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当代中国外交的文化地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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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永年
文明或者文化本身并不会导致冲突和战争，但一旦代表不同文明和文化的主权国家频繁互动，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既有合作的能量，也有冲突的能量。
近年来中国的外交环境可以说呈现出“风云变幻”的局面。各个方面吃紧，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几年前，美国宣称要“重返”亚洲。尽管现在的美国也是说得多，做得少，但美国所做的一些事情则令中国深为担忧。人们看到，美国“重返”亚洲的政策越来越具体化，或者已经初步成型，那就是经济方面的TPP和军事方面的南中国海问题。这两者都具有深刻的战略含义，前者具有战略性贸易的味道，而后者的军事战略味道是很显然的。也同样重要的是，在这些实际政策变化背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话语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从先前的积极话语转变成为消极话语。
如何理解美国现在针对中国的这些新举措？一些人认为这是美国的选举政治所致。今年是美国大选年，和每次选举年一样，各种选举言语不断涌现。如果仅仅是选举言语，人们不用太过于认真，因为这些言语不见得能够成为政策。也有些人把此归诸于奥巴马总统的弱势，总统和其他政府部门之间存在着分歧。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奥巴马总统的表述方式和国务卿、国防部长的表述方式都会有所不同。
这样说，当然过于简单，会看不到问题的实质。在很大程度上，现在中美关系所面临的这种情形，类似于小布什政府刚刚上台时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对华政策。当时美国也想把战略重点转移到亚洲，并且把中国作为战略重点，搞所谓的“亚洲小北约”等。中国当时也面临莫大的外交甚至是国际关系的压力，但不久发生的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改变了事物发展的方向。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的战略从对华政策转移到反恐战争，而在反恐问题上，中美关系找到了新的定位，双方的关系稳定下来。现在随着反恐战争告一段落，美国又有机会作全球性的战略重点的转移，而这次的目标又是中国。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说，这并不难理解。作为唯一的霸权，美国最为关注的就是维持其霸权地位。在美国看来，对美国霸权能够构成真实威胁的就只有中国。尽管中国实际上并没有意图挑战美国，也无意称霸，但美国人的认知并不是这样的。
没有人对这次美国地缘政治转移的极其重大意义有清楚的认识。美国的战略家也感觉到高度的不确定性，纷纷表示出担忧来。
美国战略大转移的意义
地缘政治转移的结果会是什么？对这场深刻的战略大转移的意义，及其对中美关系乃至世界政治的影响，人们必须站在一个大历史的宏观角度才能加以深刻的认识。本栏想先从文化地缘的角度入手来论述问题，接下来的文章会逐一深入理解中国正在面临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环境。
从文化地缘的角度来说，很多类型的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或者国际冲突表现为文化的冲突，尽管同一种文化内的不同国家也会发生冲突。尽管在国际政治的文献上，找不到具有实质性的文献来研究文化和文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并不是说文化地缘就不存在。历史地看，最显著的就是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不管表现为什么样的方式，两种文明的冲突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上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的理论。尽管学术界不看好，但在实际政策中引出了巨大的争论和影响力。实际上，很多人把“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视为是“文明冲突”的经验论证。文明或者文化本身并不会导致冲突和战争，但一旦代表不同文明和文化的主权国家频繁互动，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既有合作的能量，也有冲突的能量。
把文化放置于国际关系中，就不难看出文化到底如何发生作用。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其一，文化作为思维方式影响国际关系。文化有很多方面的内容，但任何一种文化的内核表现为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本身并不成为冲突的根源，但当两种思维方式互动的时候，冲突很容易发生。在国际政治上，思维就是对“自身”和“他者”（其它国家）及其自身和他者之间关系的思考。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没有两种文化是相同的。例如一种文化里表现为“防御性”的战略，很容易被另一种文化理解成为“进攻性”战略。其二，文化可以成为一种资源或者工具，为主权国家所动员和利用来影响国际关系。文化一旦被当作资源，就会对国际政治产生无穷的影响。这方面具有非常丰富的内容。例如尽管穆斯林是一种和平的文化，但一旦被极端原教旨主义者所利用，穆斯林教义就可以被曲解，成为恐怖主义的精神基础。又如，长期以来，一些西方政府总能在最大程度上把“民主自由”的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来动员以达到其国际关系的目的。而自其产生以来，民族主义更是为各国政府所动员，经常成为国际冲突甚至内部冲突的文化根源。
那么就国际关系来说，中国文化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有什么不同？在那些方面会发生国家间的冲突呢？
中西处理安全议题的差异
这两种文化首先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的数千年历史，使得中国具备了一个其他大国很少有的大历史观，善于从宏观的角度来看问题，也往往能够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长远的问题。中国人的理性概念和美国人的理性概念很不相同，前者的理性往往和大历史观联系在一起，而后者的理性更表现为如何把眼前利益最大化。中国的这种理性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是处理问题的方式。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过程中往往显得不慌不忙，具有足够的耐心。尽管西方称之为“拖延战略”，但实际上是中国想在这个过程中找到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案。中国把很多问题看成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只要这个过程在继续，总能找到问题的解决方式。对一些难以找到解决方法的问题，人们往往求助于时间，把问题留给未来。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只要问题得到有效管理，不让其爆发出来成为现实问题即可。
其次是对战略的理解。中国所强调的“韬光养晦”战略，在西方看来只是暂时性的，只是为了等待更好的机会，但实际上，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这一战略则具有永久性。在不同时间，中国使用各种不同的话语来论证“韬光养晦”战略，例如“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它是中国数千年“反应性外交”和“防御性外交”文化的当代体现。“防御性”外交最显著的表现就是“长城文化”。为了防御敌人搅乱自己的生活，中国修筑了万里长城，力图把敌人挡在长城之外。尽管这种战略在历史上并不算成功，但很能反映中国人的文化。
同时，这种文化也反映在中国的军事发展上。中国强调“止戈为武”，发展武器是为了反对武器的使用，防御性和非进攻性是中国国防发展的最显著特色。此外，中国只有当了解到其他国家会以何种方式、使用何种武器来威胁自己的时候，才会去发展某种武器，制定某种军事战略。中国很少有主动的，类似于美国的“先发制人”的战略。这和苏联不同，和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不同，也和英国、美国不同。所有这些国家，在崛起过程中都出现了“争霸”的国家意志和国家计划。
反应性外交更是反映在中国的日常外交事务中。在清末以前，中国是没有类似西方的外交部的。在传统“天下”观下，中国一直没有外交的概念。近代以来，尽管开始有外交的概念，但外交在国家的政治议程中很难占据重要地位。这种情况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中国往往缺乏主动的外交战略，整个外交系统都在反应性地运作，每天对国际事务作出“救火”式的反应。这种方式遭致了很多批评，认为有损于中国的崛起，和在世界事务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不过，不管人们喜欢与否，这种反应性外交可能是个客观的存在。
外交没有被赋予其应有的重要性，和中国人的“围棋”概念分不开。基辛格在其新书《中国论》（On China）通过“围棋”和“象棋”的不同，比较了中西战略文化的不同。西方是“象棋”逻辑，是一种绝对游戏或者零和游戏的概念，即国家间的游戏更多的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游戏。中国所秉持的则是一种“围棋”逻辑，这是一种相对游戏，或者是非零和游戏。很显然，在“象棋”逻辑主导下，西方外交获得了极其重要的政治地位。在西方诸国，无论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外交部长往往是少数最为重要的部长之一，地位显赫。而中国的“围棋”逻辑则表明，外交并非你死我活，就是说，外交就象做生意，只是一种相对的获得，今天你多赚一些，明天可能我多赚一些。既然如此，外交就不会具有紧迫性。和西方各国外长相比，中国外长在行政等级系列中所取的位置极低，其对中国外交事务的影响也甚微。
实际上，从再深一层次看，这两种“棋”文化和中西文化不同的本质有关。西方文化无论是基督教文化还是穆斯林文化都是宗教文化，是一种排他性的使命感文化。使命感文化的一大特征就是要去改变“他者”，使“他者”转化成为自己；如果改变不了，那么这个“他者”就很容易被视为是“敌人”。而中国文化则是世俗文化，没有使命感，并且具有包容性。中国文化不仅从来就没有想去改革“他者”，更重要的是始终持开放的态度，来主动接受并且包容“他者”和他者的文化。
中西文化的包容性与排他性
对国际关系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中国和西方对主权国家概念的不同理解了。主权概念兴起于西方，传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尽管主权的概念来自西方，但在中国做了根本性的转型。西方的主权国家概念里包含有“同质性”和“趋同化”的意义，因此西方国家总是努力想改变其他国家的政体形式，使得其他国家形式和西方的趋同。这明显表现在西方向非西方国家推行“民主自由”政体的努力上。很多年里，西方的“人权”高于“主权”的概念也仅仅是西方文化的表现。
与此不同，中国人所理解的“主权”仍然具有浓厚的“和而不同”的传统。中国人所理解的“主权”意味着一个国家不应当欺负另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不应当强求其它国家接受自己的各种制度形式。多样性事物的共存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的理想，即所谓的“和而不同”，或者“和谐”。当然，这是中国人所追求的理想，这个理想是否能够实现，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不很重要。
历史上，基督教文化和穆斯林文化都想互相改变对方，结果导致了无穷的冲突和战争。直到今天为止，这两种文化的冲突还在继续。同样，他们也在互相竞争，扩大各自的影响力。西方基督教文明起于地中海，从地中海开始一路扩张，先占据了大西洋两岸，现在又扩展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和穆斯林相比，基督教文化呈现出世俗化的趋势，其扩张往往和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政治意识形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也在很大程度上和政治力量结合在一起。而穆斯林文化从表面上看受九一一事件的影响而处于劣势，但实际上也在快速扩张，并且是和平的扩张。穆斯林信仰不仅已经扩展到原来非穆斯林地区，而且也通过不同方式，深入到了原来基督教为主体的区域即北美和欧洲。
中国在历史上尽管也和其他国家发生过冲突甚至是战争，在国内也发生过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但从来没有出现过像基督教和穆斯林两种文化之间那样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作为世俗文化，中国成功地吸收消化了佛教文化，甚至连最具有特性的犹太教也没有能够避免被中国文化所整合。今天尽管从意识形态上说，中国还是继续拒绝西方宗教，但这并没有妨碍中国主动和西方融合。尽管中国官方的努力抵制，宗教实际上已经深入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中国的意识形态如何容纳宗教？这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管怎样，在处理和西方的关系上，中国避免了苏联的选择。苏联选择了和美国争霸，而中国则不仅选择了不和美国争霸，而且选择了和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接轨。苏联和中国作出不同选择背后的理性，来自两种不同的文化，即俄罗斯民族的宗教文化和中国人的世俗文化。
十多年前，笔者曾经提出，“中国外在的挑战首先并不是美国，而是现代资本主义和民主政体合二为一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所具有的无限扩张力正在毫不留情地把世界上各个不同类型的经济体和政治体吸纳进去，变成其内在的部分。而美国刚好处于这个体系的中心，是这个体系扩张的领导者。美国的扩张性并不主要取决于哪一个政府或者哪一个总统，而更多的是受这一体系的驱动”（见“世界体系、中美关系和中国的战略考量”，2001年）。这个情形现在不仅没有变化，反而在变得越来越具有现实性。
随着美国把战略重点转移到亚太地区，随着代表中西两种文化的两个主权国家之间互动的增多，它们之间冲突的可能性也必然增多。如何应对这种文化地缘转移给中国外交所带来的巨大挑战？这是中国今后数代人要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很显然，这种挑战远远超出了外交领域。外交领域所能做的仅仅只是努力减少不同文化所能造成的文化“误解”，和增进文化间的互相了解。中国要真正应付这种文化地缘所带来的压力，就只能等待中国文化的真正崛起，一种既体现自己价值又能容纳西方价值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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