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毛泽东又一度想赴俄留学,但因没有俄语基础而未成。繁重的革命任务，使毛泽东无法静心学习外语。他在延安时期自学过英语。但是，由于当时的战争坏境，学习受到很大限制。

毛主席1954年正式提出学习英文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提倡干部学习外文。这时有了非常好的条件，学英文才成为他的一种爱好。1954年，林克（原毛泽东英文秘书）到他身边工作时，毛泽东正式提出要向林克学习英文。但毛泽东并不使用英语教科书循序渐进地“上课”，而是自己设计了一种独特的“学英文”方式：念英语文章，一个词、一个词地查字典对照着念。毛泽东那时熟悉的英文词语并不多，于是先从阅读英文版《人民中国》、《北京周报》短文，新华社的英文新闻稿入手。

    众所周知，这种学英语的方法效率并不高，只有“吃力不讨好”，随读随忘记。但是毛泽东一意孤行。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一种外国文，争取在5年到10年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度”。1959年庐山会议初期，毛泽东重申了这一建议。70年代，他还提倡60岁以下的同志要学习英语。但是这些建议，实际收效甚微。

向外宾公开自己正在学英文

    1959年1月，毛泽东与巴西外宾谈起：“学外文好，当作一种消遣，换换脑筋。”外宾问毛泽东自己学习英文的情况时，他回答说：“在一字一字地学。若问我问题，我勉强答得上几个字。我要订五年计划，再学五年英文，那时可以看点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文章。现在学了一半，看书不容易，好像走路一样，到处碰石头，很麻烦。” 以后逐步学习《矛盾论》、《实践论》、《莫斯科会议宣言》的英译本。

    上世纪50—60年代，毛泽东学习英语的兴致最高。他在国内巡视工作期间,无论在火车上、轮船上，随时都用自己的方式“学习英语”。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声明》发表以后，12月17日，他又写信问林克：“莫斯科声明英文译本出版了没有？请你找两本来，我准备和你对读一遍。”如此这般将英文译本“对读一遍”，毛泽东遇到不少困难，生词很多。但毛泽东不畏困难。

    毛泽东说话的湖南口音很重，英语单词发音不准。

他就让林克领读，他跟着读。他自己再练习几遍，让林克纠正他发音不准的地方，但总是难以掌握发音要领。遇有生疏的单词或短语，他便用削得很尖的铅笔，在单词上注明音标，并在书页空白的地方，用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注明每个单词和短语多种不同的字义。在《共产党宣言》和《矛盾论》英译本上，他从第一页直到最后一页，都作了详细的注。直到晚年，每当他重读一遍时，就补注一次。

    学英语离不开词典。毛泽东身边经常放着英汉—汉英词典，备他经常查阅。《矛盾论》的英译本他先后学习过三遍，他喜欢把英语同汉语的语法修辞做比较，或者提出问题进行讨论。他说：“我学英语是为了研究语言，用英语同汉语来比较。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学点日文。”但毛泽东学习日语的愿望到死未能实现。

文革中间，红卫兵曾亲聆毛主席说英语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主席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蒯大富）长达五个半小时。根据韩爱晶的记录，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孙子兵法》，然后出人意料地自问自答：“什么叫兵法？谁学英语？阿特密尔就是兵法，阿达密尔孙子就是《孙子兵法》嘛。还是学英语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了亏，学外文要赶快，年轻时学好。”实际上，《孙子兵法》的英译文是Art of War（战争的艺术），译音应该是“阿特奥夫沃尔”，而不是“阿特米尔”。若非当时韩爱晶纪录有误，就是毛泽东发音不准。

    但毛泽东说自己学外文“半路出家”不完全准确，他接触英文实际上很早。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写的《毛泽东传》中提到，1910年毛泽东离开韶山老家，进入湘乡县城新式学堂——东山小学堂读书，那里有一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老师，教英语。所以，毛泽东是在16岁那年开始学习英语的。从16岁一直学到晚年，毛泽东的英语水平究竟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呢？

毛泽东在外国人面前“秀”英语

    毛泽东与外国人会面的时候，还喜欢“秀”一把英语。

    1970年12月18日凌晨7时许，毛泽东身着睡衣，膝盖上盖着一条毛毯，在中南海住处与美国记者斯诺海阔天空的谈话持续了整整5个小时，一直到午后（白天）1点钟。进“早餐”的时候，毛泽东宴请斯诺；王海容（记录）、唐闻生（翻译）作陪。宾主入座，毛泽东起立与斯诺热情碰杯。斯诺用中文祝酒：“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则用英语回应：“Long live Snow (斯诺万岁)！”毛泽东接着又跟坐在自己身旁的王海容、唐闻生碰杯，然后幽了斯诺一默：“我看你这个说了半天 woman（妇女）解放的人就是不尊重 woman，你都不跟她们碰杯……”。

     毛泽东在文革期间，还喜欢在接见外宾谈话时掺入几个英文单词。

     1975年4月18日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抵达北京，毛泽东当天便在中南海会见了他。两个老友寒暄，毛泽东居然说了一句英语：“Welcome （欢迎）！”可能因为L、N不分，毛泽东自我解嘲地说：“我发音不好，讲外国语。”

      双方谈完，金日成起身告辞，毛泽东却要金日成“等一下”，然后出人意外地问：“你们吃饭还用筷子吗？Two sticks（两个棍子）？”

美国解密基辛格与毛泽东谈话记录

     1973年以后，基辛格先后5次见到毛泽东。其中两次是陪同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还有3次是基辛格单独与毛泽东晤面。美国政府近年解密了这5次会见的谈话记录，人们得以了解冷战时期大国之间的合纵连横的往事，也使人们对毛泽东学习英文的心态略见端倪。

    1973年2月17日23时30分，毛泽东会见基辛格。谈话中，毛泽东对中国人学外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假如苏联丢了炸弹并杀死30岁以上的中国人，那将会帮我们解决问题。因为像我一样的老人不会学英文，我们只会读中文。我大部分的书是中文，只有少数的字典是外文，其他大部分的书是中文。”

    基辛格问：“主席现在正学英文吗？”毛泽东回答：“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我不在意这些传闻，它们都是假的，我认识几个英文单字，但不懂文法。”

    基辛格也不放过任何一个恭维毛泽东的机会：“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字。”

    对此毛泽东爽快地承认了：“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汇——paper tiger。”

    基辛格马上对号入座：“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宾主大笑。

      1975年10月21日晚，毛泽东再度与基辛格会晤。在这次会谈中，基辛格说“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敌人”，毛泽东用英语回答“Yes”，并且写在了纸上。基辛格马上恭维毛泽东“我看主席学习英文大有进步”，并要求毛泽东把这个字条送给他，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这张小小的纸条，是毛泽东流传于世的唯一英文手迹，而目前存在美国人手中。

1975年除夕——毛泽东最后的英文水平

    1975年12月31日子夜，毛泽东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

    这两名美国青年注意到，在他们面前，82岁的毛泽东尽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精疲力尽，“斗争”的话题却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

    毛泽东说：“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并且用他的湖南腔调的发音着重说出了英语：“Class struggle！”

    Class struggle这两个英文单词，既代表了毛泽东最后的英文水平，也代表了毛泽东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