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试图以学术思想为战略工具征服中国
：翟玉忠 来源：新法家网站
学术成为一个国家的商业和政治工具，这在二十世纪以前的人类历史中是极其罕见的。只有在二十世纪以后，学术才成为美国攫取中国核心利益的超级战略武器。用美国著名教育家、伊利诺大学校长埃德蒙·詹姆士（Edmund J. James，1855~1925年）的话说：“道义精神上的主宰比军旗更必然地为商贸开辟道路。”
这句有名的话源于1906年初詹姆士向当时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向中国派出教育使团的备忘录》。该备忘录开始只在私下流传，1907年被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年)收录在《今日的中国与美国》一书中。
实际上，“詹姆士备忘录”代表了当时美国朝野许多人的共同主张，即以学术思想为战略工具，一劳永逸地征服中国。正在是该备忘录精神的指引下，美国政府（也包括其他西方国家）立刻行动起来：先是用庚子赔款的退款招收中国留学生；后来建立了“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了的大学校”（罗素语）——清华大学；又在诸多西式大学的基础上创建各种专业学会和各类学术刊物，通过消灭中国本土学术生存的制度基础达到全面控制中国精英精神的目的——今天西方强国近乎完全实现了在道义精神上征服中国的宏大战略构想。
具有表现为，对于1908年美国国会决定用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帮助”中国兴办教育，即史称的“退款兴学”。有些中国知识分子认为它既对中国有好处，也对美国有好处，所以不能称之为文化侵略；另一些知识分子则为美国人的善举感激涕零。比如诗人流沙河就为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设立的“山西基金会”改革开放后仍为山西每年捐款20万美元感动地大哭了起来，并由此断言：“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流沙河：《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网址：http://news.ifeng.com/opinion/200711/1130_23_316832.shtml，）
再比如，《二十一世纪》网络版二○○七年十一月号（总第68期，网址：http://www.cuhk.edu.hk/ics/ 21c /supplem/essay/0707045.htm，）一位中国学者发文为詹姆士备忘录辩解说：“很久以来，不少人把这份备忘录看成是美国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证据。我想，应该把它看成是一个美国学者向他的国家的进言，为其国家服务。说西方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或文化扩张，要从历史的角度来具体分析。当时西方要拿什么样的文化向中国搞扩张呢？是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是莎士比亚的戏剧？是平等自由的思想？是民主政治的观念？这些不是我们要吸取的吗！”
中国是需要爱因斯坦的物理学，也不妨欣赏一下莎士比亚戏剧，更不妨了解一下自由民主思想（它适不适用于中国现实是另一回事），但这一切都不能以牺牲中国本土学术思想为代价。我们的本土学术是先贤对数千年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失去了这一学术土壤，如何因革损益、产生真正的“中国学术”？最多只有“在中国的西方学术”！今天，当中国本土学术已经全都成了西方学术的研究材料，我们除了“吸取”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即使所谓的比较研究，也要按“西是中非”的既定标准进行，几乎不敢越雷池一步。
2010年底，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位老师找笔者聊天，他说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体系太重要了。我说你的这个想法从何而来。他答：自己的单位与商务部有个培训外国专家（还有军人）的项目，他作为老师，突然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可教人家的，因为中国所有的科目都来自外国，根本不能用来教人家。好在外国人来中国留学一般是为了方便学汉语，同时更多地了解中国现实。
脱下了西学的好看新装，中国学术还剩下什么——所有这一切都来自美国用学术征服中国的战略——他们知道，这是最廉价，反抗最小，也是长期内最有效的殖民方式。在留下慈善之名的同时，可以作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事实上，当时美国朝野推动用退还庚子赔款的钱让中国青年来美留学，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美国长期的商业和政治利益，根本就不是为了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他们要以学术手段，使中国美国化，使中国变成美国无形的殖民地，进而 “赢得整个帝国”。
1905年，由于美国长期奉行种族主义的排华政策，中国商人和爱国人士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抵制美货运动。1905年6月，上海商务总会召集会议，作出了“不用米国（即美国——笔者注）货、不定购米国货”的决定。一时间，全国各地各界人士纷纷响应。此举使美国在华商业受到巨大的打击，据当时的《时报》载：“自抵制美约之风潮起，花旗（即美国）面粉大为滞销。”而连年亏损的上海各织布厂却“生意之佳，为往年所未有，实因各处相戒不用美货，是以本布销场，顿形畅旺”。
由是美国朝野进一步认识到了精神上控制中国的重要性。时任美国驻华公使，通晓中文和藏文的汉学家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向罗斯福总统建议用退还庚子赔款的形式平息中国人的愤怒，同时用这些钱供中国政府派遣学生赴美留学之用。
柔克义是中国通，在同受过美国教育的清政府官员的接触中，他意识到这些人所造成的政治影响完全符合美国国家战略利益。早在1905年初，他就在写给一位参议员的信中呼吁允许接收中国学生就读西点军校，他的理由是：“我不能设想还有比向他们提供我们的教育设施所能提供的便利更为有益的事——不仅对他们来说，而且最终对我们来说。从与许多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中国官员的长期接触中，我完全有信心地说这些人对他们国家和人民所产生的影响绝对是符合我们利益的。已有不少中国的海军军官在美国接受教育，他们中许多人已享有盛名。我相信如果有可能允许中国学生进入西点军校，将会获得同样令人满意的结果。”（转引自崔志海：《关于美国第一次退还部分庚款的几个问题》，载《近代史研究》 2004年01期。）
后来，柔克义用了最大努力防止这笔巨款用于有利于中国现代化的其他任何目的，我们甚至可以用“不择手段”一词来形容柔克义的努力。因为包括柔克义在内的美国政治文化精英懂得：“随着每年大批的中国学生从美国各大学毕业，美国将最终赢得一批既熟悉美国又与美国精神相一致的朋友和伙伴。没有任何其他方式能如此有效地把中国与美国在经济上政治上联系在一起。”这样就可以“避免将来中国再次发生类似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积极推动退还庚子赔款在中国兴学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语， 1906年3月6日 ，他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使后者下决心将退还的庚子赔款用于“教育”掌握中国未来的年轻人。参阅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54~255页。）
先是 1905年7月12日 ，柔克义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力陈将退款用于教育的重要性，明确反对康乃尔大学教授精琪(Jeremiah Jenks)提出的将退款用于清政府货币改革的建议。货币改革显然是中国急需的，但柔克义的理由很简单——这一方案不切实际。
清政府也不赞成将退款全部用于派遣中国学生留学美国。1905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上书建议将退还的庚款先用于兴办路矿，再以其所获之余利用于兴学。当时中美之间正好发生粤汉路权之争，袁世凯的建议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1907年6月，美国国务卿罗脱正式通知中方将退还部分庚款之后，清政府对于退还的庚款用途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清政府设立资本金为2000万美金的东三省银行，在美国发行债券，以东三省的一部分收入和退还的庚款为抵押，然后以东三省银行的盈余用于派遣中国学生留学美国。
清政府可能也像今天许多中国学者一样，天真地认为这一计划既满足了美国的“善意”，又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但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可不关心中国的实业发展计划，他软硬兼施，强迫清政府同意将退还的庚款全部用于派遣赴美留学生。清政府不得不于 1908年7月14日 发出照会，规定自开始退还赔款之年起，中国政府于头4年每年遣送100名学生赴美留学，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选派50名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直到该项退款用完为止。
可是这时清政府还是不甘心。7月14日照会发出后不久，它就决定派特使唐绍仪赴美游说，希望美国接受建立东三省银行的计划。柔克义得知内情后，很快就向美国国务院汇报了唐绍仪访美的真实意图，建议美国政府不要接受清政府的方案；他还对唐绍仪进行人格上的侮辱。 1908年7月30日 ，他在写给国务卿的信中说，唐与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对财政和政治经济问题完全无知，他甚至不能被称为是一个有很好教育的人。
是年年底唐绍仪访美，无果而终。
用庚子退款资助中国留学生的计划使中国留美学生人数迅速上升，据1921至1925年的统计，中国留学生中去日本的仍占第一位，总计1075人，占总数的41.51％；不过美国已经很快升至第二位，总计934人，占总数的33.85％。
美国控制中国未来领导者精神的计划是十分成功的。以对近代中国思想界影响力巨大的胡适为例。1910年7月，胡适考取了第二批庚款留美官费生。七年的留学生涯使其身心都浸润了“美国精神”。同时，他也对美国人的精神控制无比感激。胡适在为金陵大学建校四十周年（1928年——笔者注）纪念册题写的诗句中，公开为美国辩护：
四十年的苦心经营，
只落得“文化侵略”的恶名。
如果这就是“文化侵略”，
我要大声喊道“欢迎”！
（转引自张静：《美国“退还”庚款和在华“兴学”论析》，载《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7年06期）
当然，也有保持头脑清醒者，比如同样作为庚款留学生的 梁实秋 先生。他在暮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读到詹姆士《关于向中国派出教育使团的备忘录》时幡然醒悟，梁实秋当时这样写道：“罗斯福大概是接受了这个意见（指詹姆士备忘录——笔者注），以教育的方式造就一批亲美人才，从而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几句话，我们听起来能不警惕、心寒、惭愧？”（转引自程新国：《庚款留学百年》，东方出版中心，2005年，第16~17页。）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美国詹姆士备忘录对中国的危害比日本侵华蓝图“田中奏折”大得多。因为今天的中国学术，特别包括经济、商业领域在内的人文学术仍按詹姆士备忘录指引的方向发展，而我们又不觉“警惕，心寒，惭愧”！连《关于向中国派出教育使团的备忘录》的全文也是由笔者在2010年才全文译出。
国人在精神上被奴役而不知！这不仅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耻辱，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悲剧！因为学术思想上被殖民，近乎使一个辉煌的文明完全失去了依托厚重的文化土壤独立思考与创新的能力。
同时，我们也更加清醒的认识到：复兴中华文明之路既阻且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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