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用了“所谓”两个字是因为在新中国从未出现过彻头彻尾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所谓的“平均主义大锅饭”追究起实质来，对当时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而不是按资分配制度之分配形式的诬蔑成份要占相当大的比重，剩下的一点就是误解了。
至于“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则更是演义了。在工厂，工人按劳动熟练程度与工时计工资；在农村，农民按出工时间计工分并按年终工分进行分配，何来“干与不干一个样”？可以说，除了对社会无劳动能力群体的国家救助之外，当时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平均主义大锅饭。
但是如果说当时的分配体制没有任何问题，那显然也太绝对了。按劳分配的前提是对劳动量的精确、准确计量，然而在不同形式、不同强度与不同复杂程度之间的劳动之间确定一个合理的比例太难，这种原因的存在，成为按劳分配体制顺利运行的最大障碍。恰恰为此，按劳分配体制才受到某些人的攻击。由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按劳分配制度存在了几十年，劳动光荣的观念当时已经深入人心，不劳动者不得食当时已经成为社会公认的基本分配原则，所以最初对按劳分配的攻击并不是明目张胆的，反而是打着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旗号起兵的，就像元末的刘福通奉韩林儿为主却要打宋的旗号一样。当贫富差距拉得已经足够大的时候，按资分配就自然而然地浮出水面，官方称谓是“人民财产性收入”。记得上大学的时候，一位伦理学老师讲过一句话，说是“资本主义的一夫一妻制是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现在的分配形式则是以按资分配为主按权分配为补充了。温水煮青蛙，按劳分配这只青蛙就这样被煮死了。
与今日贫富差距极大的现状比较，当时的按劳分配制度多少有一些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意思。大锅饭算不上是贬义。社会主义就是大锅饭，是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准备的一个大锅饭。平均主义自然也不一定非得是绝对平均，相对平均同样是平均主义。绝对平均的结果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而相对平均则不然，按劳分配实行的结果就是相对平均。把平均主义大锅饭诬蔑成“养懒汉”，不仅是断章取义，而且所断之“章”也非真“章”，因为当时的分配制度并没有养懒汉，仅是限制恶汉。
现在看来，攻击平均主义大锅饭的目的不仅不是彻底实现按劳分配及社会公平，反而是为贫富两极分化的合理性张本。两极分化的后果是什么，大家都已经看到。再粗略看一下历史，或许会更明白。历史上王朝更替，一般规律是初期较好，后期较乱。而王朝初期大都是要搞一下平均主义的。不少王朝的开国君主都会平均一下高度集中的土地，比如成年男子授田一百亩，女子八十亩，十五岁以下五十亩，至于禁止土地买卖，显然更是为了从根本上防止土地过分集中，防止两极分化过于严重。各王朝后期动乱的时候，又往往是两极分化最严重，土地集中最严重的时候。房地产由国家从严控制到高度市场化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国家由治到乱的过程，还是社会两极分化从轻到重的过程。
中国历史如此，世界各国也莫不如此。平均主义是国治之本，两极分化是乱之本。当社会最底层穷得只剩下拳头的时候，他们也就只有靠拳头谋生了。蝼蚁尚且贪生，人岂能甘心穷死？所以，一提平均主义大锅饭就要皱眉头，就要嗤之以鼻之辈子，自以为高明，自以为有学问，其实是真正的无知，要么就是真正的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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