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胡锦涛、习近平为首的第四、第五代中央领袖集体
谭伟东
中美战略研究院 总裁
中国和世界都已经和即将进入一个巨变和不确定的时代。矛盾和环境压力与日俱增。对峙和冲突日渐走向前台。和谐和和平日益成为奢侈品。危机和动荡如影随形,迎面扑来。而此时,恰恰是中国共产党九十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一个甲子刚刚过去,党的十八大在即的历史关头。十八大应该、可以,也必须成为一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创造辉煌的历史性转折的盛会。两代领导集体对此负有重大的历史使命,责无旁贷,必须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只有这样才能不仅仅打破僵局,解体一切陷阱,粉碎一切阴谋诡计,保证中国复兴,保卫世界和平,引导全球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长治久安。
十八大,在继续新中国辉煌六十年的伟大进军中,应当并渐渐形成可以同中国近代伟大的历史巨变中的几次重大的全民凝聚的奋斗主题相媲美的鲜明主题:例如,解放战争后期的“打到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新中国开启时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和整个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十八大的第一个响亮和伟大的主题,应当成为“实现共同富裕,全面振(复)兴中华”。共同富裕是一面伟大的旗帜,是比之任何其它旗帜更能准确地描绘中国崛起和共产党领导人民奋斗的矢志不渝的追求,是能够凝聚一切社会力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把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把真正科学发展的改革开放推向前进和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把人民江山变成永远红彤彤的社会主义和谐乐园,把世界共产主义壮丽事业推向现实社会发展历史阶段最现实可能的强大推进器、精神武装、战略象征。
为了把实现共同富裕成为主题,并成为十八大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总纲和精神文化动力,就必须形成一系列的运行机制、模式和获得牢固的事业抓手。随着GDP崇拜和市场经济神话破灭,民生、实体经济和理性组织与计划成为现代国家的新型着力点。而在神州大地,第二次飞跃,重庆模式,浙江模式,不但很快浮出水面,而且以磅礴的气势,形成华夏大地冲击波。为了避免剧烈的社会经济动荡,应当形成大体上三级的有效的运行模式,它们基本上对应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那就是在微观结构方面,在舆论、政策倾斜和社会经济规划上,以华西村、南街村、刘庄、大寨等等为示范和榜样,引导、鼓励和推进产权和财富的第二次飞跃,形成具有强大经济生命力和直接经济效益的集体俱乐部微观经济族群。而在中观产业和区域经济组合方面,则要以重庆模式为基础蓝本,各地区因地制宜,在唱红打黑、专项整治、三进三同、缩小差别、民生工程、文化繁荣、社会平安、道德高地等等系列社会经济综合治理和发展上,形成符合当地社会生态现实可行的具体模式。最后在宏观机制上,采取浙江模式的基本经验,在民营经济困境和危机中,找到国有、公有经济统合民营经济,形成混合经济的有效结合部与结合点,整合全部社会经济资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全中国人民都有盼头,有信心,有依靠,有恒心的情况下,使得一切资源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并宏观和社会发展上全面惠及到每一位中国人民群众身上。
理论上、实践上、政策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已经彻底结束。党的十八大对此当然可以不做任何历史性表态。只要高高地举起共同富裕这面耀眼、光焰无际的时代最高峰的精神和理论旗帜,中国余下的道路开辟,就会披荆斩棘,勇往直前,越益宽广。
围绕着十八大的第一大主题共同富裕,全面复兴,第二个相关和辅助性的次主题,就是中国文化自觉和文明强盛。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绵延八千年乃至一万余年,为世界所有古文明之多项之最。其是唯一一个至今传承的从古到今的全流程的文明大系,是唯一一个始终围绕汉字语言体系的文明共同体,是唯一一个历经数千年,乃至上万年,文化、人口、社会、历史发达、康盛,不断推陈出新,永远与时俱进的大国多民族大融合文明生态体系。毛泽东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其实,应该从三皇五帝到毛泽东,中国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恢弘磅礴。文化自觉和文明超级自信,舍我华夏无其二。
当然,我们必须异常清醒,可能有多少伟大卓越,就同时有多少糟粕沉渣。也同时必须明白,世界其它民族和国家,不但有着自己辉煌的过去,也在创造着杰出的现在。固步自封,夜郎自大,都是没有根据和短视的。但我们又必须同时牢牢记住,现代化文明体系和现代性学理科学和文化较量与交锋,充满着没有枪炮硝烟的刀光剑影。在意识形态的真理体系和指导思想灵魂方面,除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而外,还没有任何其它的思想学说,能够成为我们文明的基础和核心。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制度学派、印象主义、立体主义、达达尼主义、修正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后现代主义,凡此种种,都不是我们的精神旗帜和理论核心。
把毛泽东思想升华为毛泽东主义,就政治思想和文化时代而言,还为时过早,条件尚未成熟。但全面深化毛泽东思想的各个思想、学说、理论、战略、政策层面,挖掘其文化和精神内涵,形成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化社会学-兵法战略学-组织管理学的系统科学结构,打通毛泽东、列宁、马克思和中国古典学派和各家各派学说传承,完成用东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双重体系,对毛泽东主义的全面建构,将会在现代思想史和文化社会发展史上,发挥巨大的作用。
文化自觉和文明复兴不是要急功近利的产业化和娱乐至死的商业化,而是远远超出提升所谓软实力、巧实力的中华现代文化和文明体系夯实和生态基础创造。保持足够的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固然是我们的最求目标之一,但我们的文化与文明自觉和自省,更是大国超现代的精神维系和思想文化给养,是中华真正内功和强大自我认同的民族精神和国家魂灵的建构,更是华夏儿女文化追求,精神品格,学养修身,境界追求,见识品味的锻造和提升。因此是我们自我的内在需要,而不仅仅是国际竞争的外在驱使。
围绕着“共同富裕,全面复兴”的十八大主题,另外一个相关和次级主题,应该是民主繁荣。人民民主不但是毛泽东找到的打破黄宗羲学理定义的,黄炎培在延安同毛泽东深谈担忧的恶魔般的无法跳出去的历史周期律,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且其是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毛泽东倾其毕生都始终探索、追求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机制。人民主权是这里的主线。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是相辅相成的,而且都围绕着人民主权。人民主权是人民利益的根本所在和根本保证。毛泽东不但在三湾改变,建立起了基本的党军有机体系,而且系统地解决和建构了军事、经济和政治三大民主制度和文化。无论是党内民主制度与文化,还是国家民主制度和宪法,毛泽东时代的民主是彻底的,开放的和系统性的。九大党的选举民主,同七千人大会的中国最大范围的中高级干部大民主,同1.5亿对应于当时6亿人口的第一步宪法民主建言、讨论,同文化大革命的民主多样性探索,构成了中国当代民主的坚实基础。
程序化民主、代议制民主、金钱选战民主、雅典城邦式民主、君主立宪共和制等等,都不是社会主义的民主。
党政军民的民主建构,任重道远。市场经济在经济,特别是微观经济帝国内部的核心经营决策和人事安排上,都是彻底的独裁与专制,是真正的世袭和门第专制。而在此基础上的代议制,无论是直选还是非直选民主,都是杨斌等界定的点厨子而不点佳肴(菜单)的不彻底民主。我等则将其进一步界定为便于统治的傀儡政治表演的橱窗民主。
人民的国家管理权是人民主权的关键与核心。这一点决定着人民主权和其它利益的存在和彻底体现。关于这一点,毛泽东的理论表述和认识是无比深刻的。文化大革命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制度方面的惊世骇俗的探索是具有伟大创新意义的。全面、科学、准确地评价文化大革命,就政治气候而言还为时过早,条件还不充分,但对于其中的民主探索的正面积极诉求,应该不但谨防时代错位和倒退,而且应当循序渐进地加以推进。
十八大就应当成为民主的一个生动表率。应当在全党、全军、全国,就十八大的主题和核心,进行广泛的“问政于民”。只有把“顶层设计”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真正交给人民,而不是把持在专家精英和受局限的写作班子狭小圈子范围内,十八大和中国今后的伟大事业才能摧枯拉朽,光焰无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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