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章取义贬低毛泽东是往自己的脸上抹黑
2011-12-19
我一向对杂文家不感冒。二十年前看到杂文家的称号，多少还有些敬意。后来这些人的杂文越写越老套，大都是批现象、批抽象一类的老生常谈，雷声大雨点小，就象台上的贪官开讲反腐讲座一样慷慨陈辞，空话连篇，不能动假丑恶一根毫毛，于是我不知不觉产生了一种思维定势，那就是，一看到杂文家写的文章就反感。
鄢烈山先生是我最后读到的一位杂文家。大约是两三年前，当时觉得奇怪：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打着“杂文家”的旗号出来混？这就象现在的富豪还到处标榜自己是“万元户”一样。实在太小品了。
鄢烈山博客里有一篇文章《岁月收藏：毛选里被删除的语录》。文章没有署名，但看得出里面的“语录”，大都是毛泽东的讲话。这篇转弯抹角诋毁毛泽东的文字，到底是鄢烈山先生转载别人的，还是自己操刀，不得而知。写文章的目的是摆事实讲道理。可是，讲道理的人却没有勇气署名，代表自由正义的杂文家，连文章的出处都不敢标明。这是第一个“阴”。
第二个“阴”，是断章取义。我粗略游览了一下这篇罗列“毛选里被删除的语录”，发现大都是按照的主观愿望断章取义出来的文字。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不择手段，把毛泽东刻画成一位不学无术、不顾人民死活的暴君。限于篇幅，这里举三个例子来说明。
一，知识越多越反动。
——毛泽东的原话是：“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阴毛者把“路线错了”这个大前提断掉，单取“知识越多越反动”之义。你想，讲出这种话的国家领导人，不是不学无术又是什么？
二、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
——读完这段话，多数读者都会得出“毛泽东不顾人民死活搞政绩工程”的结论。事实上，这段话是毛泽东针对刘少奇等人讲的。
毛泽东的原话是：“今冬明春全国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
在这里，“你们”是指刘少奇、彭真等人。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曾批评刘少奇“吃穷饭”搞“穷过渡”。毛泽东指出：五亿多人口，平均年薪不到八十元，穷得要命。我们说强大，还没有什么根据。“按照刘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 , 请你们讨论，搞几条标准。“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
三，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毛泽东1917年写的《奋斗自勉》原文是：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这个奋斗自勉，实际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重要内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天、地奋斗是“生产力”；与人奋斗，是“生产关系”。阴毛者却故意删除了三个关键字，于是乎，“奋斗”变成了“斗”，毛泽东变成了好勇斗狠的家伙，整人成了赏心乐事。
鲁迅曾说：“人们遇到要支持自己的主张的时候，有时会用一枝粉笔去搪对手的脸，想把他弄成丑角模样，来衬托自己是正生。但那结果，却常常适得其反。”。鲁迅的话，可谓入木三分，切中肯綮。杂文家们经常干的，就是这种活儿。杂文写到山穷水尽，最后被时评文章赶出报纸的版面，和这帮人的反复折腾不无关系。
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语言大师，别具一格的语言艺术令人折服。灵活运用的渊博知识、生动活泼的语言形式，炉火纯青的表达技巧，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毛氏语言”。有时是正话反说，有时是反话正说。集博学、幽默、深遂、睿智、雄辩、敏锐、泼辣之大成。因此，理解毛泽东讲话的原意，不能背离当时特定的语言环境，包括时、地、事、人等重要因素。脱离特定的语言环境去解读毛泽东语录，是小人的伎俩，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污蔑，也是在自己的脸上抹黑，会给“孔左东”实施“言论打砸抢”提供可乘之机。
笔者虽然是毛泽东的拥趸，服膺老人家的伟人魅力，但我同样不赞成“两个凡是”。毛泽东是人不是神，肯定也说过不少错话，办过不少错事。我们批评毛泽东，应当遵循“摆事实、讲道理”的原则。窃以为，用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手法去“肢解”毛泽东、贬低毛泽东，是自取其辱，甚至会自取其咎。因为，这样做其实与造谣中伤没有什么不同。毛泽东是逝者，当然不能站起身辟谣，只有任凭造谣者信口开河，颠倒黑白。要是你批评的对象是活人，未必会象水晶宫里的毛泽东那样客气。
俗话说：上山多遇老虎。批评者如果老是用望文生义、穿凿附会的手法去批评他人，贬损他人，碰到孔庆东教授，“三妈”几句或饱以老拳，还算是轻的；要是遇上肖传国教授，够你喝一壶的。用广东白话来说，就是“几时死都未知”。
丧失是非观，革命、民主和自由都是浮云
2011-12-27
在物质缺乏、温饱不解决的年代，发展确实是硬道理。国家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人们生活逐渐富裕，还是大力提倡“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老是灌输这种“唯物（物质至上）观”，社会就会出问题。比如，有些地方的发展，是以破坏当地环境、破坏人文、道德生态来换取的。用民间语言来说，是“吃子吃孙”。这种透支未来的发展，就决不是什么“硬道理”。
为什么当下中国社会有那么多的腐败和不公？是体制问题吗？我看不尽然。没有是非观，功利至上，有奶便是娘，体制设置得再好，无论金字塔的底层或顶端，哪个位置的人都会无师自通，不择手段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革命”似乎与我们很遥远，其实天天都在发生。不同的是，过去是弱势群体革恶霸地主的命，现在却倒了过来，大都是强权恶霸势力革弱势群体的命。你看那些拆迁事件，大抵是拆迁者革了被拆迁者的命。当公知分子们正在热烈讨论该不该革命的时候，许多草民的小命其实早就被利益集团革掉了。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毛泽东的名句。1927年3月5日，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说白了，革命就是杀人放火。然而，从当下层出不穷、越演越烈的突发事件看来，功利时代，革命就是请客吃饭。无论多么激烈多么悬殊的强弱对峙，一切死人事件都会被利益集团在酒桌上摆平。我们看到的结局，无非是草民用卑贱的生命换取尽可能大一点点的利益，没见过开发商要给被拆迁的死者赔上性命的。
穷人比富人更害怕“革命”，“公知”比公众更明哲保身，是价值观使然，更是时代的悲哀。难怪洋老头顾彬先生会说：“中国古代、中世纪、近代的文人。他们不怕什么，他们随时准备牺牲自己，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他们不牺牲自己，老百姓就会受苦。”中国当代的文人缺乏的就是这种精神。一个负面事件，如果当事人对媒体进行请吃公关，事件的性质就有可能迅速转向。邪恶势力赚大钱，不良媒体赚小钱，知识分子赚昧心钱。如此这般，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被一点点绳头小利稀释消解殆尽。每个人都在呼唤公平正义，每个人又在为一己之私糟蹋公平正义。如果穷人在被开发商“革命”的时候，能够先下手为强，敢于抛头颅洒热血，抢先“革”掉开发商的命，情况就会有所改观。强势群体就不会变本加厉，有恃无恐，公平和正义就会不请自来。
许多人认为革命就是改朝换代，其实，意识形态的东西不变，革来革去，换汤不换药，象换届选举，无非是换了一个更能搜刮民脂民膏的“空肚鸭”而已。即象阿Q那样的草民，也认为革命的终极目标就是金钱和女人。阿Q当了大清皇帝，不见得就会比前任更好。
所以，当务之急，首先要“革”意识形态的“命”，革价值观的“命”，“革”社会不公和贪官污吏的“命”。当公平和正义成为社会价值观的主流，当金钱和女人这些物化符号退居二线，“位卑未敢忘忧国”才能正式提到议事日程。
接着谈一谈民主和自由。在我看来，一些知识分子口中念念有词的所谓的“民主”，所谓的“自由”，大都是对人不对己的。自己一言九鼎就是民主，别人有不同意见就是破坏自己的“言论自由”。比如韩寒，一大帮网络水军在他博客虚张声势摇旗呐喊就是“民主”，信口雌黄胡说八道就是“自由”。天底下哪有这样的“民主自由”？韩寒此前热火朝天骂“天朝”，说话象放屁（陈文茜语），现在据说是“化蛹为蝶”了，莫非他要“翩翩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权贵家”？过去骂“天朝”，渐渐没有市场，快要混不下去了，于是“化蛹为蝶”。对切身利益有利就是“是”，对自己不利就是“非”，公知分子的批判立场比普罗大众的立场还要“墙头草”，你要指望他“革命”，还没到井冈山山脚，这号人就会借口拉屎拉尿脚底抹油开溜了。没有是非观的人，告密做汉奸都做得大义凛然，唯我独尊。
下面再举一个具体例子，谈一谈民主自由的“半径”，是为梁漱溟与毛泽东的“雅量”之争。
1953年9月18日，梁漱溟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与毛泽东发生了激烈冲突。梁漱溟的发言刚开了头，就被会场上轰他下台的声音打断。这么一弄之后，梁更不认输了。那么多人叫喊，他都不理，盯着毛泽东，以争取发言权，说：现在我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的说话时间。昨天的会上，各位说了我那么多，今天不给我充分的说话时间，是不公平的。我很希望领导党以及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同时我也直言，想考验一下领导党。现在我问毛主席有没有这个雅量，听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完以后，你说误会我了，梁漱溟原来没有恶意。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毛泽东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漱溟紧接着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毛泽东回答说，但我有一个雅量，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是可以当下去的。让你继续当政协委员，是有充当活教材的作用的。此时梁漱溟没有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回答得很干脆，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另一回事。毛泽东生气地说，另一回事，那就是你说的了。梁漱溟接着又说，共产党是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我今天就试一试你这个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真是假。毛泽东说，对你这个人，不是自我批评，就是得批评。
会场上发生了这种前所未有的与毛泽东顶撞的局面。忽然台下有人喊，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这时，毛泽东口气缓和地说：“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讲长了，给你十分钟说说要点好不好？”梁漱溟回答道：“我有很多事实要讲，十分钟怎么够？我希望主席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会场再一次哗然，大多与会人员对梁漱溟的态度表示愤慨，纷纷要求梁漱溟下台。毛泽东又说：“不给他充分的说话时间，他说是不公平，让他充分说吧，他就可以讲几个钟头，而他的问题又不是几个钟头，也不是几天，甚至不是几个月可以搞清楚的。我想指出的是，梁漱溟的问题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其反动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梁漱溟这个人的反动性不充分揭露不行，不严厉批判也不行。现在我再提议让他再讲十分钟，简单地讲一讲，好不好？梁先生。”梁漱溟依然是“十分钟不够，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的回答。
毛泽东最后说：“梁先生，不让你讲长话，你说我没有‘雅量’，可大家都不让你讲，难道说大家都没有‘雅量’吗？不给你充分的时间讲话你又说是不公平的，可现在大家又都不赞成你讲话，那什么是公平呢？你看怎么办？”
这段历史公案，相信不用我多作解释，读者读完引文就能得出自己的判断，真理到底在谁手里。象梁漱溟这种儒酸知识分子，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洪水就泛滥。一个全国性的重大会议，发言时间全交给你一个人支配就是“民主”，就是“有雅量”，真是“岂有此理”。在现代中国，民主充其量只是一个“语言道具”，不仅知识分子会讲“民主”，各级政府官员也会讲“民主”，到底谁更民主，关健看谁更实事求是，看谁更接近真理。
依我看，中国式的民主不能脱离国情，不能一下子搞成“石头剪子布”。远的不说，单讲俺家，民主就不太好搞。我、太太、儿子，三足鼎立。要是让我一家三口选家长，大抵是一人一票，大家半斤八两平分秋色。真要搞起民主来，晚饭谁煮都会成问题。不要指望十四亿选票发下来，就能选一个称心如意的国家领导人出来。要是真的让我选，我就选我家三叔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任“总统”。他不抽不嫖不赌，挺德才兼备的。
还有自由问题。如上所讲的梁、毛的“雅量”之争，表面上是毛泽东不给梁漱溟讲话的“自由”，其实是全国的政协委员不让梁漱溟剥夺他们参政议政的自由。你想想，要是毛泽东真的有“雅量”，让梁漱溟滔滔不绝讲上三天三夜，其它政协委员哪里还有发言时间？你梁漱溟倒是彻底自由了，却让别的政协委员忍气吞声。个别人的自由换取大多数人的自由，这哪里还是什么“自由”，分明是强权横行霸道了。
当然，象韩寒这般伸手向上边乞求什么自由，就更不足取。究其实，自由是凭自己的本事挣来的。拥有私人飞机的赵本山和贫无立锥之地的穷人的自由度是不一样的。如果梁漱溟先生的“建国大纲”真的搞得符合国情，切实可行，毛泽东和政协委员们都听得延颈企踵，怎么会把他轰下台呢？自由的概念因人而异。一个人的自由的半径，取决于他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认知。媒体记者认为能在报纸的头条骂政府就是新闻自由；肾亏者认为能够在人民大会堂的墙角拉尿就是自由；性亢奋者认为随时随地能和女性交媾就是自由。总之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的欲望需求，就是这些人眼中的“自由”。
所以我认为，在意识形态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在是非观念没有确立之前，所谓的革命、民主和自由的概念，统统都是浮云。你只能望眼欲穿地挥一挥手，永远不能带走这些“云彩”。
毛泽东向部属荐书的政治隐语
2012-01-02
隐语，是人与人交流的另外一种方式。说话交流是基本的交流方式，主要通过声音传输；而隐语是不把要说的意思明说出来，借用别的词句来表示，变成一种隐晦的语言。隐语主要的两大特征是：1隐语以特定的人为对象，因人设隐，离开了这个特定的人。此隐就不能成立。 2不论是以物喻意，或以情说理，专人专事，隐语内容都有非常强的针对性和时间性，时过境迁，此隐便自然消失。
毛泽东是善讲隐语的高手。他常常采取推荐读什么什么书的方式告诫下属，来表达他的政治立场和观点。部属如果仅仅是把毛泽东的荐书行为看成是加强读书学习这么简单，读不懂毛泽东的政治隐语，往往会摔大跟斗。
1、向政治局推荐《何典》
庐山事件之后，鉴于林彪一伙的错误还未被高级干部完全知晓和引起警惕，毛泽东开始采取一些“消热”措施，给“永远健康”的林彪浇冷水。他频繁地接见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人和群众团体的领导人，向他们个别打招呼。
1971年1月，被林彪严密控制的北京军区改组；4月，中央派人参加军委办事组，林彪一伙在军内的一统天下被打破；4月中旬，批陈（伯达）整风汇报会召开，“四大金刚”和叶群的检讨及毛泽东的批语在会上散发；5月下旬，《毛主席会见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在各级领导干部中逐层传达。
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的林彪不可能不知道，毛泽东已经对他开始防范，一步步削弱他的权力。1971年“五一”节晚上，迟迟不到的林彪在天安门坐了一会儿就早退回家了，和毛泽东不辞而别；一个月后，中国领导人接见罗马尼亚客人，林彪又开了小差。他抱着死硬到底的态度与毛泽东继续“顶缸”。
7月底，毛泽东向政治局推荐了一本晚清小说《何典》，特别指出了书中四句话，明眼人一看便知此中内涵：
“说嘴郎中无好药，死病无药医，药医不死病，一双空手见阎王。”
毛泽东向政治局推荐《何典》，其实是对林彪进行“敲山震虎”式的摊牌批评；同时告诫全体政治局的同志，今后要注意自己的“|政治站队”，不能再跟着“林副主席”瞎折腾了。林彪已经整了一大批党内高级干部（包括贺龙、罗瑞卿等），死敌林立，除了仓皇出逃，别无选择。换言之，就算他毛泽东能放他一马，他的政敌未必会放过他。所以毛泽东会讲出“死病无药医”的话。
2、让王洪文读《刘盆子传》
《刘盆子传》中记载，刘盆子是一个十五岁的放牛娃，由于有点皇室血统，竟然通过“摸彩”的方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西汉与东汉之交，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绿林、赤眉农民起义。有人给赤眉起义军领袖樊崇出主意，要他找一个刘氏宗室来做皇帝，以便师出有名，号令天下。结果，15岁的放牛娃刘盆子抓了头彩。
刘盆子昨天还在山坡上放牛，今天就成了皇帝。史载，当时刘盆子“被发徒跣，敞衣赭汗”（披发赤脚，身穿破衣烂衫），手中还拿着放牛的鞭子，头脑还正一片混沌呢，台下上百人就跪下山呼万岁。刘盆子哪见过这阵势，当时就吓哭了，哭着喊着要去放牛。
就这样，樊崇等人于更始三年六月，立西汉刘氏皇族后裔刘盆子为帝，号建世元年。接着，刘盆子跟着起义军转战。就在他登基的这一年，起义军攻入长安，灭刘玄政权。尔后，因饥荒向东撤退，被刘秀部所包围。刘秀的军队和赤眉军进行了几场血战，赤眉军战败投降。刘盆子和樊崇等人都成为刘秀的阶下囚。
熟谙历史的毛泽东特意从《后汉书》中挑出放牛娃的传记，有意识要王洪文读《刘盆子传》，无非是要给他敲一敲警钟——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你不过就是个刘盆子。希望王洪文能悟出点东西，切莫步刘盆子之后尘。无奈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接班后的王洪文，吃酒、打牌、看电影、打猎，一个通宵一个通宵地连轴转。毛泽东病重时，政治局委员轮流值班，王值班时，竟丢下病人，偷偷溜到中南海去打野鸭子。徐景贤说他“比刘盆子还刘盆子”。他于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后，不仅无所作为，而且参与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成为“四人帮”骨干成员。1976年10月7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被拘禁审查。1977年7月经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他的党籍，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2年8月3日病死。
无可奈何花落去。毛泽东的担心不幸成了现实：王洪文终于变成了“刘盆子”那样不学无术，不务正业，在历史上昙花一现的悲剧人物。
3、让刘少奇读《机械唯物主义》和《机械人》《淮南子》
前面两本毛泽东推荐的书，都有一个十分突出和明显的词——“机械”。所谓唯物主义哲学的第二种形态被称为是近代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亦即“机械唯物主义”，其基本特征是：承认世界的物质性，但却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解释世界，看不到世界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或者只是承认机械的联系和机械的运动，因而表现出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特征。不过，海克尔也好，狄德罗也好，在人类的思想史上，他们都有着一定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向刘少奇强调“机械”，实际上是要告诫刘少奇今后做事，不要那么“机械”，要灵活变通，识时务者为俊杰。
至于《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是西汉宗室淮南王刘安招宾客所编写，内容则十分庞杂，即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学说融汇贯通而成，据称是战国至汉初“黄老之学”的代表作。刘安后因“大逆不道，谋反”而自杀。这本著名的古籍，毛泽东当年为何把它推荐给刘少奇阅读？从刘少奇最后的结局来看，这实际上是毛泽东对刘少奇“大逆不道，谋反”的一种政治警告。
4、让周恩来读《汲黯传》
1972年，姚文元传达毛泽东指示，让上海组织人标点一些古书，分送给有关的人看。其中有两篇是给周恩来看的，一篇是《史记·汲郑列传》，一篇是《晋书·桓伊传》。
周恩来何等聪明，他可不是汲黯。王洪文接班，他带头表态拥护，并利用各种场合做党政军内老同志的说服工作，为此甚至不惜和许世友当面争辩（1973年8月23日周在中央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十大前后，政治局两次开会批判周恩来。作为党内的“元老重臣”，周恩来的政治态度决定他的政治前途。毛泽东让周恩来读《汲黯传》，是要周恩来要顾全大局，支持中央全会的决定。
君王和宰相牴牾，历史上时有发生。东晋的孝武帝和谢安，便是一例。本来，谢安指挥儿子谢玄，淝水一战击败强敌苻坚，稳定了东晋的形势，武帝甚为倚重。后来因小人离间，君臣误会，国家岌岌可危。大将桓伊用一曲筝笛合奏，化解了君臣的心结。《晋书·桓伊传》载：
奴既吹笛，（桓）伊便抚筝而歌《怨诗》曰：“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
桓伊的歌声慷慨激越、悲壮苍凉，直唱得谢安“泣下沾衿”，武帝“甚有愧色”。毛泽东让周恩来读《桓伊传》，可谓用心良苦。
5、让许世友读《红楼梦》
1973年底，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之前，12月21日，毛泽东在召集军队一些高级将领谈话时，再次讲起了《红楼梦》。他严肃要求许世友读五遍《红楼梦》。他说：“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随后，他还把话锋一转：“你就只讲打仗，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绛是指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这个人也是‘少文’。”
许世友是毛泽东很赏识的一位高级将领。毛泽东的赏识，不光是他的战功，对党的忠诚，还因为他的质朴、重情和坦诚。毛泽东1971年9月3日在杭州曾对人说：许世友这个人是可以交朋友的。于是，和许世友谈话，也就随便一些。让许世友去读《红楼梦》，而且要读五遍，确实有些难为他，或为极而言之。但提出这样的要求，却有事关现实的考虑。
据有关资料记载，1970年的庐山会议，陈伯达的一个“天才论”，搞得许多人弄不清是怎么回事，这让毛泽东感慨良多。1971年毛泽东的那次南方之行，他同地方和军队领导干部反复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加强理论修养，并说：光读马列主义的书还是不够的，还要读点历史，读点经济学，读点小说，读点哲学史。这次南行，毛泽东和许世友见了四次面。9月10日在上海见面时，毛泽东谈到庐山会议，许世友说，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毛泽东问：我有什么指示？许世友说：您的指示就是《我的一点意见》。毛泽东说：我那个意见上说，什么叫唯心论，什么叫唯物论，你讲一讲，我听听。许世友只好哈哈大笑起来。
在1970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上，陈伯达抛出“天才论”的同时，林彪以批张春桥为由发动了“清君侧”，军队中的许多将领不测深浅，随风而动，这让毛泽东大为震惊。后来清查林彪事件，又从他的住处发现几位将军所写支持林彪讲话的信件。1972年的岁末，许世友奉召进京，就此事接受严峻的审查。最终虽因毛泽东表示宽谅而未加深究，但毛泽东以“周勃厚重少文”形容许世友，显然并非纯是褒意。要求他五读《红楼梦》、“搞点文学”，至少是告诫他头脑要清楚些，只懂打仗是远远不够的。
6、让林彪读《三国志•郭嘉传》
1966年林彪接班时，毛泽东也曾让他读古书，读的是《三国志•郭嘉传》。郭嘉是曹操的谋士，曹起兵初期的战役，擒吕布、破袁绍、征袁尚，端赖郭嘉。可惜郭嘉英年早逝，他死时曹操对群臣说：“诸君年皆孤辈也，唯奉孝（郭嘉号）最少。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赤壁战败，曹操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毛泽东让林彪读《郭嘉传》，流露出他对林多谋善断的赞赏，和对林多病之躯的担心。
短短五六年时间，毛泽东从选郭嘉到选刘盆子，心理上该有多么巨大的落差！
韩寒谈革命可以，但首先要向全国人民作深刻检讨
2011-12-27
年关快到了，谈论革命民主自由的话题络绎不绝。这种“宏大叙事”，不是我等庸碌小民有资格置啄的。但我还是有个底线：知识分子吃肉骂娘可以，吃肉“革娘”就有点过分了。
韩寒此前是“吃肉骂娘”的主，开口闭口“天朝”，这不行那不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口吻和三国时代的祢衡先生差不多。现在，韩寒这口“八卦钟”，终于“回摆”了，得出了目前中国不宜暴力“革命”的结论。有人说，这标志着韩寒的“成熟”。
我认为这结论下得有点轻率。韩寒此前写了那么多讽刺挖苦“天朝”的文字，伤及那么多无辜，现在忽然转向，怎么向读者交代？我觉得，如果韩寒的世界观真的要“回摆”，他应当写一份正儿八经的检讨书，贴在博客上，虚心向全国人民检讨一下自己以往的错误言论，我们才能看到一个年轻人的诚意。不然，这一次往左回摆，下一次就有可能往右回摆。左右晃荡，把观众全当成了看耍猴戏的，就不是一个公知分子负责任的态度。
北大教授张颐武先生发文说：“韩寒已化蛹为蝶，超越‘左’与‘右’。”张教授肯定韩寒“大局观”却对韩寒此前的“小局观”既往不咎，我认为是有失公允的。韩寒说什么是他的自由，但他一会儿说东，一会儿说西，这就不是一个“意见领袖”该做的事。至少要给大伙交代一下这种思想转变的过程。你往木头上一次次吐脏水，你只有老老实实把脏水抹干净后才有资格夸它。否则，过了一年半载，你又往木头上吐脏水，大伙会觉得跟着这种墙头草一样的“意见领袖”不讲文明卫生很没有面子。
我们要求韩寒检讨，并不是刻意跟小伙子过不去，而是给韩寒搭一个比较体面的台阶。我们承认韩寒是匹千里马，韩寒也应当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自由是一匹吃过回头草的千里马。从今往后，韩寒的思想能打“两折优惠”，或者我会考虑进一点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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