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民族关系，这是由西方国家的民族国家的性质决定的。抛开阶级分析，在民族国家，民族即国家，国家即民族，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高度结合在一起。从表面上看，一战二战是不同民族之间互相残杀的历史现象。一战二战固然是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战争，然而帝国主义的存在也需要具体的载体，没有本国民族力量的支持，一小撮帝国主义分子也翻不起风浪。
民族主义一旦和帝国主义结合在一起，民族意识无限膨胀，即使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也会畅行无阻。日本军国主义和大和民族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二战时期的日本影像资料证明日本大和民族支持军国主义海外扩张的狂热情绪。一九四五年，日本本土被美国空军无差别狂轰滥炸，长崎、广岛被两枚核弹夷为平地，大和民族利益丧失殆尽。战后日本人民告别尚武精神，喊出了一亿人民总忏悔的口号，接受美国强加给日本的非战和平宪法，取消军队，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这种忏悔终究是建立在民族主义之上的忏悔，是对于炸弹与核弹的忏悔。这种忏悔是为民族主义服务的，根据民族利益的需要，这种忏悔随时可以像旧抹布一样被遗弃。这种廉价的忏悔没有永恒的价值，随着国力的强大忏悔意识便会烟消云散，民族主义重新抬头。进入二十一世纪，日本公然违反「非战」和平宪法，开始向海外派兵，防卫厅升格为国防部，自卫队升格为国防军。
有一种看法以为资本无祖国，说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说明了资本与民族的分离，世界经济一体化减小了战争的可能性。然而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后，世界经济结构从高端到低端产业链的形成，其实就是民族利益链条的建立，是链接殖民与被殖民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其本质还是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资本不是孤立的存在，资本奴役的对象或许不分国界，但是资本赖以生存的国家机器是有国界的，没有美国强大的十一艘航母舰队，资本的象征美元就是垃圾。占领华尔街运动虽说是反对资本的运动，但是为什么美国民众早不占领晚不占领，等到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才起来呢？老布什发动了第一次伊拉克战争，美国民众不但选小布什当总统，还要全民一致支持小布什发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呢？说到底是民族主义的发酵。美国人相信跟着布什父子有饭吃有汤喝，美国人以为美利坚的导弹航母是自由民主的象征，导弹的爆炸是自由民主的礼花，他们不会理解伊拉克人民的苦难，也不会同情中国民众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输出了巨大的财富购买了巨额美国国债。今天美国民众占领华尔街，是因为垄断资产阶级过于贪婪引发了阶级矛盾。如果阶级矛盾得以缓解，美国民众是否还要支持小小布什对外侵略扩张呢？
民族主义，对于贫弱民族可以是民族解放的大旗，对于富强民族可以是耀武扬威的屠刀，民族主义不是普遍意义上的永恒价值。民族的意义在于确认自我与非我的界限，这种界限是文化的界限，是政治的界限，是经济的界限，说到底是自我与非我的利益界限。民族主义对于世界的认识只是停留在自我与非我的范畴，民族主义没有走出不同民族之间相互制约相互限制的范畴。黑格尔说「在别物中即是在自己中。在别物中返回到自己。」[1]。这是从相互制约相互限制的有限世界走向无限自由的大同逻辑。民族的即世界的，在世界中返回到民族自身。
那么这个世界在哪里呢？在于马列毛主义。文化的，天然是民族的，不同文化只能共处不能大同。经济的，是关贸的，因为是民族的。政治的，为经济的、文化的服务，因而也是民族的。究竟什么是「民族的即世界的」？阶级。阶级即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民族是国家的，因而是有限的。阶级即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因而即是有限的，也是无限的。文化可以不同，民族可以各异，但是阶级意识相通。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都存在着百分之九十九对百分之一的阶级矛盾。唯有阶级意识才能穿越文化的民族的国家的界限，打破经济的政治的吸血产业链，让不同文化不同民族拥有共同语言，从而使不同民族「在世界中返回到民族自身」。
丢掉了马列毛主义，我们只能捡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主义旗帜。民族主义旗帜，说到底是确认自我与非我之界限的旗帜。既然可以划分国与国之间的民族界限，那么国内的民族界限是否也可以划分呢？如果这样联系，藏独疆独岂不是民族主义旗帜的必然产物？西方人包括日本人，他们对于西藏新疆处于中国版图这个现实很不理解。这种不理解当然有希望中国四分五裂的晦暗心态，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冲突。民族国家是世界主流，中国搞多民族共和，他们认为是恃强欺弱，于是支持藏独疆独就有了道德意义。
高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同时让大和民族向中华民族作历史道歉，从情感道义上讲得通，也是十分必要的，但逻辑上未必讲得通。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即是大和民族的民族主义，这是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在逻辑上无法强调一方的存在而否定另一方的存在。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在对日关系问题上，毛主席的外交方针是以阶级分析区分日本劳动人民与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日本劳动人民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这就是「在别物中即是在自己中。在别物中返回到自己。」。没有博大的国际主义胸怀做不到这一点，民族主义者做不到这一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后究竟想做什么？民族主义者也说不清楚。二零零一年华人学者薛涌为日本当地市民做演讲，呈报题目『原子弹爆炸再评价』，结果惊动了当地市政府，引发了一场「外交危机」，演讲未果。[2] 其实日本每年八月十五「终战纪念日」年年在讲那个两枚核弹，大和民族从受害者角度大讲特讲「核爆」与「空爆」的惨无人道，却几乎不谈他们在惨遭核爆与空爆之前在东亚究竟做了什么。在日本对于『原子弹爆炸再评价』大和民族可以讲，非大和民族不可以讲，谁知道异族会站在谁的立场评价那个不堪回首的往事。这就是民族主义的狭隘性，在狭隘的民族利益面前，民族主义可以不讲普遍的道义。
『中国不高兴』这本书的出版，表明了国内存在爱国的民族主义者，这是好事。这些民族主义者和买办洋奴作斗争最有利的思想武器就是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这杆大旗在道义上未必能战胜西方的民主主义大旗。民族主义大旗举得再高那也是一国一族之大旗，而西方民主主义大旗如果包装得精巧一点那是国际主义大旗。民主无国界，西方及其跟班们站在跨越国界的道义制高点，可以对民族主义者横挑鼻子竖挑眼，呵斥民主大于主权。当今中国在国际上和西方的人权之战每每占下风，原因即在于此。西方是高屋建瓴，民族主义者只好仰脖受训没了脾气。
郭宇宽以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普世价值来证明日本是和平国家，得出结论「从政治体制和社会形态来看目前的日本恰恰是亚洲国家中离军国主义较远的一个」[3]。面对这种结论，民族主义者既要承认普世价值的普遍意义，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民主情结非常值得同情，其实笔者也有同样的情结。」[4]，又要割裂内政即外交的常识，说「民主诉诸的是一个国家的内政，在国际关系中迄今并没有民主可言。」 [5]，由内政外交的对立得出普世价值的悖论，「民主国家可以同时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可以同时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民主国家一旦发动战争，就是致命性的，灭绝性的，比专制国家要危险得多」[6]。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西方普世价值在内政上是普世的，而在国与国的关系中却是非普世的。民主与和平的对立，招来了中国「自由派」的一片嘘声[7]那是必然的。「自由派」的和平思想内外同一，如果不戳穿西方民主的假面具，他们起码能够自圆其说。「自由派」说昔日日本侵略成性，是由于「没有虚心学习西方的文化，特别是没有形成现代人权观念和人道主义思想」造成的[8]，这是自由民主西化派的铁律。这个铁律在当今中国畅行无阻，「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通过不断地深化改革来解决」。任何丑恶现象，都是不民主不自由造成的结果。在这种铁律面前，民族主义者为了证明民主不一定就是和平，于是只好从现象证明现象，从历史事件证明历史事件。从现象到现象，不要说说服别人，恐怕连自己未必能说服。
西方资产阶级的铁律，之所以称之为铁的规律，在于偷梁换柱瞒天过海的伎俩。西方资产阶级有一个著名的铁律，价值的三位一体。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个铁律在当今世界依然是响当当的令人深信不疑的公理。在资产阶级看来，即使工商利润也是资本的利息。利息、地租、工资都是价值，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人的欲望。奇妙的是相同的价值却由各自不同的东西产生，资本、土地、劳动，如此不同的东西竟然在价值的中介之下并列在一起。资本——利息，在资本家看来他的利息是由原材料、生产工具这些「物」衍生的。土地——地租，土地更是与天俱籁的浑然之「物」，这个浑然之「物」竟然生生不息衍生利息。劳动——工资，劳动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这是和人类社会形态没有关系的人类异于动物的标识。原始人懂得劳动，奴隶也懂得劳动，难道原始人和奴隶也有工资报酬？
这个三位一体公式无非是想告诉人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犹如黄土高山天长地久，是恒古不变的真理。为了说明这个真理，资产阶级偷梁换柱，物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瞒天过海，造成资本、土地、劳动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关的假象。资本实际上是垄断生产资料的特权，土地实际上是垄断土地所有权的特权，劳动实际上是雇佣劳动的代名词，这些都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特定阶段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特权的，剥削压迫没有特权的。没有特权的，只有成为雇佣劳动者。工资是雇佣劳动者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价值的价格，利息、地租是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商业、金融、土地不会创造剩余价值，不会创造社会财富。这是科学论断，不是想当然的推想，都写在马克思的『资本论』。
知道了西方资产阶级铁律的含义，就会明白西方资产阶级贪婪与虚伪的两重性。西方资产阶级贪婪与虚伪的两重性，是理解西方资产阶级普世价值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金钥匙。自由——剥削，平等——阶级，民主——特权，法治——专制，这是西方资产阶级丛林法则的四位一体。西方资产阶级与动物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虚伪——自由、平等、民主、法治。西方资产阶级与动物相同的地方就是贪婪——剥削、阶级、特权、专制。因此西方世界是人类战争的策源地。哪里有资源哪里就有西方资产阶级，哪里有劳动力哪里就有西方资产阶级，西方资产阶级的利益没有国界。郭宇宽说什么「尊重人权的观念广为普及、人道主义深入人心」[9]是避免侵略战争的文化力量，难道一个「人权」一个「人道」就能遮盖西方资产阶级的贪婪与虚伪？狼因为学会了宣传「羊权」与「羊道」就再也不会吃羊？
中国民族主义者如果认清了西方资产阶级贪婪与虚伪的两重性，他们就有可能转变为马列毛主义者。毛主席首先是伟大的民族主义者。「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10]。「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11]。毛主席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12]。在一九七二年中美联合公报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中国决不做超级大国，并且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民族主义只有和马列毛主义结合起来，才能是伟大的民族主义。脱离了马列毛主义的民族主义是背离劳动群众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因而是代表一小撮人利益的民族主义。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使劳动群众成为一小撮人的利益工具。
民族主义只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才能是伟大的民族主义。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以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十七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这是马列毛主义者领导中国人民发扬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取得抗美援朝与援越抗美战争的胜利，支援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事业的必然结果。只有马列毛主义者才能有胸襟有气魄即是伟大的民族主义者，同时也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
为人民服务，这是马列毛主义者成为伟大的民族主义者的理论基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马列毛主义者成为伟大的国际主义者的思想源泉。西方资产阶级绝不会成为国际主义者。西方资产阶级打着自由民主旗号强加给世界人民的世界经济一体化，不过是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马列毛主义者从来不怕来自西方世界的威胁，马列毛主义者更不介意来自西方世界的品头论足。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马列毛主义者坚信，敌人一天比一天烂起来，我们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1]黑格尔『小逻辑』二〇〇九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一版200页
[23456789]王小东：难道我堂堂中华只能做这种“弃妇”态吗？
[10]毛主席：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11]毛主席：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
[12]毛主席：纪念孙中山先生(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王小东：难道我堂堂中华只能做这种“弃妇”态吗？
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202/294234.html
王小东：中国成为大国中的大国，一定是天命所归！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202/2930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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