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29名获救的中国工人得益于毛主席时代的革命外交路线

毛主席时代的革命外交路线

　经过中国政府和有关各方的不懈努力和沟通，1月28日在苏丹南科尔多凡州乌—阿公路项目营地被“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武装劫持的29名中水电集团公司员工安全获释，并于当地时间2月7日17时35分抵达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这起历时11天、牵动国人心弦的人质事件，终于得到圆满解决。
这次被武装劫持的29名中水电集团公司员工安全获释，不仅是我国人民的努力与积极

工作，更得益于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外交路线。

苏丹有关方面对我方的要求和意图给予了充分理解和支持。苏丹政府首先停止了在我公司营地周围广大地区对反政府武装的一切军事行动，并竭尽全力，冒着武装直升机被击落的危险，将我46名未被绑架而逃脱、但仍在营区受到威胁的员工空运到100多公里外的欧拜伊德市，而后安全转移到首都喀土穆。在营救过程中，一名苏丹政府军少尉牺牲，多名士兵受伤。
在各方斡旋下，绑架者“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秘书长亚希尔·阿尔曼发表声明，重申该组织“绝不反对中国，也不反对中国人，只要在安全的条件下，他们将释放中国人质。”在此情况下，中方和“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在国际红十字会肯尼亚分会的斡旋下，达成了将人质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武装占据的地区运到第三国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释放的协议。苏丹外交部7日发表声明，宣布苏丹政府已经允许国际红十字会一架飞机飞抵反政府武装控制区，将被苏丹反政府武装劫持的中国工人接走，运往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移交给中国大使馆。如果苏丹交战的双方有一方不配合此项工作，那么事情的发展可能是不可想象的后果！

为什么苏丹政府与反政府的双方都表示不反对中国，不反对中国人呢？我们可以从历史上找到答案：
　一、双边政治关系

　　中国同苏丹于1959年2月4日建交，两国长期友好。苏丹政府在台湾、涉藏、涉疆等问题上支持中国。七十年代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更加紧密了我国与第三世界人民的兄弟情义。　从1956年以后到1958年前后,毛主席更多地关注第三世界。

　　1956年前后是中国秉承万隆精神、开展和平外交最为专注的时期。毛主席表示:“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可以说, 1956年以后中国同西方的关系不但没有得到进一步改善,反而有所倒退。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转而强调说:“我国是一个大国,我们同亚非国家也进行着合作,没有这些西方国家,我们一样可以发展经济和文化。”
这时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是最令毛泽东感到振奋的事情。第三世界国家在“万隆精神”的鼓舞下揭开了斗争的新篇章。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是在亚洲,以印度和中国的独立与解放为突出代表；那么这一阶段,民族解放运动在中东和非洲更为引人注目。在亚洲,新加坡、马来亚也于1958年开始实现自治和独立。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运动增强了毛泽东的革命信念。毛泽东在莫斯科为他上述“东风压倒西风”的理论举出的10条理由中,有8条就涉及到第三世界。因此可以说,对第三世界革命的不同理解是中苏理论分歧之一,而反过来,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受到的挫折又促使毛泽东越来越重视第三世界。第三世界因素在毛泽东的外交思维中渐渐加大了砝码。新中国同第三世界的交流、团结和合作日益重要起来。这个时期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虽然仍以社会主义阵营为依托,但也开始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寻找新的力量,开始将无产阶级的国际使命同第三世界的解放斗争结合起来。
1958年之后到1962年前后,毛泽东开始把第三世界视为新的革命动力，50年代末60年代初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运动有了新的发展。仅1960年一年,非洲就有17个国家宣布独立,使这一年以“非洲独立年”载入史册。1962年,阿尔及利亚经历长期的解放战争后获得独立,这是非洲大陆民族民主运动的标志性事件。在美洲,最引人注目的是古巴。在亚洲,印度支那的局势更加复杂。印度、印尼等国开始相继收复老殖民帝国仍旧霸占的一些国土。1962年,印尼收复西伊里安。此外,第三世界新独立国家也开始了某些联合与合作。1961年举行的第一次不结盟运动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将第三世界从亚非会议确定的亚非联合,发展为亚非拉的世界性联合。
　然而随着中苏之间矛盾的加深,毛泽东认为第三世界革命形势发展迅猛,他的革命外交政策逐渐成熟。1962年2月,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开始向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方面的重大建议,包括对第三世界的援助要量力而行的建议,被毛泽东批评为中国党内的修正主义观点。1963年以后,他进一步把这种观点概括为“三和一少”。自此,党内有关缓和路线的观点遭打击而沉默。毛泽东大力支持亚非拉人民革命斗争的革命外交观点占据了上风。至此,毛泽东对第三世界国家反帝斗争的坚定支持态度完全形成。

　　毛泽东革命外交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支持亚、非、拉国家和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要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责任和民族民主运动结合起来。在这里,毛泽东的国际统一战线策略开始突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局限,将第三世界作为新的革命动力来源,开始了对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全面关注和支持。他表明中国要“团结所有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斗争的朋友,不管是什么国家,什么政党。
　　从1963年前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前,毛泽东完全将中国归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对第三世界民族民主运动进行全力支持。
1962年下半年中印边界战争的爆发对中印两国、对亚洲乃至对世界的局势都产生了重要影响。1963年,中国外交领域最引人注目的是中苏之间相互的文字讨伐。中苏两党由于理论分歧所掀起的意识形态论战,导致了两国之间的敌对和冲突。与此同时,美国在中国周边展开了进一步攻势。自1961年5月,美国派“特种部队”进入南越展开所谓“特种战争”后,美国逐渐卷入对越南的战争。1964年,美国以“东京湾事件”为借口,开始对北方的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轰炸,这也是美国对中国的战争挑衅行为。这一阶段,由于美国变本加厉的敌视态度、中苏论战的升级以及印度的恶意挑衅,中国受到了来自东部、北部和西部的多重威胁,形成了当代中国外交形势最为严峻的局面。

　　在这种艰难局势中,第三世界地区的独立解放运动更加引人注目和使人振奋。1961年至1968年,非洲又有17个国家相继宣布独立,英国和法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基本结束；在亚洲,越南抗击美国侵略的战争进入高潮；在拉丁美洲,继古巴独立之后,巴拿马开始了争取收回运河主权的活动,多米尼加反对美国干涉其内政；在国际组织方面,不结盟运动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对此欢欣鼓舞。他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豪迈诗句来形容当时的国际形势。不仅仅是毛泽东,当时国内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都为这一革命洪流而激动着,他们相信“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他们认为:“目前的世界是一片大好形势。世界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中,革命的觉悟日益提高,革命的力量也大大加强。”“当前国际形势的大动荡,反映了世界人民革命巨流的奔腾前进,特别是反映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风暴的猛烈兴起。”
　　中国人民以这种革命热忱全心全意地支援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运动: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提出了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以及对外经济援助八项原则,展开对第三世界的无私援助；毛泽东还先后发表谈话和声明,支持各国人民反美爱国运动。1965年9月3日,中国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了林彪署名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将亚非拉第三世界比作“世界农村”,认为它包围着北美和西欧等“世界城市”；相信一场以中国革命为楷模的“全球性的人民战争”能够最终埋葬帝国主义,实现毛泽东的世界革命目标。
这一阶段,由于同苏联关系的彻底破裂,毛泽东完全摆脱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局限。他在国际统一战线中完全将第三世界归为“我”方,并将对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当作中国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在“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艰难国际环境中,毛泽东对第三世界民族民主运动的乐观估计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同第三世界的友好交往,使得第三世界人民对于毛泽东的中国产生了深厚的不可磨灭的良好印象。这其中，也包含着苏丹人民的友好情感。也使中国有了新的同盟力量。
　第三世界与中国的频繁往来,使毛泽东的国际战略调整不断付诸实践,增长了中国灵活机动的外交艺术。十年中,中国对第三世界进行了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毛泽东国际战略调整也就是逐步调整对“敌、我、友”的分析、加强对第三世界关注和支持的一个过程。中国逐渐调整了对自身的定位,逐渐将自己归为第三世界的一员,而且是领导革命的重要一员。同第三世界发展友好关系可以说是毛泽东国际战略转变的一次演练。因此,“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运动在毛泽东对世界格局的分析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同第三世界的交往,是中国开始新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一次尝试,使中国突破了原有的思维限制,成功地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获得了新的外交空间,为70年代初的进一步突破奠定了基础。这是这一时期毛泽东国际战略调整的最重大的意义。这种国际战略的调整,对当时和日后中国内政外交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国际战略的调整和对第三世界的支持和援助,使冷战中的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外找到了新的外交空间和革命力量。亚、非、拉国家和地区当时就被称为“新兴力量”。中国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有了交往和联系；中国不遗余力地支持和帮助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运动。在今天看来,中国这种先算“政治账”再算“经济账”、甚至不算“经济账”的做法似乎是不明智的。但是,当时中国被排斥在联合国门外,跟两大超级大国都交恶,只有联合第三世界新独立的国家和革命力量,才能在国际上提高自己的地位、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才能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中国对于第三世界无私援助,才被当时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看作是自己利益的代言人。因此说,毛泽东国际战略调整的第一个积极作用是,为中国找到了新的“伙伴”。所以在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大多数亚非拉国家一边倒地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毛主席非常动情地说：是非洲的人民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
中国开始作为第三世界的重要一员,勇敢地担当起自己的责任。中国不再作为某一联盟的成员、不再受到阵营的限制,而完全开始独立自主地处理国际事务,这为邓小平后来提出的“不结盟、不称霸”政策打下了基础。正因为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才使得中国在70年代初,走出了外交的困境,开始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获得游刃有余的有利形势。另外,中国对于第三世界的援助,也体现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国际责任。中国即使在五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仍然真正做到了“在亚非拉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神圣事业中……我们始终站在正义一边,同各国人民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一起团结奋斗”。体现了高尚的国际道义,赢得了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尊重。
1974年：毛主席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

　

双边重要往来：

　　中方：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1964）、乌兰夫副委员长（1978）、李鹏副总理（1984）、王任重副委员长（1987）、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1994）、政府特使、国土资源部部长周永康（1999）、吴邦国副总理（2000）、李肇星外长、水利部长汪恕诚（200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2005）、国家主席胡锦涛（2007）、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2009）。

　　苏方：阿布德主席（1964）、尼迈里总统（1970、1977、1984）、赛义德议长（1984）、萨迪克总理（1987）、“革指会”主席巴希尔（1990）、萨赫卢勒外长（1993）、阿布·萨利赫外长（1994）、巴希尔总统（1995、2006）、总统特使、外长塔哈（1996）、第一副总统祖贝尔（1997）、总统特使、能矿部长贾兹（1998）、外长穆斯塔法（1999）、外长伊斯梅尔、能矿部长贾兹、文化新闻部长加齐、国防部长哈提姆、公路通讯部长艾拉、司法部长亚辛（2000）、第一副总统塔哈（2001）、文化部长马吉德、能矿部长贾兹、国际合作部长特克纳（2002）、国民议会议长塔希尔、国防部长巴克里（2003）、财政部长祖贝尔、新闻通讯部长马立克、总统特使、能源矿产部长贾兹、路桥部长艾拉（2004）、外长伊斯梅尔（2005）、巴希尔总统、总统助理纳菲阿、外长阿贾维尼、财政部长祖贝尔、能源矿产部长贾兹（2006）、财政部长祖贝尔、总统助理纳菲阿、第一副总统基尔、信息通信部长马利克（2007）、副总统塔哈、总统特使、财政部长贾兹、总统助理纳菲阿（2008）、总统特使、财政部长贾兹、国防部长侯赛因、农林部长穆塔菲（2009）、总统助理纳菲阿、外交部长库尔提、内阁事务部长卢卡、司法部长穆罕默德、矿产部长吉拉尼（2010）、总统巴希尔、总统顾问伊斯梅尔（2011）。

　　二、双边经贸关系和经济技术合作

　　两国经贸关系发展顺利。自1970年以来，中国向苏提供一定数量的经济援助。近年来，中苏贸易额稳步增长。2010年双边贸易额86.3亿美元，同比增长35.1%，其中我出口19.5亿美元，同比增长14.5%，进口66.8亿美元，同比增长42.6%。两国经济技术合作涉及范围较广，包括石油、地矿勘探、建筑、路桥、农业、纺织、医疗和教育等。

　　中苏石油合作始于1995年，由中国政府经援项下合作和互利性质合作两大部分组成，均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承担。油田于1999年底竣工出油，目前中苏石油合作项目进展顺利。

　　中苏政府间成立有经贸混委会，迄今召开过9届会议。

　　三、文化、科技、教育与军事等方面的交往与合作

　　两国文化交往在建交前就已经开始。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武汉杂技团帮助苏培养出一大批杂技艺术人才，并协助组建苏丹杂技团。该艺术团被苏丹人民称为“苏中友谊之花”，成为一支在非洲具有较大影响的艺术团。1970年8月，两国签订了《中苏科学、技术、文化合作协定》。随后，双方连续签署了9个文化协定执行计划，并于2006年6月签署《中苏2006－2008年执行计划》。近年来，两国保持文化往来，中国艺术团、政府文化代表团、陕西杂技团、上海杂技团、四川杂技团、北京电视台代表团等先后访苏，中国还在苏举办了中国工艺品展。苏丹国家歌舞团及著名画家莱奥特先后访华演出和举办画展。这就是为什么苏丹人民（无论是政府方面或者反政府武装方面“绝不反对中国，也不反对中国人，只要在安全的条件下，他们将释放中国人质。”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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