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藏祸心对张显暗藏杀机的《华商报》
——金牌民工点评：药庆卫状告张显微博说话也要负责(图)
对于药庆卫起诉张显的案子，已经远远超出了药庆卫和见义勇为的张显老师的个人荣辱是非，而是我们的社会媒体是否对见义勇为行为是肯定是支持还是持着绞杀的态度。我们的社会价值评判体系基础已经出了大问题，社会阴阳反背，是非混淆，黑白颠倒，善恶不分，因此借助这一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事件，可以启动社会价值评判体系的澄清和重建，点燃文化启蒙复兴的导火索，帮助更多的人檫亮眼睛，辨明是非，对一切阴谋诡计加以揭露。
《易经》中说，将叛者其词惭，诬善者其词游。华商报就是拐弯抹角的想说张显有罪，法院应判张显输了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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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29日下午，药庆卫诉张显“名誉侵害案”在西安市雁塔区法院开庭。
微博改变了中国话语权的格局，它让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媒体”。然而，在庞大而纷杂的互联网信息传播中，虚假的阴暗的言论反而更符合受众心理，（这句话是对全体网民恶毒的攻击，这句话无异于说，人们都喜欢黑暗，喜欢虚假）网络谣言让“自由”越来越远离真相。（在药家鑫一案中，正是因为张显的微博让整个事实犯罪经过浮出了水，请问药家鑫一案中的二次交通事故，是你华商报揭露披露出来的吗？）面药家鑫的父亲药庆卫状告张显一案，在药庆卫看来是一场尊严之战，但对于整个互联网来说，它让人看到了微博时代传播的瑕疵，此案的真正意义在于警醒发言者：在网络上，说话也得负责任。
这一段是华商报此篇报道的基调，微博的确改变了中国话语权的格局，那种电视报纸媒体一统天下的风光不再，格局被打破了 ，报纸电视再不能有恃无恐的把持舆论的话语霸权，颠倒是非为人所用，面对网络自主媒体应运而生，成为人民群众监督媒体，监督公权的有力工具，成为现代化的大字报，一些说假话说废话说淫话设骗局报纸媒体怀恨在心，伺机报复。老百姓有了自己的发言渠道。
这段话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是要迎合政府是否对网络监督是压制还是鼓励，对民气发扬还是遏制。如此论调华商报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打错了算盘。
在药家鑫被执行死刑六个月后，一场关于“名誉权”的诉讼官司，让药家鑫案中的几个关键人物重回舆论中心。
2011年8月4日，药家鑫的父亲药庆卫向西安市雁塔区法院递交民事诉讼状，以“名誉侵权”为由，将药家鑫案中原告人一方的代理人张显告上法庭。让药庆卫愤怒的是，张显在微博上指责药庆卫为“军界蛀虫”、“陕西司法幕后黑手”、“神秘黑衣人”、“官二代”、“军二代”，以及拥有四套房产等。
“为什么杀人者的父亲也成了杀人者？”药庆卫问。他告诉本报记者，张显在微博上的一系列“不实言论”，已经严重干扰了自己的生活，在失去儿子的同时，还要承受外界的诋毁和有色眼光。
2011年12月29日，西安市雁塔区法院对药庆卫诉张显一案开庭审理，一场互联网上的“尊严之战”正式打响。
如果华商报捍卫了药庆卫的尊严，那作为张显和社会见义勇为在社会还有没有尊严。事实上我们的好多媒体，以及黑恶权势势力，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势力，最害怕，全力打压的就是社会的正义力量。社会美德不存，正义不伸张，社会就成了人间地狱歹人就可以横行霸道，无所顾忌为所欲为。
药庆卫
总要给我们老两口一个活路吧
药庆卫没有出现在法庭上，他依然像过去对待药家鑫案那样低调。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自药家鑫被判处死刑后，药庆卫的右脸患上了面瘫，原本沉默的脸上就再也无法有笑容。
这已经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药庆卫已很久没有上班，妻子段瑞华在儿子被逮捕之后，忧郁症日益严重，买菜、做饭和照顾妻子就成了药庆卫的主要工作。每天天色微黑的时候，药庆卫才会出门买菜，他担心别人认出来。
大家看华商报的同情心多么的感天动地，不起诉张显药庆卫真的会死吗？对不起虽然药庆卫有值得同情的一面，但是如果给了这个活路，社会上的见义勇为就是死路一条。如果药庆卫安心反省，悄悄过自己的生活，我们的同情还在，如果药庆卫利用大家对自己的丧子之痛的同情心，要给见义勇为者以耻辱，反咬一口，那是咎由自取，自取其辱。
实际上，在西安市东郊华山厂家属院的二十街坊，药庆卫几乎路人皆知。“在药家鑫案闹得最凶的时候，走在街上就有人指着我鼻子骂。”药庆卫说。无论他怎么隐蔽，总是有人认出他来，指指点点。
“我儿子被法院判了死刑，受到了惩罚，这难道还不够吗？”药庆卫不理解别人对他的指责，他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好父亲，但却也始终没搞明白自己到底“坏”在哪儿。 （坏在张显哪儿！）
对儿子，药庆卫最内疚的是原本为了救孩子一命，结果却把儿子送上了断头台：“孩子是我亲自送到公安局去自首的，没想到结果被判了死刑。孩子临走说想吃妈妈做的最后一顿饭，都被我阻止了。”
药庆卫坐在儿子曾经的床边喃喃自语：“到现在我依然相信政府、相信法律。只要案子判了，判啥我都认，孩子给你送过去，就是相信你。只要法律的条款满足了，他做的事他就必须承担，这事没啥说的。”
其实药庆卫相信的是政府对药家鑫不会判死刑，判了死刑就不相信了，对政府的判决没有办法，就拿见义勇为多事的张显出口气吧!是药庆卫的真实心理。
对张显，药庆卫说自己是“忍无可忍”：“儿子已经死了，总要给我们老两口一个活路吧！”药庆卫有些后悔自己在药案最关键的时刻没有站出来，但他随即释然：“我站出来又有什么用呢？当时舆论一边倒，我说什么有谁信呢？我干预不了司法，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也没有这个能力。”
而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张显在微博上号召“痛打落水狗”，强大的舆论攻势让药庆卫不堪重负。他甚至搬离了自己的家，和妻子在外面租房子住，不看电视不上网不看报纸。药庆卫的逻辑其实很简单：相信法律，但是和张妙家属对接的话，就必须得要钱，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四处借钱。
“没有法律规定儿子杀了人，父母就必须对外界说看法啊！难道以前没有微博的时候，法院就不判案子了吗？”药庆卫认为，他有没有在互联网上说话，跟案子本身是没有关系的，“张显说司法黑幕，他不相信法律，所以他才利用舆论的力量来打击我们。我没有在互联网上说话，因为我相信法律。”
正式将药庆卫牵扯其中的是张显的一条微博，他在微博上质疑说，药家鑫案发当时，车上有一个1.8米高的黑衣人，并怀疑这就是药庆卫，这一论点在媒体和微博上被广泛传播。而药庆卫本身军代表的身份，在张显眼中，更成为“权力”的象征，数次发微博质疑药家对司法的干预。
大量的网络攻击，让药庆卫无处“遁形”。在他的出生地山西阳泉农村，村民们也知道药庆卫家发生的“大事”。自从17岁当兵离开家，直到定居西安，药庆卫以前在乡党眼中是一个“成功者”，但儿子的事，让药庆卫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我没有想过翻案。”药庆卫说。状告张显，在药庆卫看来，只是要找回自己失去的尊严，因为那些说药家的负面言论，并不真实。当生存空间受到了挤压，药庆卫希望能以法律的方式去找回自己失去的东西。
“要是沉默也有罪，那么我有权利说出真相。”药庆卫说。在儿子死后，药庆卫在朋友协助下，也开通了微博。
律师兰和我遭遇了“网络黑帮”
当记者见到药庆卫的代理律师兰和时，他躲在西安八一饭店的一间小标间里。听到敲门声，他打开门放记者进去，警惕地看了看走廊，然后才关上了门。
去年7月23日，兰和对外宣称“自己不堪舆论压力”，高调退出药案代理。12月28日，就在本报记者看到他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在发微博说自己在鄂尔多斯，并称当地天气“零下几十度”，从来都没有这么冷过。
“这是为了给张显一个假象，让他以为我不来开庭了。”兰和笑称这是“曲线救国”。但鄂尔多斯当日的天气只有-9℃左右，这让兰和的计谋出现了一点小小的瑕疵，以至于12月29日的出庭，让张显丝毫不感觉意外。
兰和在药庆卫状告张显名誉侵权案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也遭到了张显支持者的网络围攻。兰和怒将其称之为“网络黑帮”。
介入这场官司后，兰和发现自己很快就“出名了”。在微博上兰和粉丝暴涨，每天都有数千人跟踪评论，博客上相关不相关的内容，都被人骂为“药家走狗”。
兰和的电话被公布到了网上，手机被谩骂者打爆，恐吓短信、电话层出不穷。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和上级司法局，每天都会接到不同“群众”的举报。兰和告诉本报记者，其中尤以张显的实名举报居多，“罪名”繁多难以一一列举，他只得每天去向上级解释。
兰和说，在他所兼职的一所学校里，校长和校领导经常会被莫名其妙的邮件、信件举报，网络上更是大肆批评学校收留兰和是“误人子弟”，学校名誉受到了损害，他不得不离开自己供职的律师事务所和大学另谋生路。
“都以为我代理药庆卫的官司是为了出名，事实是这样吗？从6月份我当药庆卫的代理律师后，半年来没接过一起案子，药家也没有给我什么钱，这种‘出名’，也是臭名远扬，对我有什么好处？”兰和说。
经过长时间的调查，兰和发现网络上有这样一批人，对药案的热忱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普通民众的关注程度。例如微博@赵满幅律师，从6月起一个多月，天天写一篇至少3000多字的攻击文章，这样的精力，对于一个纯粹的文字工而言，都是罕见的。
有许多网络上号称某某“博士”、“大学教授”的人物，未经实名认证，但却也常常攻击兰和。“这样一批在网络上身份莫名其妙的人，只针对药家鑫案做评论，难道这是正常的吗？”
（药庆卫就是想不明白，一个老鼠过街，为什么要人人喊打，我又没偷吃你家的东西！）
兰和以为，这些人的出现，可能是传说中的“网络水军”，具有专业化、职业化和商业化特点，专事攻击、谩骂，制造新闻点形成舆论攻势，干扰司法。兰和说：“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张显就是这批人的领导，但是张显的不实言论是这些人攻击药家的有力武器，他在里面担当了一个先锋的角色。” （贼喊捉贼）
兰和告诉本报记者：“本案的意义在于，张显的所谓正义模式不能成为范式，自由的网络言行也要有所敬畏，不能没有边界；否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帮助药庆卫，其实也是在帮助我们自己；保护药庆卫的合法权益，其实，也是在保护我们自己。”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处于自私和对正义的恐惧，结成阻击社会正义的反动势力的联盟）
张显我也是网络舆论受害者
面对网络舆论的指责，张显也说自己很委屈：“每个人在网络上说话都要有约束，不要传播不实言论，我是这么做的，因为我也是网络舆论的受害者！”
2011年12月29日，开庭还有不到1分钟时间，张显身穿红色羽绒服，笑容可掬（记者心怀贬义）地向媒体记者致意。他进入法庭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感谢大家对张显的支持，张显不会让大家失望！”场外，有人大呼：“张显万岁！正义万岁！”
但在开庭前一个礼拜，张显还打电话给药庆卫，请求不要起诉，希望和解。张显用了很谦恭的语言说：“只要你不起诉，我当面给你跪下，给你磕头都行。”谁料想，“久经磨砺”的药庆卫把这次通话内容录了下来，并且在微博上公布。张显很愤怒地在微博上反击：“和解之门从此关闭。”
回顾“下跪门”，张显解释说：“我当时是觉得药庆卫可怜，失去了一个孩子，大家都是做父母的，丧子之痛应该得到同情。所以我张显只要通过下跪，能让药庆卫一家人心里好过点，有什么不可呢？”而录音一被公布，并且在网络上传播开，张显觉得自己一下子就成了受害者。
“我也不是第一次成为受害者。”张显说，他曾数次在网上被挺药家的网友攻击，其中，尤以药庆卫的代理人马延明为甚。马延明的微博名叫“嘶哑老汉”，是个自由职业者，7月底正式介入药庆卫名誉侵权一案的代理。
张显说，马延明不仅发动了一批人在网上造谣恶意中伤他，并且眼看着自己要评教授，还去他所在的学校闹，还递交举报材料，要让他“身败名裂”。
2011年1月，易中天发表博文认为，药家鑫案折射出中国教育的失败，对此，张显在微博上怒斥易中天，认为这是一叶障目，“嫁祸于人，仅凭一个药家鑫何以就推论中国教育失败？”马延明写文章驳斥张显，第二天，就在微博上受到了张显的私信攻击。
两人的一次“误会”，很快升级为微博上的公开对峙。在当时，张显阵营处于明显优势，马延明的亲属也受到了张显支持者的谩骂，无一幸免。后来，张显还发动“人肉搜索”，很快，（不用张显来发动，只要有人愿意站在正义一边，就不愁没有事情做）马延明和自己的公司被曝光。后来，又有网民要发起搜索马延明的儿子，马延明彻底愤怒——他开始意识到微博在给予了网友自由话语权的同时，如果没有道德和法律制约，谁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也有可能成为施暴者。
药家鑫被执行死刑后，马延明和张显关于药家鑫一案的争执仍未停歇。除了在法庭辩论外，张显还在微博上公布了自己对药庆卫控诉意见的微博版：对于药庆卫控诉自己的不实微博，他一一批注。
“我敢说，我的微博内容75%都是真实的，其余都是转载网友的言论，并且发现了不真实，就及时更正。何况，作为原告代理人，我连发表质疑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张显说。
微博时代
在信息高速公路上酒驾？
药家鑫网络侵权并非个案，随着微博越来越深入地普及到各个领域，网络侵权案也时有发生。就在1月2日，清华大学的一个戏剧性微博侵权案又接着上演。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尹稚，1月2日下午在微博上炮轰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称顾秉林以及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邓伟涉嫌贪贿行为，并与一个叫“波士顿设计院”的机构有不正当合作关系。但一天以后，尹稚又发“微”称，一天前的“大义举报”不过是一席“酒话”。
对此，网友评论：“盛怒发微博=在信息高速公路上酒驾。”而在马延明看来，张显在药家鑫案中的一系列表现，无异于“酒驾”。
“张显生活在自己的正义之中，他在药案中，口无遮拦说一些自己都不确定的事来吸引眼球，最终许多网友警醒了，又回过头来骂他骗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张显既是网络舆论的侵权者，也是受害者。”马延明说。
他分析说，张显的微博手法很简单，一是利用社会矛盾，如人们对权力、金钱和对机会不均的不满，把药案引向“官二代”、“富二代”，借此来博取网友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为己所用；二是利用地域差异，把普通的药家硬说成“大款”，在城里有车、学个钢琴不算什么，但是对于农村甚至一些较贫穷城市的孩子来说，这就是天文数字。
不可否认，药案给中国司法开了一个很坏的头：因为很多律师现在已经把微博、博客等作为一种工具，用它们来达到对抗法院甚至案件背后强大势力的目的。药案中，舆论所呈现的“药家鑫不死就是司法腐败”的惯性逻辑，值得忧虑。
一个小插曲是，《人民日报》曾发表社论，呼吁在微博时代人人要自律，不要发表不实言论。其中，还特意点名张显，认为他对药家的攻击性言论，是互联网不自律的一个典型范例。
请问报纸能自律吗？有几个贪官自律走正路了？原来《华商报》要做《人民日报》的跟屁虫，要把张显树为不自律的典型。
兰和也称，这种只有实体正义诉求，完全无视程序正义的网络暴民式的“张显现象”，需要集体反思，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许多人都成为帮凶。这个社会需要的是尊重道德与法律的理性正义，而非被暴戾情绪绑架的失控的正义。
作为民事领域的中国微博侵权第一案，兰和很清楚，这场官司赢不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唤醒人们对自我的保护意识，在互联网上对法律的尊崇和敬畏。
药家提出的要求张显在《人民日报》、搜狐、新浪等20余家媒体3000字道歉的诉讼标的，兰和解释说：“这个不可能实现的，要真实现的话成本在数千万元。我们提出这个诉讼请求，只是希望来警醒张显及更多的网民，对自己的言论要负责任。哪有侵权，哪就有诉讼。”“微博辟谣联盟”发起人吴法天：不要太信任名人
微博诞生后，互联网真正实现了“言论自由”，但是发生在网络上的这次技术革命，相应却反衬出互联网立法的不足，它时常被一种负面的情绪所操控。
张显曾在微博中这样说：“我们不仅要杀死药家鑫的身体，还要杀死药家鑫的灵魂。”用网络舆论杀人，在兰和看来，这种近似于“文革”的做法，是一把不见血的刀！
在药案中，很长的一段时间，网友声音都“一边倒”。直到药家鑫处死，一时间网络上人人欢呼。著名法学家贺卫方撰文提醒说：“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同类的死亡而欢呼雀跃。”
作为废除死刑的支持者，贺卫方虽然希望能给药家鑫一个机会，但是在“民愤”和“众怒”之下，他坦承，药家鑫被判处死刑也是公正的。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吴丹红也一直在关注这起案件。
比起吴丹红这个真实的名字，活跃于微博的“马甲”吴法天更为大众所熟知，他凭借“打假禹晋永”、“钱云会事件”中“对峙”汹涌舆情等在多起公共事件中的表现渐入公众视野。
作为“微博辟谣联盟”的发起人，吴丹红信奉的是“让守法者不再孤单，让违法者心有畏惧”，每天，他都会在微博上对大量的虚假言论进行辟谣。
吴丹红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药案中确实存在网络舆论暴力的倾向。一种是张显为了引导舆论，达到网友对受害者张妙同情支持的目的，采取了“官二代”、“富二代”等不真实说法；另一种是，双方的支持者互相骂架，互相造谣贬低对方。
《华商报》不是为了引导舆论吗？为什么舆论不跟《华商报》走，偏偏要跟张显走？因为张显顺应了舆论的趋势。在华商报的眼中，只有互相掐架，而没有是非立场。
他认为，微博出现后，舆论传播呈现信息量大、即时性高、速度快等特点，这让微博成为快速信息渠道的同时，也造成了获取真实信息的困难。负面的、虚假的言论却往往传播度更高，大量的网络谣言传播，催生网友的自发监督，让信息在自由传播中得到验证，它符合微博时代的特点，也是自律的一个好办法。
当然他也建议，作为当事人，在微博上积极反馈消息也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是政府部门，理应公开消息，及时反馈舆情，满足大众的知情权。
作为一个法学工，他认为当前的互联网特别是微博立法处于一个“空档期”，2009年下半年才出现了微博，而现有的《民法》是1986年颁布的，《刑法》是1997年颁布的，滞后性在所难免。
吴丹红建议：“每个人都要知道，上网发言也是有风险的，也应谨慎。同时，不要因为别人是名人，是意见领袖，就丧失了自己的判断力，盲目信任别人。在自媒体时代，一个微博领袖的粉丝往往达到几十万，但是他又缺乏像传统媒体一样的监控、审查程序，有时一句话就可以给人造成极大的伤害。”
有时一句话就可以给人造成极大地幸福和满足。
“独立思考、理性判断和负责任地发言。”这是吴丹红这样一个微博意见领袖，对网民的忠告。
本报记者刘斌/文邓小卫/图
http://blog.sina.com.cn/guohunmaozedong 国魂毛泽东博客
http://louguanlundao.com/
2012年2月8日10: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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