工农中产生出来,而且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我们倡导工农群众进行自我革命,就是少发牢骚,每个人从我做起,克服妥协、投降和自私自利的思想,依法行动起来,工人依法罢免工贼,村民依法罢免贪污腐化的村干部……以此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人们,逐步在依法维权活动中团结起来,和一切背叛党章违反宪法的官僚斗争。只有这种局面的不断发展,才会推动散落在广大失业工人和失地农民中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联合起来,根据党章对党的各级干部依照党章行使权力,确保党的各级领导权是掌握在忠诚于党章和宪法的人手中!
我们所有毛派分子,都是工农阶级队伍的一员。也是不可避免的受到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的。在看待问题,和行动上往往犯错误。
拿我来说,让我无法原谅自己的是,在我们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的一次工作总结会召开之际,我因为和多年不见的男女同学聚餐,沉浸其中,不能自拔,最后竟然取消了这次重要的会议;被抓之后,我也进行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因为我稍微妥协就很快能获得自由,重新过我小资产阶级生活,我原来为大小资本家服务,他们能根据我的“贡献”,满足我在物质上的一切要求,不眷恋这些是不可能的。今年初来北京,范老师带我去拜见一些关注和支声援过我的左翼同志,回来时下了大雨,我们下的公交车站离所在地还很有两站路,结果范站长带头顶张报纸在大雨中狂奔,我无奈也顶着他给的报纸跟在后面,脑袋里自私的抱怨他连个出租车也不拦,可是我们众所周知,像这样的左翼网站,是没有官僚资本家的财团支持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这些事情,我们每个人经常遇到,如何处理,就是正确和错误的选择,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世界观的选择。我的经验是,只要切实学习毛主席的唯物主义思维方法,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态度,尤其是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接受同志的批评,甚至包括右派的批评,就会克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对过去有个客观正确的总结,在现实中不断以正确战胜错误,以共产主义世界观战胜资本主义世界观,就能保证我们在多数情况下保持正确坚定的立场。
我们再次回顾我国现行宪法序言里所写的:“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
据此,我这里最后的结论就是,毛派同志应该在进行自我革命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团结起来。把现行宪法作为武器,唤起工农,和一切背叛党章违反宪法的官僚资产阶级开展坚决的斗争,为实现依法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法定指导思想地位,捍卫中国共产党的法定执政地位以及捍卫我国法定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努力奋斗!
( 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临时负责人
法律工:
赵东民
(初稿完成于 2011年12月25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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