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的本质是一种地方主义文化

      当我们天天谈西方民主的时候，可能许多人并不明白西方民主是个什么东西。也许有人说：就是一人一票选官员、选总统；有人说：民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也有人说：西方民主就是法治社会等等。这些说法不能说没道理，这些说法中也包含了西方民主的合理性成分，但有一个内涵大家却没弄明白：西方民主是西方文化历史长河的产物，是西方的一种政治制度，换句话来说，西方民主就是一种地方主义民主，这是一种具有强烈地域色彩的政治文化。注意：把西方的近代科技和民主混为一谈是极其错误的，正如中国古代发明的纸，在西方要求这种技术性的东西写上全是孔子一样是荒唐的。西方有多大，整个欧洲加起来的面积不及中国大，美国的面积远不及俄罗斯大，换句话来说西方全部加起来在地球上只是一小部分，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地域面积世界绝大部分地方不是西方世界，其文化发展的内容、民族心理结构等与西方绝不相同，各地方在利用同一科技手段的时候，各自的政治文化生活实际极不相同。

      我们谈这些，并不是说西方民主没有可取之处，只是说各自建立的文化心理结构基础不一样，各自所需要的民主内涵绝不可能相同，死搬硬套就是一种教条主义，就像中医看病，同样的病，不同的人，高明的医生绝不可能下相同的药，如是下相同的药，不是把病看不好，严重的引起人死亡，这一点，差不多是中国人都知道。我不知这么简单的道理要是西方人不明白还可以原谅，是中国人一天还鼓吹西方民主、西方政治不是智力有问题，就是别有用心，或是纯粹糊涂。应该把精力用在研究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点如法治化等，提出一套适合现代中国人的政治制度，即或不能全面提出，片言片语也可以，这比一味鼓吹西方民主的优越，全面西化，混淆是非好得多。那种在世界上推行西方民主、人权的狗屁膏药实质是不懂文化的特殊性，至少是一种教条。西方在世界上推行民主人权是西方的政治战略，在我看来西方民主在其他国家的所谓成功实质是不成功的，无论是东欧世界，还是中东世界，或是非洲，除了民主文化的合理成分外，其他什么都不会留下，留下的是灾难，这是一种在桑树上嫁接桃子，结出了无法吃的桑桃。要说成功，很大程度是西方的全球侵略性战略的成功，并不是什么人权、民主文化的成功。

       下面我简略谈谈西方民主文化的产生背景与文化心理结构和中国文化的心理结构。西方民主大家都知道它是建立在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契约社会中，这种社会强调个人人格的平等，但同时承认个人的差别。西方民主大家都知道最早期源于希腊的城邦共和共国，几个城市和地区组成的领土国家，众多城邦国家并列。城邦的政治制度虽然不是整齐划一的，有君主制、贵族制、僭主制、民主制等几种，但民主制是主体，众城邦在政体上的特点是没有中间层次，由君主、少数贵族寡头、或政治会议直接管理整个城邦，行使政治权力。即或不是民主制，有余力量的孤单，城邦之间的民主协作是一种必然。古希腊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奴隶制，城邦中的公民是自由的，享有政治权利，但广大的奴隶没有倒可政治权利。这种小城邦之间实力均衡，谁也不可能制服谁，但由于其地域的狭小，其物产之间的交换就频繁，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也是十分频繁的，这种频繁的交往交换，一方面促使人们不禁交换物质产品，也加强了思想交流，增加了个人的独立性，但同时纷争是必然的会出现，为消解这种纷争，促使人们之间平等对待的契约性的产生在客观上是一种必须。大家看看荷马史诗，其战争正是这种纷争的表现，长期的战乱的结果不是谁消解了谁，而是问题的解决，契约型的个人主义社会的形成成为一种必然。接下来古代罗马继承了希腊文明，先后经历了共和时期和帝国时期，他们突破了狭隘的城邦主义，提出了民主共和国的国家主义。民主共和制是罗马人政治研究的主题之一，西寒罗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使人类归于自然善良的状态。国家的统治的根据是人法，人类法的依据是自然法。自然法是存在于自然中的理性，是永恒的和普遍的正义。中世纪初期西欧一直没有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分散的小君主国是西欧主要的国家形式。中世纪中期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在国家的起源、目的和政体学说等方面都借助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但却走向神权高于俗权和君权神授的结论。亚里士多德我们知道他提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是最稳定的政体，这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之后之前的城市的独立与教皇、皇帝相持不下，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民主的发育不健全引起的灾难，但其根深蒂固的观念的形成。文艺复兴的兴起，重要的马基雅维利赞成民主，但他认为对他的时代是不适合的，《君主论》是其典型的观念的代表作，霍布斯通过《利维坦》也指出国家主义的重要性。资本主义革命的兴起，其卢梭、洛克、霍尔巴特等一大批精英的影响，为西方民主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后来的美国的民主，由于美国主要是西方人的后裔在美国的资产阶级胜利后建立，这一整套的民主、自由理念自然在《独立宣言》中予以确认。从这些简述可看出西方民主是具有深厚的西方文化特色的，没有这一系列的传承，这种在西方的观念是不可能在近代西方确立的。随西方科技的兴起，西方经济建立在殖民主义基础上越来越强大，中国人学习西方，误认为是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造成了西方的强盛，误认为是这些东西是他们的科技发达的原因，而不认真地考察这种文化的心理传承和经济兴起的是实质原因，却鼓吹西式民主，岂不荒唐？

      再来看看中国文化的传承。中国从传说的尧舜禹的禅让制时起，注重的是一种公天下，一种以品德和能力结合的贤人政治或说成圣人政治，贤人和圣人只是德与能的层次差别，从政治学意义讲本质是没有差别的。舜的历山经历、禹的治理洪水这些是具体表现。到夏的奴隶制国家的建立，到商朝成汤，再到周朝的文王武王，虽为奴隶制国家，但这些人是贤人或圣人治国的历史典范，为后代历史所颂扬、效法。到春秋时候，随着周室的衰落，孔子起而恢复周礼，提出以仁为中心的儒家学说，其目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希望回到贤人或圣人治国的境界，这成了后世的典范。到董仲舒提出摆黩百家，独尊儒术，在汉武帝的推动下，这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政治文化，以至发展为“三纲五常”，这一内涵在中国历史上的传承，直到近代才反思其对错。三纲五常具有历史的局限性，这不用怀疑，历代对三纲五常的解释也有所不同，但其基本内核和作用似乎没有发生变化。三纲不仅仅是一种道德规范、政治统治的需要，还有维系社会稳定的分工的含义。（关于三纲具有分工的意义方朝晖教授有这个观点，我深以为然）。这种分工推而广之的等级制度的建立实质也是一种分工，为何会如此？我认为这和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及以此形成的物产丰富的农业社会有关系，农业社会有一大特点是交换频率低，由于交换频率现对于商业社会的交换频率低，这种个人主义为基础社会中心就不易形成，相反，这种集体主义、集团意识反而易形成，以大禹治水为例：仅凭大禹少数人是治服不了洪水的，需要的是集体力量，个人在自然面前是渺小的，在这种环境下，形成的肯定是集体意识，而不是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社会意识，而这一点的事实，在古中国的地理环境下比比皆是，大禹治水只不过是众多集体战胜自然实例的一个典型例子而已，人和人之间还需要那种界限十分分明的契约吗？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五常”仁义礼智信反而成了人们必不可少的内涵才成为自然之理。再看一个典型的例子：大家细思中国五千年历史版图的演变，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以中原地区为核心，逐渐向东南西北扩展，中原地区以外古人称之为南蛮、北狄、西戎、东夷。中原地区又以公天下的圣人文化四方传播，孔子之后则以儒文化为中心向四方传播。儒文化的举贤任能，集体意识成了主流。中国有一个词很典型即“天下”，其实在中国人的心理这个“天下”就是大集体的意思，个人主义为中心很难立足，契约社会在古中国的建立就很难建立就不足为奇。无论是后来的程朱理学，王阳明的心学等都很难以个人主义为基础建立契约性的独立的社会空间，只能在个人的内心开辟天地。这就构成了我们民族的心理结构。是不是这种集体意识就抹杀了扼杀了我们中国人的创造思维？就要革集体思维、集体意识的命，根本不是这回事，关于这个问题我将专门写文谈到，这里就不插到题外去了。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的表现。

       这样看来，是不是这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两股文化就水火不容呢，事实上如是孤立看人文而不看科技有着这一个倾向性，但是，地球是一个整体，自然中蕴含的科技为代表的生产力不是私人的，交往始终在扩大，文化也不是封闭的，人类文明的全球化更不是近代才开始，只不过近代科技的进步加速了这一进程，这也给这两大文明的交融带来了机会，西方民主中的法治内容，东方文明中的集体意识走向融合成了一种必然。我一直认为历史对美国这个新生的国家不薄，曾把东西文明的融合机会给了美国，可惜美国以其资本主义的自私性、狭隘性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是满目苍夷，认为他们该统治地球，以他的民主人权为战略武器，是美国自身也元气大丧，这是天理吗？大概是吧。因此，把西方民主看成是一种普世价值是错误的，若把东方文化也看成一种普世价值也同样错误，何况在这个世界还有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非洲人民创造的文明等，只有相互融合吸收其优点，这才可能是一种现实的适合各民族需要的文明，在我看来完全意义的适合每一个民族的普世价值在短时期内根本不可能出现，存在的只是一种更适合自己发展的文明。同时还会伴生的是有强势文明，这种文明最好是各种文明融合走向一体的前身，但不是现在西方的霸权文明，只有这样，这种文明才长久，才是现在人类需要的文明。而这一点也是中华文明复兴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