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才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一直是存在的，于今未断。旧社会，一些贫穷人家总会出现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却又不能等着饿死冻死，于是便有了“卖身为奴”的现象，既然“人”被当作“物”给卖了，自然也就失去了人身权，在所有权的问题上，奴才与牛马没有本质区别。在三六九等的人家当奴才，地位和待遇虽会有较大差别，但尊严都是一样的，用得着就用，用不着的时候，主子想扔也就扔了，要了奴才的命，在主子看来，也不过像自己失了一串钥匙的感觉差不多。
小时候，看了很多革命题材的电影，感觉中国人硬是比外国人更有骨气，宁死不屈的精神总能让我深以为自豪，死都不惧，何以会乐于为奴呢？就连一向自私自利的大军阀张作霖在面对日本鬼子的时候尚且有掀桌子骂娘的表现，何况是经过新中国扬眉吐气精神洗礼的现代后辈！?明明说是要“当家作主”，怎么可能又要甘愿为奴？难道就为了那一叠叠的票子？抑或是诱人的位子？
古之为奴实属可怜，并非可恨，今日为奴则实属浑帐王八蛋。奴性本不属人性，完全是教育使然，几十年的“钱道教育”让一代代青年糊里糊涂的往当奴才的“黑官材”里钻，只要有津帖可领，“教育家们”就一定会鼓励年轻人勇敢地去领津贴，至于发津贴的主子是人还是鬼毫不重要，如果主子情感欲望强烈，奴才不但卖人还要卖身，“羞耻”二字几乎可以从《新华字曲》里抹去不要，估计5000年中国并未曾有此盛况！“两猫论”本只是一个人的谬论，当它被无数个“奴才教育家”反复地诠释以后便成了全国人的“奴才经”，生在这个时代，你当不了奴才，反倒成了一件非常可耻的事！
由奴才的普遍性，我又想到贪官的广泛性。有些人看到今天抓了个部长，明天又抓了市长，以为反腐败反贪官就有希望了，其实不然，照现在中国的发展情形和社会观念，一天抓个大贪官，都不过是“大主子”扔“大奴才”的把戏而已。这“主子”和“奴才”在整个社会都相互重叠，相互关联，小官是中官的奴才，中官是大官的奴才，大官是高官的奴才，而那些什么都不是的老百姓又是小官的奴才，国民若是跳不出做奴才的圈子，继续甘当奴才，贪官也就乐得当主子，给奴才画圈多好啊！
教育这个东西按道理讲，越是往现代就越应当带有主人思想，人权的独立性应当越强，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什么要反复强调“公民”二字，就是想政治上给予人民自由和民主的权力，然而，好景不长，刚斗了几个贪官，反了一些腐朽分子，便被戴上了“罪恶年代”的帽子，自此以后，可怜的中国人又开始捡起了做奴才的老传统。如果有人问我，现代中国教育的最大贡献是什么，我会毫犹豫地回答：培养奴才。
中国的奴才教育不只是表现在大学，自小学开始便有渗透，影响最坏的当然是大学期间。教授是院士的奴才，副教授是教授的奴才，讲师又是副教授的奴才，学生是所有老师的奴才，等级分明，越轨者惨！在某个圈子里，你普通教授若是比院士更聪明，你就是找死，最好的生存之道便是：你表现得更“愚昧”一点。其它各等级程序大体相仿。大学里头，奴性最强的当属以写“党性文章”生活的一批闲人，这些人什么能力也没有，唯一擅长的就是给不同意见者“戴帽子”，只要是比他级别高的人全是他的“主子”，谁若是惹他的“主子”不高兴，他会跟你没完没了，搞不好还会用“饭碗”来威胁你，我是多次领教过的。民国时代，胡适虽然没有革命性，但多少还是富有个性和独立性，并不曾要求他人做奴才。今天的“学党们”则不然，把不得他的集体全是一群奴才，最好是每个人都愿意交根绳子拴在他手里，想往哪儿牵便往哪儿牵。
不管是多大的贪官，他都是奴才的主子，最底层一级的奴才便是平民百姓，也正是底层奴才数量的庞大才造就了中国贪官数量的庞大，我这样讲并不会担心老百姓骂我的娘，几十年下来，我是看得很清楚的——没有奴才就没有贪官。
如果你是农村出来的，不妨回去调查一番，假若你在某个位置具有一定的“腐败地位”，衣锦还乡是很能得到“尊重”的，只要你没被抓进监狱，没有人会否定你腐败的“光荣性”，你在乡亲乡友中间所享受的地位只随你的权力和财力增长，不会因你的腐败大小而失色。如果你几十年在外，没巴得上一官半职，也没有沾上半点荣华富贵，那你很有可能亲耳听到：你也太没出息了，当不了官，又搞不到钱，还不如个做庄稼的。碰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有些人的家里是亲朋满座，有些人的家里则会门庭冷落，老乡们是朴实的，也是很“现实”的，即便他们从权贵手上一个铜板也不能拿到，到他面前去沾沾光也是倍感荣幸的，很有可能在权贵的家中连起码的尊重也没有得到。我这样描写农民兄弟本无恶意，只不过是深感“平民进化”的脚步太慢而已，落后与无知都是奴性的毒性土壤，如果再辅之以某种宣传教化的路线误导，奴性的土壤就会越来越毒，丝毫也看不到被深埋的希望。
农民的奴性是普遍的，但不是最有害的，真正对中国祸至极端的奴性群体是知识分子和各级公共事务人员。“五四运动”曾经被认为是知识分子觉醒的开端，并被给予了很高的历史地位，然而，这样的运动也不过是一缕青烟，只能随风飘然而过，知识分子至今也没有看到集体觉醒的迹象，“拳打孔家店、脚踢宗法礼”的豪气也不过是风行一时，自由独立的思想确已荡然无存。越是受尊敬的知识分子越是甘当“灵魂的奴隶”，说什么文化教育不要沾惹政治，文化是之于人性的，政治是之于治国的，再下移一点，谈点风花雪月也比谈论政治为好，这不是纯属放屁吗？每每听到那些“避谈民主、避谈政治”的知识分子，我就十分地鄙视他们，鲁迅在一百多年前尚且敢直面人生直面社会，接受60多年“人民民主”教育的新时代知识分子怎么只领会了一个“避”字？到底是为了避什么？说白一点，不就是避主子的批评吗？不就是避主子的鞭子吗？避了也就避了，知识分子的最可恶之处还在于自己当奴才，还要别人学着当奴才，还要替敲骨吸髓的主子辩护，比如说：腐败是转型经济的初级产物，迟早会消失的，老百姓用不着大惊小怪；腐败也是一种刺激消费的方式，贪官也有其正面贡献；原谅腐败，中国才会安全前行；中国的腐败其实并没有西方严重，是媒体夸大其辞。诸如此类的奴才替主子辩护的文章举不胜举，其用意不言自明——别让主子太为难，能忍且忍吧，谁叫咱是奴才呢？
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经流传一个笑话：一下属上厕所碰到其处长，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讨好语言，便说“您也亲自上厕所啊？”。这则笑话虽流传多年，不再搞笑，但其深意并不过时，今日中国人奴性与之相较色彩半点也没有淡化，无非是由“领导亲自上厕所”换成了“领导亲自睡秘书”之类的新说法。旧社会，是一个奴才服侍一个主子，今天，则是一帮奴才服侍一个主子，小贪之所以成为大贪，是因为他下面的奴才太多，献身的人多了，领导失身的次数也就多了，色相有美丑之较，主子自是喜欢有更多的挑选权，奴才上位也就有了“以色取胜”的潜规则。进贡的礼数在奴才市场就更有学问，一个地方县令，手下总有数百奴才，过时过节、红白喜事均是奴才施展媚谀之机，能给予“上礼”机会的莫不感到荣幸之至！以前常讲：一朝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今天的县太爷可看上不雪花银的，知府就更不必说，再往上走，大家可想而知。
历史上的任何事物，产生有它的必然性，灭亡也有它的必然性，贪官和奴才几乎是社会发展的同时代产物，奴才没消亡，贪官自不会消亡，嘉庆杀和坤不过是减了头上的一只虱子，有虱子成长的土壤存在，杀多少只虱子都是妄然。说来说去，还是要给全中国人进行脱去奴性的进化教育，必须设定将奴才变成人民的政治保障和法律保障，“奴才与主子”相互寄生的土壤不铲除，行贿和受贿的大戏就不会结束。人民群众的生存权掌握在官员手上，却欺骗百姓说反官员的腐败，这终归是一个笑话，削得一个和坤，削不得千万个“和坤”。惩治大贪官看似震慑力较大，实则不然，贪官之大，不在于官级之大，而在于贪心之大，芝麻官也可能是惊世巨贪，小村长也可能是“和坤第二”，如果再配上没完没了的“死缓”法律，小贪官在中国终究会变成大贪官。我以为：中国人的奴性不止，则贪官不止，有脱不净的奴才，就有打不完的贪官。
曾几何时，中国也曾经试图砸烂一切封建礼教和剥削阶级，然而，几千年的文化如同几千年的包袱，真想彻底扔掉并非小事一桩，砸掉孔老二的人，现在都成了罪人，捡回孔老二的人居然都成了主人。孔子本人并非罪不可赦，但要把他的思想作为治国思想就绝对脱不掉中国人的奴性，孔子生在一个奴性时代，其奴性局限性是可以原谅的，几千年后的现代人，自己固执地抱着孔子不放，却把罪责全推到他的身上则是大大的不公平，他在地下又没有命令后人非得信仰他的学说，何罪之有啊！？况且中华文化的渣汁中并非只有儒家学说。中庸之道不也是彻底的奴性文化吗？
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毛泽东等一大批思想家和革命家用尽了一切手段改造中国和中国人，其目标自然是想让中国走上与世界同步的发展轨道，然而，事与愿违的是，中国至今仍没有真正走上那个轨道。当下的精英，口中虽然也是高喊民主立国，但骨子里仍是奴隶心态，只是主子换了，“洋人”成了他们的新主子，一切改革和发展，必须要洋主子先点头，洋主子说这事能做，中国就必须做，洋主子说不能做，中国就得回避，茅于轼、张维迎、陈志武、吴敬琏等人就是这类高级奴才，他们都不想做中国主子的奴才，只愿意做洋主子的奴才，但终究还是跳不出做奴才的本性。与这些嘴皮子精英相对应的当然还有政坛精英，他们在国人面前是主子，在洋人面前也是奴才，点头哈腰的时候丝毫也不会疼及自己的老年固疾，一双媚眼直笑得让人肉麻，挨骂了也不例外。一个县官到美国“考察”，与美国芝麻粒城市市长握手的照片被放大到70寸大小并挂办公室最显眼的地方，何等的荣耀啊！一大批“中国奴才”和“洋主子”的出现，会让中国更加腐败，人家外国主子自己不敢贪，拿“国家”出来做贪得无厌的主体，送100亿、200亿都不见得能有好脸色，弄拐了是费力不讨好。所以，给洋人做奴才的人，都得是非常“狠心”的人，国际交易与国内交易自是不可同日而语！
不要以为给洋主子做奴才的人只是甘做奴才而已，实则非也，他们一定要在自己的同胞面前捞回自己的尊严损失，给洋主子叩的头越多，逼自己奴才叩头的响声就越大，洋主子越嚣张，自己奴才的日子就越难过，给洋主子供奉的越厚实，逼自己奴才进贡的包封就越大，如此恶性循环，中国的奴才与贪官将永无尽头。
奴才不是一天灭亡的，革命可能不是一次就能成功的，曾经革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命，今天又诞生了更多的地主和资本家，曾经革了“君王”和“西奴”的命，今天却出现了更多的“西奴”和“土皇帝”，这革命到底要革到什么程度真好象是个没法子的事。如果说“奴性”是一种疾病的话，到底是服用中药好呢还是服用西药好呢？病总是要治的，总不能任由奴才与贪官把中国给搞没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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