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一下“机遇期”的反动性
陶 冶
时下经常听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官方用语——“战略机遇期”。这个用语从什么时候出来的，是怎么样出来的，背景如何，是哪个大人物“出语”的，我都不清楚，就觉得是在不知不觉中广为传开并被人们接受了。我甚感奇怪！你看，“实践是……标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不争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硬道理”、“最广大”（“最广大”的语法错误电脑都能识别出来）等等都有明主，唯独这个“战略机遇期”找不到发明人。刚刚过去的一年真的是令人忧心忡忡、心不落底啊，觉得我们的党怎么了？不是有人要给改名变成“社会民主党”，就是要结束一党执政让她下台。更有甚者是像法轮功那样直接喊出“打倒共产党”、“杀掉7000万”。我害怕了，但我不是害怕自己被杀，我都是古稀之人了；我也不怕我的儿孙辈被杀（他们也在7000万之列）。因为我们整个家族与国家相比，就是根毫毛，就算是陶氏绝门能保住我们的党不被毁掉、不被推翻，我们的国家不被颠覆和支解，我也会含笑九泉的。可惜，让我这样稀里糊涂地弄不明白是怎么搞的，是谁开始搞的，竟然把我们好端端的共产党一步步搞到这个地步、搞到这个份上，我真的是死不瞑目啊！
最近，我的脑子里始终抹不掉一个魔影，所以把他的大作放在床头，偶尔翻翻（这部书尽管写的是毛泽东，但我不肯把它放在案头，不配），终于发现了这个奥秘，犹如一个侦察兵发现了一孔对着我们的发射的枪眼似的，反倒释然了。
《红太阳的陨落 千秋功罪毛泽东》（以下简称《陨落》）的导言《伟大的革命家 失败的建设者》开头就说：
本文指要：在机遇期内必须采取一个重大步骤是重新评毛。尊毛的意识形态，反毛的经济政策，这种“打左灯向右拐”的机会主义组合可以苟安于一时，但早晚要翻车。当今领导人须知：你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毛泽东旗帜举得越高，在经济政策上的‘错误’则越大，政治上的‘左’凸显了经济上的‘右’。真要以毛的是非为是非，你们就是‘正在走的走资派’。如此尊毛是头顶砸自己的脚。
“在机遇期内”，显然这里说的机遇期不是一时，而是一个时期。这就对我以往对“机遇”一词的理解发生了“颠覆”。我特意翻阅了《现代汉语词典》，上面明确的注释是“机遇〈书〉好的境遇；机会”。我又查阅了“境遇 好的情况和遭遇”。我把两者结合起来理解，就是遭遇好的情况的机会。而“机会”的注释是“恰好的时候；时机：错过机会︴千载一时的好机会”。这些注释都没有“时期”的意思。如果说机会和机遇都不是“时”，而是“期 ”的话，也就不用看准了赶紧“抓住”了，它还有个期限在等你的。因此，我说所谓的“机遇期”是不成立的，也是不存在的。那么，作为先知先觉的大知识分子宋科先生怎么能出口成词，并被官方广为使用呢？我苦思冥想也找不出其它答案，只能认为他们是用来欺骗人民！
“改开”以来，除了启用（已经死去的）旧词汇外，引进的不算，还有把贬义的变成褒义的，之外还生造了不少新的，甚至都不是话的词汇（我以前的文章里谈及过，如《汉语言到了该规范的时候了——致谢小庆教授的拜托信〉（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904/78955.html））。这个“机遇期”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那么我先说说它不是话？
机遇也好，机会也好，都是一闪而过，一过即逝的，它不可能停留下来等你抓它。国家的，我不是最高领导者，有了机遇也用不着我抓的。就说我自己吧：
我初中毕业时，班主任老师因为我9科5分（当时学习苏联实行五计分制）就拟定保送我上四平师范。因为培养目标是标准的小学教师，我拒绝了。但是，那年（1957年）没有中等专业学校，而高中我又读不起（只拿伙食费每月8员1毛钱），国家又进行劳动教育，动员中学（初、高中）毕业生回乡务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就宁肯务农以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为了表明我不是考不上高中，尽管不能读高中也参加了招生考试。其实我就是要走个过场，数学考试我用40分钟答了多半就交卷了。事后觉得没答好，语文卷子我就认真对待了。这样我就闹个第二批榜上有名，把我编到10班，班主任是时广湛老师。因为我已经“拿身子当地种了”，父母知道我已经“中用”了，就更不想供我读高中了。这样，我还真不如上“吃饭学校”（当时学生鄙视师范学校的称谓）了。因为我不接受保送，就让另一个8科5分的康姓同学享受了这个名额，结果毕业后都派到中学去了。倘若我去了，因为年纪小，还有可能保送到东北师大读大学的。显然，这次保送的机会我没抓住。老天不是不给我机遇，而是我放弃了机遇。如果机遇能成“期”的话，我就不用后悔了。
倘若，我去读高中，这个遗憾就不会是终生不可挽回的了。可惜，高中我也放弃了。对于1958年大跃进，一些反毛的人揪住大跃进时期的缺点或失误不放，殊不知那个大跃进给共和国奠定了多么雄厚的经济基础啊？工农业的已经说过了，军事的不用我来说，就说文化、教育、卫生方面的教育吧，那时候和创办了多少各级学校啊？文化教育大跃进原有大专院校恢复招生之外，还创办了一些新的院校，大学招生数比报名数都多。我一个外号叫“万事通”的李姓同学就以“同等学力”的名义报考了东北师大中文系。那时候通讯不发达，他又不知道我家住哪里，没法通知我。他没有我学习好，却也被录取了。他把这个消息告诉傅大千同学了，也都被录取了。这个机遇不是我错过的，而是我想不到的，也不知道的。回乡务农了也看不到报纸，自然不看招生简章了。
因为我不甘心现状，就开始注意招生简章了。1966年我头一次去长春报考艺术学院，面试合格正式填了表，准备参加考试（我报的编导专业），可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停止招生了。这个机遇自然也就没了。
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在县文化馆从事文学辅导工作，同事们觉得我的函授大学文凭比不上正式大学的，都建议和鼓励我报名考现代文学研究生，可以带工资并且享受出差补助。而我觉得六口之家的家庭负担不该扔给妻子一人承担也放弃了。这个机遇是我没去抓。
路遥的《人生》里说，人生关键的就那么几步，如果都迈到了，走对了，就成功了（我记忆的不是原话）。而我的关键几步都让我错过了。
在我头一次参加农村工作队那年，有个机遇是后来知情的朋友告诉我的。我在年终写的总结是《如何做好生产队的指导工作》，开列了12条，除了交给工作队领导外，还邮寄给县委书记了。当时的县委刘书记看了，就找县委宣传部了解我的情况，目的是要用我做县委常委秘书。可是，我填完的《入党志愿书》本单位党支部通过了报到局党总支还未报到机关党委，毛主席就逝世了，接着那四个人就被法办了，党就停止发展了。这样，县委就另选他人了。现在这个同志早已经是副省级领导干部了。
我罗列这么多，为的就是说机遇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它不是常驻的，不可能成为“机遇期”的。
那么，为什么偏偏有人要这么说，还一直这么强调。什么“战略机遇期”？那无非是说“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对我们国家的建设是有利的，我们可以放心地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当初判断是“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现在还存在吗？美国轰炸南联盟是不是战争？阿富汗战争算不算是战争？从伊拉克，再到利比亚，是不是战争？眼下美帝国主义又把矛头指向伊朗了，战争接连不断，怎么还能说是和平呢？就是针对我国的威胁我们安全的一系列事件都层出不穷。我们为了维持“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就自我麻痹，自我安慰，就是不能正视被侵略的现实；而且还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妥协办法，维持“和平与发展”的局面。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耗费军费1万亿美元，有没有我们提供的？这在以前我们不知道中央意图的时候，也就不说三道四了。现在，看见了辛子陵对国家领导人的建议（须知）了，我就认为这个口号不乏一定的反动性。他就是在忽悠中央领导，忽悠中国人民。
我们到现在还坚持“和平与发展”的判断，仍然认为处在“战略机遇期”而自我感觉良好。我在以前的文章里说过，历来的武装侵略都是为了经济掠夺。“改开”之后国门大开请人家资本家进来投资“共同开发”，并且也成了“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了，人家已经实现了经济掠夺的目的，你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人家的掠夺了，人家国家当然就没必要用动武打你了。可是，这样没有发生武力冲突的原因是什么？还不是自己软弱怕挨打的心理和屈辱忍让的作为造成的吗？那是真正的和平吗？如果伊拉克萨达姆乖乖地听美国的，能挨打吗？利比亚卡扎菲也能乖乖地把资源奉献了，能让多国轰炸个稀巴烂吗？原来中央的说法是“落后就要挨打”，所以不顾一切来“发展”，并且说“发展是硬道理”。而我就说落后不一定挨打，先进了也不一定不挨打。而是你的国家有资源不给他，他才虎视眈眈想打你。而你的政府腐败无能，他才敢打你。所以，我说挨不挨打主要在于国家领导人能不能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能不能把民心凝聚起来形成国家意志？如果像现在又回到清朝末年国民是一盘散沙的状态了，挨打是早晚的事情。我外孙儿放学后就跟我说，有伙硬气的学生就专门欺负几个有钱人家的同学，不给钱就动手打。有个同学回家跟家长说了，家长为了不吃眼前亏，不让孩子挨打，就让孩子满足他们的要求，事先准备好了，一见他们来了就主动奉献，当然闹得了“和平”的局面和“友好”的气氛。可是，那孩子要“奉献”到多咱啊？
辛子陵明确地说：
本书是拙著《毛泽东全传》（1993年香港利文出版社初版，1997年出新订本）的续篇，充实了大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史料，并增强了评论的分量，意在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所允诺的在他的任期内重新评毛提供支持。
一开始看见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就找到了非毛、贬毛、弃毛的所在。于是我发表了《自曝的“弃毛”源头》（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4/224621.html）。现在又明白了辛子陵所谓的“机遇期”是什么货色了？他所说的机遇期无非就是现在的反毛分子和反共匪帮的丑恶表演的高峰期。他们认为大骂毛泽东的就该大骂中国共产党，这样对于他们想推翻共产党或者改变共产党的宗旨，进一步给中国共产党更名换旗号是极为有利的好时机。在他们看来，这个时机要充满胡锦涛的整个任期。既然胡锦涛已经“允诺”了，胡锦涛就该力求完成的。这个“须知”胡锦涛知道不知道，我无法证实。但是，作为军委主席的胡总书记对于一个在国防大学任职的大有名气的宋科（辛子陵）教授是不能毫无所知的。如果知道了也能这样包容，我想只能表明我们党的宽容和克制。既然宋科能建议我们党的总书记要在任期内完成“允诺”的所有承诺，那么我也要建议总书记到国防大学看看这个笔名叫辛子陵，并且以“老员外”自称的教授，问问他你到底“允诺”了什么？问问他，重评毛泽东该怎么个评法？是党内评，还是全民评？是党内的大人物评，还是包括普通党员的全党评？
现在再看看辛子陵《陨落》“导言”里的说法：
毛泽东一生，开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这是以讲真理不讲面子在中共党内深受敬重的元老陈云说过的话。这个认为毛泽东过大于功的评价是有群众基础的。一九九四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政策研究室、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和国家教委联合搞了一次民意测验，就两个问题进行问卷调查，第一个问题是：毛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第二个问题是：毛泽东热是否正常？调查的结果如下：（一）高级干部；百分之三十七认为毛过大于功，百分之三十认为功大于过，百分之三十三不回答；（二）高级知识分子：百分六十七认为毛过大于功，百分之八认为功大于过，百分之二十五不回答；（三）记者和理论工：百分之四十八认为毛过大于功，百分之十八认为功大于过，百分之三十四不回答；（四）教职员工和学生：百分之四十认为毛过大于功，百分之三十四认为功大于过，百分之二十六不回答。总的概念是过大于功。至于毛泽东热的问题，百分之六十三至百分之七十二认为不正常。（《你怎么看毛泽东？》《中国聚焦》（China scope）一九九四年英文版第二卷第一册第三页）
不回答的人实际上是认为过大于功，怕明确表态有风险。如果把不回答的人列入过大于功行列，认为毛泽东过大于功者，高级干部占百分之七十，高级知识分子占百分之九十二，记者和理论工占百分之八十二，教职员工和学生占百分之六十六，四部分认为毛泽东过大于功者平均数是百分之七十七点五。所谓过大于功，就是倒三七开，三分功劳，七分错误。这是个总的概念。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失败的建设者。建设失败了，革命并没有搞错。肯定和发展他缔造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功劳，否定和纠正他使国家陷入空想社会主义迷途的错误，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这个2006年3月就提给胡锦涛总书记的建议，胡总书记不是错过了机遇了吗？当时人们信仰危机了，眼看改革开放问题接连不断，国有企业开不出工资，养活不起员工了；农民种地不剩钱，生活越来越拮据。工农群众并不清楚造成这样局面的原因是什么，根子在哪里？他们还是跟“改开”之前的毛泽东时代相比，所以总是怀念那个没有剥削、没有不公平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因此出现了呼唤毛泽东，怀念人民领袖、怀念大救星的热潮。这是辛子陵们意想不到的，也是不愿看到的。他们不敢到工农群众中搞调查，只能在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记者和理论工（捎带教职员工和学生）等知识分子范畴搞个问卷调查。这怎么能代表民意啊？难道中国人民就只是上述这四部分人吗？更可笑的是，他还把四部分人当中判断为“不回答的人实际是认为过大于功，怕明确表态有风险”。当时的情势不是给毛主席说好话有风险，而说毛主席坏话是没风险的。就是到现在不也是说毛主席不好可以旁若无人，而若说“永不翻案”人一个“不”字都是各方面一起出动围剿的吗？辛子陵、李锐、茅于轼、袁腾飞等有风险吗？
胡锦涛总书记看来得让辛子陵们失望了。当时，那么好的时机都没能把握住，把机遇给你延长到整个任期，说成“机遇期”了，你也不赶紧抓住。今后只有半年多的时间了，恐怕难以兑现承诺了。而我却要说，现在的胡总书记可不是先前的那个胡总书记，他是颇具稳健风格的，是很有主见很有城府很沉稳的领导人，他是充分发扬民主让各方面代表人物出来表现和说话的。我看现在，在言论自由方面还是不错的，真是有点儿“百家争鸣”的意味。胡总书记对辛子陵们的容忍也许不是赞成，更不是怂恿。传说的“不宣传，不打压”我想就是要把这个问题交给人民，交给大众，而不是交给“知识分子”范畴的一小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它是敷在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两张之一的皮上的毛。毛主席主张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通过劳动，接受工农劳动群众的再教育，以完成其思想改造，真正脱胎换骨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这个过程是痛苦的。小知识分子觉得难，高级知识分子觉得很难，大知识分子觉得更难，简直是要他们的命一样。因此他们大多对毛主席这个相关的指示，如“五七指示”、“六二六”指示是不欢迎的。就是个小知识分子中的中小学教师到生产队或农场劳动，队长给安排个喂猪的活，那是照顾了。他们还是开工资的，住宿不用花钱的；尽管40元上下收入也比社员多的，也还能供起个大学生的。可是他们的儿子竟然耿耿于怀到现在。高级干部在文革期间大多被革命造反派冲击了，“上楼、靠边”或“洗手洗澡”了。尽管过了关，或解放了，后来有的进入“三结合”新政权，官复原职了，但是，不能再养尊处优、作威作福了；而且在老百姓跟前要谨小慎微、小心翼翼生怕惹怒了人民群众，就是那个人说的还得“看老百姓的脸色行事”。所以他们自然是不舒服的不甘心的。因此，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不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对毛主席实行的干部政策也不满意。他们之中上干校的，就说“进牛棚”，走“五七道路”就说“去劳改”。有的知识分子对参加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深恶痛绝，而自从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后，就不用接受再教育了，不用参加劳动了，就可以高高在上鄙视劳动和劳动人民而不觉得心里有愧了，甚至还可以用从劳动人民那里获得的知识，或者说靠劳动人民供养所学成的知识奴役人民群众（自觉是“精英”了）。这样一个所谓的调查问卷，抛开了中国革命（包括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调查的结论有代表性吗？这不等于到家雀群里搞调查，问它们对天空中高飞的头雁的看法一样吗？他们能得出这样的所谓“民意”是很正常的。我敢说，这几个调查单位现在再搞个面向全国人民的问卷看看，恐怕就不是辛子陵们希望的那样“倒三七开”了，也不会是“三七开”了，倒是应该“一九开”的。若不相信，你们就试试！
辛子陵说胡锦涛总书记已经“允诺”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事实，没见过主流媒体的报道，但是，我却看到了党的十六大后，胡锦涛带领中央常委们去西柏坡，并且发表重提“两个务必”的报道，一些老前辈称赞说：“这两个年轻人不错！”我想，当初胡总书记也是向毛主席“允诺”了的，或者说在他心里已经默默地承诺了，他是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这在纪念110周年的大会上听到的。至于后来有了变动，不仅党的“指导思想里”不提了，解放军的《条例》里也不提了，我感到不可思议。这个跟辛子陵的大作《陨落》有没有关系，我不得而知。不过现在看，党魂没了，军魂也没了，这是很危险的！失魂落魄后招徕了孔夫子，那是救不了党，也救不了国的。我不是全盘否定孔夫子，作为古代的一个大教育家我们应该尊敬，但用儒家思想治国是徒劳的。何况他一生也没治理一个国家，何况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是持批判态度继承儒家思想中积极部分的，而不是顶礼膜拜的。
至于老前辈陈云同志说没说那样的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我不得而知。但是，我能想到的是，他是不赞成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当计划经济深受批判的时候，表面是在批毛，而实际却是在批陈。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毛泽东时代搞计划经济，就是靠陈云同志贯彻落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经济也就是陈云同志搞的。陈云参与了整个28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他能说毛主席建设有过？过在哪里？我认为听到陈云同志说这句话的人应该站出来证实一下。如果没有，那就是辛子陵们的编造。
至于毛主席是“失败的建设者”那更是放屁！如果说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失败了，我们共和国的家底儿是怎么来的？毛主席带领全国人民搞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开始的，莫非改革开放也是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开始的吗？我倒觉得，改革开放正是把毛主席给攒下的家底给造空了，反而还说毛泽东时代。到文革期间“经济濒于崩溃”了。既然是崩溃了，改革开放就该是白手起家了。事实上是这样吗？这方面我在以往的文章里多有涉及，在此就不多说了。
我觉得《陨落》真是一株绝顶的毒草。由于它是在香港出版的，流毒还是有限的。但是影响却是很坏的。因为中毒的不是普通读者，而是高层，甚至是最高层。不是有传言说“一致鼓掌了”吗？我希望这个说法是谣传，是海内外阶级敌人的编造。我不相信是真的，但我缺乏底气。所以，我希望中央领导能说句澄清事实的话来，好让全党、全国人民放心和安心。这样，是有利于中共十八大召开的！
2012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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