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7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表了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 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叶剑英说：主席说，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第一是为了反修防修，第二是为了战备。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战争动员。
1966年12月21日毛泽东会见波兰共产党临时中央的扬力说：还要反对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变了，到那时就晚了。我们的80%的党员是 1948年以后入党的，有些是资产阶级的投机分子。领导机关对他们毫无办法，他们就怕红卫兵。抓住整个阶级斗争和还没有完成的反封建主义的斗争、孔夫子的影响。他们灌输帝王将相观点，灌输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1969年4月28日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条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斯诺谈话。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毛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抛掉的是百分之一、二、三。”
党员队伍中“有些是资产阶级的投机分子”；工厂“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学校教员“全部用国民党的”；“还没有完成的反封建主义的斗争”；这种占有相当数量的社会基础一旦同中央的修正主义关联，“中国的颜色就变了”。对于党内的修正主义，毛泽东表达了相当的忧虑：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地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毛泽东传1949—1976》P.1390）
面临这样的事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有四个理由。1.过社会主义这一关；2.反修防修；3.战备；4.抓革命促生产。1、2，可以合成一个原因，最终为三个原因。如果在党团结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另一种选择解决上述三个问题。但由于“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的事实存在，毛泽东认为党已经被一批修正主义分子分裂，事实上需要重建党。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会见胡志明说：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文化大革命是从去年11月开始的，已经7个多月了。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引起警觉还是23条”。1967年1月17日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说：同刘少奇的斗争是从1964年夏天开始的，1965年制定的23条就是这场斗争的结果。围绕23条的斗争，促使毛泽东下最后的决心搞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5日，毛泽东说道：“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毛泽东传1949—1976》 P.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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