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在久病不起、昏昏迷迷的一百多年前，被迫动过一次脑移植的大手术。从那以后，虽然巨人是被救过来了、活了下来，却打那以后，便留下了个“脑瘫”的后遗症。直到今天，新换上的、据说是比较现代化的“西脑”（也就是西式知识学术体系），似乎并不能满足和适应整个文明全面解决各种重大问题的需要，并不能支撑起日益强壮的大国躯体尽情地奔跑腾跃，并不能有效实现最追求集中统一之大一统文明的恢弘系统整合。而被摘除了组织的原本不可或缺之“中脑”（也就是中华道化学问体系），早已被当成一文不值的破烂垃圾，丢在了覆满枯枝瓦砾的无人问津的犄角旮旯。只是在极少数不愿忘却的人们心中，还留有一份敝帚自珍意味的美好形象。
说“脑瘫”，这是一种比较文明讲究、比较识大体顾全局的用词。其实，如果直接了当地说白了，这根本就是我们民族和文明的一种百年“脑残”！根本就是将自己原生大脑直接铲除掉的一种“脑摧残”！根本就是庸医们对待患病大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整体切除了再说的一种外科手术式的“脑袋搬家”！而不仅仅是有些脑“瘫痪”了、脑“疲软”了的之类等闲事。不捅破这层并不厚的纸，不这么直抵本质地狠狠扎上一针，我们今天麻木健忘到极致的很多人，竟然看不清事实的真相，竟然根本意识不到问题的极端严重性，竟然从来没有觉得我们曾经出过什么非同小可的状况！
如果，单从“西脑”植入“中体”后的功能表现看，难适应也罢，有冲突也罢，分裂作用很大也罢，口径太过狭窄也罢，无力系统整合也罢，统统以一个“瘫”字来讲，倒也都能说得过去。就是在堪称另半边“大脑”的治国执政那一端，我们虽也看到，没有了过去依道治学、以学理政之科举士大夫们的辅佐与共治，治国执政体系仅以豪迈的一己之力担当应对，固然踉踉跄跄、如履薄冰，且常常慨叹“抬头望天之人”何在，每每屈身“问计”“问政”于民，却总得来说，尚没有到“趴窝”的地步。甚至比之西学体系来说，“软处”不老少，但还不至于称得上“瘫痪”。这是从我们国家当下现存的“大脑”两部分来说的。这样看，当然在总体上以“脑瘫”论，是可以的，甚至都可以说是有些言之为过的。
然而，我看我们民族、文明的“大脑”， 到底是应该称作“脑瘫”，还是“脑残”，拟或只是“脑子笨”、不太灵光，那是有条件和标准的，是要讲依据与道理的。我的主要依据和标准，主要取决于三条。其一，看我们国家、民族和文明的“大脑”，在组织与形态上是不是健全完整的；其二，看我们国家、民族和文明的“大脑”，在机制机能上是不是统一有机的；其三，看我们国家、民族和文明的“大脑”，在功能作用上是不有效统合与智能运化的。也就是说，缺失了一大块的、有着明显分裂症的、达不到效能要求的，那一定是可以定性为“脑残”或至少“脑瘫”一级的。
看过之前本人关于中华学问与西式学术、中华依道学问体系与西式知识学术体系几篇论述的人，相信大家都能明白，我所说的中华“大脑”之组织形态残缺、机制机能分裂、功能效率低下，指的是什么了吧？没错，一百年前被摘除掉的、被替换下来的循道以求、道化而生之知行思用中华学问系统，便是我们“残缺”了的那一大块。由此“残缺”而造成的难以弥合之分裂症，而造成的难以智能高效之有机统揽，便是这次导致中华大脑“脑残”之外科手术留下的百年后遗症。
有人会说了，那是糟粕，是脑瘤，割掉就割掉了，何以言失？言残呢？我要说，是不是糟粕，是不是脑瘤，是不是割掉了这块我们的大脑就健全无恙、好过以往了？这些问题，谁说了都不算，只有事实说了才算。我们不妨去看看综合理性的中华道理，是怎么讲的吧。
第一，没了中华寻道、筑道、依道、道化学问系统以后（特别是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通道被废之后），是不是胸怀天下苍生、以学报国为民、追求内圣外王、致力于文明道统的学人群体和文人士绅，都作鸟兽散了？连续几代人的不懂、不专中华学问；现如今西学体系内的群体，少有人想着面对国家民族现实，以学报国为民，这些，都是不是当今中华文明复兴中欠缺强大社会力量与文化势力，只有高喉咙大嗓门呐喊却不见有多少迈步动静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如果说，过去怀有天下情怀、学优以为仕的中华学问人群体，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繁荣壮大之脊梁的话，那么，一百多年前的废除科举制，便是撤掉了特有精英群体形成和凝聚的阶梯、依托，打断了中华文明脊梁们的脊椎骨！这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正向调节力量，这个生发和看护中华文明最根本之道的社会阶层的全面消散消失，对中华文明整个体系和进程的断裂所产生的举足轻重之影响，是怎么说都不为过的。
不仅如此，我还有一个观点：中国在清朝覆灭后的百年里，所经历的千年难得一见之大乱、大偏、大沦丧、大忘本、大纷争、大专权等，包括辛亥革命后的乱象、共产党内一度的个人崇拜、一人专权、文化大革命以及现如今的精神、思想、道德之乱等，都与此直接密切地相关着。虽然历史不允许假设，但假如当初没有废除科举、连根拔起学问体系、消灭以学为仕者阶层，中国社会是不是还有一种强大的纠偏制衡力量？是不是这种力量毕竟多多少少还能约束矫正各种各样的极端与专权？应该看到，这百年来中国的很多乱象与问题，其实绝大多数并不是中华文明自身一直就有的，而是受到西方体系撞击后，在原有的体系遭到破坏而新的西式体系无法完全替代的情况下，所一股脑地产生出来的。这其中，有被昔日中华之道体系约束管制的污浊不堪之沉沙泛起，也有被近现代西方工业科技文明裹挟而入的乌七八糟之初生新乱。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楚客观的认知。
第二，治国理政之国家统治体系，是不是因为缺少了原来中国各朝各代最不缺乏或最表现出众的谋士、智囊群体，而倍感孤军无援、迷茫瞎乱？呼唤话语体系的问题，软实力、顶层设计、寻找“抬头望天”者的呐喊，问计于民的无奈，寄希望于文化体改的苦心，开设孔子学院，将孔像立起又拉走的乱试，等等，不都是因为没有能为国家治理者们指出阳光大道的人与群体吗？二十一世纪最缺什么？人才。现在中国最缺什么样的人才？最缺的是精通中华学问和深得中华之道体系精髓的人才，特别是这样的人才群体和这类人才群体机制化聚合成的社会力量！
中国中央集权制形成以后的历朝历代，在最高统治结构与形态上，都一直是一种世袭之君王、皇族与学而为仕之文官、士绅阶层携手共治的不变格局。虽然，在现实拥权、承袭、执政、治国上，君王皇族高高在上、大权统揽；可在寻道、释道、尊道、护道上，以学为仕的文人士绅们却又占据着高位、呼应着天下、教导规制着现实统治者的。这有点像世界上有些文明的政教合一，但却又不是。她是一种道与政的合一，而非教与政的合一。这是一种综合理性层面上的结合，这是一种牢固的知行理性体系之结合。这也是堪为全人类今后效仿的大格局体系下的超级理性统一大整合。一百年来，我们砍掉了这一半，不仅使得我们的大脑“残缺”了，也使得我们的文明再也难以为自己，提供知行思想家之群体、共识同循之大道、理性道理之运化和系统话语之表达了。所以，我将此一失，看作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在根子上的一种大缺失、大残缺。此失不补，不仅中华大脑是残缺、患有瘫痪症的，整个中华民族和文明也是不健全、不完整的。
第三，执政治国之国家统治体系及其直面现实管理社会的官僚公务员群体，在任何时候，无疑都是一个文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之“大脑”的一部分。然而，由于其着力点在维持统治体系正常运转上，在及时应对解决各种现实矛盾问题上；每个就职人员所担负的基本职责不是深入思考探究，不是搞学术做学问，不是更多地沉溺于认知和思辨中去，所以，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时间、精力、意愿、责任和机制保障，进入到学术学问领域，去做更为系统深入的学理、道与理之思考研究。这也就是为何几乎所有发达健全的国家、文明之上层建筑，都毫无列外地会给谋士、智囊、甚至学问家、学术研究者们，留有高位一席之地的根本原因所在。
可是，自废除科举制以后，中华文明、中国国家“大脑”的这一块便相当薄弱和瘫软了。我主要指的是紧贴政权统治的智囊谋略这一块。这其中，一方面，是由于谋略或智囊体系不健全、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所造成的，但更重要的另一方面，还是因全然不同的西式学术，无法起到中华学问寻道、尊道、护道作用所最终导致的。因为，谋略、智囊，是更基础、更深层、更系统学术学问体系的智慧运用和发挥。而中华现实学问体系，比西式知识学术体系更有利于谋略家或智囊们的孕育、生长、施展、出彩。西式学术，由其根本的分科制和追求学理目标所决定，在体制取向上并不支持面向社会现实和解决重大国家社会现实问题治学，在理性根基上也比之综合理性缺乏智能化与灵动性，所以，他们集体性地、成系统地特别蹩脚和不给力，是当今执政治国者们完全无法系统借助和依靠的智能脑力力量。此问题，我在前面《当今整个知识体系承受不了中华“大一统”之重》、《中华学问与西式学术的根本区别》、《西式学术面对中国问题时的十大蹩脚表现》等博文中已作了阐释，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第四，在中华学问系统当道的日子里，虽然君王皇族、天下广大百姓们，与以学为仕拥权的文士、士绅们，在精神思想文化上，也少不了矛盾、摩擦，可是，由于他们几方面不仅共同依循着一道“大一统”体系，由于中华高超学问能够有效地贯通统摄起天与人、皇权与天道、天道与民意、民心与社稷来，所以，我们看看历史，很少能发现自己文明就那么一个大脑，各部分还有互相尿不到一个壶里去的时候！
我不得不说，是西式学术制造着分裂。或者从根本上看，因为引入的西式学术，在过去和当今缺少具有高度整合力的中华学问之情况下，是必然会造成现阶段中华“大脑”的“分裂症”出来的。西式学术，本来就是分科化、分裂性的，本来就是只问学理不管现实、只管学科内在规律不管总体格局、只做单向探寻不及其他关联的，本来就不是站在国家文明的宏观演进层面上作经世致用综合大一统思考的，本来就不是具有强大体系统合之功能和全民聚拢之向心力的。如此一来，我们还能寄多大的希望给他们呢？
看看其所做的吧。是它，让治国理政的政府与提供学术理论思考的这两套系统，很难统合一道，协调一致，共同面对国际国内的各种复杂形势。在很多时候，他们跟着西方国家跑的劲头，要比跟着中国政府想法转的劲头大得多。为何他们端着共产党、中国国家的饭碗，却老是刚放下筷子就骂娘，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他们遵循的是西式学理、思想理念，而中国政府要面对的中国的国情、社情、民情，要顺乎的是中华文明的理路、中国人的民意，才造成了当今整个国家、文明大脑仅有这两部分的分离、分裂、难以贯通统合。
现如今，大家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了话语权的重要，越来越认识到一套能让国内外普遍信服的中国话语体系是必不可少的了。然而，中国话语如何能够撑得起、立得住、讲得通？明眼人都明白，这背后，是需要一整套的中华文明自己综合理性或者道理体系来作支撑、为依托的。没有一套最根本的中华理论体系，如何撑起一套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来呢？中国话语，要想确立撑起，要想让自己别人心服口服，最首要的先决条件必须是，我们先得阐发出一整套能服人的中华道理才行。没有让大家信服的中华道理，便不会有中华文明的话语权，便不可能有令人信服的中国话语体系！这是明摆着的道理。这无疑也是我们学界应该齐心协力、倾心倾力去完成的民族使命、时代使命。可是，面对这当今时代最重要的中国使命，面对那只能靠中国学人群体一肩挑起的千斤重担，西式学术知识体系，行不行？准备了没准备？有没有其不堪重负的难言之隐、力所不及的致命硬伤？这，不仅仅是当今中国学人应该认真思考的，也是政府和所有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人们都应关心和思考的问题。
从以上四点，我们可以看到，缺了中华道化学问体系这一大块后，我们中华文明的大脑，最少失掉了一半甚至最为重要的一多半。我们现今问题状况迭出，常常感到迷茫无助，甚至跟西方跟不下去、找自己找不回来，不再清楚地知晓自己那曾被公认的文明国度之身份，不再知晓自己那千年万变不离其宗始终遵循着的中华之道，不再知晓自己打从何处来、要到何处去，几乎统统与这种固有学问系统的缺失或者中华大脑的“脑残”，有着根本的直接关系。其实，在我看来，这些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一点是，民族大脑的残缺，导致了我们自省判断力的丢失。一个民族，出了很大问题的大脑，不仅浑然不能觉察到自己的“脑残”智障，而且还常常洋洋自得、镜中自美、自足自乐着，这，才是最最令人担心的事情！
现如今，党和国家倡导全国人民要致力于中华的复兴，海内外民众对复兴中华文化也是期待已久。可在这里，我不得不说，倡导和期待是一回事，找准站位路径和发动上路是另一回事。作为一个有所发现的登顶“回来人”，我不能不郑重其事地强调一个基本的观点，那就是，中华复兴，最根本的是，要以复兴中华固有的学问体系为突破口，要从重聚拓道为用的中华学统之社会力量开始。简言之，中华“脑瘫”一日不治，中华文明的复兴便一日难上正轨、一日无法落到实处。
我之所以在草根网的草根话题中，积极倡导吁请国家成立“中华复兴重建委员会”及其相关机构，就是想通过这种合乎中华之道居高“大一统”的特有体制化方式，为中华大脑的系统有机健全，为中华学问的归本凝聚重建，为中华文明的持久坚实复兴，做出一点少走弯路或四两拨千斤的积极推动与贡献。这种用意，相信熟悉和领悟中华之道真谛的人，应该是会理解和支持的。本人明知呼吁成立此一“中华复兴重建委员会”，即便仅仅是将建议提案送达高层，引起高度充分的重视，也是相当不容易的。但我有一个观点：终成，则立马便可踏入大道正途；难成，也会因启发和辨明，为未来哪怕是别样的寻道统合做出一些铺垫。此虽看似不成，实乃依然有成。这也就是为什么本人虽明知其之难，难于上青天，却还要积极地去争取、去努力、去推进的原因所在。
希望所有知其分量之特别重大者，知其对整个文明千百年之非常意义者，能与我等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奋斗下去，直到云开日出，我中华曙光普照的那一天。
我相信思想的力量。我更相信，亿万民众踏平一切成大道的精神回家之势、之能、之波澜壮阔、之无可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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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岩林的博客：wyl.caogen.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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