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之前就听说过凯迪“骂”得厉害，只是一直没有余暇亲眼见识一下。大概在五、六年前的时候，抽出了不少时间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倒真是“骂”得吓人，先是骂政府与共产党，然后是骂共产主义，最后就是骂共产主义历史上的名人，毛泽东这个名字自然是骂得最多，而斯大林列宁马克思当然也总是要一并附带上的。
看到凯迪骂得这么厉害，当时确实产生了好奇，常在凯迪上出入的那些人的背景是什么？抽出了不少时间看了不少帖子之后，发现出入凯迪的那些人教育背景其实并不高，“平均”说来只怕连本科毕业都不一定能保证。与五六年前另一个骂得厉害的地方天涯比起来，凯迪上面的教育背景显然都是要低很多的。天涯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版面上面的教育背景似乎高一些，有的版面上面似乎低一些，而教育背景越底，似乎骂得也更厉害，但总体都比不上凯迪。
（这里插一句话，以上对凯迪教育背景的认识是五六年前，后来就一直无暇再去。直到前一段日子因为韩寒（或者韩仁均）的风波，倒是又去看了凯迪的几个帖子，发现凯迪的教育背景比五六年前有所提高，但也仅仅是“有所提高”而已。相对来讲在这个社会中还是比较“失意”的。）
当时看到这一现象后是有些诧异的，因为从常理来讲，在凯迪那里既然文化水平不高，那么他们实际上是属于这个社会的“失意者”。一方面，既然是社会的“失意者”，那么对政府与执政的政党破口大骂，当然是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但另一方面，既然是社会的“失意者”，那么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倒底是该支持倾向于社会平等抑富济贫的社会主义左派呢，还是支持倾向于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由资本主义右派呢？失意者比较多的凯迪骂政府正常，但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又一心想往自由资本主义，这难道不是与自身利益相违背么？
凯迪的这种现象好像是一个悖论，但其实也不是悖论。共产党从改革开放开始，其实走的就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那时候包括大名鼎鼎的体改所农发所在内的上层智囊，公开讨论的就是怎么样才能在制度上尽快地保证资本主义的实现。就比如说香港的“五十年不变”，是在说五十年之后香港回到社会主义么，显然不是。当时操刀“五十年不变”这个政策的那些高层的意思其实是说五十年之后大陆也“自然而然”地过渡到与香港相同的资本主义了，到了那个时候，一国两制自然也没有必要了。关于这一点，其实不少人的回忆录里面都已经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写出来了，甚至连大陆将来成为“资本主义”这样的字眼都完全没有隐藏与暗示，直接写在那里的。
这其实就是问题所在：现在社会不公、贫富分化、乌烟瘴气，凯迪的那些“失意者”们感受的最为明显，而你又在说中国当前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那不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又能骂谁？不骂你共产党的本国老祖宗毛泽东，还有外国老祖宗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又能骂谁？这样一来，凯迪的那些“失意者”们矛头所向，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实际上凯迪的现象，其实也是过去改革三十年的一个缩影。过去改革三十年每当社会出现问题，罪名总是要怪罪在左派的社会主义头上，而解决的方法就是进一步向自由资本主义迈进的“深化改革”这一条路。可以说，在政治上早已无权无势只能做一个旁观者的社会主义左派，在过去三十年中不公平地替大权在握肆无忌惮走向自由资本主义的体制派及右派所作所为的一切罪名。
过去几十年体制在享受了左派支持的同时，却又将罪名都推到左派头上。而体制派却又希望这样的红利可以永远下去，于是乎体制派就要拼命游说左派自己是中国走社会主义的唯一希望。你看就是在西西河，不少体制派开宗明义先强调自己“决对不是左派”，但同时又最爱在左派的圈子里讨论，为左派“支招”，替左派“谋划”，俨然将自己看作是左派的太上军师，将左派看作是自己理所当然的炮灰，不就是这个道理么？
凯迪的现象也并不是孤立的。九十年代的时候，眼看着国内的一切社会不公、物欲横流，就是高层知识分子也是像后来的凯迪一样将一切罪名归咎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头上呢！九十年代的那时候右派体制派每一次拿出“深化改革”这个无往不胜的利器，都会得到几乎所有高层知识分子的欢呼：既然改革三十年出现的一切罪恶都是因为高高飘扬的“社会主义”这个大旗，那么进一步地“深化改革”，与“社会主义”彻底决裂之后，这个社会难道不是会变得更好么？
只是眼看着改革越来越深化，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而社会的丑恶与罪孽却越来越多，不少人才开始认识到，中国这三十年罪恶的根源，原来绝大多数与“社会主义”无关，与“深化改革”有关。
这样的认识并不是一瞬间就为所有人接受的，也是有一个从上而下一步步的过程。经常出入凯迪的可能是受到教育背景的限制，未必能明了问题的真正所在，于是凯迪上的社会“失意者”一面大骂追求公平的社会主义，一面为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由资本主义欢呼，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左派知识分子认识到改革就是与社会主义告别并大步迈向自由资本主义的道路。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天然反对，以及对当前的体制就是自由资本主义道路的看护人这一现实的认识，也让左派知识分子与体制渐行渐远，从支持政府逐渐向反对政府改变。
立场偏右的知识分子们在认识到了当前的体制就是自由资本主义道路的看护人之后，也在从以前一贯反对政府的立场转变，越来越多的右派知识分子开始认同李泽厚“告别革命”的理念，与体制一步步结盟。
右派知识分子的转变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开始的时候，支持政府的右派仅仅是李泽厚等极少数精英知识分子，后来就扩散到更多的高层知识分子当中，再到了现在，连韩寒（或者韩仁均）这样在知识精英的圈子外徘徊的人物为了让自己“升级”到高端的精英圈子中，也要以否定革命的《谈革命》一文来作为投名状了。而这个投名状投的可不是左派，而是与体制结合的“告别革命”的精英右派知识分子圈。
不过，右派精英知识分子向体制靠拢告别革命，也同时就与凯迪这样的社会“失意者”渐行渐远了。凯迪是因为自身的感受而激烈的反对政府，右派精英知识分子一厢情愿地为了右派所谓的“大棋”与“大局”，而支持这个走自由资本主义的体制，当然是没办法说服凯迪的社会“失意者”的。而这也是韩寒的《谈革命》一文没有被右派精英知识分子攻击，却被一向立场偏右的社会“失意者”的凯迪毫不留情地攻击的原因。
所以么，一切“大棋”与“大局”都是不存在的。体制派用“含泪劝告相忍为国、以大局为重、莫中了西奴奸计”这样的“大棋”忽悠不了左派；体制派用“含泪劝告右派团结一致、无奈支持韩寒、莫让左派坐收渔翁之利”这样的“大棋”当然也忽悠不了社会“失意者”的凯迪。
左派的理想是社会平等与正义，而在金字塔式的社会中，处于金字塔顶的总是少数。一个社会中每个人最直接的感受还是自己在金字塔中的相对位置，而不是绝对的物质拥有。在一个科技高速进步、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中，也许可以劝说每个人与以前的物质拥有相比来短时间内获得内心的满足。而一旦科技与经济进步趋于停滞，要说服金字塔底端的群众放弃与塔顶的对比带来的不满，可就是难如登天。
这个世界难道真的不需要左派么？就是如凯迪，难道他们这些社会的“失意者”们就真的会对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由资本主义欢欣鼓舞么？这大概是左派也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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