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姥爷是山东人，我爷爷是黑龙江人。当年他们从农村出来参加革命，抗美援朝之后回国分配到铁路部门，一路从北方修到南方，福建省当年唯一的一条出省铁路鹰厦线就是他们这些人修的，修好铁路之后就在铁路沿线安家，当铁路工人。所以，我算是一个铁路子弟。
小时候我常听大人们讲一个词，那就是“地方”。“地方”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从反面来说就是，凡是铁路以外的，都属于“地方”。铁路系统里有车务段、机务段、工务段、大修段、水电段、公安局、医院、学校、大集体、小集体（车站卖饭的、铁路招待所里的合同工），甚至还有自己的报社（我们那里发行的是《上海铁道》报）……一应俱全，基本能够自给自足，有些独立王国的意思了，于是也就有“铁老大”、“铁饭碗”的称呼。
但这“老大”不过是体量大，所谓“铁”饭碗也不过是稳定罢了。若论收入，地方上许多单位都比铁路高。记得当年我爷爷去世，本想让我大伯顶职，但当时他已在地方上的氨厂做了一名采购员，长期到外地出差，收入比铁路工人高多了。小学时，我有好几个同学家里是二级站（具体的业务范围我记不太清了，但和家电买卖似乎有些关系）、粮转站的，他们的吃穿住用在当时也是比较显眼的，生活要好得多。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因为下岗，许多地方单位纷纷倒闭，工人买断，好长一段时间日子不太好过。而铁路部门旱涝保收，撑不着但饿不死，“铁饭碗”的价值得到了最大的展现。
2003年高考，我既没考好，又胡报志愿，病急乱投医，被家人带去福州去省招办问出路。正是这次福州之行，让我对“铁路”和“地方”的概念产生了新的认识。原来偌大的省城里铁路系统只围着福州火车站有那么一点点地盘，简直成了“地方”的边缘角落。再后来，我读了大学，家乡那边铁路部门合并、医院学校拆分……泾渭不再分明。一个很小的例子或许可以说明大问题：闲暇时间，铁路职工慢慢和地方上的人做了朋友。——老大回到了百姓中。
2.
概念往往是抹杀人性的。一讲“铁老大”，往往给人以冰冷、厌恶的印象，但这么些年来，我身边的许多点滴人生告诉我，“铁老大”是一群工作非常辛苦的人。
我妈妈是一个替班员。车务段管辖之下的十几二十个小站，往往只有一个站务员（买车票、办货运的员工）。碰到他们因工或者因私请假时，我妈妈就要去替他们上班。常常要东跑西颠。好些时候客车并不在小站停留，我妈妈就得扒货车回家。所谓扒货车，就是站在油罐车边上，冬天风吹夏天日晒，而且十分不安全。
我爸爸做了很长时间的助理值班员，就是货车过站时站在月台上接车的员工。多年来，他们运行的是“四班倒”工作制——白班、夜班、下夜班、休班。这是一个非常折腾人的作息。所以我妈妈常和我说的一句话是：“好好学习，争取以后不要上夜班。”但是，和那些在偏远小站工作的人相比，我爸爸又要好很多。因为那些偏远小站往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工人们往往一口气上好多个班，才能攒几天休息日，回家照看。在我的印象里，有好些孩子就是因为从小父母不在身边管教而变坏的。
我有个同学的妈妈，是工务段探伤组的。所谓探伤组，就是推着一架仪器，常年在负责的铁路路段上行走，检测铁轨质量的一群人。这些日复一日在铁道上走着的人们，往往患有胃病，因为他们的午饭往往都是用随身带的冷饭冷菜应付了事的。当然，和抬枕木、铺路渣、砸洋镐、挖土方的养路工人比，探伤组的工作又是轻巧的。我家人的一个朋友就是砸洋镐的，年纪轻轻就做到了工长，有一次他在外作业，不知道被什么毒虫咬了，差点没命，在医院里救治了几个月。除了上夜班，砸洋镐也是大人恐吓我们要好好学习的一个话题。我家楼上那位阿姨，是扯着嗓子和她儿子说小心以后去砸洋镐的，因为在客运室工作（也就是最为常见的在火车站负责检票、检查危险品、组织旅客上车的工作人员），她的喉咙常年都是沙哑的。
赔上健康事小，还有不少人是连命都搭上了。我的一个远房亲戚九十年代末期死在了工作岗位上。他是一个调车员。所谓调车员，就是负责货车装卸的员工。小时候在我的眼里，这是一个非常拉风的职业。因为他们可以攀着货车边上的扶梯随火车前进——这可不是谁都能够有的“特权”。而这个亲戚的惨死，让我知道了调车这项工种的残酷性。在一次调车过程中，不知是因为劳累，还是因为大意，他没能抓紧扶手，从货车上掉了下来，滚到轨道上，火车直接从他的脖子上压了过去。
这都是些火车外延的工种，那火车上的呢？听家人们说，每当客运段有一批工人退休，在此之后的三两年，大家就得频繁地去火葬场了。这些人因为长年在火车上工作，已经适应了铁轨的咚咚声以及列车的摇晃动作，一旦退休在家里呆着就很难适应，很快就老了，病了，因此故去的人为数不少。
这是生活的一个面向，它真实存在，但让人能够坚持下来的，往往是另外一面，可以说是苦中作乐，也可以说是生命的韧性。我有个同学，父母都是跑客运的。早年没有手机，联系不方便，有一次她妈妈临上班前发现家里的米不够了但又来不及买，匆匆赶去上班。在某个小站，她妈妈所在的火车和她爸爸所在的火车交汇，她妈妈远远地朝她爸爸所在的车厢大喊：“×××，家里没米了！记得去买米！”
3.
旁人不曾接触和了解这些细节，更多的时候，他们通过火车票来否定这个系统。
读大学之前，我没怎么出过远门。读大学后，之前的几年，我的确能够通过内部订票途径买到卧铺票（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关系四通八达，七弯八拐总是有人能够搞到卧铺票，不见得非得是有特权的人），但越往后越难，从三两年前开始，我都是自己凌晨去排队买票的。
后来，我家那里的铁路局针对一些票源紧俏的车次开发了电脑订票系统，可以说完全堵死了车站留票的可能。据我所知，为防止售票员监守自盗，我们那的售票员上班时是不准带钱的。就我个人几次买票的经历，为了防止票贩子，车站的规定是，一个人最多只能买两张车票。
不是吧？有这样好？难以置信。但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情况。每到过年的时候，我舅舅就得疲于应付回家探亲的朋友，他们为的是同一件事：买票。不管我舅舅怎么说，他们就是不相信铁路上的人弄不到火车票。但后来我舅舅的确又弄到了一些票，我问他票哪来的（我可是他的外甥，都是排队买来的票）。他苦笑道：“票贩子那里买的。”——我舅舅朋友多，票贩子里也有他的朋友。
4.
铁道部也是招收公务员的。但前两年我注意到，中央公务员里那些到最后无人问津或少人问津的职位，多半来自铁道部。所以，当很多人说铁道部是一个特权部门的时候，我总有些怀疑。按照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如果是一个令人咬牙切齿的特权部门，那应该有非常多人趋之若鹜才对，为什么会无人报考呢？
另外，从小我就知道一点，对于铁路系统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安全。小到车站，大到机关，最显眼的位置肯定是在说这样一件事——安全行车达到多少天了，大家要继续努力。
说话的是“领导”，听话的是“看客”，但做事的，是一个个普通人。
拔萝卜苗及其他
1.
昨天和我妈去菜地看我爸爸拔萝卜苗。种萝卜的菜地是向附近的农民借的，种完这茬就要还给人家。之所以借地种萝卜，是看中那块地是临河的沙地，萝卜扎得深，吃起来甜。那农民之所以借，其实也算有点交换条件。一共四畦萝卜，我家三畦，他家一畦，因为他要工场做工，所以他家那畦的萝卜苗就由我家帮着拔了。
什么是拔萝卜苗呢？菜地里，一畦畦的萝卜苗挤在一起，长势很好。我妈说，萝卜苗拔回来洗干净晾干，做成萝卜缨咸菜，又好吃，又降血压。她又补了句：“香港那边人不吃吧，我看电视都说咸菜不好。”过日子各有各的方式，我说真不至于，自己吃了好就行。但让我想不通的是，种萝卜不是为了吃萝卜么，为啥把苗都拔了呢？我妈说：“撒种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活，就要多撒一些。但一个萝卜一个坑么，不然一堆挤在一起，就都长不大了。”我又问：“那前面那小块地几乎都没长萝卜，种子都没发出来么？”我爸说：“有狗在那块地上打架么，把种子都扒拉光了。”
对爸妈而言，我问的其实都是蠢问题。我说：“换做是我种，看着一片绿油油的，肯定得拼命护着，过段时间只能吃挤在一起长不大的小萝卜了。”我妈说：“你又不种地，你懂别的，更高级的。”但我真懂什么别的么？就算我懂，我懂的那些东西有真有用么？
2.
收拾好萝卜苗往家走，路上碰到三张（也就是张家老三）。我妈说：“把菜地租给驾校，三张是强烈反对。他说不种地还算农民啊，几百块钱的租金拿来又没用。”我问：“那他反对没用么？”我妈说：“但整个生产队就他不同意，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嘛，所以也就租掉了。罗妈妈（村里一个姓罗的老太婆）见到我还说，现在都不种地喽，放在那里也荒掉，租给别人总也算有用处了。”
关于租地，我昨天写轮不到自己说话。有朋友说，可持续发展最重要，农民种地幸苦赚钱还少，但这不是如今出租建厂的正当理由，农地没有了就是没有了，看着那么多钢筋水泥，让人心疼。
心疼是自然的。之前挂职的时候，镇里的唯一的一条河是黑的，还发臭，这是发展工业的代价。如今回家，小作坊就开在边上，说是农家，但已不再宁静。那条如今还能游泳的河若干年后可能有的污染情况，我也能想见。但这地是农民的地，不是我的地。出租一事也不存在什么村干部腐败的情况，而是集体决策的结果，少数服从多数。可持续发展固然好，也很重要，但有些观念必须是让社会自己长出来，而不能你说好，大家都一定都要认这个好。对社会而言，预防针不是那么好打的，有时候非得自己亲自病过一场，才能真正有了免疫力吧。
3.
但隔壁那家竹篾作坊今天不吵了，于是又有了鸟叫声。我妈说：“老板倒想接着干，但农民们不想做了么。干了一年，要休息了，等到初十六再开工。”“这么早就休息了？”我问。“有的两三天前就开始休息了。不用干活了，二张都穿新衣服逛马路去啦。”我妈补充道。
校车之前的故事
2012-01-08 13:37:07
昨天提到李瑞英走基层的那条新闻，其实这么多天看下来，“新闻联播”时间有限，讲得少，关于走基层，更多的是在新闻频道里讲。今天早上我看了一条走贵州某山区小学的报道。
这家小学从幼儿园到五年级，一共百来名学生。老师一共四个，而且是一家子，陈校长是当家的，也是唯一有教师资格的，弟弟、弟媳再加上女儿，这就是全部教师阵容。校长老婆负责每天给孩子们做午饭，采访的那天，她做了三笼屉的干饭，还有一大盆的辣酸菜，每个孩子还有一个鸡蛋。饭菜钱是由好心人赞助的，于是她就当起了义工，记者说这么辛苦还是义务劳动，问她啥感想。她一边给孩子们盛饭一边笑说：都有好心人解决了孩子们的饭钱，我哪还不乐意给孩子们做饭呀！
这小学其实就是陈校长的家，匀出几间房便是教室。后来弟弟、弟媳出了笔钱，盖了栋两层小楼，幼儿园一年级以及五年级的孩子搬进了新教室。陈校长那读到高一就辍学的女儿小陈负责教幼儿园和一年级的孩子，一节课四十分钟分拆成两部分，前二十分钟教一年级，后二十分钟教幼儿园。小陈说：村里识字的都出外打工了，剩下的自己都没文化，更别提教孩子了。缺少了督促，教学便更加费事，昨天教的今天就忘，班里还有十好几个孩子得她手把手地教。小孩子不懂卫生，鼻涕掉下来就用袖口擦。小陈是既当老师又当妈，时不时地就给孩子们擦擦鼻涕，整整衣服。
其实陈校长一家大可以像其他村民一样外出打工挣钱，但正如陈校长的弟弟所说：我们走了，这些孩子就没学上了，我们家人世世代代做老师，不能断了。弟弟弟媳的家就安在那栋小楼的楼下，房间里两幅由热心人士放大的课堂照片很醒目。陈校长的弟弟说：每天睡前、醒来看一看这照片，心里就很知足。
这便是新闻里所讲述的陈校长一家，他们一家人这样坚持了二十多年。最后，主持人说：当地政府如今把附近两所这样的小学合并成了一所设施齐全的小学，陈家小学的孩子们完成了小学低年级教育后就去那所新小学读书。事情到此似乎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但我心里想的却是这样几件事：第一，陈家四个教师只有陈校长有教师资格，除他之外其他三人，能去新小学教书么？第二，从村子到新小学的路途有多远，那些连文化都没有多少的农民家长能否理解教育的重要性，支持孩子去更远的学校读书？第三，就算家长同意了，情况或许更好，还有校车了，校车之后的故事呢？不用我说，今年已经有很多关于校车的故事了。
这让我想起那天坐我舅舅的车上街，我正要说路修好了，车开起来舒坦多了，我舅舅说：以前路不好，车都开得慢，现在路好了，车也就快了。你知道么，这条路去年修好之后，已经死了五个人了。
和民工一起吃饭
2011-11-24 20:58:32
港大小，食堂少，但黄克竞楼的那个食堂我至今没有去过，尽管它就处于我上下学的路上。
没去的原因很简单。港大百周年，黄克竞楼附近或翻修或新建每到中午，那些参与工程的民工（或许香港高级些，可称为建筑工人，但其实就是民工样，我要分析的就是这民工样，无涉其他）就近去黄克竞楼的食堂吃饭。这情况是同学告诉我的。开学没多久，某次我提议去黄克竞楼食堂吃饭，同学说：“我们之前去过了，民工多，环境差，还是别去了。”同学的语气很平淡，完全谈不上鄙视，只是区隔。或是素质、或是卫生、或是习性、或是样貌，读书人和民工很容易便区隔开了。
可这段时间，不知道什么缘故，民工们时常到我们常去的另一个食堂吃饭。三五成群，而且学生们总会自觉与民工队伍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特别惹眼。民工们或许长得粗糙，但读书人冷淡的举止他们不可能察觉不到，所以看情态，虽然是三五成群，数量上看似乎很有气势，但态度却相当拘束。
打了饭之后，民工们三三两两坐在一起吃。而在那些找寻空位的学生眼里，民工身边的位置是不存在的，于是，我时常看到有学生端着个餐盘到处张望，尽管他们眼前便有空位。为什么不坐？或许是在找同伴？但观察了几天之后，我发现原因很可能是另外一个，那座位边上坐的是民工。很惭愧的是，我也是那个眼前有位置却到处张望的学生之一。唯有一次，我想弥补一下良心上的不安，坐在了民工旁边。在我的道德感得到了满足的同时，坐在旁边的那个民工却有些不自在——这不是主流学生的做法，我这一坐，或许适得其反，反而打扰了他。
以上这些话，不同的人会读出极为不同的意思。我只能说，我不认为自己比那拒绝去黄克竞楼食堂的同学、或者那些选择不坐在民工身边吃饭的学生更好，我甚至为自己表演良心的而坐在民工旁边感到羞愧。作为读书人，我们伶牙俐齿，说话甚至成了我们表演良心的方式。可我们又做了什么呢？是的，我认为这是“我们”的问题。
我是学法学的，在当下中国，经过包装，这简直是一门正义之学、良心之学。可是，一个连坐在民工身边吃饭都感到不适的人，有没有资格去谈平等、谈自由、谈自己在为寻常百姓过上更幸福快乐的生活而呐喊和奋斗呢？就算所谓的“呐喊和奋斗”除了给自己增添声名利益之外，的确还能让世界因你而不同，可如果连和寻常百姓坐在一起吃饭都不能接受，又怎么知道寻常百姓的幸福和快乐到底是什么呢？一张神圣的选票么？
我不知道。
我接受的教育
2011-12-11 12:24:36
昨天和同事在食堂吃饭，我吃得快，又吃得干净，没剩一点米或菜。同事A说：“吃得好干净。”我说：“从小就这样教的，习惯了。”的确是这样，有时候吃饭心里没数，吃剩下了，我会觉得做了错事。
同事B听后，看了看我的餐盘，说：“那也吃得太干净了。我爸妈没这样，你家人太变态了。有时候饭菜就是难吃啊，为什么要吃干净呢？”
我说：“这太容易啦。我家人会说，如果菜难吃，那你为什么要装那么多呢？”
B说：“那就说这食堂吧，每天一共就四种菜，我都不喜欢吃，咋办？”
我说：“我妈会说，的确就四个菜，那别人都能吃，就你不能吃？”
B说：“如果我妈这样讲，我就会说，别人是别人，我是我，不能这么比。”
我说：“如果我小时候在家敢这样讲，估计就要一巴掌过来了，这不成了无理取闹嘛。”
A说：“你家吃饭人应该挺多的。”
我说：“是，一般都有七八人。”
A说：“我们那里也是，大家庭里的孩子一般都被教育要注意这些。”
B说：“想起来也是，以前小时候在我爷爷家吃饭也被说着说那，但后来自家三口人吃，也就没有这么多规矩了。”
关于吃饭，我家规矩挺多的，比如不能咬空牙，不能吧唧嘴，端碗时不能把拇指和食指间的虎口对着自己，不能用筷子在饭菜里挑来挑去，喝汤不要出声，不能用开水泡饭，不能吃饭吃到一半上厕所，喝粥的时候要用筷子赶最上面那层凉粥……小时候总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冒犯而被家长责罚，但如今回过头去看，我觉得这些教育都是那么必要。
B问我：“你以后会这样教小孩么？”
我说：“我想我会的。”
B说：“有些规矩我觉得也挺好，但小孩子哪里懂那么些事情呢？”
我说：“小孩子的时候不注意，大了以后又怎么会做好呢？”
A说：“这就是‘三岁看老’啦。”
的确如此。而这一看，其实不只是吃饭，人的性格也是在这些小事里养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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