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香园新笔之六
科学的技术到底满足了谁的需求？
田松
在我们讨论技术与人的关系时，在我们对科学及其技术的价值表示怀疑时，常见的观点是这样的：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满足了人类的需求。也就是说，是人类先有了需求，然后技术满足了这种需求。例子比比皆是，比如眼镜，因为我近视，所以我需要这种技术矫正我的视力，不然我看电影就看不见字幕。所以是技术满足了我的需求，为我造福。比如人们希望与远方的亲人有密切的联系，于是科学家就发明了电话。在这种叙述话语之下，科学及其技术就像是神圣而无私的消防队员，它们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拯救我们的需求于水火之中。而被拯救被满足的我们当然只有讴歌的义务。同时，我们也当然地应该期望科学及其技术不断进步、不断发展、不断满足我们更多的需求，让我们生活得更加幸福。
对于这种几乎是标准答案的说法，怀疑者的反驳常常是这样的：第一，现代技术异化了我们的生活，常常不是我们在使用技术，而是我们被技术所控制；第二，很多需求根本不是我们本来有的，是被技术刺激出来的，所以不是技术满足了我们的需求，而是技术刺激了我们不必要的需求。第三，幸福是个相对的概念，我们的现代社会未必就比传统社会更加幸福，相反，却导致了一大堆全球性问题。这些理由讲起来要抽象一些，不如“技术造福说”简单明了，常常让人觉得强词夺理，吃奶忘娘。比如说手机，我必须这样论证：我们真的需要手机吗？就算需要，我们真的需要不断更新手机吗？一会儿加个摄像头，一会儿加个手写板，这些需求完全是在这些技术发明出来之后，被广告给刺激出来的。然而，马上就会有人说：你不需要，不能说别人也不需要，你觉得不好，你可以不用啊。我只好说，因为大家都用了，我也只好用。对方又会说：大家都用，正好证明大家都需要；你也用，所以你也需要。这就叫社会进步。关于技术对人的控制，江晓原兄曾经提到一个比较形象的例子。以前八小时之外，下了班你的时间就是你自己的，老板想找你也找不到，所以也就不想找你。但是现在，很多老板都要求员工必须24小时开机，随叫随到。不过，对方会说：这又不是技术本身的问题，这是社会问题啊，你怎么能怪在技术头上？至于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人家早就说了，环境问题最终还得靠科学及其技术的进步才能得到解决，不靠科学，你靠什么？
所以，如果直接考虑技术和人之间的关系，很快就会陷入到弊多利少还是利多弊少的琐碎论证与计算中。双方公有公理，婆有婆理，但又都难以取得压倒性的优势。我隐约觉得，要想说清楚这件事儿，需要在技术和人这两者之外，引入一个第三者：
资本。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当我顺着“人这种动物为什么要喝牛那种动物的奶”的问题再往前推导两步之后，我忽然发现，一旦把“资本”引入到技术与人的关系中，前面的公理婆理一下子就获得了新的解释。
自从工业革命之后，技术从起点上以及归宿上根本上就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而是“为了”满足“资本增殖”的需求。
而为了满足资本增殖的需求，技术有时候会满足人的需求，有时要刺激人的需求；有时会给人带来幸福，有时也会给人带来不幸；常常会为了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剥夺另一部分人的需求。
也就是说，在科学之技术和人的需求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联。它们的关联是间接的，是通过资本这个中介完成的。当我们在没有直接因果关联的两者之间讨论其因果时，必然疑雾重重，歧路多多。
在工业文明的大框架中，那些能够满足资本增殖的技术更有可能被发明出来；那些能够满足资本增殖的技术，更有可能得到应用。而那些不能满足资本增殖的技术，即使能够满足人类的需求，即使能够为人造福，也不容易被发明出来，也不容易得到应用。曾经看过《南方周末》的报道，说国际大制药公司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研制治疗疑难病症的新药特药，却很少有公司愿意生产为非洲普通人治疗普通病的普通药。
关于技术与人的关系，2004年年初的时候，江晓原兄与韩建民兄曾经在北京的“雕刻时光”里有过这样的对话。建民兄称赞现代通讯技术的好处，说：比方说，以前我的稿子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我可能得专门出趟差，坐火车去趟上海，一来一回，可能得四五天。现在你看，用电话，电子邮件，半天就能搞定了。这不就是技术提高了工作效率，为人类造福吗？晓原兄说：那我问你，以前你做这件事儿，假设需要四天吧，现在你只需要半天就可以完成了，那么，你节约出来的三天半，是不是都属于你自己了，可以由你随意支配了吗？不是，你还是要工作。实际上，你的劳动强度更大了，因为你现在这四天时间，干的是以前三十二天干的活儿。实际发生的情形也是这样，我们现在的生活实际上是更紧张了，而不是更放松了。然后，晓原兄提到关于手机24小时开机的例子。论证，技术对人的控制更强了。
在把资本这个元素引入之后，我发现晓原兄与建民兄的争论还可以做进一步的推演。当我们说科学及其技术为人类造福的时候，我们是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的。相信技术对人类整体的利益会有好处，所以人类每一个个体的利益也都会从中受益。但是，人类的每一个个体的利益并不是一致的。如果我们要问，技术到底为人类的哪一个群体造福了？或者说，技术首先为人类的哪一个群体造福了？显然，在建民兄提供的这个案例中，获得了更多好处的是位于资本上游的老板。由于通讯技术的更新，员工一天可以做以前四天的活儿，而工资却不需要提高多少。所以这种技术，首先以及最终满足的不是普通工人的需求，甚至也不是某几个某几批老板的需求，而是资本增殖的需求。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人类的某些需求被满足，以及人类某些群体的需求被满足，都只是资本增殖的副产品。
大概从去年开始，北京的很多餐馆里多了个新花样。餐馆为每位客人提供一套塑封打包的餐具，里面包着声称消过毒的碗碟盘匙。我想，这套技术或者建立在这套技术之上的餐具清洁公司满足了谁的需求呢？是客人吗？我作为客人就从来没有过这个需求，所以每次我都要求换一套普通的餐具。是餐馆的员工吗？估计由于这套技术的存在，会有员工的工资减少，或者会有洗碗工失业。在这个花样出现之前，我想大多数餐馆老板也没有过这个念头。但是，无论怎样，这套技术必然能够满足资本增殖的需求。发明这个新行业的人为此从资本食物链中截取了一个部分，同时给垃圾堆多增添了一些塑料。至于所谓的消毒，那又是一个概念产品。因为在我看来，人类最好的清洁剂就是清水。
整个工业文明是一个食物链，一切经济发展以及技术进步，归根结底是要消耗资源和能源，释放垃圾。物质不灭，能量守恒，资本的增殖，归根结底要整体地球的生态为之付出代价。在资本食物链下游生活的人群，则首当其冲承担生态破坏的后果。
在这个话语背景下，红豆杉剥皮事件还可以做进一步解读。1990年代初，一项技术在北美获得了专利，利用红豆杉树皮中的紫杉醇制造治疗乳腺癌、卵巢癌的特效药。很快，中国西南大面积红豆杉遭到了灭顶之灾。从1992年到2001年，滇西北3百万红豆杉惨遭剥皮。这个食物链是这样的：当地农民剥树皮卖给当地小商贩，小商贩卖给当地小公司，小公司卖给昆明的汉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汉德公司提取紫杉醇出售给欧美的大制药厂。汉德公司当时是云南省政府重点支持的创汇企业，一度是全球第二大紫杉醇供应商。而红豆杉是国家保护的珍稀植物。2002年，该公司涉嫌走私珍稀植物制品被起诉，集团董事长等人被判刑。在这个食物链中，至少出现了两项科学的技术，一是北美那项专利本身；二是用树皮提取紫杉醇的技术。这两项技术满足了谁的需求？第一项技术还可以说满足了某类癌症患者的需要，然而，显然，并不是所有的癌症患者都能够买得到、买得起这种药。这项技术被发明出来，以及被应用下去，都是为了满足资本增殖的需要。而提取紫杉醇的技术，更是赤裸裸地在满足资本增殖的需要。在这个食物链中，北美的大制药厂以及汉德公司获利最多，而因紫杉醇剥皮而导致的生态后果，都不会直接落到它们头上。所以这两项科学的技术，并没有满足云南紫杉醇所在地人们的需求，相反，却对他们构成了直接的伤害。值得一提的是，汉德集团所采用的技术，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提供的。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与科学结成了越来越紧密的同盟，于是，科学逐渐由神学的婢女，变成了资本的帮凶。
还有正在进行的例子，中国西南疯狂的水电开发，到底是为了谁的需要？是为了国家建设的需要吗？是为了当地人民脱贫致富吗？这些都只是表面的旗号。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水电集团资本增殖的需要。在水电公司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生态遭到了破坏，库区原住民的利益受到了侵害。而在更大的范围看，是中国的整体利益、人类的整体利益遭到了侵害。
转基因、克隆、干细胞研究等一系列生物技术引起了巨大的争论。反对者认为这些技术冲击了人类伦理的底线，人类应该在这个底线面前止步。而支持者则主张：科学要进步，伦理应该随着科学的进步而调整，而不是阻碍科学的进步。支持者常常强调这些技术对人类可能会有的各种各样的好处，比如干细胞研究可以治病救人。在这个堂而皇之的目的下，目前国际主流允许治疗性克隆，反对生殖性克隆，算是在及技术与伦理间做了一个协调。然而，治病救人真的就是干细胞研究的目的吗？否，归根结底，干细胞技术中隐藏着巨大的利益，能够满足资本增殖的需求。否则，即使能够治病救人，也不会那那么多科学家、那么多公司热衷于突破人类的伦理底线。
几年前传来消息，中国华中地区相当大的区域悄悄地种植了转基因水稻。主事的科学家冒着目前未知的生态风险，真的是为了提高产量，救千万人与饥饿之中吗？否，还是因为，转基因水稻能够满足资本增殖的需要。而涉及其中的很多科学家，本身就是相关公司的高级职员。
那么，我们能否想象，会有一些有良心的科学家，能够制止科学成为资本的仆从和帮凶？在我们的缺省配置中，科学家总是具有崇高的道德，他们探索自然规律，就是为人类造福；他们追求真理，甚至不惜为真理献身。然而，这种小科学时代的神话在大科学时代早已失真。现实的情况是，一方面，科学家自身也是要追求利益的；另一方面，科学家对自己的发明并不能完全控制，甚至是完全不能控制。比如克隆人，在技术上已经没有大的障碍，即使大多数科学家恪守科学道德，拒绝克隆人，但是，如果有大资本家下决心克隆一个人出来，总能找到愿意帮他克隆人的科学家。再比如，在中国西南疯狂的水电建设中，我可以假设有一些有道德的水利专家，他们意识到在怒江建坝是一种罪恶，于是他们主动地拒绝为水电公司设计水坝。但是，这无济于事。因为这些专家将被水电公司晾到一边。水电公司总能找到愿意为之建坝的水利专家。所以最终的效果，必将是资本战胜个别科学家的良心。
从这个角度出发，回过头来看工业革命以来的文明史，对于大科学时代的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都可以重新解读。蒸汽机的发明到底满足了谁的需要？自动提花机的发明到底满足了谁的需要？英国的普通老百姓需要吗？以往的手工匠人需要吗？他们都不需要，反过来，他们仇恨这些新技术，所以会有卢德运动。英国人生产出了超过自己所需的布匹，为了资本增殖，需要开拓市场。但是中国百姓并不需要这些洋布，英资本主义帝国只好用鸦片和枪炮去打开中国的市场，让中国人觉得自己需要这些洋布。伟大的马克思早就说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技术，尤其是后来的科学的技术，则是资本最强有力的帮凶。没有科学及其技术的帮助，资本注定难以实现如今天这样对全球的掌控。在资本为主导的文明体系中，一切都将首先为资本所用，科学也不例外。
高新技术如同一个马达，逐日加速资本链条的运转。然而，在有限地球时代，物质不灭，能量守恒，我们不可能通过技术进步获得无穷的“财富”，所以在资本链条上游的人们疯狂地攫取财富的同时，食物链下游的人们，将不会再如以前那样，可以分一杯羹，而是更加彻底地被剥夺。因为在资本链条最下游的，是底层的民众，是大自然本身。当底层民众与自然的关系被彻底剥离之后，自然也就失去了它的神性与灵性，赤裸裸地暴露在工业文明的机器面前，成为待加工的原材料，最终转化成垃圾。与此同时，人类也失去了他与自然同在时的神性与灵性，彻底失去其作为人类的尊严。
在未来的垃圾世界到来的时候，人类的文明，以及人类的需要，都注定被垃圾所掩埋。
2008年5月31日
2008年6月3日
北京 向阳小院
2008年6月10日
北京 雁栖湖
（发表于《博览群书》2008年第7期，发表时有删节，这里补上了删去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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