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泰特谈话216：孔子文化的矛盾性
孔子思想所以成为中国文化最优秀和最大的代表，成为统治文化的发言人，是因为孔子思想具有两重性：
一是有“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仁义（善）的彻底追求和信仰，这种文化的神圣崇高性是人类各个民族都蕴藏和具有的自然本性，任何民族代表性的文化都必须表达这一人类本性。
二是有“克己复礼”的文化务实性，也即中庸之道，也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做人原则（价值观）。
孔子认可人的政治不平等，并且为这种不平等进行理论装备：
孔子认为对善的追求人们彼此是有差距的，努力向善的人应该合法统治对善不思进取的人，这就是后来中国以道德文章作为科举政治文化选拔统治人才的理论核心，《论语》对此概括是“学而优则仕”！
孔子思想立足了政治不平等，就能和统治阶级根本利益达成一致，孔子跟世俗统治文化结合统一，使孔子的道德文化又离开了绝对善的追求，因此和任何人类文化陷入二律背反一样，孔子思想也陷入自相矛盾：
孔子中庸之道伦理思想，是十足的经验世故平衡哲学，它类似于古希腊伊壁鸠鲁的世俗伦理思想，但后者是被基督教狠狠批判的，也就是间接推理：基督教绝对善的信仰也同样会排斥孔子的中庸之道。
孔子伦理思想世俗的特征，使孔子文化丧失了神圣性，失去彻底纯粹的神圣性，对孔子思想解读必然就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积极认识孔子，孔子是包治百病，是中国文化集大成者，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消极或者批判否定的认识孔子，孔子变成“丧家之犬”，是江湖郎中，孔子思想漏洞百出。
因此，孔子在中国历史上会轻易的被高高举起，也会轻易的被无情抛弃，中国文化对待孔子是实用主义的态度，正因为孔子伦理思想主要特征就是实用主义。
还可以这样认识孔子：孔子思想是“仁”和“智”两个部分，“仁”的部分是信仰的彻底性，“智”的部分是实用主义的运用“仁”，于是“智”就赋予“仁”灵活性、相对性。
孔子“智”的文化和老子“道”的思想是一致的，但也有区别，区别就是老子“道”的哲学比孔子“智”的哲学更加实用主义，这种“仁”的灵活性、变化性结晶成的中国“智”文化，便是中国统治文化的根本理论。
在文化封闭条件下，统治文化正统理论便又是革命理论，为什么？
因为统治文化正统理论总结了社会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解决途径，当统治文化贯彻正统思想运行良好时，社会矛盾便不激化，革命也不发生，当统治文化背离了正统的原则，即背离了中庸之道，社会矛盾就越来越激化，社会于是会以革命的方式要求统治文化向正统原则回归。
因此中国古代的革命，绝大多数是借着中国文化正统思想（比如孔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来反抗统治文化的离经叛道。
因此，孙中山认为孔子是中国革命的开创者，在中国封闭文化条件下，这是是很有道理的。
（本文是续上篇《在文化封闭条件下的中国革命》，待续）
刘泰特谈话217：中国近现代文化革命的精神分裂
宏观分析中国近现代的革命，笔者发现中国文化出现了两种革命思想的分道扬镳，一是孙中山的民权思想，一是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
这两种思想都是法国卢梭革命理论的核心，也是我在前面文章中分析的卢梭革命思想内在的深刻矛盾。
人权思想是要求和保障个人的独立自由，但是卢梭认为人类的自然禀赋是不平等的，社会竞争的结果会导致两极分化，任其贫富差距扩大，最终又会损害全体人民的利益，因此防患于未然，社会理想的契约政府权力文化，应该把代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文化建设作为最高意志，这便是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卢梭认为人的自然状态具有自我净化的完美本性，政府权力的职责就是保障和帮助每个人自由的实现自然本性完美的回归。
卢梭思想矛盾和模糊是：政府的职责是执行人民主权的神圣意志，但是这种英明的公共意志是以什么途径产生呢？卢梭无法提供有效的答案，因此在公共意志主体空虚的状态，以执行人民主权的名义而建立的极权政府便可以越俎代庖，把代表自己特殊利益的文化价值等同是人民主权的公共意志。
卢梭一方面强调天赋人权，另一方面又把政府权力以实现人民主权的名义抬到权力的最高地位。
天赋人权（个人）和人民主权（国家）的统一，卢梭有这样的表述：
“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保障每个结合者的权利，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集体相结合的个人又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
“这个契约也可以全部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集体，即任何人拒不服从集体意志的，集体就要迫使他服从。”
卢梭论述的这种统一，典型的反映了卢梭政治思想感情浪漫的色彩，这种个人人权和集体极权和谐统一的想象，如同在想象羊和狼能够和平共处、相亲相爱。
卢梭思想的这种矛盾，一直是西方政治哲学严肃争论的话题，柏格森对此评论：“卢梭是未被人们理解却又引起无止尽争论的一位典型人物”。
“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两种矛盾文化的极端，在卢梭身上精神“分裂”了；但令人惊奇的是这一矛盾的精神分裂竟然幽灵一样的导演了中国现代文化革命的两个极端。
国民党和共产党就是两种文化精神极端分裂的代表。
这两个政党都认为自己是中国文化的革命党，它们似乎在应验一句古老的谚语：“同行是冤家”，两党宗旨和利益是水火不容。
可以说，国民党是站在卢梭的天赋人权思想一边，孙中山三民主义最有革命意义的、最亮点的便是民权主义，从实践来看，虽然国民党（大陆时代）的人权政治革命距离西方的标准有大的差距，但是相比中国古代专制政治，是有了巨大的进步。
共产党是站在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的一边，毛泽东思想用语都十分相似卢梭，即冠名人民民主专政。从实践内容来看，毛泽东实质性的把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平等，即所谓人民当家作主，置于最高政治思想地位，而个人的权力和自由为之牺牲都在所不惜。
中国近现代文化革命的这两个极端走向，以及由此发生的社会战争和浩劫，我们不能归罪于卢梭，卢梭不过是凭借惊人的才华，敏锐的直觉到人类必然具有两种最崇高的精神意志。
以上分析卢梭思想和中国革命两级走向的吻合，绝不是认为中国革命都是受卢梭影响，而是指出中国近现代革命的两极发展，恰好在卢梭思想中被集中的阐述过，至于为什么中国革命会有这种矛盾对立斗争的形式，那就必须具体的进行实际的分析。
可以发现这两种精神“对立”的现代革命，在中国都具有深刻的文化基础。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竞争，落后性主要表现在政治人权方面，而且这种差距是十分巨大，其主要反映是中国文化是极端专制，不仅政治专制，而且社会一切精神绝对依附于政治权力，容不得精神的独立，中国历史上的宗教精神也始终要屈服于政治权力；西方文化则是有政治民主的悠久历史，即使中世纪和近代欧洲存在封建政治专制，但是社会文化的精神领域始终是在基督教的独立的强大的影响之下，而且后者的社会精神意义远远的大于前者，因此西方的封建领主和君王的权力和中国帝王的权力根本不能等同，后者是如同上帝一样的绝对的物质的精神的全面权力，前者是万不能项其背。
古代中国文化正是因为个人的精神权力被剥夺，才日渐积贫积弱，因此孙中山提出中国革命的民权主义，可谓有的放矢，切中时病，抓住了中国文化落后的根本原因。
中国是个文化特别顽固的古老的大国，广大百姓身心长期被专制文化奴役，通过革命进入现代文化的过程必然不会是一蹴而就，这种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从旧文化进入新文化难以避免的会带着历史文化形式的惯性，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治，就是历史专制文化的一种惯性的政治形式，但是必须客观的承认，毛泽东思想政治和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内容上是天壤之别，谁否定这一点，谁就是闭着眼睛瞎说，应该客观承认毛泽东真真实实的赋予了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意义的现代性，即经济平等性，尽管毛泽东这种西方现代意义的学习是相当片面，水平是相当的低，但历史将证明毛泽东对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推动，意义是丰富而深远的。
另有一思想也值得一提：卢梭以及古希腊思想家认为民主制适合小国，专制适合大国，我因此思考，国民党为什么在大陆失败？它的政治文化比共产党相对宽松和民主是不是一个原因？当然这绝不会是主要原因。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十分注重权力的集中建设，毛泽东十分懂得中国文化的真谛，因此在中国文化转折关头，能脚踏实地的立足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上，能争取到对政权有利的文化形势。
国民党退到台湾，终于创造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民主政治，就是说在一个小地方试验民主成功，是在证明卢梭等认为的小地方可以实行民主的理论假设，如同中国大陆现代化一开始是专政的政治，也是在证明卢梭等的理论假设。
但是，千万不要误认为笔者是主张中国专政政治，我只是偶然有这一文化历史经验的发现，它只仅仅是说明中国的过去，绝不能凭此预期中国的未来，其实大国实行民主政治的，早是屡见不鲜，最成功的是美国。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