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圭 武
目录
一、干部考核与民意测评
二、完善“巡视制度”的几点建议
三、领导干部应具备五种意识
四、谨防党内生活“三化”
五、不宜提倡领导干部上讲台
六、党的建设贵在求真
七、提拔干部，要更注重成熟，而不是年轻
八、领导无道德 越有权力越可怕
九、正义是共产党追求的最高价值
论 党 的 建 设
宋 圭 武
兹将本人近些年关于党的建设的文章整理到一块，供大家参考批评。
一、干部考核与民意测评
考核干部既要重视民意测评，也要防止民意测评的负作用。
民意测评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一是民意测评有利于提高民众的效用水平和满意度。民意测评本身是对民众权利尊重的一种表现。二是在民意测评过程中也会透露一些被考核干部的有关信息，这有助于提高干部选拔和考核的公正性和有效性。三是民意测评有利于干部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因为民意测评有助于改变一些干部的不良作风，如只唯上不唯下等。
但在民意测评过程中也会产生许多扭曲。一是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所产生的扭曲。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测评表发下来，测评人对被测评人的相关信息并非都能真正了解，这样，测评人的意思表达就会产生扭曲。二是既使信息是对称和充分的，一些人也会不顾事实扭曲表达意见。测评结果的有效性与测评人的人格素质是密切相关的。一方面，我们要相信群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防止一些不好情况的发生，要防止一些眼睛有病的人的捣乱。在面子人格下，匿名测评就有可能为一些具有阴暗心理的人提供一个发泄的渠道。在血缘文化和熟人文化中，测评结果将更多有利于血缘共同体和熟人。另外，在平均主义心态泛滥的前提下，一些人的嫉妒心较重，在这种情况下，对一些拔尖人才的测评结果并非就一定好。一些人看见人家比自己强，发展速度快，心里不舒服，借测评也可发泄一些不满情绪。三是由于民意测评过程往往是政府主导，所以，在测评过程中难免会加进一些政府官员的人为因素，这也不利于测评结果的有效性和公正性。
如何提高民意测评的有效性和公正性，这里提几条对策与措施。一是要仅可能让大家对被测评人有更多了解。在测评前，有关部门要尽可能提供一些被测评人的相关信息。二是要更加重视实际业绩的考核，要尽可能用事实说话。群众满意的干部未必就是为群众办事的干部，因为为群众办实事的干部未必就是群众了解的干部。事实胜于雄辩。尊重事实是考核干部的最基本原则。三是要大力建设公民的诚信和理性精神。测评结果的有效性最终与测评人的诚信精神和理性精神有关。理性精神要求科学；诚信精神要求秩序。诚信精神和理性精神的核心都是求“真”，而求“真”是保证测评结果有效性和公正性的可靠和基本前提。四是应将民意测评的主导权从政府转移到民众。政府是民意测评的利益相关者。因为政府官员本身就是被测评的主要对象，所以，政府在民意测评中起主导作用不利于提高测评的公正性和有效性。这里笔者建议可否将民意测评的主导权转移到民间自愿组织或第三部门手中，这对提高民意测评的有效性和公正性大有好处。
二、完善“巡视制度”的几点建议
巡视制度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尧、舜、禹时期的天子巡狩制，即天子对各地进行自上而下的巡察。如尧命舜摄行天子之政，舜即开始巡视东南西北四方，确立了“五岁一巡狩”制度。巡守制不失为后世巡察制度的渊源。奴隶社会时期，夏、商、周三代均循此制，但天子巡狩的时间各不相同。到了封建社会的战国时期，又有了“巡行”、巡县制度，国君、相国、郡守都可以巡视地方。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也十分重视对地方进行视察，先后五次“巡行”，以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
概括起来，古代巡视制度有如下特点：(1)出巡官员具有很大的权威性。汉代刺史的秩位只有六百石，却能监察二千石的地方长官。他们代表皇帝行使监察权，能够“以小监大”、“以卑督尊”。(2)出巡时间有充分保证。汉武帝时的刺史，每年8月下去巡察，年底结束，有 4个月的工作时间。唐代监察御史出巡时间可达半年之久。明代巡按御史有大半年的时间在各自的巡视区工作。从发展的趋势看，愈到后来，出巡的时间愈长。(3)长期流动，不长驻一地。无论是汉代，还是唐、明，巡视官员都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不是地方一级的行政机构。 (4)出巡官员职责明确，有较完备的监察法规。例如，汉代的《刺史六条问事》、隋代的《刺史巡察六条》，两个六条成为自汉以来历代刺史和中央派到地方进行巡察的监察官员必须遵循的原则。唐代《巡察六条》比汉六条、隋六条的范围还要广泛。明代则进一步完善了出巡法规，先后制定有《出巡相见礼仪》、《奏请差点》、《巡历事例》和御史回道考察法规，划定了监察范围。这些做法既是对出巡官员职责的明确也是对出巡官员的约束。另外，职掌巡察的监察机构通常实行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只对皇帝一人负责，不受其他部门干扰，便于独立行使职权。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作出了“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的重大决策。2003年12月，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对巡视工作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把巡视制度确定为党内监督的十项制度之一。规定巡视工作的主要任务是： （一）了解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决定和工作部署的情况，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情况，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廉政勤政的情况，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情况，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情况，中央要求巡视的其他事项；（二）向派出巡视组的党组织报告巡视工作中了解到的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2003年7月，中纪委、中组部正式组建中央巡视办公室和５个巡视组，到辽宁、云南进行巡视试点，以后又逐步扩大到湖南、广西、河北等几个省市。
巡视制度的主要内容如下：巡视制度在中央和省（区、市）两级党委建立。组织机构是巡视办公室和派出巡视组，属于正式机构，有正式编制。组建巡视办公室和派出巡视组的具体工作由纪委和党委组织部门共同承担。巡视组对上级党委负责，职责是“对下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监督”。监督工作的具体方式是到一个地方巡视一定时间，中央巡视组到一个省（区、市）巡视的时间大致是3到5个月。巡视组可以“列席所巡视地方的党组织的有关会议， 查阅有关文件、资料，召开座谈会，与有关人员谈话，了解和研究群众来信来访中反映的有关领导干部的重要问题。”“巡视组不处理所巡视地方的具体问题。”巡视结束后要向派出党委报告工作。巡视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将由上级党委决定是否进行调查和处理。
巡视制度的建立，其积极意义也是十分明显的。一是加强了对“一把手”的监督。二是确实发现和督促解决了一些地方和单位存在的问题。但巡视制度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如：如何有效保证巡视组成员的工作积极性？如何有效防止巡视组成员本身的腐败？如何保证巡视工作的长期有效性，而不是短期有效性？等等。对此，笔者认为，巡视制度建设应坚持以下原则。
一是不固定原则。这里不固定包括：人员不固定，任务不固定，时间不固定。这里要求巡视组的机构、成员、编制都不应固定，都应是临时和变化的。反腐败犹如猫捉老鼠，而固定化的弊端是短期可能有效，但在长期内，老鼠就有可能掌握猫的活动规律，导致反腐败效率降低。因为固定化后，人员就会熟悉化，工作手段就容易被老鼠掌握。而不固定，可有效增大腐败分子的预防成本，降低腐败分子的应对能力。人员不固定，可使腐败分子失去提前进行预防工作的对象。任务不固定，可使腐败分子得对每一个工作方面都得有所准备。时间不固定，可使腐败分子处处留心预防。
二是解决突出问题原则。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些矛盾的焦点，都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由于社会经济结构总是变革的，所以，每一个历史阶段的重点问题也有所不同。发展总是要抓主要矛盾，巡视工作也应体现这一要求。譬如，针对学校乱收费问题、形象工程问题、农民工拖欠工资问题，等等问题，巡视工作可根据需要和问题的突出程度，对一些重点问题进行重点巡视。抓重点问题也就是抓纲，纲举目张，通过解决重点问题，也可带动其它问题的有效解决，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三是隐蔽性原则。猫抓老鼠，一方面，要公开和大张旗鼓；另一方面，也要隐蔽进行。巡视组要到某一地方进行巡视，不应提前打招呼，而是应悄悄地去，要有突然性。这里巡视组成员的住宿和吃饭都应是独立的，当地官员不应作陪。巡视组成员开座谈会、叫人调查等，都应尽可能体现秘密性。隐蔽性能增大腐败分子的心理压力，也客观增大腐败分子的预防成本，这对提高反腐效率是有好处的。
四是利益相关原则。一方面，巡视组成员要求应是不固定的，每次巡视，成员都应不同。另一方面，在每次巡视确定巡视组成员时，应坚持利益相关原则。所谓利益相关原则，就是巡视组成员应由利益相关者担任。由于利益相关，所以其监督的积极性和效率就高。如要检查教育乱收费问题，巡视组组成人员就应由学生家长组成或以学生家长为主。要检查某单位“一把手”的问题，可抽调一些与此单位相似单位的职工参加，这样也有利于发现问题，因为由于单位相似，所以巡视成员对情况也就熟悉和不陌生。这里本单位的职工最好不要参与对本单位领导的检查和巡视，这里也要考虑到对职工本人以后工作的影响问题，但可抽调类似单位的职工参加。这里一但某人被抽调到巡视组参加巡视工作，有关单位应积极配合，优先保证，不应阻拦。另外，由于巡视工作主要是针对主要领导，所以，巡视组成员最好来自基层，而不是上级部门。这里巡视组的权力体现应与巡视组成员本人的职务脱钩，科级干部也可监督地级干部。而上级监督上级，结果有可能导致“官官相护”，并且积极性也未必高，而下级监督上级，既有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也有利于提高上级领导对群众工作负责的态度。
五是公开性原则。对巡视组检查的结果要不要公开，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坚持公开原则，或至少应部分公开。不公开，就大大降低了巡视的效率，这也为暗箱操作提供了通道。由于腐败本身就是一种阴性和隐性行为，难以见人，所以，公开本身就是一种对腐败的制约。好东西应经常拿出来让太阳晒晒，这有利于保护和消毒，也可以防患于未然。当然，由于检查结果未必就一定符合实际情况，所以，有关方面要对巡视组的检查结果进行进一步核实，凡经核实确定的，就应予以公开。对其中有一些涉及重要事项或国家机密或有关情况需要进一步确定的，可暂不公开，这时可对巡视结果只进行部分公开。
六是人民权力原则。领导就是为人民服务，人民也有权监督领导的工作。领导工作的好坏，最终取决于人民的评价。如何体现这一要求，在具体层面，笔者建议巡视工作具体的组织应由人大进行。人大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问题的需要，可有针对性的组织进行，尤其对人民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应进行重点巡视。巡视工作由人大来操作也有助于权力的制衡和相互制约，对推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也有积极作用。
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在分析中国历史时指出，中国政治制度演绎的传统是，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定一个制度来防止它，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越来越繁密的制度积累，往往造成前后互相矛盾。巡视制度作为反腐败的一项重要举措，应体现自身的制度特色，不能与其它反腐败的举措混同。否则，反腐败制度的演绎也会掉入到“钱穆制度陷阱”中去
三、领导干部应具备五种意识
意识是行动的先导，要有正确的行动，就需要有正确的意识。目前，面对国际国内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对领导干部而言，笔者认为至少应具备五种基本意识。
一是忧患意识。忧患就是居安思危。忧患意识是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存在和发展的有效前提。对于忧患意识的重要性，古人早就有清醒认识。《孟子·告子下》里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左传》中也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唐朝著名政治家魏征明确指出:“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唐·吴兢《贞观政要·政体》)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领导人对忧患意识一直给予了高度重视。1944年，毛泽东同志就向全党发出学习《甲申三百年祭》的号召，要求同志们“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乎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邓小平也说道：发展是硬道理，因而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就谈不上什么优越性。如果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中国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要向全党同志十分明确地强调,务必增强忧患意识,务必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我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清醒地看到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清醒地看到激烈的国际竞争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压力,继续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同心同德地把党和国家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517页)胡锦涛同志2005年1月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郑重指出：“一个政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面向未来，我们党任重道远，担子更重，责任更大。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同时，历史发展的实践也证明，在忧患意识丧失之时，往往也就是危险和死亡来临之时，如“闯王”李自成就是典型。当然，这方面的事例是很多的。所以，没有忧患意识，成功就是不牢靠的，成功的来临，也就往往意味着危险的到来。
二是忠诚意识。忠诚意识包括“忠”的意识和“诚”的意识两个方面。“忠”就是忠于党的宗旨，忠于国家的发展，忠于人民的幸福。其中人民的幸福是“忠”的最终目的。“诚”就是诚信。这里“诚”与“信”本质是统一的。《礼记·中庸》中写到：“诚，自诚也。”信就是讲究信誉，信守承诺，不欺人。一个人要想做到不欺人，首先必须不自欺。只有忠于自己的本质，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才能使自己的行为具有稳定性和一贯性，才能最终取得他人的信任。相反，一个不忠于自己的本性、表里不一的人，就不可能忠实于他人，也就不可能取得他人的信任。古人云：“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孟子》也说：“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所以，与人交往，不自欺，以诚为本，才能最终做到人不欺，信于人。另为，由于信的基本要求是诚实不欺，忠于他人。所以，有信的人，必然言行一致；而言行一致的人，也就是一个诚实的人。在《说文》里，对“诚”与“信”的解释是：“诚，信也。”“信，诚也。”这里用信解释诚，用诚解释信，表明诚与信实质也是不可分离的。诚信对社会发展的意义是深远的。首先，有诚信的社会就是一个有道德的社会。诚信是道德的土壤，所以，没有诚信，就很难产生良好的道德。其次，诚信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基础。有诚信就意味着守承诺，从而契约就是有效的，从而法律制度就能得到有效执行。目前，对领导干部而言，树立诚信意识，意义就更加突出。领导干部是社会的表率，在社会诚信严重缺乏的情况下，领导干部带头讲诚信，对社会的促进作用将是巨大的。反之，若领导干部不讲诚信，对社会的破坏作用也将是巨大的。
三是敬畏意识。所谓“敬畏”，就是既敬重又畏惧。对于“敬畏”，东西方的许多贤哲都有深刻的论述。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朱熹特别强调“君子之心”应“常存敬畏”；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认为有两样东西最值得人类敬畏，那就是“头上的灿烂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 法国当代哲学家保罗·里克尔在《恶的象征》中指出：“经由害怕而不是经由爱，人类才进入伦理世界”；德国现当代哲学家海德格尔敬畏的是“世界本身”：“畏之所畏就是世界本身”。目前，要求干部树立敬畏意识，也是党和国家对干部素质的一项基本要求。在09年4月，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宁夏考察时也强调，领导干部应干干净净干事，要培养和树立六种意识：信仰意识、公仆意识、自省意识、敬畏意识（常思贪欲之害）、程序意识和民主意识。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举行的2008年秋季开学典礼中也强调，当干部要有敬畏之心，一要敬畏历史，使自己的工作能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二要敬畏百姓，让自己做的事情对得起养育我们的人民；三要敬畏人生，将来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感到后悔。对于领导干部而言，树立敬畏意识，意义是深远的。首先，有利于更好坚持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其核心和灵魂就是要敬畏生命。所以，提倡领导干部要有敬畏生命的意识是与党的要求不矛盾的。其次，有利于更好坚持唯物主义。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而唯物主义与有敬畏意识也是不矛盾的。唯物主义坚持存在第一，意识第二。而存在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确定性的存在；一种是不确定性的存在。对于确定性的存在，我们坚持的原则是科学利用，尊重规律。对于不确定性的存在，我们应坚持敬畏的态度，这也是一种理性精神的体现。第三，提倡敬畏意识也有利于党和政府化解社会矛盾，推动构建和谐社会。例如，目前，我国社会不断出现的一些自杀和他杀的现象，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缺乏敬畏生命意识和缺乏敬畏不确定性的意识也是有深层关联的。而敬畏生命和不确定性可以对现世人生的存在本能和毁灭本能产生一种约束。由于对人生有了约束，所以，社会就增加了稳定性和秩序性，从而社会经济也就提高了效率。另外，敬畏生命和敬畏不确定性，也可有效减缓人在确定性空间所产生的欲望张力，人可以把在确定性世界中所积聚的本能能量和欲望转移和释放到不确定性的空间，从而也就有利于社会和谐和稳定。
四是淡泊意识。所谓淡泊，就是恬淡寡欲，保持一种宁静自然的状态，不追逐虚妄之事，修养品行。领导干部树立淡泊意识，对个人，对社会，都有很大好处。对个人而言，树立淡泊意识，一是有助于心态平衡，身体健康。淡泊可以使人“致虚极，守净笃”，从而有利于心态放松和身体平衡。古人云：“欲多则心散，心散则志衰，志衰则思不达也”。人们也说：“心底无私，喜气洋洋；追逐名利，终日惶惶”。唐代名医孙思邈就极注重修心养性，他将人体的精、气、神喻为灯油，人的生命犹如灯光。若灯芯用大炷，油易尽，灯易灭，若灯芯用小炷，则油有余，灯难熄。生命如灯，精、气、神是“生命之油”，只要注重修心养性，淡泊处世，顺其自然，“生命之油”便消耗得慢，生命自可延长。另外，人在旅途，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既会有顺境，也会有逆境，而淡泊之心可以使人在顺境和逆境时都能保持一颗平常心。在行动上，我们要以入世的心态积极认真拼搏，但在心态上，我们要把一切都放下，让心境处于一种淡泊自然状态。据调查，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工作都相当艰苦，但他们的寿命都很长，这与他们有恬淡虚无的心态也是有密切关系的。二是也有助于事业得到更进一步发展。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清代学者胡达源说：“简默沉静者，大用有余；轻薄浮躁者，小用不足。”俗话也说：“高飞之鸟，死于美食；深水之鱼，亡于诱饵。”由于领导干部比一般群众面临更多的灯红酒绿的诱惑，所以领导干部就更需要保持一种淡泊之心。对社会而言，树立淡泊意识，也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实现。人类社会一切问题的总根源就是欲望无限与资源有限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导致了三方面的不和谐：一是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二是人与人的不和谐；三是人与自身的不和谐，就是人的肉体与灵魂的不和谐。而树立淡泊意识，可以有效缓解这种矛盾，从而也就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和人与自身的和谐。由于保持淡泊意识对个人和社会都有好处，所以要求领导干部具有淡泊意识，这也是党对干部素质的一项基本要求。胡锦涛总书记曾强调指出：“领导干部要干干净净为国家和人民工作，必须以淡泊之心对待名利”。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应是个人名利淡如水，人民事业重如山，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君子志在泽天下，小人志在容其身”，领导干部应带头做社会的君子，而不是小人。人们常说“广厦千间，夜眠八尺；良田万亩，日食三餐”，“朝中官大做不尽，世上钱多赚不完”。作为一名称职的领导干部，就应当有战略眼光和宽广境界，而不应当只看到眼前和局部。否则，对个人和社会，都没有好处，也不符合党对干部素质的基本要求。
五是学习意识。对每一个党员和领导干部而言，学习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领导干部搞好学习，这不是个人的小事，而是事关全局的大事。陈云同志指出：“革命事业是一种伟大的艰巨的工作，特别是中国革命的环境和革命运动更是万分复杂，变化多端，而领导革命的共产党员，它之所以能在变化的、复杂的环境中把握一切伟大的革命运动，并且指导各个运动使之走向胜利，是因为有革命理论的指导。共产党员有了革命的理论，才能从复杂万分的事情中弄出一个头绪，从不断变化的运动中找出一个方向来，才能把革命的工作做好。不然，就会在复杂的、不断变化的革命环境中，迷失道路，找不到方向，不能独立工作，也不能正确地实现党的任务和决定。所以每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在工作中学习理论和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增进革命知识，培养政治远见。”(《陈云文选(1926—1949)》第77页)对于党的高级干部，陈云同志认为更应成为学习的模范。他指出：“学习理论既然是每个党员的责任，那末，党内的老干部、高级干部首先要努力学习，成为学习的模范。因为你是老干部，因为你常常担负独当一面的领导工作，你就更有责任而且更有必要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高级干部要思索一下，看看一下两种情形，哪一种对党更有利？一种是，一天到晚地埋头工作，不去找时间读书；另外一种，就是一天抽两小时来读书。我认为，后一种无疑对党员更有利。因为你是老干部，有斗争经验，学习理论更容易把书本上的东西消化成为自己的，这样，领导工作的水平就可以大大提高。同时，党要培养大批理论联系实际的干部，也首先寄托在老干部和高级干部身上，老干部要担负起这个责任。只要大家认识清楚学习的重要性，就应该想法挤时间来读书。现在你无论怎样忙，为了把握伟大而又变化多端的中国革命运动，必须增加一点革命的理论，增加一点历史的知识。”(《陈云文选(1926—1949)》第123页)江泽民同志也在有关场合多次指出：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要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学习型时代，我们要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党，就必须要求领导干部树立学习意识。因为倘若我们的领导干部不抓紧学习、不坚持学习、不刻苦学习、不结合实际学习、不带领组织群众一起学习，就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难以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清代王豫说过：“才不称不可居其位，职不称不可食其禄。”面对复杂的环境和艰巨的任务，领导干部只有不断加强学习，才能更好应对历史和现实的艰巨挑战，把人民的工作做好。领导干部树立学习意识，贵在行动。要减少应酬，多读一些好书，不能因为工作忙就忘记读书。据人民论坛杂志社在全国范围内所做的“万名党政干部阅读状况调查”结果显示，62.7%的受访者表示因工作太忙、应酬太多抽不出时间读书，33.4%的受访干部每周的读书时间为0-3小时。这种情况若长期下去，领导干部的素质就很难得到有效提高，干部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会不断下降，最终为人民谋幸福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四、谨防党内生活“三化”
目前，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化，党内生活一方面向好的方向不断转化，如言论更加自由，制度不断规范，也更加人性化等。但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好的现象，其中党内生活市场化、特权化和投机化就是最突出的表现。
一是市场化。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对党的建设既有促进作用，也给党的建设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市场经济有利于推动党的建设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但市场原则毕竟是市场进行交易的原则，不是政府和执政党自身从事政治活动的原则，所以，市场经济对执政党建设也提出了考验和挑战。在实际中，一些领导干部将等价交换原则引入党内生活，将党的活动看成是市场活动，利用公权互相办事，为个人谋福利，这是一种严重违背社会正义原则的行为。领导干部相互交换权力的使用，符合义气原则，但义气不是正义。义气是建立在私人关系基础上的，是私人交往的利益平衡，而正义是一种社会平衡。社会发展，若只有义气，而没有正义，社会发展就是无规则的，社会秩序就是紊乱的。尤其是作为执政党，更应做好表率，否则，社会就会更加潜规则化。
二是特权化。一些领导干部处处讲排场，讲特殊，总是注重与同级别的干部比房子、比车子、比票子，等等，总希望自己的待遇要比别人好，若在待遇享受方面不如人家，心里就不平衡，就有失落感。特权化的文化根源是面子文化；特权化的人性根源是个人利益的无限膨胀；特权化的制度根源是官本位等级制。特权化实质是自我对自我价值实现的异化肯定，就是希望通过特权这种形式来肯定自我优越于他人的价值。但特权总是以权力的过度利用为基础，所以，特权造成的结果是个人利益得到了过度满足，但社会和群众以及别人的利益却受到了不合理损失。特权化必然伴随腐败化，也最终会导致一些干部走向堕落和犯罪。
三是投机化。目前，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不注重好好干工作，成天注重的是钻空子、见风使舵、溜须拍马等，这些行为实质就是一种投机行为或机会主义行为。产生党内投机行为的根源是多方面的。一些党员注重追求个人利益，这是产生投机行为的人性因素。改革总是伴随秩序的稀缺，而秩序的稀缺就有可能导致机会主义泛滥，这是产生投机行为的社会因素。另外，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权力不规范，这也加剧了投机行为的泛滥。投机行为的本质是动物性和聪明性的混合。一方面，投机是党内生活制度不健全的一种结果；另一方面，投机泛滥，会进一步导致党内生活更加无规则化和混乱化。
市场化、特权化、投机化，三种力量合在一起，对党的建设提出了严重考验。对此，笔者认为，应通过党内生活的公开化、公平化、实绩化等建设措施，反对党内生活的市场化、特权化、投机化。
一是决策要注重公开化。公开是实现公正的有效途径。党的有关决策和各项活动，能公开的要尽量公开。同时，要提倡公开讨论和公开协商，要反复公开征求群众意见。道理越辩越明，在公开和反复协商以及讨论中，才能使决策更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有助于更加实现社会公正。所以，在党的建设和各项具体的制度设计中，一定要充分注重公开化方面的制度建设。
二是待遇要注重公平化。各单位在制定福利标准时，要立足于个人对社会贡献的大小，而不是权力的大小。如在给领导配车等方面，要尽可能一个车型，不要分档次，不要高级别的领导就配高档次的车，一般级别的领导就配一般档次的车，等等，而是要根据工作需要配车。另外，如在会场的布局等方面，也要改革，要多一些圆桌，少一些台阶，也不要突出个别领导位置等等。
三是考核要注重实绩化。这里主要是考察干部一定要注重实际业绩的考核。一方面，我们要注重民意测评，因为民意测评也是对民意的尊重；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民意测评的副作用，因为民意测评有时也会导致拉关系等不好现象的发生。所以，更重要的是，在提拔干部和考察干部上，要用事实说话，要尽可能将那些为人民做了重大贡献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而不是叫一些会投机钻营和注重拉关系的人占便宜。
五、不宜提倡领导干部上讲台
推行领导干部上讲台制度，有好处，也有不足，总体来看，应不宜提倡。
首先，领导干部最重要的工作是管理，这是本职工作，做好本职工作就是最好的，这也符合社会大分工的要求。
其次，要多强调领导干部下基层，而不是上讲台。现在一些领导干部，眼睛盯的主要是上面，而不是下面，要多到下面调研，研究些问题，然后探讨如何解决，这是最主要的。
再次，要强调领导干部多进教室，但不是去当老师，而是去当学生。现在是知识型社会，领导必需是学习型的，而不是以吏为师的时代。领导干部要多听一些专家的意见，要多学习一些国外治理的先进经验，要多学法律知识和科技知识，而不是相反。这些年，政治局每年都要请一些专家来授课，就是非常好的做法，所以，下面的各级单位，也要向中央政治局学习，要把请专家做报告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第四，请领导上讲台，背后总会产生各种利益关系，所以，尽量回避较好。
第五，领导干部不是不可以上讲台，但要尽可能少上。领导干部可以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通报，针对一些问题进行探讨，从这个方面看，领导干部是可以到讲台上讲一讲的。
六、党的建设贵在求真
党的建设是一个大文章。如何建设一个光荣、正确、伟大的党，这不只是关系党自身发展的问题，更重要是关系建设强大中国和维护国家稳定和统一的大事。
要抓好党的建设，不能只做表面文章，不能形式化，不能靠灌输，而是贵在求真。求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有真诚的心态。二是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
要有真诚的态度，就是要对党忠诚。每一个党员在入党的第一天，就对党宣誓忠诚，所以，忠于党是每一个党员的天然义务。我们不能因为个别党员或一部分党员有问题就认为党有问题，党与党员是有区别的。党正确与否，取决于党的纲领和目标以及政策手段。但党员在执行党的纲领和党的政策时，未必就是全心全意的，未必就是不打折扣的，未必就不弄虚作假。而对党忠诚，就不是对这种不符合党的要求的个别党员忠诚，而是要对党的纲领和实现目标忠诚。
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就是要敢于坚持真理，不在权力和金钱面前低头。真理是党的生命。坚持真理是一个好党员的基本要求。若一个党不坚持真理，这个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一个党员敢于坚持真理，就是要努力把党建设好的一种表现，也是对党忠诚的具体要求。因为党员若不坚持真理，对党忠诚就是一句空话，就是对党的本质叛变，也可以说就是党的另一种形式的叛徒。
真诚、真理，这是搞好党的建设的两个重要支点。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都应对党抱有真诚的态度，对社会和人民有坚持真理的勇气，这是党兴旺发达的基础，也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
如何让一个党员对党忠诚，且敢于坚持真理？
其一，要健全和完善党内民主，让每一个党员在党内都有一个主人翁的地位和感觉。这样，党员就有了责任意识，也就有了奉献意识，忠诚党也就有了基础。
其二，党内对一些重大问题要提倡辩论和讨论。党要敢于对自身纲领及政策进行广泛的讨论和辩论。理越辩越明，真理是在辩论中诞生的。一言堂反映的是权力，而不是产生真理的基础。
其三，要提倡决策的公开化。公开化有利于监督，有利于更好贯彻党的政策和方针，同时也有利于党员更好坚持真理和鼓励党员对党忠诚。
其四，要以法治党。治党入治军，没有严格的纪律，就没有党的战斗力，党就没有领导人民进行长征的能力。所以，对党员中的败类，要坚决给予清除，不能姑息迁就。党的建设不在数量，而在质量；否则，就是一个老鼠害了一锅汤。
其五，要严格入党程序。要真正吸收一些有道德、有理想的人入党，而不是一些投机分子。对于党员的预备期，可以延长，若不符合条件，组织就不要急于同意入党。
其六，要鼓励党外监督。对党的监督，应当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党内监督，一个是党外监督。加强对党的监督，就是要加强这两个方面的监督，而不是只注重一个方面。要鼓励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对党的监督，同时，也要考虑建立和完善这方面的奖励机制。没有好的机制，监督就很难落到实处。对打击报复者，要给予严厉惩处。
七、提拔干部，要更注重成熟，而不是年轻
现在一些地方，提拔干部，贴出公告，动辄要多少后多少后的，如70后的，80后的，甚至90后的，其实，仔细考虑，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首先，干部应是成熟一个，提拔一个，不要人为将一些后面不成熟的提前提拔，这样对前面的人不公平。这里讲的成熟，主要是指一些有工作经验、生活阅历和突出业绩以及德才兼备的人。如一些地方提拔干部，60后有成熟的，而偏偏提拔70后的，这就不好，这样对60后的就不公平。并且若一直这样思路进行下去，80后有成熟的，而偏偏提拔90后的，这样就不断衍生出一代又一代的不公平，这对社会而言，就严重不符合正义原则。
其次，人为将一些缺乏经验的提前提拔，对社会健康发展也不好。一方面，有成熟的人不用；另一方面，却用一些不成熟的人干重要的工作，这也是人才资源配置的误区。这样做，对社会不好，因为社会资源的配置权没有掌握在最有经验的人手里面，这样就容易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同时，对提前提拔的个人也未必就真好，因为没有工作经验，工作也干不好，也不利于个人下一步的发展。
再次，现在是和平年代，不能用战争年代的思维来推理和平年代的事。在战争年代，由于情况特殊，可以在提拔干部时将年轻因素考虑的重一些，可以考虑提前培养；但在和平年代，就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在和平年代，秩序是稳定和规范的，而在战争年代，到处都是跳跃和间断，没有稳定和规范的秩序，两者外在环境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关于提拔干部的工作思路也就必然不同。
第四，若没有成熟的提拔干部标准，论资排辈也是有好处的。目前，提拔干部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考核标准的建设，由于难以对一些公务员的工作进行量化考核，这就增加了考核建设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适当的论资排辈也不失为是一种较合理的选择。当然，论资排辈是有许多缺陷的，但当没有最优的选拔标准时，就只能选择次优的标准。若不论资排辈，往往一些领导干部就会以年轻为理由或借口提拔一些自己的关系户，而将真正需要提拔的人排斥在外。
第五，有些地方领导在提拔干部时将年轻考虑的很重要，其实也有个别领导在人才问题上作秀的因素，而非真的是考虑工作方面的需要。现在一些地方领导，在考虑人才工作时，由于考虑到政绩的需要，往往就突出一些特点，如年轻、文凭等因素，好像真的是领导重视人才的年轻化和知识化，其实背后编织的故事，往往是为领导个人的提拔提前修路或制造业绩，而非其它。
第六，重视年轻干部提拔，并不能保证这些人上台后就真正为人民服务，关键还是制度的合理化建设。重视年轻干部提拔，落脚点是工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及提高工作的效率和水平。但若没有健全的制度，提拔谁最终结果都一样，不管是年龄大的，还是年龄小的，都有可能变得不好，成为人民的对立面和坑害人民的人。
所以，提拔干部，笔者认为，应当遵从自然原则，就像摘果子一样，成熟一个，就摘取一个，然后让果子服务于人民的需要，这样人民吃起来口感也好，而不要在果子还在青涩的阶段，就提前摘取，结果让吃的人也难受，对社会发展也不好。而作为领导，要抓好人才，关键是要从培育好生长人才的大树方面着想，要让大树根深叶茂，能不断为社会提供优良的人才果实。有了枝繁叶茂的人才大树，社会发展也就充满了绿意，人民也就安居乐业，百业也就兴旺发达。
八、领导无道德 越有权力越可怕
黄苇町先生在《北京日报》（2011年11月14日）撰文指出：领导无知识，越有权力越可怕。笔者认为，这样的判断本质上是无错的，在一定情况下也是符合实际的，是有一定正确性；但另外存在的一个事实是，领导无道德，也会越有权力越可怕，而且后一种可怕比前一种可怕更可怕。
首先，领导无知识，但若领导有道德，这样的领导至少可以在道德上起到一个榜样作用，这也是对社会有益处的。对社会道德建设而言，上梁不正下梁歪，领导的以身作则是很重要的。
其次，领导无知识，但若领导有道德，这样的领导至少也是尊重人才的。这样，也就可以利用别人的才能和知识弥补领导者自身知识的不足。当今社会，不需要领导样样都通，关键是领导要虚心利用好各种人才。
再次，道德规定知识的方向，领导无道德，知识就成为害人的利器。知识和道德相比，道德的价值要始终高于知识的价值。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但知识只有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知识才是造福于社会的力量，否则，知识就是祸害社会的力量。
第四，从实践上看，有知识的官员多的是，但有知识并没有让官员不腐败。中国历朝历代，许多官员大多应是有知识的，至少普遍应比民间知识水平要高，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是学而优则仕。但这知识并没有减少中国历朝历代严重的腐败，科举状元有时比一般人腐败的更厉害、更严重。反多来，一些有大德之人，知识水平虽一般，但知识欠缺并没有阻止这些人成为杰出的领导者和国家领导人，如曼德拉就是一个例证。
第五，对专业技术人员而言，重要的是知识，对领导而言，道德就更重要。因为领导要统领这些专业技术人员。领导若没有道德，就既管不好自身，也管不好别人，这对社会危害更大。兵歪歪一个，将歪歪一窝。
在现实中，我们希望最好是领导既有道德，也有知识，因为有知识，也有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更多注重提拔有道德的干部。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
我们提倡领导干部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但这“青山”，应是为人民服务的道德之“山”。领导干部只有“咬定”为人民服务的道德之“山”不放松，知识之树才会常青，知识之树才会最终成为国家的栋梁和有用之才，国家也就会越来越发达，民族也就会越来越强大。
九、正义是共产党追求的最高价值
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最高目标就是正义，就是为了建设一个有正义的社会。共产党奋斗的共产主义社会实质就是一个充满正义的社会，若共产主义社会不体现正义原则，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根本不是共产党人追求的目标。
共产党也是为改造旧社会而来。而以往的社会，最大的不合理就是不正义，其中不正义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三个方面。在政治上的不正义，就是特权，权力主要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权力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在经济上的不正义，就是虽然财富的生产是大多数人，但财富的占有主要是少数人，剩余价值大多归于少数人。在文化上的不正义，就是文化的主导权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并且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是为少数人占有权力和财富提供合法解释的。当然，以往的社会并不缺乏效率，有时，在集权体制下，一些项目的效率可以说是惊人。但以往社会的效率是没有正义基础的。
共产党追求的社会，就是既要有正义，又要有效率的社会，其中正义是最高的目标。因为社会有正义，就肯定有效率，而且有了正义，效率就才是真正的效率，效率就是全局的效率和长期的效率，而不是短期的效率或是局部的效率。若没有正义，效率就只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效率，而不是为社会和为大众服务的效率。
共产党追求的正义，就是要建立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的正义。
在政治层面，所谓正义，就是社会应尽可能实现个人之间具有相同的选择权利，而不是少数人具有特权。就是在选择的自由和权利方面，要更多强调机会均等，而不是一些人多，一些人少。首先，自由和权利并不是无限度的。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总是要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同时，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必须要考虑到自己在行使自由和权利时对别人的自由和权利的限制，所以，自由和权利是有限度的。其次，对于有限度的自由和权利而言，公正的分配原则就是大家均等，不能有些人有较多自由和权利，而另一些人有较少自由或权利。
在经济层面，所谓正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是社会应尽可能实现个人之间严格的按劳分配。劳动代表了一种贡献，按劳分配就是按贡献分配。这既符合公平原则，也符合效率原则。因为社会若不实行按劳分配，一些真正为社会做贡献的人，就没有做贡献的激励，社会发展就缺少了动力。同时，不实行按劳分配，也使少数人坐享其成，社会就是奴役性的，这也是以往不合理社会的典型特征。二是社会应尽可能保证先天资源收益的平均分享。对于人类而言，先天资源，就像一个没有失主的黄金，其公平的分配原则就是收益平均分享。比如土地，就是先天资源。马克思指出：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做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这里笔者认为，对于先天资源收益，关键不在所有权，关键是要实现收益的平均分享。但由于在收益分配中，所有权具有强势地位，所以，国家要对所有权进行限制，要通过税收等多种手段，实现全民在先天资源收益方面的平均分享。三是人道原则。有些人由于遗传等原因，在劳动能力等方面具有先天的不足，但这种不足不能归结为个人的原因。所以，按劳分配也是有缺陷的。为了弥补先天资源收益平均分配和后天按劳分配的不足，就需要有人道原则做补充，其中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对这种不足的一种必要补充。
在文化层面，所谓正义，就是要有正义精神，就在要在人文价值中要体现平等、对他人的尊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并且要渗透到大多数公民的意识深处。
共产党如何实现正义？第一，要建立更加民主的体制。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没有人民的当家作主，社会主义就是一句彻底的空话。同时，让人民当家作主，也是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资本主义的第一个步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91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罗莎·卢森堡在德国共产党成立宣言《斯巴达克同盟想要什么？》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在于大多数劳动群众不再是被统治的群众，而是自己的全部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主人，并且是在有意识的、自由的自决中领导着这全部生活。但民主建设应考虑不同的人文背景。国情不同，民主的道路就不同，否则，民主就不能很好体现正义原则，民主就与民主的本质相悖。在中国，如何建设民主，笔者认为，由于面子文化和血缘关系文化浓厚，所以，在中国，应考虑要建设更多具有公开性和协商性特点的民主制度。第二，要大力发展经济，但财富的分配目标是要让大多数人富起来，而不是仅仅让少数人富起来。第三，建设具有平等精神的文化，反对官本位。
共产党要实现自己的最高目标，具体责任人就是共产党员。但共产党员的素质是有差别的，这就决定了共产党在实现自己目标的过程中，道路是曲折的，也是充满斗争环节的。一方面，高素质的共产党员要与低素质的共产党员进行斗争；另一方面，共产党员也要与自身的缺点不断进行斗争。
共产党员的素质总是与特定的国情基础相联系。在中国，共产党员改造自身素质，重点就是农民性的改造。
而中国的农民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自私与浪漫。自私，就是没有国家意识和公共意识，就是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只看到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收益，而看不到合作和规模的收益，看不到国家的收益。浪漫，就是富有幻想情结，幻想有朝一日当上皇帝，或有朝一日被皇帝所提拔，来实现平天下的梦想。由于自私，就缺乏了德性的基础；由于浪漫，就缺乏了理性的基础。所以，自私与浪漫，是建设正义社会的大敌。
为了实现党的最高目标，要求共产党员既要改造客观世界，也要改造主观世界，所以，对一个具体的共产党员而言，任务是双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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