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 辛子陵瘟疫小议 第一篇 辛子陵瘟疫简析 1 前 言
一个人如果力求使科学去适应不是从科学本身（不管这种科学如何错误），而是从外部引出的、与科学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卑鄙”。（马克思：《对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的发现史的评论》（《资本论》第四卷第二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Ⅱ（R72）P126）
如果用“自由意志”这个抽象概念来顶替有着行为的现实动机和受着各种社会条件影响的一定的人，如果只用人的许多特性的一个特性来顶替人本身，难道这不是荒谬的吗？（马克思：《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银行的措施》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J27）P579）
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末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思想的形式、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使人们行动起来的一切，都必然要经过他们的头脑；但是这一切在人们的头脑中采取什么形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种情况决定的。自从工人不再像１８４８年在莱茵河流域那样简单地捣毁机器以来，工人已经丝毫不能容忍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应用机器了。（P343）（恩格斯：《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于１８８６年初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P343）
一个人如果力求使历史去适应不是从历史本身（不管这种历史如何错误），而是从外部引出的、与历史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卑鄙”。（——笔者套用马克思论卑鄙的语录谈历史评价中的卑鄙）
反“辛子陵瘟疫”小议 第一篇 辛子陵瘟疫简析 1 前言
前 言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我退休的第五个年头里，竟然意外到遭遇了辛子陵瘟疫的伤害，并从此改变了我的退休生活。这都是因为辛子陵大作的缘故。我指的是辛子陵的大作《红太阳的陨落 千秋功罪毛泽东》。（辛子陵著香港书作坊出版二○○七年）
以下本文所指“辛子陵”或“辛子陵们”，除辛子陵外，至少还包括了为辛子陵大作写序的李锐、谢韬等等朋友。
本人是贵州某矿山的退休职工。由于长期在企业基层工作的碌碌无为，也由于西部的相对落后和矿山的相对封闭，本人不但在各方面都与辛子陵存在巨大的差距，而且也没有任何“理由”遭遇辛子陵。
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逼得我不得不在2009年春开始学习电脑，我是绝不可能读到辛子陵的。
我初读辛子陵时，就像被虏入魔窟，面对根本无法想象的邪恶、疯狂和妖魔化，我只感到心被撕裂，头被击晕，胸闷，烦躁，精神简直无法承受和濒临崩溃。尽管我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的种种假冒伪劣不是毫无思想准备，但我无论如何还是不敢相信，这种疯狂而肮脏的文字，这样荒诞而离奇的“逻辑”，这样毫无历史要素和理论根据的“历史评价”，竟然会产生在创造了灿烂文明史的中国，产生在“我们党”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产生在中国当代的“学者”、“精英”中间……
为了尽快摆脱这种突然遭受伤害和摧残的境地，我决心紧急自救！
于是，我开始沿着辛子陵的“足迹”，去查找辛子陵所引述过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并顺便翻翻辛子陵没有引述的部分，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晚期著作（因为辛子陵是不赞成列宁和毛泽东的，也是不赞成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的）。同时，我开始沿着辛子陵的“足迹”，去查找与辛子陵话题有关的资料（当然是网上资料，——因为辛子陵也是常常采用网上资料的）。同时，我也努力地对所有这些著作或资料，不断做些必要的分析解读作业，一个完全从零开始的分析解读作业……
不学习，不查对，不分析解读也罢，一学一查一分析，还真让我吓了一跳。仅仅几个月，我就不断地发现了辛子陵的说谎和造谣，偏见和诡辩，狂妄和武断，发现了他的“四无”（无知、无耻、无赖、无聊）有机综合症，以及他的超级极端主义、超级唯心主义、超级妖魔化，等等，等等，等等。这一切的一切，迫使我不得不自然而然地把辛子陵现象归结为“辛子陵瘟疫”。因为，辛子陵显然已经完全不习惯“摆事实，讲道理”了，他显然已经成功地修炼到了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疯狂境界，完全进入了“辛子陵瘟疫”的妖魔化境界。
之所以只能把辛子陵现象称为“辛子陵瘟疫”，因为：
不称其为辛子陵瘟疫，就不足以说明辛子陵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对马克思、恩格斯本人肆意进行歪曲、污蔑、阉割、虚无化和妖魔化所已经达到的“四无”（无知、无耻、无赖、无聊）程度和武断、疯狂程度，——顺便说明，本人发现辛子陵瘟疫的最先和最根本的依据，正是从发现辛子陵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对马克思、恩格斯本人肆意进行歪曲、污蔑、阉割、虚无化和妖魔化的一系列证据开始的；
不称其为辛子陵瘟疫，就不足以说明辛子陵对客观历史事实肆意颠倒黑白、歪曲、污蔑、虚无化和妖魔化所已经达到的无耻程度和疯狂程度，——顺便说明，本人只比辛子陵小10岁，经历了与辛子陵大致相当的历史时期；
不称其为辛子陵瘟疫，就不足以说明辛子陵对毛泽东的伟大思想和毛泽东的伟大事业肆意进行歪曲、污蔑、虚无化和妖魔化所已经达到的无耻程度和疯狂程度；
不称其为辛子陵瘟疫，就不足以说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当今国际大气候和中国的小气候下，辛子陵对我国社会的精神污染、对社会生态环境污染、社会思维环境污染所已经达到的无耻程度和疯狂程度；
……
所谓“辛子陵瘟疫”，其实就是一种以说谎和造谣，偏见和诡辩，狂妄和武断，“四无”（无知、无耻、无赖、无聊）有机综合症，以及超级极端主义、超级唯心主义和超级妖魔化为主要特征的，必然造成并继续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的虚无主义，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的虚无主义，特别是，必然造成并继续造成现实社会精神污染、社会生态环境污染、社会思维环境污染的“人脑病毒”，一种欺骗性极强，繁殖力和复制速度十分惊人，对一切人（不管什么派）的起码的、正常的思维能力和认识能力有极强破坏力的“人脑病毒”。
至于这种辛子陵瘟疫的形成原因，本人没有研究，也不打算研究，因为这根本就不是我的职责。不过，我愿意相信，“我们党”对此大概是会有所研究和有所发现的。
当然，我至少可以直接借用或套用邓小平的著名分析公式而对辛子陵瘟疫的形成原因有一个总体的认识。这就是：辛子陵瘟疫的产生是有其客观原因的，是由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所决定的，是迟早要来的，一定要来的。这大概是因为，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开始就有一个“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紧接着就又有一个同样最大的失误，——“不争论”。不争论，就是默认、容忍和放任，就是放弃和拒绝批判、斗争；而“教育失误”，当然不是不教育，——因为任何政党和政治家，特别是共产党或共产党的政治家，比如胡耀邦、赵紫阳、邓小平等等，从来就是抓教育的，从来就是没有停止过教育的。所以，“教育失误”就是失误的教育，错误的教育，负面的教育。正是由于这一切的一切，就让中国人的正常认识能力和思维能力，因为缺少不失误的教育的培养和缺少必要的争论的锻炼而退化和迷失；同时，又让妖魔化瘟疫，让辛子陵瘟疫，因为受失误的教育的培养，和受不争论的呵护，而得以滋生、泛滥和漫延。
如果借用恩格斯当年的一段话来分析当代辛子陵瘟疫的形成原因，可能比邓小平的“气候”论公式更加中肯和贴切。这就是：
“另一方面，‘创造体系的’ 杜林 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近来，天体演化学、一般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的体系如雨后春笋出现在德国。最不起眼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动辄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正如在现代国家里假定每一个公民对于他所要表决的一切问题都具有判断能力一样，正如在经济学中假定每一个消费者对于他要买来供日用的所有商品都是真正的内行一样，——现今在科学上据说也要作这样的假定。所谓科学自由，就是人们可以撰写他们所没有学过的一切，而且这被冒充为唯一的严格科学的方法。 杜林 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伪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这种伪科学现在在德国到处流行，并把一切淹没在它的高超的胡说的喧嚷声中。诗歌、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中有这种高超的胡说；讲台和论坛上有这种高超的胡说；到处都有这种高超的胡说；这种高超的胡说妄想出人头地并成为深刻思想，以别于其他民族的单纯平庸的胡说；这种高超的胡说是德国智力工业最具特色和最大量的产品，它们价廉质劣，完全和德国其他的制品一样，只可惜它们没有和这些制品一起在费城陈列出来２３５。甚至德国的社会主义，特别是自从有了 杜林 先生的范例以后，近来也十分热中于高超的胡说，造就出以‘科学’自炫但对这种科学又‘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２３６的各色人物。这是一种幼稚病，它表明德国大学生开始向社会民主主义转变，而且是和这一转变分不开的，可是我们的工人因有非常健康的本性，一定会克服这种幼稚病。”（恩格斯：《反杜林论》三个版本的序言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P345）
恩格斯曾经指出：
“看来任何大国的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德国党就是在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４１１的斗争中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的，在这个斗争中连吵架本身也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P651）的说教对于反对目前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幼稚病是没有帮助的。”（１８８２年５０．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P651~P652 ）
“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谁要是像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１８８２年 ５１．恩格斯致奥·倍倍尔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P653 ）
“每一个党的生存和发展通常伴随着党内的较为温和的派别和较为极端的派别的发展和相互斗争，谁如果不由分说地开除极端派，那只会促进这个派别的增长。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逃避批评，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１８８９年 ７４ 《恩格斯致格·特里尔》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P687~P688 ）
恩格斯说的当然绝不是什么方法问题，而是基本原则问题。因为，斗争和争论，在恩格斯看来，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其本身就是党的生命的存在方式，就是工人运动的生命的存在方式！
不过，我必须郑重说明，我根本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更不会像辛子陵那样枉称什么“正统”。我顶多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略知一二的人。幸运的是，恰恰正是这一点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让我终于能够识破辛子陵瘟疫。正因为我只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略知一二的人，所以，我根本不想把我的“反‘辛子陵瘟疫’小议”，把我对辛子陵瘟疫的批判，界定为什么事关工人运动生命的存在方式问题，或者什么事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和两个主义的斗争问题，——尽管辛子陵一直很是以“正统”者自居，一直很在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和两个主义的斗争。
无论如何，在我看来，瘟疫只是瘟疫。我只把我对辛子陵瘟疫的批判，看作中国人还能不能享有正常思维、诚实思维、理性思维、科学思维和负责任思维的最起码权利不受辛子陵瘟疫侵犯的问题，看作中国人还能不能在正常的社会生态环境和正常的社会思维生态环境下正常生存和正常思维的问题。
我由衷地主张，每一个中国人，不分种族、民族、地域、阶级、信仰、性别、贫富、年龄和职业，都应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竟然有辛子陵瘟疫的泛滥和漫延，而感到震惊、羞愧、焦虑并引起深思。我们应该万众一心，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正常的社会生态和正常的思维生态，维护中国人的正常思维、诚实思维、理性思维、科学思维和负责任思维的起码权利，而埋葬辛子陵瘟疫！
因此，我才决心沿着辛子陵的“足迹”，继续认真读辛子陵所写的“书”，想辛子陵所想的“问题”，并对照经典著作和相关的资料，来认真分析和研究辛子陵瘟疫。同时，我也决心开始我的关于批判辛子陵瘟疫的“小议”。我决心把这个本可以安享退休生活却又因为辛子陵瘟疫的肆虐而不得不重新看书和重新学习写作的痛苦过程，不但作为自我锻练、自我保护、自我解脱和自我检验的过程，作为防止辛子陵瘟疫这种“人脑病毒”的侵袭，以保持自己大脑思维健康的养心养脑过程；同时，还想把看书和写作的结果作为我向社会学习，向全国人民学习的引玉之砖，并为净化我们的社会生态环境、思维生态环境作出的一份贡献。
我由衷地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够通过对一系列基本问题（比如关于道路问题，关于主义问题，关于历史问题，关于学术问题，甚至关于常识问题等等）的正常的、诚实的、理性的、科学的和负责任的思考，以及通过正常的、诚实的、理性的、科学的、负责任的和从容的讨论或争论的过程，不但可能弄清楚一些关于主义问题、道路问题和历史问题的常识（对中国人来说，常识已经足够），可能弄清一些历史问题的事实真相，也借此丰富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并养成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和谐的新风尚。尤其重要的是，养成和保持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和正常的、诚实的、理性的、科学的、负责任的和从容的思维生态环境。因为，如果我们忘记了关于主义问题、道路问题和历史问题的常识，忘记了历史事实真相；如果我们不能养成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和谐的新风尚，那我们就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特别是，如果我们没有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和正常的、诚实的、理性的、科学的、负责任的和从容的思维生态环境，我们不但可能什么也不是！而且可能什么都是！！
无论如何，不能正常、诚实、理性、科学、负责任地思维和从容讨论，是可悲的；而放任和纵容以“四无”（无知、无耻、无赖、无聊）和妖魔化为主要特征的辛子陵瘟疫，更是可怕的。
但愿我不是杞人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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