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战略”问题思考的提纲
宋新滨
2012年1月31日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反对目前有些人妄想的让中国取代美国（因此现在就要暂时忍耐）成为新的依靠货币霸权掠夺其他国家的“大国”。这种想法，第一，根本不可能实现；第二，客观上是帮助了现在的美国，因此是极其有害的！
中国只有自身回归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战胜美国等国际垄断资本的进攻。中国也只有通过自身的继续革命推动世界革命才能保住胜利的果实，摆脱“水泊梁山”的困境。
《世界军事》2012年第3期刊登了乔良将军的《战略破局需要智慧和耐心》一文。乔将军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关于我国当前形势的判断、未来前景以及相应的斗争手段问题——这的确是一个战略问题。虽然刊物说明“少将乔良的一家之言不是‘标准答案’”，但接着说“可以帮助我们用不同的视角重新审视美国、中国，以及中国周边的风起云涌”。由此可见，乔将军的观点代表了一些人的看法。
本文无意与乔将军争论，只是想就这个问题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说实话，这是当前一个核心的问题，所以必须要讲；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不是几句话能够讲透彻的，但这又是一个“不太难”的题目，其实相关的答案早就有了——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按照自己的立场都阐述过、并正在阐述着。本文就综合参考了韩德强、张宏良、王伟（《舰载武器》“大国之略”系列文章的）等学者的意见。
一、当前我国的政治力量格局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10多年来，我国日益陷入美国主导的以美元霸权作为媒介的“全球化”之中。客观的结果就是中国成为美国的廉价商品供应者，而且所得的外汇储备再以美国国债等形式流回美国——简言之，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与这个过程相适应，政治上、外交上能否彻底独立自主也让正直的人倍感忧心！远的不说，最近发生的美国杜邦公司顾问李家洋担任农业部副部长一事就是一次考验——没有真正的独立自主，乔将军所讲的发挥外汇储备的“战略作用”等能落到实处吗？
30多年来，中国人民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牺牲，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上述事实却是我们考虑当今一切问题的基础。从这个基础出发，对国内和国际形势都不难作出判断。
从国内来看，因为中国日益陷入殖民地经济之中，所以生态环境恶化、贪污腐败、贫富两极分化等问题越来越严重。尤其是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实际上已经宣布了这种发展模式的死刑。按照王伟的看法， 2003年前后国内日益增加的“维稳”压力就是这种“发展”模式走到了尽头的标志。从理论上讲，必须“转方式、调结构”。但30多年来尤其是1992年以来的“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一个从现在这种畸形经济“发展”模式中受益的社会群体——他们与中国人民的利益相违背却和美国等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高度一致。“转方式、调结构”无异于革这些人的命。虽然在口头上他们也高喊“转方式、调结构”但实际上却努力维护目前这种“发展”模式。
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看，那就是随着中国日益沦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中国的走资派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暂时的分化——一部分走资派（即上述目前这种畸形“发展”模式的受益者）已经被绑上了美国的战车，成为彻头彻尾的汉奸、卖国贼，这是走资派本性的必然结果；另一部分走资派要么因为与前者的矛盾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而表现出一定的民族主义情绪、要么在日益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在人民群众的推动下开始左转。从本质上讲，一切走资派最终在客观上都会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在某一个具体的时间点，还是要作具体分析。除了走资派中少部分人会在内外压力和人民群众的推动下左转以外，还必须看到有一部分走资派的利益至少目前是与美国以及中国国内汉奸的利益是有矛盾的。
笔者有一个不太成熟的认识，那就是当今中国实际上不存在也不可能“民族资产阶级”——1978年以后新生的资产阶级实际上都是依附于权力或者国际垄断资本的。即使有“民营企业家”实际上也是通过千丝万缕的关系依附于权力或者外资，表现为它们的一翼。即使官僚资本，不论中间过程怎样，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成为国际垄断资本的附庸，而绝不会发展成为“民族资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成为美国的附庸。而美国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中国，必然会分裂中国。因而“民族资产阶级”在实际政治力量格局中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这个问题下文还会论述。
这样一来，当前在我国就有这么几种政治力量与前途：一是汉奸、卖国贼，他们不仅要搞“中美国”，而且必然要按照他们美国主子的号令，把中国彻底分裂、搞垮。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之下，美国更加迫切的推动这一过程，所以这种斗争已经实实在在的发生了；二是上述走资派中与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及其在中国的汉奸）暂时有利益冲突的那部分走资派，他们毫无疑问具有官僚垄断资本的属性。但因为与美国等国际垄断资本暂时性的矛盾，又使得他们表现出一定的“民族性”。他们的理想无疑是让中国取代美国，像今天的美国一样成为一个靠金融垄断资本统治世界（因而也可以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超级大国”。这恰恰是有些人宣传的“大国崛起”的内在逻辑——这正是本文要揭露和批判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对待美国等帝国主义的立场上必然坚持“韬光养晦”的政策——通过暂时“装孙子”“争取时间”。现实已经狠狠地教训了这些人，可他们还是执迷不悟。（因为中国的敌人是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所以在南海等问题上是要从全局出发，审慎决策。但决不能绥靖、妥协。）三是坚持毛主席革命思想的党员、群众，也包括原来因为种种原因被“裹挟”在走资派阵营中，但现在已经开始觉悟的人。这些人要推动科学社会主义的复兴，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复兴。
当前斗争的焦点在与一切爱国的人们和汉奸、卖国贼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坚持毛主席革命思想的力量是中流砥柱，无论是思想还是（潜在的）群众基础，显然都是这种政治力量占优势。但必须团结第二种政治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合力，保证斗争的胜利。这是当前的一个大局，我们都要从这个大局出发，顾全这个大局。
但是，必须看到，第二种政治力量实际上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只是从走资派阵营中暂时分化出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股力量要么沿着走资派的道路彻底走下去，成为汉奸、卖国贼。要么在革命洪流的推动下左转——哪怕是假装左转——总之，不管目前这股力量有多么强大，也只是暂时的，最终要分化。
所以，目前的政治斗争表现为三股力量、三种前途的斗争，但这只是暂时的、而且只是表面现象。从长远来看，最终只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民族被灭亡、中国成为四分五裂的、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殖民地这两种前途；从目前斗争的本质上讲，也是无产阶级的领导的人民大众与走资派的斗争，爱过与卖国的斗争是这一斗争尖锐化的焦点。
因此，既要服从当前斗争的主要任务——反汉奸、卖国贼，又要警惕第二股力量。如果不讲究重点、不讲策略，不去争取、团结第二股力量（哪怕是暂时的）那就难以打倒当前对人民和国家威胁最大的汉奸、卖国贼。如果只看到汉奸、卖国贼而忽略了第二股力量以及他们主张的“大国理想”，革命的党和群众就可能被这股力量所利用。结果当然不会是中国取代美国，而只能是延误了科学社会主义复兴的“最佳时机”，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中国仍避免不了成为国际垄断资本的牺牲品，最多是延缓一点时间而已。这点延缓的时间与其说是给中国人民延缓的倒不如说是给国际垄断资本延缓的。
更为重要的是，要想争取、团结第二股力量共同反对汉奸、卖国贼也必须旗帜鲜明的与走资派斗争。正如毛主席教导的一样：以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求团结，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团结亡！
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复兴联系在一起，走资本主义只有亡国灭种一途
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主要源于两点：从国际来看，中国已经失去了发展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更不用说帝国主义国家了）的可能——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绝不允许；从国内来看，中国搞资本主义的主要推动力量不是什么“民族资产阶级”而是党内的走资派。因此，无论他们的主观愿望怎样、中间过程多么曲折、最终的客观结果只能是投降国际垄断资本、当汉奸。对于国际原因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了，残酷的现实也在不断地教育着人们，对此本文不再多讲。这里简单阐述一下后一点。
1978年以后，随着修正主义势力的抬头，走资派逐渐掌握了相当的权力和其他资源。尤其是在1992年以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日益明显。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产生出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但是中国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却“先天不足”——它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在社会主义已经建立以后，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援助下，在国内旧资产阶级的“呼唤”下，以党内走资派的形式出现。从宏观和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是党内投降派在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庇护下通过权力人为地扶植起来的。从它一产生开始就与权力、与国际垄断资本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的国家搞资本主义必然不得人心，所以这个走资派以及由他们蜕化或扶持起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必然向外投靠国际垄断资本，而在国内则依靠权力掠夺劳动人民的果实完成“原始积累”。而他们权力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所谓的“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因为他们背离了人民，发展经济只能靠“招商引资”——归根结底是靠国际垄断资本的庇护。所以，走资派不论中间过程怎样复杂，只有一个宿命——向帝国主义投降，当汉奸。
虽然在历史的某个节点上——例如现在——走资派的一部分与美国等国际垄断资本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发生了矛盾，这种矛盾有时还会达到非常激烈的程度。但从根本上讲，这种矛盾是暂时和表面的。因此，革命的党和群众必须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利用这种矛盾，壮大自己的力量。但也必须提高警惕，防止被这两股力量所利用。因为汉奸必然不得人心，所以在争取一切力量反汉奸的同时，更要警惕不被暂时没有当汉奸的走资派利用。这种可能更为隐蔽，因而更为凶险。
虽然在我们看来中国取代美国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我们不是要取代美国，而是要彻底消灭这种无耻的剥削和掠夺——但在那些现在与美国、汉奸有矛盾的走资派看来，这种可能却最符合他们的利益，也最能欺骗群众。阶级立场决定认识论，从他们自私的唯心主义立场出发，做出了让中国成为美国这样的“大国”迷梦，并不惜一切代价欺骗群众，从而维护自身的利益。
不管他们主观愿望如何（故意欺骗也好，真城的愿望也罢），这种观念的客观后果却是非常严重的——它麻痹了人民的斗志，误导了斗争的方向，从而削弱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在客观上只能起到帮助美国的作用。
在空前的经济危机之下，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讲的三个矛盾都将日趋激化。现在虽然美欧（以德国为代表的“老欧洲”）之间有着很深的矛盾——主要表现为美元与欧元的矛盾；以“占领华尔街”为标志的帝国主义国内矛盾也开始酝酿、发酵；但最有可能爆发的却是帝国主义与第三世界也就是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这就突出的表现为美国与中国的矛盾。当前，我们之所以把斗争的重点放在反汉奸、卖国贼上也是这个原因——从美国的角度来讲，通过中国国内的汉奸、卖国贼来瓦解中国显然是“上策”。
但是，只反对汉奸、卖国贼是不够的。因为汉奸、卖国贼就是由走资派发展而来的，而且是走资派的必然历史归宿。所以既要争取一切力量反对汉奸、卖国贼，又要反对走资派。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是矛盾的。但实际上反汉奸的斗争本身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修正主义斗争的激化。只有坚持反对走资派才能真正反对汉奸，才能使反汉奸的斗争有力量，而不会成为被暂时没有成为汉奸的走资派所利用。
既要联合一切力量反汉奸又要反走资派的关键就在于在联合斗争中逐渐掌握政治领导权！——主要是发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对政治形势作出及时、科学的判断，并提出恰当的可以完成的任务以及具体口号等。做到了这些就发挥了政治上的领导作用，群众就会逐渐团结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周围。要牵着那些暂时还不愿当汉奸的走资派的鼻子走，而决不能让他们牵着革命的党和群众的鼻子走！我们始终坚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会在斗争实践中在党和群众的帮助下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今日之情形，就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中国与金融垄断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美国的决战。诚然，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资本主义的最终灭亡还需要相当的时间，但具有决定性的转折点就要来到了。只要中国战斗的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的命运、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了回归，不管过程怎样复杂，决战的结果是毋庸置疑的——必然是社会主义的中国胜利！所以，问题的关键就是中国战斗的无产阶级如何战胜走资派、如何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回归。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复兴联系在一起，或者说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那种妄想取代美国霸权，把中国搞成美国那样剥削、掠夺其他国家的想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狂想，客观上只能帮助美国灭亡中国！由此我们应该认识到那种总想着学习美国“经验”做“大国”、想把人民币打造成另一种美元的想法，要么是糊涂，要么是别有用心的险恶伎俩！
美国对伊朗等国家的制裁、侵略绝不是什么“文明的冲突”，就如同中美之间的矛盾绝不是什么“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冲突一样，而是国际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帝国主义为了掠夺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在第三世界人民革命风暴的压力之下，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直接占领的形式——所谓的“币缘霸权”取代“地缘霸权”。但是，一旦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币缘”是无法取代“地缘”的！实际上，实实在在的地缘霸权是“虚拟的”“币缘霸权”的基础。
伊朗等穆斯林民族客观上正在为中华民族争取着宝贵的时间！我们一方面要尽快向科学社会主义回归，为战胜美国等国际垄断资本的进攻整顿好国内队伍；另一方面必须旗帜鲜明、有力地支持伊朗等第三世界国家。
三、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略与策略
毛主席的“三个世界”理论实际上为我们指明了反对帝国主义（当前是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战略与策略。
在国际上，既要坚持国与国的和平共处原则，又要坚决地贯彻国际主义精神。通过中国自身的不断的革命推动世界革命，从而走出“水泊梁山”的困境——这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发展壮大的外部条件。
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华民族的命运必然是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而与中国和世界无产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中华民族只能以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式实现复兴。舍此就只能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不仅是死路一条，而且是“死无葬身之地”——亡国灭种！
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根本战略和策略不是与它进行军备竞赛，更不是“当好老二”的问题（这种念头是“中美国”的变种，是汉奸言论），也不仅仅是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与之“和平竞赛”的问题。打破美元霸权，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但决不是用人民币的“霸权”去取代美元霸权——那只能是狂妄的空想。
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根本战略和策略只能是世界版的“农村包围城市”——以第三世界的革命斩断美国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掠夺第三世界人民血汗的黑手和“血管”，从而最终迫使西方发达国家国内发生革命。空前的经济危机之下英国人的革命举动、尤其是美国人民的“占领华尔街”、“占领波士顿”等已经证明了这种可能的现实性。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大规模、具有实质影响的革命必须是在第三世界国家革命浪潮汹涌澎湃之后，垄断资本彻底失去收买、腐化本国无产阶级群众的能力之后。现在这些事件只是向我们提示这种前途的宝贵信号。
中国不输出革命，但必须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类似于中国武装革命时期井冈山、延安那样的地位。这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更是中国无产阶级保住自身胜利成果、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内在的要求——国际主义精神与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族利益从根本上讲是统一的（就如同中国死硬的走资派的利益必然与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一致一个道理）。摆脱“水泊梁山”的困境，革命到底而不是投降招安只有这一条道路——以中国自身的不断革命，推动世界革命。
当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延安”时，中国就不仅在民主、人权等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变被动为主动，而且在国际政治格局中也将变被动为主动。
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根源于其本国的阶级矛盾。任何革命都不可能是输入的，任何国家也不可能输出革命。但中国发扬国际主义的精神，坚定地支持世界上一切革命和正义的斗争，就能够推动这些国家内部的革命斗争向着好的方向发展。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教训时强调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之后必须在战略上采取进攻态势。这不仅是在国内阶级斗争而且是在国际阶级斗争中也必须坚持的原则。苏联前期得益于此，中后期败于此。对此我国也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中国要发挥世界革命中心的作用，就必须自身继续革命——中国不用也不可能输出革命，只要自身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从而不断巩固壮大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就能推动世界革命，推动世界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
如此，再过几个十年左右，不仅中国的面貌而且国际阶级力量格局也必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无产阶级在全球胜利的曙光必将展现在人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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