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宝鈞：解放后前卅年和后卅年经济探索的比较(五)
（三）、分配的公平性方面
国际上公认, 基尼系数在０.２以下,为收入分配过于平均;在０.４以上, 为收入分配过于不平均,可能会引起社会不稳定。
在前卅年，由干生产资料是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决定了分配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不存在剥削。工人与企业管理人员或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差距不大，而是存在“平均主义”的弊病。据统计,我国的基尼系数, ,１９６４年为０.１８４,１９７８年为０.２。
在后卅年，由于私有制经济占主体取代了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市埸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以及政府官员腐败等原因，按资本分配和按权力分配代替了按劳分配，劳动者的薪酬和企业高管的收入、私企老板赚的銭差距很大，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出版的《2007企业兰皮书》披露，1990一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从53.4%降至41.4%，下降了12%；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比例从21.9%增至29.6%。也就是说，私企老板赚的銭越来越多，是以工人长期低收入为代价的。国家统计局机关报《中国信息报》透露, 中国的基尼系数,１９８４年为０.２４,２００４年为０.４７。 新华社研究员丛亚平、李长久发表文章指出：“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这是十分严重的信号。”“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这表明后卅年建设的成果、国家和老百姓付出巨大代价而換来的成果竟为极少数人占去一半！。据《法治晚报》报道，2011年内地富豪财富总额已是2005年的70多倍。就在国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一小撮亿万富翁越加暴富的同時，却有亿万人更加贫穷。
全国总工会在2007年的全国职工普查中发现，26.7%的普通工人在过去五年内未涨过工资。而这五年中，物价年年上涨。也就是说，全国有26.7%的普通工人在2003一2007年实际收入逐年下降。（而2007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有名的400人的财富，竟比2006年增加了70.73%）世界银行２００６年１２月1日发布的《贫困评估报告》指出,中国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穷人却更加贫穷了,不是相对贫穷,而是绝对贫穷。“从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３年,中国１０%的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了２.４%。”这个数据推翻了西方发展经济学提出的“水涨船高”的基本原理。这个原理认为,随着经济增长,全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相应会“水涨船高”。
（四）人民生活的改变
英国剑桥大学一学院院长、诺贝厼经济学奨获得者阿巴马蒂亚森在《经济发展中的和谐与不和谐》一文中认为：“单从经济指标本身的增长来评估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非常有局限性的，一些社会焦点间题如医疗保健、学校教肓、充足而负担得起的住房、基本社会保障等，也对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巨大的影响。“因此，笔者在人民生活的改变这个问题从老百姓物质生活的改变、社会保障和社会环境等两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1） 老百姓物质生活改变的比较
前卅年基本解决了老百姓的温飽问题，与解放前相比，人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1949年人均占有粮食208公斤（含种子粮和飼料粮）。1979年人均占有粮食340.5公斤：在人口増加4.3亿多（增长80.1%）的情况下，人均占有粮食仍增加132.5公斤（增长63.7%）。1949年全国猪牛羊肉的产量为220万吨，1979年增至1062.34万吨，增长了3.83倍。由于前卅年粮、油、肉和棉布等都实行票证计划供应，体现平均主义的分配，因此可以说，随着生产的发展，老百姓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1952年农民每人年均消费62元，1980年为173元；1953—1980年年均增长2.3%；1952年城镇居民每人年均消费148元，1980年为468元，1953—1980年年均增长2.8％。而我国国民经济劳动生产率在1953—1980年年增长2.7%，略高于人民生活提高的速度.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国民经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基本是适应的。
在前卅年有许多人己经解决了温飽问题。根据《广西物价志》的资料，1985年城市职工家庭全年人均消费量比1957年（1965年）多大米2.6公斤（11.2公斤）、蔬菜13.09公斤（6.21公斤）、食油1.24公斤（1.55公斤）、猪牛羊肉13.47公斤（11.64公斤）、家禽1.42公斤、水产品8.67公斤（7.96公斤）。但按当年集贸市場价格，只要花39元就可在集贸市場买回以上差额的粮食和农副产品。1957年城市职工家庭生活费用支出为每年人均169.8元，（1965年为199.38元。）只要每人增加39元支出即每年人均消费208.8元（238.38元）则可达到1985年的温飽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的资料，1956年全国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630元。也就是说一个职工的工资可以让三个人过上温飽的曰子；如是双职工家庭，则一家六口都可过上温飽的曰子。至于收入更高的如技术员、工程师、教授、医生、演员等就更不用说了。
后卅年不但解决了老百姓的温飽问题，而且市場供应充足、丰富多彩。许多人的居住条件、家电使用和出行交通工具有了明显提高，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里就不一一举例赘述了。由于后卅年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因此用人均收入增长或人均消费提高多少并不能真实反映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的程度，故这里不拟举用。以下只作一些比较分析：
（A）这主要是在前卅年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生产的结果。
在前卅年，主要是在人民公社化以后，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全国共有大中小型水库85400座，总库容为4200亿立方米，开掘、兴建人工河道近百条，全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8亿多亩。全国耕地增加近一亿亩；另外还将约一亿亩低产田改良为高产田。猪牛羊存栏数为59743.8万头。国家粮库储备有充裕的粮食。所以在前卅年几乎都吃二三年以上的陈米，很难吃到新米。
另外建立了一批化肥厂、拖拉机厂、手扶拖拉机厂、挿秧机厂。化肥产量从1949年的0.6万吨增加到1980年的1232。1万吨；从世界笫33位升至世界笫4位。研究和推广一批良种，突出的如袁隆平从六十年代开始研究，至七十年代中培肓成功出“三系杂交稻”并开始推广种植。
不断扩大耕种面积、大力兴建农田水利设施、化肥的使用和良种的推广，是粮食产量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
由于前卅年农业建设的上述成就，所以1979年才取得粮食总产量3.3212亿吨，比1949年增长193.4%的成绩。如果没有前卅年农业建设的上述成就，后卅年采取的实质是分田单干的小崗村式的农村改革，会是怎么样？我们看一下农业合作化以前的状况：1952年全国土改完成，三亿农民分到七亿亩土地和大批生产资料，积极性空前提高，当年粮食总产量1.6392亿吨，比上年增长14.1%，但1953、1954年只分别增长1.8%、1,6%。按当年人口平均计算，人均占有稂食分别为285公斤、283.7公斤、281.3公斤。另外，全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十年（1982——1992），全国稂食总产量增加24.9%，而文革十年（1966一1976）全国粮食总产量增加了33.8%。这说明八十年代中期宣传的由于农村实行了改革，让老百姓可以吃飽飯并且吃上肉了，是缺乏令人信服的根据的。
根据农业部《中国农业发展报告》提供的后卅年有关农村与城顉居民主要食品的人年均消费量（公斤）的数据，1983一1990年城乡人均消费的稂食、食油、猪牛羊肉、家禽、水产品的数量大抵在同一水平，也就是说，1983年老百姓不但可以吃飽，而且油水、吃肉也满足基本要求了。1983年的粮食总产量为3.8728亿吨，油料产量1055万吨，猪牛羊肉的产量为1402万吨。如果不分田单干，按照1976一1979年的增长速度，1982年的粮食总产量可以达到3.8526亿吨，油料产量可以达到1033.16万吨，猪牛羊肉的产量也可以达到1444.3万吨。和分田单干后的1983年的生产水平相仿。因此结论很清楚：即使按照原来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的体制继续发展生产，到1982年同样可以满足老百姓对粮食、食油、肉类消费的要求。
在穿衣方面也是如此。1972年引进的四套化纤设备项目在1979年建成投产；1978年引进的仪征化纤厂项目和彩色电视机项目在八十年代建成投产。所以我国的化纤产量得以飞速发展，1970年年产10.1万吨、1980年产45万吨、1985年年产94.8万吨、1990年年产164.8万吨，市場上各式化纤布料及服装大量供应，使老百姓的穿衣问题得到滿意解决。
（B）不是小崗村式的改革，而是独生子女政策加进口大批粮油帮助中国人实现了温飽。
前卅年粮食总产量增长193.4%，但人口也增长80.1%，人均占有稂食从208公斤增至340.5公斤。后卅年粮食总产量只增长70.45%，如果后卅年不是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人口象前卅年那样也增长80.1%的话，那2010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才307.5公斤，比1979年人均占有稂食还少33公斤。
即便控制了人口增长，后卅年我国也要依靠每年进口大批粮油才能满足人民的消费要求。目前我国的食油自给率只有40%左右。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副主任李国祥指出：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也已降到90%左右，“自1980年以来，中国每年都要从国际市场上进口一定数量的粮食，多数年份进口粮食数量超过1000万吨。入世后进口粮食增加相对较快，2009年已经突破5000万吨。按照现有口径和国家统计局正式公布的数据，以1998～2010年期间粮食年消费消耗增长速度计算，到2020年中国的粮食年消费消耗总量可能要突破6.5亿吨，但对照中国国家粮食中长期规划，2020年中国粮食的生产能力只有5.5亿吨，这就意味着到时候中国的粮食产需缺口可能要达到1亿吨。这种判断不是危言耸听。它可以从最近几年中国粮食进口的数据得到旁证。”
（C）独生子女政策邦助提高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
以笔者的家庭为例。我的祖父母解放前生有10个子女，只养活4个，其中一个给人做童养媳，一个送给别人养，父親与叔叔只读了三年书就得打工谋生。
我的父親解放后是个小科员，每月工资60.8元，母親是家庭妇女，生育8个子女，7个中学毕业后，一个进了解放军的航空学校、4个读专科学校、一个读技工学校，（当時单位工会发给生活困难补助，在校读书可申领助学金。）只有一个小学毕业后当工人，后来读厂办大学。（其中三个经过上山下乡锻炼）我父親1973年退休時，巳有五个子女工作，其中二个是工厂领导、一个是工厂中层、一个是技术员、一个是普通工人。
我的儿子、儿媳都是80后的独生子女，生了一个女儿；儿子是副科级公务员，儿媳是企业员工，他们的结婚住房是父母出銭买的，他们的女儿是父母帮照看。他们的人均收入和物质生活比前卅年提高很多，但讨论生笫二个時，我儿子却说经济负担不起。
（c）在后卅年，在劳动分配上，打破平均主义，官员、企业高管、白领阶层与普通员工的收入不断拉大差距，再加上市埸经济、择业自由等因素，其中不少人提先进入小康甚至有少数成为富人，购置了商品房和轿车。在农村也有少数人通过坚持发展集体经济如南街村、华西村等或发展养殖业、果树种植，勤劳致富，盖起了楼房，购置各种家电、家具。另外有许多青年员工超前消费，向银行贷款购房、购车，当起房奴、车奴。
（D）城市的富裕繁荣的生活表象，相当大的程度是依靠每年近万亿的三公消费和一小撮豪富的挥霍以及贪官的奢穈支撑的。那些豪华别墅、高档轿车、还有高档的宾錧、飯店、商場、茶座以及娱乐場所，那里是普通老百姓能够消费得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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