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岩林：当今中国为什么难以出大思想家？
德高望重的季羡林、任继愈等学界前辈，在他们的生命弥留之际，几乎不约而同地都锁定了关于中国为何没有出思想家的类似问题，且竟然都出奇一致地自称算不上大哲学家、大思想家。不要以为季老和任老，这样说都是出于自谦。这其中，当然有自谦的成分，可又绝非全是自谦。
比如，任先生说自己顶大能算得上个哲学史学家。客观地看，再给他老先生加上一个“大”字，称作中国哲学史的“大家”、甚至“大师”，恐怕大家也不会有多大的异议吧？可见，在是不是“大家”、“大师”这点上，在做得够大还是做得不够大的问题上，任老自己的自谦是占了很大的成分的。然而，任老坚称自己算不上一个哲学家，季先生也一再讲自己不能算是中国的思想家，这种明确的切分与坚定的态度，在我看来，可就不是什么自谦不自谦的问题了，甚至与任何的自谦、自我评价一点关系也没有。相反，它仅仅只与事实有关，与先生们不容混淆问题的理性素养有关。
学术上的大家、大师或者普通研究者、学匠，这是一种基于本人成就的主观评价、社会评价。可在到底是哲学史学家、思想史、文化史学家还是哲学家、思想家这样的问题上，虽然仅仅是一两个字的差异，其深刻反映的，却是两种不同基本事实、两套不同构建体系、两座不同成就高峰之间那隔山隔水、深不见底之大大长长的鸿沟！一个简单的是事实是，以研究历史、哪怕是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取位、视野、态度和方法，却想成就出一个当下时代堪为整个民族、文明之智慧源泉之“最高大脑”的大思想家来，这不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又是什么呢？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任继愈老先生，还曾说过几句引申开来的话，大意是说，哲学家、思想家，不仅仅是研究好哲学思想史就行了。大哲学家、大思想家，那是要能够创新构建起一套自己的体系的。再往后，任老没有展开来谈。但我想，这一基本态度和明确看法，其实，等于已经分明地告诉我们：单凭研究、依循、考据前人、别人的东西，那是注定成不了思想家、特别是站在时代高峰上的大思想家的！中国要想出大的思想家，出中华文明的思想大师，不去面对现实的世界，不去专注于开拓构建新的体系，到头来，从根本上看，做再多的功，也几乎全是无用功！干再多的事，注定都将是与事无补的事！
这本应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可是，现在的中国，现在的所谓知识分子们，就是将这个最基本、最不难搞明白事，搞得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学术研究者们，不是最爱讲逻辑推理吗？那我们不妨来给大家展现一个简单的推理过程：从我们想得到的结果逆向推导来看，为求中国出大的思想家，我们是不是就应提供或造就一整套能保证出大思想家的体制、机制、系统、群体、氛围等？既然，专注于哲学思想史的学科制学术研究，它们几乎从一开始就都只是冲着研究过去的思想去的，都压根就没有直接为开创构建新的体系而治学，那么，我们还能指望得上它们为中华文明做开创性的思考与构建吗？
有人会说，我们还有当代思想研究啊？我们只有在研究前人、中西方思想成就的基础上，才可能再进一步地开拓构建自己的体系啊？对于前者，我想说，你们对于当代中国思想、国外思想的研究，那不是原创性的创新构建，而是将当代别人的思想，当成了一个个更为鲜活的小白鼠，同样是放在自己的实验室里、显微镜下在做着解剖！这样，照样出不了以原创精神为核心的大思想家的！
对于后者，我只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围绕上级考评构建起来的一系列行为规范和机制，与直接冲着打胜仗去的战时配备与实战演练，能是一回事吗？现在的中国，为研究考据前人、西人的思想理论，给那些为学术而学术的专家、教授、学者们，开设了那么多的大学学科、社科研究机构，撑起了那么多的话语平台，提供了那么多一应俱全的长枪短炮，却唯独对那些直面着中国现实、散落于民间市井、传承着文明学统、带着问题创新求索的真正学问者们，不闻不问、不屑一顾，不提供任何组织机制的保证和人财力的支持。
中国现如今出不来大思想家的根子，根本不在什么政府管制太严、学术自由不够上。这些更多地都是笨媳妇生不出孩子、全都怪狼叫。思考的自由，是政府的管制、学术的限制所能收敛与捆绑得住的吗？牢狱、脚镣，在昔日无法关住追求真理的赤胆忠心、万丈诗情；这几十年有目共睹的步步宽松，更是早已很难让浮云般的托词，再滋生繁衍出什么新花样来了。
中国现如今出不了大思想家的根子，也不在什么教育体制不给力、老师们心思不放在教书育人上（当然，有这方面的原因）。原因很简单，大思想不是老师教出来的，不是正规学科像烙大饼一样加工出来的。老子、孔子，不是任何大学靠着某种教材、科班教育，就能培养出来的。特别是在中华文明这块不一般的丰厚大地上，大思想家，一定是在有了充分的时代召唤、良好的环境条件和自身养分汲取后，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
中国现如今出不了大思想家的根子，甚至也还不在学术人的胸无大志、追名逐利、不为用治学上。这在当今学术界知识人的身上，当然是很突出和很大的一个问题。可是，一种现象或问题的出现，并不仅仅源于、在于其自身。即便是思考研究与中国思想、理论有关的那一大批学者们，也有他们自己的难言之隐。不是他们不想面对现实，不是他们只拘泥于狭窄专科，不是他们只能想到用分析分解的方法，不是他们不知或根本就没有受到中华学问之道的影响，可问题的核心在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所有明知，却不得以作。这才是他们最最苦闷的地方，最最难于启齿的难言之隐。
中国现如今，没有出、出不来、甚至一时半晌也不大可能出一批先秦诸子般大思想家的根本原因，在我看来，根本上在于，中国在这一百年的光景里，没有了、或者说塌陷了最适合自己的学问体系，丧失了或者被主导的西式知识体系遮蔽了自己最特有的学问之道。简单地说，没有一帮子底蕴深厚的学人，在直面现实上从事堪称大学问的中华学问了，大思想家如何能从沟壑纵横、支离破碎的西式学术丛林中诞生？
本来，中华文明以往的“大脑”，是比较相对集中的一统中枢。其主要是紧紧围绕着官本位，而聚集、生长和扩散开来的。以科举制为代表的学而优则仕通道，是给昔日中华一统中枢大脑（虽不是分割很清晰的，却是相当健全和贯通的）输送氧分和血液的主管径，是整个中华大一统文明将全社会思想智力资源凝聚整合到一起来的大指挥棒和大炖锅。
在两千多年的传统文明社会中，我们并不是没有自己的学问体系；我们并不是真的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一切都只是在围着官本位的中央集权转圈圈；我们并不是没有遇到为学问而学问和为应对现实而抖机灵的相互牵扯、角力。只不过，在大一统的中华之道体系下，在综合格局理性的规制下，我们以自己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方式，做到了系统的、全面的、自然的、高明的一体化统合整合。
这种体制的最大特点，便是做官与做学问的高度统一模式。西方人将搞学术研究的人，聚集起来，另辟园地，提供保障，任由他们沉浸其中自由徜徉，不管是为国为民，不管是自娱自乐，不管是旁门左道，不管是走火入魔，甚至你构建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的的马克思之类的学说，国家政府也绝不过多干预。这样，当然让广大学术从业者们感到很惬意、很自在、很爽了。可是，这样做却也必然会造成很大的问题，最主要的便是，使得学术研究系统、做学术研究的群体们，注定尽做些不切实际的、无法直面现实的、天马行空式的学说和构建出来。今天这个学说，明天那个概念，走马灯似的，真正能一以贯之、管用千年如老子孔子们的，能将整个民族世世代代普罗民众始终凝聚在一起的，却几乎凤毛麟角、难得一见。
西方那种分裂、隔绝、自成一体之学术研究体系，在西方相对简单、相对扁平化、相对依赖外制惩恶作用（法制）的不同社会里，还不显得有太多的不合适、不合理。可这种体系、体制、机制，被挪移到完全不是一回事的中国身上来以后，就几乎时时处处都是不适应、不对卯了。
中华文明社会与西方，不论是从文明站位、天下世界观、自然理性依循、求知行之道而非追求规律上，还是从文明信奉、民族心理、从善设向、社会形态、伦理构成等方方面面，都是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中国人，在过去的日子里，没有将自己的为了文明群体、面对社会现实、带着问题治学的学问，引导到为学术而学术的极端路子上去，但也没有丧失自己成为权谋策略的奴婢使唤。这至少从三点上，可以见得：
其一，昔日的中华学人们，用自己学问最高成就的道与格局理性，成功地将帝王将相、社会各层，统统地纳入到一种天人一体的超级系统构建里面。这在表面上看来，是怀揣着以学理国、贪图功名、趋炎攀附等各式心思的学人们，低了头才得以进入到中央集权制的体系内的，可在根本上，却由于他们有着中华学问为自己提供的道、道理、道德之尚方宝剑，所以，他们甚至在更多的时候，左右着天意民心，也就左右着君王的知行。他们通过该低头时且低头的俯首群入、贴身为用，使得中华历代皇族一统的中央集权没有走向专制独裁，使得中华文明高度的大一统整合成了高明的各就各位的众合归一体系。此乃中华学人，显学与隐道并举、思学与行用结合、学问为天下所用的典范之作。也是中华学问极其重要和关键的特征与理路之一。
其二，昔日的中华学人们，本来就没想着要躲进小楼成一体、管他春夏与秋冬。他们之治学，从来就都是面对现实世界、社会、人生的，就都是以天下、文明、社会的稳定发展、人生的健全饱满为指向的。他们不以自我的独立、自由和在小圈子兴风作浪为荣，他们不以自身的知识、见识、思想为自己谋取私利和尊者地位，他们将自己的学问的追求，将自己的优越地位，将自己对文明社会的贡献，建筑在学问探索上的高瞻远瞩和高明通达上。从这点上看，这种官学结合，并没让他们丧失掉自己本来的理想与追求，而是恰好为自己实现这种理想与追求提供了条件和保障。
其三，昔日的中华学人们，通过促成世界上首创的先进之科举制度，很好地为天下致力于学问、或者说为致力于尊道循理思行知用的文明中坚力量们，打通了走入、影响、改造和规划体制制度的通道，使得中华古文明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文官治理体制，拥有了集思广益、系统整合的国家决策能力，拥有了庞大的儒生型士大夫和饱学之士绅群体，拥有了稳可安邦治国、动则顺天应民的大开大合之王朝更替周期规律。
现在，可惜的是，自废除科举制后，中华文明的大脑，被砍掉了一半。政府、执政者们，只能单独地面对一切了。在只需要简单应对处理的时期，国家执政者们、特别是经过血雨腥风磨砺过的老一辈领导人们，尚有能力应付得过来。可现在，随着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丰满多元起来，不同需求呼声纷杂起来，需要面对的问题系统复杂起来以后，缺失中华学问、中华学问群体、中华学问高远天下关怀和尊道从善机制构建的中国，只能仰天长啸了：安得上天赐人才，使我不致终日只知埋头理还乱！
当今中国，面对很多问题，之所以常常会按下葫芦起了瓢，之所以不是茫然无措、便是左右为难，说到底全是因为我们没了抬头望天的人了。嫁接、模仿来的西式学术研究，人家才不管你社会稳不稳定、国家民族前途如何、天下苍生长此以往又会怎样。因为人家之学，本来就不是直接为服务社会现实构建起来的。到这个时候，我们重又想起来中华学问的好处了。好在，现在开始意识到，并抓紧重建新构，还为时不晚。只不过，一定得找准核心关键，一定要对路子。
我们说，现如今的中国，之所以出不来自己的大思想家，最根本、最主要的，是因为我们自己丧失了原有最适合中华文明的中华学问、中华学问之道、中华学问机制与中华学问群体。农民让自己的农田里，一股脑地全都长了牧草，还怎么指望来年会堆起小山一般的粮仓呢？所以，今日中国之出不了大思想家，乃中国还没有出大思想家的土壤、机制和环境也。我们要想让中国出大思想家、成批地涌现大思想家，就不能不先从复兴中华固有的大学问系统入手。中国精神思想的大树，一定是要在自己那块古老、丰厚、营养充沛和自然天成的土地上，扎根长大的。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没有自己的土地，而是我们把自己的土地搞得不再适宜中华精神思想的生长了，不再有中华学问那种丰厚肥沃的“熟土”了。当然，未来中国的大思想家们，虽然根本上必须是立足于中华文明的，却也不能不是属于全人类的。他们在自己的土壤里扎根成长，却也必须面对整个全球化时代的人类，面对中西方乃至人类一切文明的系统整合，面对未来人类更好地生存与发展，面对分合两条主干道上思行知用体系的交汇交融。
至于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出大思想家的问题，我的看法是，时候还没到，但也不会太久。说没到，那是因为最能支撑和养育大思想家的中华学问之园地，还荒废尚未复兴；说不会太久，那是因为今天的气候、环境、现实需要以及草根们的努力，已经让我们看到了曙光。
跳出就事论事的小圈子，从更具历史感的时代层面上看，这件事，也是一种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将要发生和到来的。早前，西方驾着炮舰长驱直入之时，国人能做的和想的最多的，只能是唤醒与救亡。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也不允许、没条件让大家来从战场上抽身出来，思量思量是不是应该保持和发扬自己的学问、学人们。到了解放后一段时间以及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所面临的直接而现实的问题一个接一个，无论从治国理政者还是学界思考人，大家几乎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和心思，来往更深刻深入的学问、思想上面投。所以，现如今，在需要中国自己思想的时候，在需要最适合自己的学问之道的时候，在需要有直面现实中国实际能开出药方的大思想家的时候，我们感到没有能立马拿得出的。这不是自然、必然的，又是什么呢？
客观地看，今日的中国，与其说是最期盼出中华大思想家、大学问家的时期，不如说是最需要出中华思想先驱和中华文明斗士的时期。因为在今天，在中华思想还没有归本，在中华学问还没有复兴，在中华复兴还仅仅是一种宏愿，在中国精神思想文化领域还被西方取向、理念、概念、路径、体系、形态、学术权威、整套话语等全盘把持的情况下，中华学问与遵循学问之道的人们，首先要做的，必是夯实自己的立场，去挑战目前这种西学及其体系一统天下的错乱局面。眼下，揭露、批判、针砭、纠偏，比重返、重建、重新回到中华学问的书桌前，更首当其冲，更现实紧迫。
中国学问系统的复兴重建，有赖于这样一批产生自草根或冲破现有在学术体系的自觉斗士！中华文明的复兴重建，有赖于一轮强大的针砭、揭露、批判、纠偏思想革命运动！也许，未来中国贡献给全人类的大思想们，也将在这批以新时代的思想斗士、中华之道复兴的先行者们中间产生。这是中华复兴重建运动的必须打响的第一枪，这也是中华思想屹立世界的先决第一步。套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来说，这就叫做：在冲破西式学术统治和矫正全社会对中华文明偏差认识的广阔天地里，草根思想者和一切不愿做西方理论、话语体系奴隶的人们，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你们将是时代的弄潮儿，中国思想界的未来是属于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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