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身在国外的人来说，如果是因为不能够充分阅读国内的史料，而又隔膜于中共的运作情况，从而引用不当，自然情有可原（如黄仁宇在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一书中将张正隆写的报告文学作品《血红雪白》当作信史史料加以引用就是一个例子），但对余英时来说，更多的是出于政治上的偏见，这从他的行文中可以看出。
苏联六十年代的持不同政见者、历史学家罗伊·梅德维杰夫在谈到对斯大林时代的评价时说：“历史的判断，主要的标准只有一个：他接管国家时的状态和他离开时的国家状态。我一向反对斯大林的思想和所作所为，但他１９２４年接管国家时，国家处于可怕的状态之中，而在他离开时，国家成了超级大国，国际威望大增。”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存在相同的问题。如果不肯定应该肯定的东西，那么否定也就失去了意义。近十几年、几十年来，对毛泽东的维护与批判也往往陷入一种混乱当中，这混乱实际上即源于那种不加分析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激进思想。
对中国人来说，毛泽东曾经是“上帝”。当他和他的理论不再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神或神谕的时候，很多中国人不习惯、不适应了。作为这种不习惯的外在表现，中国人开始另外树立起一些神或神的思想去取代它。比如某些人为了否定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就一定要捧林彪来当“全面的军事家”；某些人说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根本上就错了，立起资本主义的大旗，用私有制、民主、自由的理念作为什么“神圣的”、“天赋的”东西。碰上具有造神心理和传统的中国人，这种理念就成为另一个“毛泽东思想”了。这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并无二致，只不过他们把过去的“神圣的”世界革命理念转换为现在的“神圣的”自由民主理念而已。说中国不会再发生“文化大革命”，我是不相信的，因为中国有这样的土壤，所不同的只是包装和外壳。
否定自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以来的理想主义以至于完全否定理想的人，是可悲的。他们因为理想破灭而不再有理想，认为几百年、几千年以后的人也会象现在的自己那样贪婪、自私、势利。否定自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以来的理想主义以至于非将另一种形式的理想上升为理想主义的人，是可怜的。他们生活在现代社会，思想仍然停在中世纪。虽然他们用“民主自由人权”的字眼来代替上帝说话，但在他们看来最能维护他们理想的还是“宗教裁判所”。许多自以为正在“独立思考”的中国人，不过是在丢掉一片叶子的同时又拾起另一片罢了。
我也很久不谈政治了，因为政治问题往往牵扯到一个人的立场、理想、价值判断、道德评判等问题，理性在这里往往不起作用，一个热血沸腾的口号有时比一千篇文章更能打动人。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他们沉浸的－－如XX兄所说－－不过是“幻觉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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