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是十足的洋奴和典型的汉奸
陶 冶
时光飞逝，转眼之间70岁了。70年前的今天还孕育在妈妈的体内，诞生的时候也不像现在靠助产士甚至给母亲开腹被取出的，而是一个老奶奶给接生的。因为身下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夭折了，而我从不得啥毛病，就落得个“命硬”的厌恶和“好养活”的肯定。直到1949年秋天，我自己把左手的小拇指给割伤了，不得不跟着妈妈去一个“ 王 先生”家里治疗。
我们老家解放得早，1947年冬就土改了。1949年3月村里就办了小学，我跟我的叔叔们一起就上学了。东北人生来就是1岁，这样计算我刚刚8岁就入学了，跟我的叔叔们比我是幸运的。因为原来没有学校，要念书就只能念私塾，再就是请家庭教师。这样的教育消费一般农家是承担不起的，不是共产党来了穷人们翻身得解放我们是上不起学的。村里（两个自然村的）一下子有学校了，不管年龄大小，学校都收，按接受能力编班，分成3个年级。有个邻居叔叔都结婚了，嫌跟我们一个年级疴碜就上二年级了。我自家的叔叔们都跟我是一年级的。秋天庄稼成熟了，高粱也收割了，戳成高粱码子站在地里，要往家拉就要把高粱穗剪下来捆成高粱头装到车上，剩下的高粱秸子以后再往家拉。给我们提供房子做教室的房东有块高粱地，我们班主 任石 老师为了密切关系就带着我们去给房东剪高粱头。农民剪高粱都是用戴在右手大拇指上的小掐刀，我们学生中会用的很少，大多是用镰刀头搂。所谓的镰刀头就是短把镰刀。我家没有镰刀，跟邻居爷爷借把常用的镰刀带到地里，从高粱码子上抱一捆高粱放在地上，左手捋起一根高粱穗，右手就握镰刀去搂。因为高粱秸发滑，我的镰刀就直奔我左手的小拇指来了。我扔下镰刀一看小拇指伤得露骨头了。老师发现后立即叫我往伤口撒点儿尿，说能止血，就让我用右手自己攥着，把我送回家了。我妈看我受伤了，自然心疼啊， 石 老师也不过意总是说不该叫我也去参加劳动，我妈却说不怪老师，是我自己逞强。由于没能用上合适的红伤药只是包扎了伤口，后来就化脓了，我妈说熬废了，自己长不上了。这才带我去沟里 王 先生家。当时都把能看病的医生叫“先生”而不叫“大夫”。 王 先生是老辈人，我妈都叫“大爷”，我就叫“爷爷”。王爷爷用小剪刀把我伤口上发白的烂肉剪掉，用一个皮球抽他配制的药水给我消毒，之后敷上我叫不上名的药面，又给我包扎好，告诉我妈别给我吃“发物”。我记得天都冷了，怕我再冻着，妈妈就给我戴个棉套袖。反正不是右手，我还可以照样写字。我就一 边去王 先生家消毒上药，一边上学。多长时间好的我记不得了。但是，伤口愈合后看见我的左手小拇指已经弯弯了，好在小拇指弯了问题也不大。这就是我的一劫了。
后来不知怎么受风了，浑身刺挠得难以忍受。我妈带我去 王 先生家， 王 先生教给我妈一个治疗方法。我不明白，反正回家就让我把衣服全脱了，站在屋地，用烟火烤。火里烧的好像是垫在炕席下面的谷草和艾蒿。一连烤了好几次就不刺挠了。
还有一次是跑肚，就是现在说的肠炎吧。这个时候我们沟外来个 刘 先生，外号叫“刘高手”，就不用去沟里找 王 先生了。 刘 先生比 王 先生更像先生，他比 王 先生年轻些，我妈把他叫“大叔”。 刘 先生有老伴儿，家里收拾得很干净，屋地里还有个药架子。我妈把我的病情说了，他说“没事！回家就吃黄瓜蘸白糖。”打发我走的时候还摸摸我的脑袋说：“别怕，过两天就好了。”黄瓜蘸白糖我是头一回吃，自己菜园子里就有，我一连吃了两根儿。我以为吃完就好了，可是跑的更厉害了，就像撒尿一样，全是水。我妈就去问 刘 先生， 刘 先生说“跑净就好了”。果然，第二天就不跑肚了。
这都是读初小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等我上高小的时候得了一次膀肿，病得不能上学了。 刘 先生给我开了药方子，说他家药不全，叫我们去城里的一家药房看看。药房里都有坐堂先生，他说比他看的还好。我爸就背我去县城一家大药房，把药抓齐了。人 家药房 先生还给开了几片洋药，就是类似今天正痛片那样的白药片。回家后我妈就给我熬药喝，中间再吃那白药片。吃了多长时间我也记不得了，反正我的膀肿都消了，又去区中心校上学了。这次病是很重的，把我爸爸、妈妈吓坏了。
读初中二年的时候，课间我跟同学鲁成万“拔大葱”（类似摔跤），我俩势均力敌拔个平促，一下子都倒在地上。人家没事，我的左肩锁骨骨折了。这又是一次红伤，锁骨的位置不同其他部位，怎么能接上？我妈四处打听，有人告诉我们，在五奎山下莲河车站附近有个 车 先生有办法治好。我妈就领我去找 车 先生。这个 车 先生70多岁脾气不好，邻居们都告诉我们，不管他说啥也别走。我们进屋 那车 先生就开口“损”我们，我妈就陪笑脸听着。果真是发泄完了，就变了一个人。他让我到跟前看看，用手摸摸，就让他老伴儿给拿瓶酒，一边用手指划划，一边“噗噗”地吹。他的嘴可真有劲儿，就像吹到骨头里了。一连去了6次，他才说不用去了。我也不知道我妈给他多少钱。从此，我就没再给父母找麻烦。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样的治疗方法是不是属于中医范畴？我想反正不是西医。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我的少年生命期是得益于中医的。我记得有“西医”的说法还是在我成年之后了，给我印象较深的是“盘尼西林”的出现，不久就人民公社化了，各个公社都有卫生院了，看病的时候有打针（注射）了，也有西药了。但是，在公社卫生院是不分中医西医的。用现在的话说是“全科大夫”。文革期间就出现了“赤脚医生”，他们都是从针灸开始的，都是从自采草药开始的。他们边下地劳动边带药箱给社员群众看病。现在乡镇的卫生院院长大多就是那个时候的赤脚医生。因为中医的功能是不可否定的，就出来了“中西医结合”的说法。尽管中医理论现在还无法解释清楚，但是，经络、穴位是客观存在的。我现在经常收看央视的“健康之路”和北京电视台的“养生堂”、“健康北京”，我看上镜的也大多是中医中药。我就不明白方舟子为什么视而不见。依我看他就好像是随地便地的蠢人闭上眼睛就以为路人就不存在了。反过来，如果路上有人过来他就可以提上裤子向人家“打假”。如果说中医“不科学”，中药不是药的话，那么西医治病的时候怎么还用呢？西医的手术是西医的典型治疗手段，他们在做手术是不是也用过针刺麻醉吗？我 1992年11月17日 得了心梗，是出差去省城长春的客车途中发作的，客车直接把我拉到白求恩医科大学二院住院部心脑科抢救的，滴注的古铜色药液里就有丹参，当然还有其他成分。一分钟不能超过16滴，多了心脏承受不了。脱离危险期后，我还服用了地奥心血康。难道丹参和地奥心血康不是中药成分吗？
如果因为有人打着中医的旗号，行医治死了人，就否定中医的话，那么我们近30年来出现了不少人间败类，有的罪可当诛开除了他们的人籍，请问方舟子，你是不是该把中国人都给否定了，并且也来个打中国人的“假”呀？医疗事故不仅中医有，西医也有而且西医更多。电视上报道的，从别人嘴里听来的，我就不说了。就说我老家那个顶级的市医院，因为引进了德国的外资，进了不少现代设备，就改名叫“爱民医院”了。上级主管部门为了创收，就“按经济规律办事”用原来的会计当院长。会计虽然不懂医术，却懂得算经济账，能抓钱，他用管理企业的办法管理医院，给各科室下指标，把医疗服务跟医生的自身利益挂起钩来。于是小病大治，医疗事故不断。新进的设备利用率要保证，以药养医就不说了，那是普遍现象。就一个“小病大治”就出现了不少医疗事故。于是人们不叫“爱民医院”而叫它“害民医院”。比较典型的是一个不到70岁的，还能经营水库养鱼的陈家父亲，因为患前列腺部位的什么毛病，被孝顺的女儿硬是从麻将桌上送到爱民医院。诊察的结果是要动手术。手术竟然把膀胱给伤漏了，又用药水冲洗，把老头折腾完了，病情越来越重。没办法又进行第二次手术。手术下来7天老头就死了。这样的医疗事故子女当然不能答应，可是子女上哪儿鉴定，医院领导就把那个鉴定单位摆平了；子女上哪告，医院领导就把劲儿使到哪儿。反正医院有钱，领导就有门儿。而这样的领导居然也能评上劳动模范。这个案子已经10来年了，家属还在告。据说这样的医疗事故不算稀奇了。请问方舟子们，如果说中医该取缔，因为它不符合“国际标准”，那么我说的这样的西医，已经符合“国际标准”了，为什么也还不能尽如人意呢？你是不是也给取缔呀？
我虽然不是学中医的，但是我同意西医治标，中医治本的说法。西医疗效来得快，中医疗效来得慢；西医的病灶能看得到，中医的病灶说得出却看不见。我同意周孝正的说法，中医治病的人，而西医治人的病。各有各的优点和长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两者结合起来。现在有的医院就设了“中西医结合科”。至于理疗方面的针灸、按摩、推拿也都进入了所谓的西医医院了。
再说说方舟子看不起的中国人“坐月子的陋习”。说是“做月子”，在这里不考究是“坐”还是“做”了，我就用“坐月子”来表述。因为我打小就知道生小孩的妇女在一个月内是不准出屋的，更不准到别人家去的。如果去了对人家不好。这个说法可能有点儿玄乎，目的就是设个禁忌，以约束产妇检点自己的行为。其实中国人重视和讲究在生孩子的1个月内的养护是有道理的。妇女临盆时骨头节都开了，血液的运行也超乎寻常了。这是女人生命中的特殊期，是容易做病的。有话说“男人的危险是车前马后，女人的危险是产前产后”。因此分娩头几天不能下地，就是要在炕（现是床）上休养。能下地的时候也不要出户，可在室内活动或做点儿不沾凉水不受风寒的轻活。吃东西也是要避免生冷和难以消化的食物。至于刷牙漱口也都在避免生冷之内的。尤其是头部一定不能见风的，所以在这一个月内都是把头部包起来，如果见风了容易落下个头疼的毛病。这一个月过去了叫“满月”，孩子妈妈就解脱了，所以是要庆祝的。于是，也就有了“请满月客”的习俗，这不单单是庆祝这个人家添人进口，也是庆祝生孩子的妇女恢复健康进入正常生活的。我打小就听母亲跟邻居的妇女们说，在坐月子期间落下的毛病要到下一个月子里来恢复。女人的生命力比男人强，能自我调节。也好像在生孩子的时候重新起步，以前的毛病都归零了。如果能在这个时候注意养护，以前落下的毛病就没了。所以，妇女们对下一胎分娩是十分重视的。
1962年我和老伴儿都在本公社的三山小学教学，我教六年级，她教二年级。她班有个姓卢的学生家住双山大队第二生产队。家访的时候我们看见卢家有10个小子，够一个班了。孩子妈妈身体很好，屋里屋外地忙活着。而孩子的父亲就只能囚囚在炕头叨气儿，连地都不能下了，更不要说出工去生产队劳动了。不过，人家的大小子和二小子也都是整劳力了，一家的生活在人民公社时期还是有保障的。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个父亲也就是50多岁。所以说中国妇女重视分娩之后的养护不是愚昧，更不是陋习。当然，现在讲这个好像不符合计划生育的要求，但事实就是这样。现在一对夫妻一个孩子，妇女也失去了在下一胎生育时“自我修复”的机会了。而现在的妇女不仅仅是在生育期间落下了毛病，在她们婚前就已经落下了毛病，只不过她们自己不承认罢了。比如穿高跟鞋，比如染发，比如袒胸露肚，比如冬季不穿冬装，等等所谓的“时髦”已经严重地伤害了女人的健康。
我最不赞成的是女人露肚脐。现在女人的裤子没有上腰，裤带都系在胯骨轴下；而上衣却超短，身体前倾就露股沟，起立就露肚脐。这个都跟那些歌星、影星的带动有关。我不仅觉得不美，而且觉得伤风败俗或有伤风化。有些“超女”（我不明白这个称谓是何物？）专以“性感”为自豪。而我记得，在我们那个时代“性感”并不是赞美词，倘若你说一个女人很性感的话，就得被斥之为流氓。我敢肯定地说，我们中国人不仅自重，而且十分重视和珍视肚脐部位的，那里是最容易受寒的。早在刚刚看到印度电影时，就觉得人家妇女露肚脐是个新鲜，仔细想来，人家没有冬季，露了习惯了也无妨。但是绝没想到“改开”之后咱们的女人也跟人家“接轨”了。与其相比，难道我们的“陋习”不该保留和传承吗？我们小的时候都是要戴兜肚的，就是夏天热了光腚子也要戴个兜肚，可见肚脐是不能外露的。小男孩儿都不能外露，怎么大姑娘和小媳妇就能外露啊？如果照方舟子的眼光来判断，是我们中国人错了，连他的妈妈也都错了，他妈不该坐月子。要我说，他妈妈的最大错误就是生了他这个孽种。他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回国后都干了些什么？他以“打假”切入，靠“打假”成名，靠“打假”结友“大行天下”，俨然不可一世了。他用“科学”的名义企图颠覆中国的传统文化，配合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同时到处贩卖或推销美国孟山都的农作物转基因种植，帮助孟山都祸害中国人，你说他还是中国人吗？如果是的话，也只能是中国人的败类！
在北京电视台1·11活动中，方舟子一派胡言主持人却不加制止（可听现场录音d http://www.mshw.org/vod/focus/2012-01-17/8119.html），而观众听不下去了众口出言制止，方舟子的辩护士们却认为观众不遵守游戏规则。方舟子说“中医是两千年前的，是过时了、朴素的、不科学……”；而自谓“从不走眼”的司马南竟然谦虚（实际是吹捧）地说：“说科学，我不如方舟子；谈学问，我不如王志安；说骗子，我从不走眼！”那么，我就在思考，司马南如果不是走眼了，对方舟子的看法和评价是准确的吗？是由衷的吗？他开场的一句话就是“方舟子的作用无人可替代”；而王志安在收场的一句话就是“希望方舟子越多越好”。在整个节目录制过程中他们的发言就是为方舟子争理或辩护，甚至是吹捧，我都怀疑，他们是被“方舟子”了，还是心甘情愿为方舟子吹喇叭抬轿子？
在建国前我们国家只有汉医，也叫国医，但是没有医院，只有药房或者医馆，像电视剧“白家大院”开办的“百草堂”大药房。清朝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也开办了“庆余堂”大药房。都是中医用中药来救治中国人的疾病。中医的历史何止是两千年啊？从《黄帝内经》到《伤寒杂论》、《针灸甲已经》、《神农百草经》、《本草纲目》等就能找到中医的源头和发展历程。至于阴阳五行说、经络说、穴位说、元气说、任都二脉说，都是现代科学尚无法解释清楚的，靠生理解剖也是找不到的，但是在中医的辩证施治上就是存在和顶用的。中药从神农尝百草开始，就该追溯到原始社会初期， 鲁迅 先生在《南腔北调集》中说道：“大约古人一有病，最初只有这样尝一点，那样尝一点，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干的就无效，有的竟吃到了对症的就好起来了。于是知道这是对于某一种病痛的药。这样的积累下去，乃有草创的记录，后来渐成为庞大的书，如《本草纲目》就是。” 鲁讯 先生的这段话，可以说是人类发现药物的生动描述。
至于针灸疗法的出现，恐怕为时更早。我们的考古学家曾不止一次地在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了一种叫作“砭石”的石器，据考证，它是用来刺破痛肿排脓放血或刺激身体某部位治疗痛苦的工具，是新石器时代的东西，少说也有几万年了。以后的金属针和刀就是从砭石发展来的。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分析和设想：原始人在采集和猎取食物时，经常会被石头碰伤，在与人或野兽搏斗中，也常会被石头块击伤，在碰伤或被击伤某个部位后有可能意外地减轻了原有的痛苦（如腰腿痛，头痛等）。这种偶然现象开始当然不会被人们注意，但久而久之，经历的人数和次数多了，人们就逐渐懂得，用带尖的石块顶压刺激某个部位，可以减轻某种痛苦，进而懂得用石头磨制专门的工具，这就是砭石。灸法的出现，则是在火的发明之后。人们用火烤制食物时，难免被火灼伤局部皮肤，可能偶尔发现，某个部位皮肤被灼伤，反而会减轻消除某些病痛，这种经验的日积月累，人们便有意识地点燃某种植物茎叶，来灼烤身体的某些部位以治疗疾病。在内蒙古一带，还流传着一则有关熨法和灸法起源的传说：古代有一位老牧人，经常腰腿疼痛，找不到治疗方法。有一次，他上山牧羊，山上很冷，他便烤火取暖，接着在刚烧过火的石头上睡了一觉，那热乎乎的石头，挨着疼痛的腰腿部位，他感到很舒服，随后疼痛居然减轻了很多，接着他又在烧过的石头上睡了几次，腰腿痛居然好了。老人把这一发现告诉别人，人们互相传说，有病的也反复试用，于是大家逐渐懂得了灸法，熨法能够治病。
中国古代十大名医之祖黄帝、扁鹊、华佗、张仲景、葛洪、孙思邈、钱乙、宋慈、李时珍、吴谦已经载入中医史册。所以我们中医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作为仅有几百年历史的西医是无法相比的如果留心看看央视“健康之路”和北京电视台的“养生堂”、“健康北京”等节目，现代中医名师多的是。解放前中国人治病就靠中医，大跃进期间我们国家开办了中医学院（以前中医是靠师傅带徒弟传承的），接着又在各地开办了中医医院，并且在西医为主的医院里设中医科。这都是事实。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毛主席“6·26”指示的贯彻落实，赤脚医生遍神州，中草药不仅得到了利用，还扩大了种植。就是针灸一个手段都创造了不少奇迹，针刺麻醉都应用到西医的手术上了。现在时兴的小针刀剥离手术就是从赤脚医生成长起来的朱汉章发明的。我大拇指僵直就是用小针刀给剥离的，没刀口，不疼痛，立马见效。“中西医结合”现在不仅在本国被普遍接受和推行了，而且中医也走出国门了。这一切，作为“谈科学”超过司马南的方舟子，怎么一点儿也“不科学”，竟然成了中国医学的科盲了？依我说方舟子就是中国的民族虚无主义者，是十足的洋奴，是典型的汉奸！这样一个在美国生活20多年的旅美华人（对于国籍问题语焉不详，现场上只说带中国护照而不说带身份证，国籍可疑身份不明）还拿着中国的护照回到中国横行，而一些重要媒体竟然给他提供平台大肆宣传和炒做，我不能不问个为什么？善良的同胞们，难道我们不该警惕吗？
2012年1月19日 23：29时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