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如果力求使科学去适应不是从科学本身（不管这种科学如何错误），而是从外部引出的、与科学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卑鄙”。（马克思：《对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的发现史的评论》（《资本论》第四卷第二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Ⅱ（R72）P126）
如果用“自由意志”这个抽象概念来顶替有着行为的现实动机和受着各种社会条件影响的一定的人，如果只用人的许多特性的一个特性来顶替人本身，难道这不是荒谬的吗？（马克思：《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银行的措施》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J27）P579）
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末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思想的形式、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使人们行动起来的一切，都必然要经过他们的头脑；但是这一切在人们的头脑中采取什么形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种情况决定的。自从工人不再像１８４８年在莱茵河流域那样简单地捣毁机器以来，工人已经丝毫不能容忍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应用机器了。（P343）（恩格斯：《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于１８８６年初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P343）
一个人如果力求使历史去适应不是从历史本身（不管这种历史如何错误），而是从外部引出的、与历史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卑鄙”。（——笔者套用马克思论卑鄙的语录谈“历史评价”中的卑鄙）
反辛子陵瘟疫小议 第一篇 辛子陵瘟疫简析2
关于辛子陵的所谓邓小平“遗嘱”问题的几点分析
第一，从“违心”说本身的内在逻辑看，不能排除邓小平这个“遗嘱”本身的局限性和“违心”性
第二，从“违心”说提出的时间看，“违心”说似应包括了或暗示了邓小平对历史《决议》的某种正确反思，而绝不是要继续历史《决议》的错误，以否定和妖魔化毛泽东的意思
第三，从历史《决议》形成的内在逻辑看，历史《决议》绝不可能是“违心”的
第四，从历史《决议》的事关重大看，历史《决议》绝不可能是“违心”的
第五，从历史《决议》的形成时机看，历史《决议》绝不可能是“违心”的
第六，从历史《决议》的酝酿和产生过程看，历史《决议》绝不可能是“违心”的。
第七，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关于看，历史《决议》绝不可能是违心的
第八，正确评价毛泽东，确实需要良好的政治气氛和思想文化环境
辛子陵为了彻底否定和妖魔化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时代，竟然挖空心思地想首先否定和推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81年6月27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以下简称“历史《决议》”）。而为了否定和推翻历史《决议》，辛子陵竟然要极力找到一个政治的和道义的“理由”，以便彻底推翻历史《决议》，和“重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历史。于是就有了所谓的邓小平的“违心”说“遗嘱”。
我们普通中国人是根本无法去核实或证明邓小平“遗嘱”的有、无和真、伪的，是很难肯定或否定这个“遗嘱”的存在的。不过，为了进一步讨论的方便，我们不妨先假设辛子陵所说的所谓邓小平“遗嘱”是存在的。
但是，即使存在邓小平“遗嘱”，也绝不能成为辛子陵否定和妖魔化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时代的理由。因为，这里首先有一个如何理解和执行邓小平“遗嘱”的问题。当然，更加主要的是，不管邓小平有没有“遗嘱”和有什么“遗嘱”，都根本不可能对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时代产生什么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因为，只有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时代本身的内在规定性和历史地位，才是评价的根据。
辛子陵在他的大作中，是这样介绍邓小平“遗嘱”的：
“邓小平、胡锦涛关于重新评毛的谈话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做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做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邓小平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五日 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注：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五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中共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熔基、刘华清、胡锦涛外，还有邓小平、陈云、彭真、万里、薄一波、杨尚昆、王瑞林。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若干年后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一生功过，要做出科学、全面评价的讲话。当时江泽民在会上提出，对小平同志这一谈话纪要及其他同志的发言纪要，作为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议题存案。在会上曾举手表决，一致通过。
当年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志的意见、决议是存在的，我个人是理解的，迟和早要解决好的。这是建国后很主要的政治问题、党的组织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或许能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处理好。当前工作千头万绪，待解决的问题、矛盾较多，如能在较平和的政治气氛、环境下解决对毛泽东的一生的评价，就能有较大的共识。
——胡锦涛二○○四年七月与万里的谈话 ”
（以上见辛子陵大作“简介”紧后之“邓小平、胡锦涛关于重新评毛的谈话”）
在李锐的“序”中，也有与辛子陵以上大致相同的内容。
如果辛子陵以上所介绍的关于所谓邓小平“遗嘱”的“情况”是千真万确的，那么，我们至少应该从中注意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从“违心”说本身的内在逻辑看，不能排除邓小平这个“遗嘱”本身的局限性和“违心”性
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邓小平“遗嘱”本身，也同样很可能就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同样很可能也“是违心”的。因为，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之一，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泛滥成灾。另一方面，历史事实一再证明，邓小平已经不止一次地在重大问题上受到“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而表现出或承认他的局限性和“违心”性了。所以，这一次，辛子陵和我们，同样都是不能排除邓小平在“遗嘱”本身问题上也可能存在的，几乎是习惯性的、标志性的局限性和“违心”性的。
换句话说，邓小平的“违心”说“遗嘱”，既可以或可能是对左派说的，也可以或可能是对右派说的。辛子陵从邓小平的“违心”说“遗嘱”中竟然直接读出邓小平是要进一步否定和妖魔化毛泽东的暗示或明示的意思，显然至少是片面的和一相情愿的。
第二，从“违心”说提出的时间看，“违心”说似应包括了或暗示了邓小平对历史《决议》的某种正确反思，而绝不是要继续历史《决议》的错误，以否定和妖魔化毛泽东的意思
辛子陵所说的邓小平的这个“违心”说“遗嘱”，据说是形成于1993年1月。因此，有必要提醒注意从历史《决议》正式形成（1981年）一直到1993年这整整12年（跨14个年头）中，国内小气候和国际大气候的种种气象。
早在邓小平的这个“违心”说“遗嘱”之前不到四年的时候，即在历史《决议》诞生后大约八年的时候，即在中国发生资产阶级自由化、动乱和暴乱的 1989年夏，正是邓小平自己，在挺身而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平息动乱、暴乱之后的第一时间，曾经公开（通过电视向全国直播）说过，资产阶级自由化、动乱、暴乱是一定要来的，必然要来的，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的小气候所决定的；同时，他还说过，（改革开放）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而且，正是邓小平自己，在宣布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宣布不搞政治运动之后，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接连斗（或搞）倒了“我们党”的两个总书记。
以上情况说明，如果邓小平真的在1993年有过关于历史《决议》的“违心”说“遗嘱”的话，那么，邓小平自己此前在历史《决议》之后的所作所为，特别是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动乱和暴乱，斗倒“我们党”的两个总书记，并且公开作出关于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新思考的讲话，公开作出关于改革开放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的新思考的讲话，等等，等等，所有这些才最应该是或就是邓小平“遗嘱”中的最基本的、最新的、最确定的和最公开表达过的含义。无论如何，邓小平绝不可能是要继续那个“最大的失误”，去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无视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继续那个“最大的失误”，去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彻底否定、彻底妖魔化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意思。我的以上这种分析判断，甚至可以直接从邓小平早在主持酝酿和形成历史《决议》的全过程中所表明的立场和态度中，得到证明。当时正是邓小平一再坚持并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邓小平一九八○年 十月二十五日 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很显然，邓小平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立场和态度，是十分明确的。特别是，邓小平在历史《决议》之后的1989年对历史《决议》中所涉及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显然有过新的思考和公开的表达，也是十分明确的历史事实。我相信，邓小平在1993年发表他的所谓“违心”说“遗嘱”的时候，绝不至于已经忘记他自己在1989年所曾经得出并公开表达过的新思考的；我同时相信，邓小平在1993年发表他的所谓“违心”说“遗嘱”的时候，也绝不至于无视国际大气候中刚刚发生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新气象和新变化的（邓小平对此理当有新的思考，可惜本人孤陋寡闻）。一句话，我愿意相信，“我们党”的大多数成员和全国人民的大多数成员，是不会无视资产阶级自由化、动乱、暴乱的历史事件的，不会无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历史事件的，是不会误解邓小平的立场和态度的。
只有像辛子陵这类自称“正统”而实际上纯属“四无”（无知、无耻、无赖、无聊）的有机物，才会固执地相信，并且居然还要极力让别人也相信，邓小平1993年的所谓“违心”说“遗嘱”，就是为了彻底否定那个由他自己主持制订的历史《决议》，就是为了彻底否定和妖魔化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只有像辛子陵这类自称“正统”而实际上纯属“四无”无知、无耻、无赖、无聊）的有机物，才会固执地相信，并且居然还要极力让别人也相信世界上有这样的逻辑，即：“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不但可以是与毛泽东毫不相干的（？），而且我们党居然完全有能力（？），可以在接连犯了几十年“错误”的毛泽东的“独断专行”领导下，创造出与毛泽东毫不相干的“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呜呼！呜呼！！呜呼呼呼！！！
第三，从历史《决议》形成的内在逻辑看，历史《决议》绝不可能是“违心”的
如果邓小平的“违心”说“遗嘱”中的所谓“违心”，是指决议酝酿和形成过程中的各方立场、观点的碰撞、切磋，特别是指各种立场、观点相互之间最后的妥协、让步，那么，几乎可以说，所有的决议对多数当事人来说，就都是“违心”的了。而如果考虑到决议之所以能够最终达成，就正是因为多数人的最终共同接受，那么，几乎可以说，所有的决议对多数当事人来说，就都不是违心的了。
以上关于历史《决议》形成的内在逻辑充分说明，辛子陵所谓的邓小平的“违心”说“遗嘱”，是完全违背常识的。
特别是，如果考虑到历史《决议》正是在邓小平和胡耀邦的直接主持下形成的这个事实，那么，由邓小平来提出有关历史《决议》的“违心”说“遗嘱”，就是对邓小平自己的否定和妖魔化了。这显然是不可思议的。
第四，从历史《决议》的事关重大看，历史《决议》绝不可能是“违心”的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无疑是我们党建国以来的一个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这是建国后很主要的政治问题、党的组织问题”。这不但直接关系到“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关系到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评价，同时，也是对党的指导思想、唯物史观、历史评价能力、历史责任担当能力和执政能力的一次直接的重大考验。既然历史《决议》这样事关重大，那么，这个据说历时两年左右，集中了全党4000来人（相信这4000来人的大多数都是“我们党”的各类“家”、“长”和“精英”）的辛勤劳动和集体智慧的历史《决议》，尽管无论如何是难免有局限性的（因为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局限性的认识。本人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中，对历史《决议》的局限性有专门的分析。），但是，难道有什么理由可以说历史《决议》是“违心”的吗？
无论是从所讨论的问题本身的政治的和历史的分量，还是从党的全会本身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责任，难道有什么理由容许全会作出一个“违心”的历史《决议》吗？
既然，辛子陵说邓小平说过，“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那么，至少可以或应该指出哪些“历史是不实的”。究竟是什么功的历史，还是什么过的历史不实？
既然，辛子陵说邓小平说过，对毛泽东的全面评价需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做出全面评价”，那么，为什么当年又要匆忙地在1981年就作出评价，而且是作出“违心”的、“不实”的评价呢？
既然，辛子陵说邓小平说过，“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那么，为什么不把毛泽东那些“摆着的”的功过统统“摆”出来？为什么还要这样担心那个“不必担心”的问题呢？为什么还要把那个“不必担心”的问题，“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做出全面评价”？为什么还要把那个“不必担心”的问题，通过所谓“违心”说“遗嘱”而掰成几个问题，想分成几次（？）会议和几个（？）决议来处理呢？难道不担心这样精心安排的会议和得出的相应决议也会或至少是也可能会形成一个结论推翻一个结论的局面吗？
既然，辛子陵说邓小平说过，“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做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那么，为什么“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竟然会总是表现为对大多数党员和人民的不相信，而要作出“违心”的决议呢？为什么“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竟然总是表现为这样不自信呢？为什么会对“人民会理解、会支持”又总是表现为这样不自信呢？难道不相信或不敢相信现在的人民的人，真的可能会相信以后的人民吗？
总而言之，如果历史《决议》真像辛子陵所说的是一个“违心”的决议，那么，这简直就是“我们党”的一个历史的玩笑、历史的闹剧和历史的耻辱；或根本上就是一个历史的谎言和骗局。这是在亵渎“我们党”自己的党性原则、历史地位和历史责任！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党”的历史功绩和领导地位，才真是要被这样的全会和这样的历史《决议》所葬送了！
马克思主义者是批判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是辨证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的策略是以坚持正确的理论原理为前提和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无法设想，共产党的一次如此重要的全会和一个如此重要的历史《决议》，会因为策略上的考虑，而不惜牺牲党的原则，牺牲党的正确的理论原理和牺牲党的主义；甚至不惜牺牲历史本身！
如果邓小平的“违心”说“遗嘱”，真的是说历史《决议》是违心的，那么，这就是说，邓小平承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犯了完全类似于1894年恩格斯所批评的德国社会主义党代表大会那种“党代表大会把党置之不顾”的机会主义错误了。这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我们党”来说，显然是不可思议的奇耻大辱。
难道中国共产党是靠说“违心”话生存的吗？难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靠说“违心”话维持的吗？难道现代民主政治离不开说“违心”话的政治家和政党吗？
当年，恩格斯针对德国社会主义党代表大会上出现的“党代表大会把党置之不顾”的机会主义错误问题，曾经明确指出，必须“溶化”党内的那些非无产阶级分子及其思想，“我们能够溶化他们。但是必须促进这个过程。为此就需要加盐酸；如果盐酸不够（象法兰克福所表明的那样），那末现在应该感谢倍倍尔，他正是为了使我们能够很好地溶化这些非无产阶级分子而加了盐酸。恢复党内真正和谐的途径就在这里，而不在于否认和隐瞒党内一切真正有争论的问题。”（P315）（恩格斯：１７６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４日于［伦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上） P315 ）
第五，从历史《决议》的形成时机看，历史《决议》绝不可能是“违心”的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在毛泽东死后和粉碎“四人帮”后大约五年左右的时候作出的，所以，所谓“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至少已经完全不是因为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不是因为他的“骄傲”和“独断专行”；也完全不是因为“四人帮”的横行霸道，等等。尤其是，中国社会已经经过了清理阶级队伍，平反冤假错案，经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和初步的思想解放，等等，等等，已经初步完成了政治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了。所以， “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无论如何，已经不会或基本不会因为“左”的原因而影响到党的全会“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至少是已经绝不会因为“左”的原因逼着党的全会去人为地拔高（？）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而最可能出现的只能是相反的倾向，即过度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倾向。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开始在当时的中国泛滥，并得到了党的高层（比如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放纵和支持。在这种“解放思想怎么也不会过头”（见《光明日报》）的气候条件下，居然还要说党的全会所作出的历史《决议》是“违心”的，而且还要说这种“违心”指的居然就是对毛泽东否定得不够，妖魔化得不够，这岂不是太低估了“我们党”和我们中国人的智力水平？太丑化了中国共产党的全会和邓小平、陈云等等老人？也太高估了辛子陵们自己的智力水平？
难道能够想象，由邓小平和胡耀邦所直接领导和主持的，经过如此从容而充分准备的中国共产党的全会，居然会选择在一个不适当的时间，就一个不适当的问题，作出一个“违心”的历史《决议》吗？
为什么我们党在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居然没有在事前考虑或事后谈论“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呢？为什么我们党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平息动乱、暴乱的时候，也没有在事前考虑或事后谈论“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呢？为什么偏偏要在党的一个历史《决议》作出大约十二年之后，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平息了动乱和暴乱大约四年之后，却重新大谈这个历史《决议》形成时的所谓“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呢？！
如果“我们党”的这样一个经过从容准备和反复酝酿所产生的历史《决议》尚且可以是“违心”的，那么，“我们党”在历史《决议》之前，在相对紧急的历史关头所作出的粉碎“四人帮”的历史决定，以及“我们党”在历史《决议》之后，在同样相对紧急的历史关头所作出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特别是平息动乱和暴乱的历史决定，是不是更加可能或至少是同样可能是“违心”的呢？
辛子陵闭口不谈“我们党”在相对紧急的历史关头所作出的粉碎“四人帮”的历史决定，以及后来所作出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特别是平息动乱和暴乱的历史决定，是不是也有可能是“违心”的；闭口不谈在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所作出的某些决定，是不是也有可能是“违心”的；却单单大谈特谈历史《决议》的所谓“违心”问题，而且是露骨地懊恼当年的历史《决议》胆子不大，对毛泽东下手不狠，否定不够，妖魔化不彻底……辛子陵岂不是利令智昏，荒唐透顶，疯狂透顶，妖魔化透顶！
难道“我们党”的历史《决议》，不是根据“我们党”的历史作出的，而是根据“我们党”内某些人的需要作出的？！
第六，从历史《决议》的酝酿和产生过程看，历史《决议》绝不可能是“违心”的。
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下，由邓小平和胡耀邦主持进行的。起草小组主要由胡乔木负责。邓小平自始至终牢牢把握着历史《决议》的基本方向和精心组织着决议的基本观点、主要观点。从一九八○年三月到一九八一年六月，邓小平多次讲话对历史《决议》起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其中，公开载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讲话就有九次之多。从这些讲话内容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始终清醒地反复纠正着过度否定毛泽东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的错误倾向。正是因为邓小平的认真把握和精心组织，才保证了决议的基本方向、基本立场和主要观点的正确。其中，在第九次讲话时，邓小平曾经这样指出：
“总的说来，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这个决议写了一年多了。中间经过四千人的讨论，以后是几十人的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这次六中全会预备会的讨论是第四轮了。我看是相当认真、严肃，也相当仔细了。”（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的讲话》（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P307）
由此可见，辛子陵硬说邓小平说过，由他邓小平自己亲自领导和组织制订的历史《决议》是一个“违心”的决议，有多么荒唐！
第七，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关系看，历史《决议》绝不可能是违心的
就辛子陵所提供的关于邓小平“遗嘱”的文字中，确实有“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的字样。在辛子陵看来，这似乎就是暗示或明示了邓小平所说的“对毛泽东全面评价”，指的就是要决心评价出毛泽东更多的缺点和错误，就是要决心彻底否定毛泽东，决心彻底与毛泽东作切割，等等。这种臆想当然很令辛子陵兴奋，因为这正是辛子陵的希望和追求所在。但是，臆想终究是臆想。
前已指出，正是邓小平本人，在主持酝酿和形成历史《决议》的全过程中，始终考虑到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关系问题。对邓小平来说，在主持酝酿和形成历史《决议》的全过程中的担心或“有人担心”，与他后来在所谓“违心”说“遗嘱”中的“不必担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完全一致的。所谓“不必担心”，指的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内在关系的客观性问题；而所谓担心或“有人担心”，指的是人们（这里首先指评价者）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内在关系的客观性的认识和把握问题。所以，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以及主持制订历史《决议》的过程中，始终是在既担心又不担心的矛盾状态中，始终是在处理既担心又不担心的矛盾关系中。所以，邓小平对由他亲自主持制订的历史《决议》，是比谁都负责和用心的，是绝不可能是“违心”的。
正是邓小平曾经指出：“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一九八○年 十月二十五日 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P301
前已指出，正是邓小平一再坚持并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邓小平一九八○年 十月二十五日 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P298）
前已指出，正是邓小平明确肯定了历史《决议》并指出：“总的说来，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这个决议写了一年多了。中间经过四千人的讨论，以后是几十人的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这次六中全会预备会的讨论是第四轮了。我看是相当认真、严肃，也相当仔细了。”（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的讲话》（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 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P307）
前已指出，世界上绝没有这样的逻辑，即：“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不但可以是与毛泽东毫不相干的（？），而且我们党居然完全有能力（？），可以在接连犯了几十年“错误”的毛泽东的“独断专行”领导下，创造出与毛泽东毫不相干的“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有关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之间的内在关系的客观性问题，在历史《决议》中有太多太多的说明和确认。甚至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部分，即使对文化大革命已经否定得很多很多，历史《决议》也还是这样指出：
“(22)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开。因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由此可见，直到毛泽东逝世，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都是分不开的。至少在历史《决议》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没有打算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分开。
由此可见，想用所谓邓小平的“违心”说“遗嘱”来否定和妖魔化历史《决议》，来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内在关系的客观性，进而否定和妖魔化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并最终否定和妖魔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才是辛子陵瘟疫的要害所在。
第八，正确评价毛泽东，确实需要良好的政治气氛和思想文化环境
辛子陵精心引述了关于“违心”说“遗嘱”执行问题的胡锦涛讲话，就是：
“当年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志的意见、决议是存在的，我个人是理解的，迟和早要解决好的。这是建国后很主要的政治问题、党的组织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或许能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处理好。当前工作千头万绪，待解决的问题、矛盾较多，如能在较平和的政治气氛、环境下解决对毛泽东的一生的评价，就能有较大的共识。”
辛子陵显然是想以胡锦涛的讲话来强化“遗嘱”的存在。但是，胡锦涛的上述讲话恰恰说明了历史评价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和目标，这就是：必须把“对毛泽东的一生的评价”看做是国家的政治问题和党的组织问题，而不是看做派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必须“能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处理”；必须“能在较平和的政治气氛、环境下解决”。只有这样，对毛泽东的一生的评价，才“能有较大的共识”。
可以设想，如果存在各种束缚，比如左的、右的或妖魔化的束缚，包括来自自己的束缚和来自对方或上下左右的束缚；如果没有“较平和的政治气氛、环境”，而只有意识形态挂帅；如果没有诚实、客观、理性、科学和负责任的态度，而只有撒谎造谣、主观武断、哗众取宠和意识形态挂帅；如果没有必要而充分的讨论和争论，而只有攻击、漫骂、围剿，或只有“不争论”；如果不能反思自己的见解和耐心听取不同的意见建议；如果不能关注别人的关切，等等等等……那么，历史评价就一定做不好，做不成！结果只能是永远的分歧和分裂！
辛子陵正是这样把“历史评价”变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辛子陵瘟疫的。
归根结蒂，深入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历史，与邓小平对此有没有“遗嘱”，是根本没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因为，毛泽东这样的历史人物，本身就是历史造就的，毛泽东就是历史本身。所以，毛泽东必然要，也必然能经受历史的评价，直到永远。不管评价者的色彩和倾向如何，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缺点错误都是客观的，“摆着的”，是不以评价者的意志为转移的。
无论是从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还是从现代民主的理念出发，对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或邓小平，都是可以评价和再评价的。
但是，评价者的评价本身，同样构成历史，同样必须对历史负责和必须经受历史检验。无论如何，历史评价是绝不能像辛子陵们这样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的。
所以，只有充分尊重历史的人，只有对历史评价保持诚实、客观、理性、科学和负责态度的人，才可能（！？）作出正确的历史评价。而只有正确的历史评价，才是具有建设性的和生命力的。任何不诚实，不客观，不理性，不科学和不负责任的历史评价，必然是错误的，并且必将对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和灾难，必将遭到历史的报应和惩罚，必将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业造成巨大的损失！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切对历史问题和社会现实问题保持诚实、客观、理性、科学和负责任态度的人们，应当坚决拒绝辛子陵瘟疫在历史评价问题上的漫延！
总而言之，辛子陵根本就不是在谈论所谓邓小平的“违心”说“遗嘱”，根本就不是在谈论历史《决议》，根本就不是在谈论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辛子陵在彻底否定和妖魔化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时代的同时，已经首先彻底否定和妖魔化了邓小平和他所主持制定的历史《决议》和他的相关“遗嘱”了。辛子陵这样肆无忌惮地彻底否定和妖魔化毛泽东和邓小平，这样肆无忌惮地彻底否定“我们党”，这样肆无忌惮地到处传播和传染中国特色的辛子陵瘟疫，这样肆无忌惮地搞乱“我们党”和我们国家，是需要切实引起重视和深思的。如果“我们党”和中国人对此掉以轻心，那么，轻则必然染上辛子陵瘟疫，重则必然亡党亡国！谓予不信，请看看和想想，“我们党”否定毛泽东的晚年探索和思想之后，是怎样发生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资产阶级妖魔化的！？请看看和想想，“我们党”否定毛泽东的晚年探索和思想之后，邓小平和“我们党”又是怎样不得不挺身而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平息动乱和暴乱的，以及邓小平在平息动乱和暴乱后又是怎样重新思考和公开谈论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又是怎样重新思考和公开谈论“最大的失误是教育”的！？请看看和想想，赫鲁晓夫和苏联党否定斯大林之后，又是怎样和在多长时间内发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请看看和想想，我国改革开放后，美国和北约是怎样炸我驻南使馆，继续支持疆独、疆乱和藏独、藏乱的……
那些口口声声谈论历史和评价历史的人，却闭眼不看如此重大、如此鲜活和如此触目惊心的历史事实，岂非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评价”中的咄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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