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时代的
革命外交路线
经过中国政府和有关各方的不懈努力和沟通,1月28日在苏丹南科尔多凡州乌—阿公路项目营地被“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武装劫持的29名中水电集团公司员工安全获释,并于当地时间2月7日17时35分抵达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这起历时11天、牵动国人心弦的人质事件,终于得到圆满解决。
工作,更得益于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外交路线。
中国同苏丹于1959年2月4日建交,两国长期友好。苏丹政府在台湾、涉藏、涉疆等问题上支持中国。七十年代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更加紧密了我国与第三世界人民的兄弟情义。 从1956年以后到1958年前后,毛主席更多地关注第三世界。
1956年前后是中国秉承万隆精神、开展和平外交最为专注的时期。毛主席表示:“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可以说, 1956年以后中国同西方的关系不但没有得到进一步改善,反而有所倒退。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转而强调说:“我国是一个大国,我们同亚非国家也进行着合作,没有这些西方国家,我们一样可以发展经济和文化。”
然而随着中苏之间矛盾的加深,毛泽东认为第三世界革命形势发展迅猛,他的革命外交政策逐渐成熟。1962年2月,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开始向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方面的重大建议,包括对第三世界的援助要量力而行的建议,被毛泽东批评为中国党内的修正主义观点。1963年以后,他进一步把这种观点概括为“三和一少”。自此,党内有关缓和路线的观点遭打击而沉默。毛泽东大力支持亚非拉人民革命斗争的革命外交观点占据了上风。至此,毛泽东对第三世界国家反帝斗争的坚定支持态度完全形成。
毛泽东革命外交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支持亚、非、拉国家和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要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责任和民族民主运动结合起来。在这里,毛泽东的国际统一战线策略开始突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局限,将第三世界作为新的革命动力来源,开始了对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全面关注和支持。他表明中国要“团结所有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斗争的朋友,不管是什么国家,什么政党。
从1963年前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前,毛泽东完全将中国归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对第三世界民族民主运动进行全力支持。
在这种艰难局势中,第三世界地区的独立解放运动更加引人注目和使人振奋。1961年至1968年,非洲又有17个国家相继宣布独立,英国和法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基本结束;在亚洲,越南抗击美国侵略的战争进入高潮;在拉丁美洲,继古巴独立之后,巴拿马开始了争取收回运河主权的活动,多米尼加反对美国干涉其内政;在国际组织方面,不结盟运动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对此欢欣鼓舞。他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豪迈诗句来形容当时的国际形势。不仅仅是毛泽东,当时国内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都为这一革命洪流而激动着,他们相信“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他们认为:“目前的世界是一片大好形势。世界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中,革命的觉悟日益提高,革命的力量也大大加强。”“当前国际形势的大动荡,反映了世界人民革命巨流的奔腾前进,特别是反映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风暴的猛烈兴起。”
中国人民以这种革命热忱全心全意地支援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运动: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提出了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以及对外经济援助八项原则,展开对第三世界的无私援助;毛泽东还先后发表谈话和声明,支持各国人民反美爱国运动。1965年9月3日,中国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了林彪署名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将亚非拉第三世界比作“世界农村”,认为它包围着北美和西欧等“世界城市”;相信一场以中国革命为楷模的“全球性的人民战争”能够最终埋葬帝国主义,实现毛泽东的世界革命目标。
总之,在“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艰难国际环境中,毛泽东对第三世界民族民主运动的乐观估计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同第三世界的友好交往,使得第三世界人民对于毛泽东的中国产生了深厚的不可磨灭的良好印象。这其中,也包含着苏丹人民的友好情感。也使中国有了新的同盟力量。
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
20世纪70年代。世界风云急剧变化,出现了大动荡、大改组的局面。在此情况下,我国应采取什么外交策略呢?
毛泽东主席在1974年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号召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毛泽东主席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这个战略思想有着丰富的内容和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同年4月,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并于10日在大会上发言,阐述了毛泽东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说明我国对外政策,引起了世界各国广泛的关注。
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指明:苏、美两霸是第一世界,它们互相争夺世界霸权。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是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已经由当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坚持反帝反霸的社会主义国家一道,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成为第三世界中不可动摇的力量。在上述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西德、日本等是第二世界,它们具有两面性,是第三世界在反霸斗争中可以争取或联合的力量。
毛泽东主席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为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团结一致,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苏美两霸和它们的战争政策,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是我国当时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
双边重要往来:
中方: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1964)、乌兰夫副委员长(1978)、李鹏副总理(1984)、王任重副委员长(1987)、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1994)、政府特使、国土资源部部长周永康(1999)、吴邦国副总理(2000)、李肇星外长、水利部长汪恕诚(200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2005)、国家主席胡锦涛(2007)、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2009)。
苏方:阿布德主席(1964)、尼迈里总统(1970、1977、1984)、赛义德议长(1984)、萨迪克总理(1987)、“革指会”主席巴希尔(1990)、萨赫卢勒外长(1993)、阿布·萨利赫外长(1994)、巴希尔总统(1995、2006)、总统特使、外长塔哈(1996)、第一副总统祖贝尔(1997)、总统特使、能矿部长贾兹(1998)、外长穆斯塔法(1999)、外长伊斯梅尔、能矿部长贾兹、文化新闻部长加齐、国防部长哈提姆、公路通讯部长艾拉、司法部长亚辛(2000)、第一副总统塔哈(2001)、文化部长马吉德、能矿部长贾兹、国际合作部长特克纳(2002)、国民议会议长塔希尔、国防部长巴克里(2003)、财政部长祖贝尔、新闻通讯部长马立克、总统特使、能源矿产部长贾兹、路桥部长艾拉(2004)、外长伊斯梅尔(2005)、巴希尔总统、总统助理纳菲阿、外长阿贾维尼、财政部长祖贝尔、能源矿产部长贾兹(2006)、财政部长祖贝尔、总统助理纳菲阿、第一副总统基尔、信息通信部长马利克(2007)、副总统塔哈、总统特使、财政部长贾兹、总统助理纳菲阿(2008)、总统特使、财政部长贾兹、国防部长侯赛因、农林部长穆塔菲(2009)、总统助理纳菲阿、外交部长库尔提、内阁事务部长卢卡、司法部长穆罕默德、矿产部长吉拉尼(2010)、总统巴希尔、总统顾问伊斯梅尔(2011)。
二、双边经贸关系和经济技术合作
两国经贸关系发展顺利。自1970年以来,中国向苏提供一定数量的经济援助。近年来,中苏贸易额稳步增长。2010年双边贸易额86.3亿美元,同比增长35.1%,其中我出口19.5亿美元,同比增长14.5%,进口66.8亿美元,同比增长42.6%。两国经济技术合作涉及范围较广,包括石油、地矿勘探、建筑、路桥、农业、纺织、医疗和教育等。
中苏石油合作始于1995年,由中国政府经援项下合作和互利性质合作两大部分组成,均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承担。油田于1999年底竣工出油,目前中苏石油合作项目进展顺利。
中苏政府间成立有经贸混委会,迄今召开过9届会议。
三、文化、科技、教育与军事等方面的交往与合作
两国文化交往在建交前就已经开始。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武汉杂技团帮助苏培养出一大批杂技艺术人才,并协助组建苏丹杂技团。该艺术团被苏丹人民称为“苏中友谊之花”,成为一支在非洲具有较大影响的艺术团。1970年8月,两国签订了《中苏科学、技术、文化合作协定》。随后,双方连续签署了9个文化协定执行计划,并于2006年6月签署《中苏2006-2008年执行计划》。近年来,两国保持文化往来,中国艺术团、政府文化代表团、陕西杂技团、上海杂技团、四川杂技团、北京电视台代表团等先后访苏,中国还在苏举办了中国工艺品展。苏丹国家歌舞团及著名画家莱奥特先后访华演出和举办画展。这就是为什么苏丹人民(无论是政府方面或者反政府武装方面“绝不反对中国,也不反对中国人,只要在安全的条件下,他们将释放中国人质。”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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