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制度的“三条命脉线”和“两个动力源”》
——中国改革目标是什么为什么以及怎样实现
马格宁思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四日
引 言
中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与此同时，中国正处在社会矛盾凸显期，主要表现在：贫富差距、权力腐败、制度弊端、利益集团、弱势群体等。中国又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向左、向右、向前、还是向后？这的确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面对迷茫和彷徨，本文将以中国社会制度的“三条命脉线”和“两个动力源”展开论述，回答中国改革目标是什么？为什么？以及怎样实现？
一、中国改革目标即建立一种社会制度——回答“是什么”的问题？
中国改革目标是什么？这是我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开宗明义：中国改革目标就是要建立一种制度，即适合中国发展和富强的社会制度。根据“社会制度构成要素理论”，由苏联和美国两种模式，推演出中国模式及其制度，具体如下：
（一）苏联模式及其制度
苏联模式：“集权制、公有制、国家垄断、产品生产、计划经济”。
苏联制度：“社会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垄断的、计划经济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
（二）美国模式及其制度
美国模式：“分权制、私有制、私人垄断、商品生产、市场经济”。
美国制度：“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的、个人垄断的、市场经济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三）中国模式及其制度
基于“社会制度构成要素理论”，中国模式，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制度”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制度的“嫁接”“杂交”或称谓“社会制度构成要素的‘置换’和‘重组’”，生成了中国模式新的要素构成：即将“社会主义制度”的“集权制、公有制、国家垄断”之“社会性质”要素，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商品生产、市场经济”之“生产方式”要素相结合，形成了“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具体表述如下：
已知：苏联模式＝ 苏联（社会性质＋生产方式）
美国模式＝ 美国（社会性质＋生产方式）
中国模式＝（苏联模式－其生产方式）＋（美国模式－其社会性质）
＝（苏联模式社会性质）＋（美国模式生产方式）
＝ (社会主义社会性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集权制、公有制、国家垄断）＋（商品生产、市场经济）
＝“三条命脉线” ＋“两个动力源”
中国制度：“社会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垄断的、市场经济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小结：中国改革目标，是建立“中国制度”，由此便构成了中国改革目标——中国社会制度的“三条命脉线”和“两个动力源”。所谓“三条命脉线”：集权制、公有制、国家垄断。所谓“两个动力源”：商品生产、市场经济。
二、中国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社会制度——回答“为什么”的问题？
（一）对“三条命脉线”的诠释
1、第一条命脉线——集权制
中央集权制，解决社会组织的“统一领导”，社会资源的“统筹协调”，社会决策的“高效快捷”，社会行动的“举国体制”等问题。历史告诉我们：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凡是有统一的、集权的、强有力的领导时，国家是统一的、稳定的、繁荣的，否则必是分裂的、动乱的、衰败的。历史把中央集权制的领导权，赋予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历史的选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实行中央集权制，必须具备“四大前提”条件。具体如下：
（1）一元化多党合作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民主党派的多党合作制。
（2）一元化统一领导制：中国共产党对政党、人大、政协、政府、军队等的统一领导。
（3）一元化绝对指挥制：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党指挥枪”的原则。
（4）一元化更迭禅让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从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有六十三年了。中国共产党、国家和军队“党政军三权合一”的最高领袖，已经经历了四、五代（或者称届）：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这个具有中国特征的“党政军三权合一”的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更迭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遵循着“禅让制”的制度，实现了平稳的、顺利的国家最高权力的移交更迭。在这个过程中，全党、全国、全军是稳定的，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是稳定的。
2、第二条命脉线——公有制
在所有制的性质上，中国共产党“三个创举”：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全中国、全地域、全境内实现“公有制”，特别是实行“土地公有制”，结束了数千年来“土地私有制”的历史，这是“第一个创举”。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同时承认和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特别是除了生活资料之外的生产资料）的合法性，这是“第二个创举”。实现了“大公无私”之“公有制”与“小私无公”之“私有制”的分离、共生、并存的社会制度；“大公无私——共同富裕”与“小私无公——个人致富”，“大公”下允许“小私”的存在，“小私”不能侵害“大公”的利益，这是“第三个创举”。
正是这“三个创举”，在公与私上取得了“最佳契合点”。为中国的国家制度奠定了基础。让全中国人民在最基本的、最原始的生活和生产资料上，有了一个公平公正的最基本的保障。公有制是公平公正的基础、基石和土壤，是原始基点上公平公正的起点。具体如下：
（1）土地资源公有制：国家对“土地、森林、草原、江河、湖泊、矿产资源”等，均实行公有制，由国家代表人民行使其所有权。特别是“土地”永远都不能成为私有财产。
（2）国民经济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主体架构中，对于重要“生产资料”和“经济部门”等实现公有制。（国民经济：是指一个现代国家范围内各社会生产部门、流通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所构成的互相联系的总体。工业、农业、建筑业、运输业、邮电业、商业、对外贸易、服务业、城市公用事业等，都是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
（3）国计民生公有制：对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问题，如：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实行公有制、或准公有制、或者以公有制为主允，许其它所有制形式参加的实现形式。
（4）承认保护私有财产：2004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修正）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3、第三条命脉线——国家垄断
“国家垄断”：是解决“公平”与“效率”的一个“标尺”，是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经济的刻度指标之游尺。国家垄断，是建立在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在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经济中，国家垄断的比例与比重是可以调节的，主要取决于国家的政策取向。当国家在追求“公平”的时候，将加大“国家垄断”的比例比重，让“政府”来解决问题；当国家在追求“效率”的时候，将减少“国家垄断”的比例比重，让“市场”来解决问题。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如：民生商品、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国家垄断的比例与比重要高，以追求社会之公平，反之亦然。
“国家垄断”的比例与比重示意图
市场“效率”（100%-0%）———————(0%-100%）社会“公平”
说明：①：当“国家垄断”之指标游尺趋向“市场”方向时，说明国家垄断水平“低”，市场自由竞争比较充分，国家政策取向是追求市场“效率”。
②：当“国家垄断”之指标游尺趋向“社会”方向时，说明国家垄断水平“高”，市场自由竞争得到抑制，国家政策取向是追求社会“公平”。
实行“国家垄断”的“三种形态”，“两种形式”、“运行机制”、“国家脊梁”。解决国家掌控的“支点载体”问题。
（1）三种形态：国家对市场的垄断有：绝对垄断、相对垄断、放弃垄断的三种国家垄断形态。
（2）两种形式：国家垄断性公司企业，有“中央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两种形式。
（3）运行机制：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国家根据“国计民生”之“大计”，对各个经济领域实行控制和调解。国家垄断性公司企业，则是国家调控经济的“支点、载体”。工作原理：即“国家”通过“国家政策”的形式，掌控“国家垄断公司”，“国家垄断公司”用“市场经济”的手段，调节“市场”。解决调控的“手段、方法”问题。“中国模式”的运行机制：即中央集权领导下的国家垄断。国家垄断的“载体”是国家掌控的“国有公司/企业”。国家垄断比例比重关系的调节，即由实行“中央集权的制”的政府来实现。
（4）国家脊梁：“国家垄断企业”，它既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骨干和支柱，同时也是我们参与全球竞争，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入侵，体现中国经济实力和大国地位的坚强保障。
举例说明，我国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固定资产总额，在2001到2009年的8年间，增加了1.2倍(其中，央企资产总额增加了2倍)。国有企业的盈利更达到了天文数字。仅两家最大的中央国企中移动和中石油的净利润就超过了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利润总和。不仅如此，在国有经济之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以及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九大行业的重要骨干企业等，均是盈利的，均为国家创造财富的。这些大的国有企业，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脊梁”，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是抵御世界列强对我国经济入侵和占领的“屏障”，是将中国经济地位提升为“第二大经济体”的“火车头”。
小结：“集权制、公有制、国家垄断”是中国社会制度的“三条命脉线”，它决定着全社会的公平、公正、共同富裕。公有制是基础，集权制是保障，国家垄断是手段。这三者共同作用、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对“三条命脉线”的确立和捍卫，是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中国崛起复兴大业之根本，是国之命脉也。
（二）对“两个动力源”的诠释
1、第一个动力源——商品生产
追求财富，是人类的原始动力，商品生产，则是获得财富的方法和手段。实行“小私无公”、“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市场经济”动力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架构内，允许、鼓励、提倡、激励、刺激所有“自然人”、“法人”等，以追逐“利润最大化”进行“商品研发、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获取合法的利润。但是，商品生产的目的，不是用来满足自身消费的，而是通过交换来获得更多的、更大的“商品价值”的。也就是说是逐利的、甚至是贪婪的。也正是人类的这种逐利性、贪婪性，便使“商品生产”成为了“第一个动力源”。
一个生动的事例：鸟为什么要活着？人为什么要活着？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找到有说服力的答案。但是，鸟怎样才能活着？人怎样才能活着？这个问题应该是有答案的。用一句中国古老的谚语，或许是最好的答案，即“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此，我们将该谚语的语句进行少许调整，或可谓为“人无财则死，鸟无食则亡”。这一谚语阐述了一个公理：人的一生是离不开“财富”的；鸟的一生是离不开“食物”的。也就是说：人的一生是追求财富的，鸟的一生是追求食物的。这就是“人类”和“鸟类”的“第一个动力源”。理应如此吧！
2、第二个动力源——市场经济
中国共产党“第四个创举”：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集权制、公有制、国家垄断”是建立在“产品生产、计划经济”之上的；但是，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伟大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在“社会主义社会性质”上，运用生物遗传基因工程的原理“引进、嫁接、杂交”了“资本主义生存方式”，将“集权制、公有制、国家垄断”是建立在“商品生产、市场经济”之上的，实现了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结合。这是“第四个创举”，即最终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实现“市场经济”的“两项原则”，即“基础经济制度、追求效率理念。解决全社会的“效率、动力”问题。
（1）、基础经济制度：在中国建立、健全和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以“市场经济”制度，作为整个社会的“基础经济之制度”。即“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以国家垄断为调控手段和载体的市场经济”。即中国的整个经济运行，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制度之上的。
（2）、追求效率理念：实行“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原则，在国家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进行“充分的市场竞争”；追求效率和效益。
小结：国家与社会的责任是：充分运用“商品生产、市场经济”的手段，激发、激励、调动“自然人”、“法人”的“逐利性”，创造更多的财富，实现“个人富裕”。同时要通过“集权制、公有制、国家垄断”在创造全社会共同财富的同时，抑制、约束、遏制人的“贪婪性”！达到良性逐利，而非贪婪逐利，将社会财富蛋糕分配好，实现“共同富裕”。
三、中国怎样才能建立这样的社会制度——回答“怎样做”的问题？
中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仅用了3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用将近200年走过的路子。反过来说，西方国家200年之内积聚的矛盾，我们30年当中全部遇到了。西方国家有200年的时间来回旋、解决问题，我们没有。所以，中国正处在社会矛盾凸显期，矛盾之复杂，形势之严峻。林林总总、千差万别、诸多表象、错综复杂的各类矛盾和斗争，追根溯源主要表现在：贫富差距、权力腐败、制度弊端、利益集团、弱势群体等。
“中国模式”，从开始出现到现在，也只有三十多年的历史，还处在“雏形时期”。需要完善的地方还很多，就“中央集权、国家垄断”这两个方面而言。前者，主要是要解决好：权力的确定、权力的更迭、权力的监督、权力的腐败等一系列问题。后者，主要解决好：垄断而形成的“利益主体”或称“利益集团”，为维护其自身利益对“弱势群体”利益的侵害；以及“国家垄断”进入或退去经济领域的“进入与退去”制度与机制。解决“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在做大社会财富蛋糕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分配的公正和合理性问题（中国社会财富的六次分配）。对于“制度弊端”，需要社会制度的创新和制度建设来解决。这些都需要有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理论升华和不断实践的过程。“中国模式”的完善，将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路程，对此，应当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结束语
中国社会制度的“三条命脉线”和“两个动力源”，前者是“国家命运之所在”，后者是“国家动力之源泉”；国家命系“三条命脉线”——即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活力“两个动力源”——即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由此，决定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这就是中国改革的目标之所在、目的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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