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万岁——人民战争与游击艺术
Yangguo
很早就想写一篇关于人民战争的文章了。只是我收集了许多资料,却一直无法下笔。仅仅是开头,就想不出来。现在,我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切入点,来尝试着论述这个问题。
第一部分:“旧社会”人民的“功能”
这里所说的“旧社会”,并不是仅仅指“公元1949年以前”。只要不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都可以被称作“旧社会”。
关于在旧社会中人民的地位问题,我认为《范进中举》(选自《儒林外史》)中胡屠户对范进说的一段话,十分经典:
“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比如我这行事里,都是些正经有脸面的人,又是你的长亲,你怎敢在我们跟前装大?若是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你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所以这些话我不得不教导你,免得惹人笑话。”
在旧社会,人民群众只能用“做田的、扒粪的”来概括,他们的“功能”(这个词通常被用来描述无生命的物体)就是“做田”和“扒粪”。
在鲁迅先生的《灯下漫笔》中,也有一段精彩的描写: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
“服役、纳粮、磕头、颂圣”,这是鲁迅先生概括的旧社会用来约束底层人民群众的四大规则。其实,这何尝不是统治阶级所定义的人民的“功能”(这个词通常被用来描述无生命的物体)呢?
在上述文字中,我反复提到的一个词语就是“功能”,而且还特别注明——这个词通常被用来描述无生命的物体。
在“旧社会”的体制中,人民群众通常被定义为——
1.“没有智慧的”,因此有句话叫做“上智下愚”);
2.“会说话的工具”,因此古代有奴隶制;
3.“牲畜”,因此古代有一种官职叫做“牧”(地位相当于“刺史”),例如三国时期的刘备就曾经做过“豫州牧”。“牧”的意思就是“管理人民”。但是“牧”通常出现在“放牧”、“牧羊”之类与牲畜有关的词汇中,可见朝廷任命“牧”来管理人民,隐含有把老百姓当做牲畜的意思。
因此,旧社会体制中给人民群众规定的职业基本上就是“做田的、扒粪的”,给人民群众规定可以从事的活动只有“服役、纳粮、磕头、颂圣”。
因此,在旧社会中,是不会产生“人民战争”这个词汇的。
当统治者需要有人来当兵的时候,就是“征兵”、“抓壮丁”;
当需要有人冲锋陷阵的时候,就是“士卒如蚁”、“人海战术”,总之就是“炮灰”;
当形容征战艰难的时候,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
所有的这一切,围绕的中心都是统治阶级,是权力金字塔顶端的少数几个人。
第二部分:“人民战争”的政治概念与军事概念
“人民战争”的政治概念的新颖之处
“人民战争”,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首先提出的,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创新。
“人民战争”这个概念,可以被从三个方面来进行解读:
1. 为人民的尊严和福祉而进行战争。战争的目的不再是为统治者攻城掠地或者报私仇,而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人民的尊严、为了人民群众的千秋万代的福祉。
2. 战争的中流砥柱不是“名将”,而是人民。人民群众不再是“炮灰”角色,人民群众可以总结出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战争策略和战斗方法,人民群众也可以参与到战争的决策中去(八路军很注意团结驻地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就主动提供寻常手段得不到的信息)。人民群众的发明创造与“名将”们的计谋之间,没有尊卑之分,只有高明与否的区别。
3. 为了所有的人民。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武装不是地方军阀,从来没有用“籍贯”、“民族”来将人群分成三六九等,进行区别对待。
“人民战争”对军事决策体系的创新
在军事领域,“人民战争”最大的亮点不在于运用了多少种新式武器,也不在于排兵布阵方面有何种创新,而在于,它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把旧战争思路中将军和谋士们坐在营帐中苦思冥想的决策手段,变成了军民广泛参与、每个人都动脑动手的新气象。
“人民战争”并不是要否定将领和谋士在战争决策中的作用。
相反,“人民战争”承认,在实际的战争经验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将军和谋士们具有更加精辟的见解;但是,“人民战争”也同时承认,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老百姓,也能够对战争决策起到独特的作用。
假定将军和谋士的智谋可以被定义为1000,普通士兵(只受过简单的训练)只有2,普通老百姓只有1。
从单独的个体来看,普通士兵和老百姓的谋略是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将军和谋士的。但是,一支军队有多少士兵?这支军队的驻地有多少老百姓?如果把所有人的想法(不论合理不合理)都集中起来,这个数值必定是大于1000的。
把一个大于1000的数字,与将军和谋士们原本就具备的1000累加起来,去面对敌人的1000(水平与己方将领相当)或者2000(水平比己方将领高),获胜的几率是相当大的。
“人民战争”与“持久战”
毛主席一生中写作了许多军事著作,《论持久战》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
在《论持久战》中,毛主席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提出了“持久战”的概念。
文中主要阐述了,在我方弱于敌人时或环境不利于我方时应采取“持久战”的策略,批驳了“投降论”和“速胜论”。
这部著作:
1、 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基本规律(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
2、 论述了只有实行“人民战争”,才能赢得胜利的思想;
3、 阐明了抗日战争作战的形式上,主要是“运动战”,其次是“游击战”。
可以说,“人民战争”就是“持久战”的基础。如果没有全国范围内的“人民战争”,中国就无法进行“持久战”,恐怕也难以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至少不可能在八年内结束抗日战争)。
《论持久战》是如此地经典,以至于世界各国(至少是苏联、美国、日本三大强国)的军事家们都认真阅读过它。而这些军事家们受过多年专业训练,又拥有实战经验,绝对不可能看不懂这本著作的内容。
然而,《论持久战》这本著作在全世界流传这么多年,哪个国家运用得最好?还是中国,而且是毛主席领导下的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持久战”的基础是“人民战争”,而“人民战争”的基础则是“民心向背”。
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军队(不管这支军队的建制和武器装备有多么烂)就有了数不胜数的兵源、源源不断的物资、二十四小时不间断供应的后勤,以及人民群众无穷无尽的智力支持(帮助出谋划策)。
有了这样强大的“后台老板”,哪支军队能够被轻易打败?即使暂时在战争中失利,有“后台老板”的支持,又怎能不迅速卷土重来?
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各式各样的游击队,无不是在人民群众这个最强大的“后台老板”的支持下发展壮大起来的。
面对中国的“人民子弟兵”的这种优势,外国侵略者们只能望洋兴叹。
帝国主义国家从来只想侵犯别国。适合动武的时候,就直接大兵压境;不适合动武的时候,就渗透颠覆。他们的利益,与受害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水火不容的;受害国的人民群众根本不可能支持这些外来的侵略者。
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当然拥有强大的武器和丰富的物资(否则他们怎么敢主动挑起战争)。但是,他们的武器再先进,也是有数量限制的(越是先进的武器,造价就越昂贵,他们不可能无限制地使用它们);他们的物资再丰富,也不可能比全中国的物资总和还要多。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战争目的只不过是为了获取政治、经济、军事利益。如果能够得到,自然是皆大欢喜;如果得不到,也没有什么损失。
在这样的心态下,他们是不可能以命相搏,搞鱼死网破的。
既没有民众的支持,又没有必死的决心,这样的仗还怎么打?
所以,尽管各大帝国主义国家的将军们也在研究《论持久战》,也研究“人民战争”,也研究“游击战术”,总结报告写了一堆又一堆,却始终无法彻底学会这一套深奥的战法。
虽然在有些时候,他们可以披上伪装,让受害国的人民群众暂时难以认清他们的邪恶本质,赢得受害国一部分人民群众的支持;但是,一旦他们不小心露出马脚,他们的如意算盘就要彻底落空。
总之一句话:“人民战争”是属于人民的战争艺术;是毛主席交给全世界所有无产阶级人民的最强有力的武器;而且,这件武器,谁也无法从人民的手中夺走它!
第三部分:“人民战争”的光辉历史
“人民战争”指导下的战法创新
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的指导下,人民群众发明创造了许多新式的作战方法,比如“地道战”、“地雷战”等等,这些新式战法在解放后被拍成了军事教学片,同时也是不错的革命战争题材电影。
“地道战”确实是一种新型的战斗方法。因为在这之前,军人们挖“地道”通常都是作为“防空洞”、“避难所”来使用的;在《地道战》影片的开头,冉庄人民各家各户挖“地道”也是为了躲避敌人,而不是为了向敌人发起进攻。
“地雷战”,从表面看来,没有什么新奇之处,在二战的时代,地雷已经是一种常规武器了。但是,山东海阳人民使用的大多并不是军用的制式地雷,而是自己做的“土地雷”。通常来说,“土地雷”的威力不会高于军用地雷,但是,山东海阳人民居然能把“土地雷”做得出神入化,而且发明许多当时的军事教科书上从来没有记载过的新式埋雷方法,无疑是人民群众智慧的一次华丽展现。要知道,这些人可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啊,大字都未必认识几个的!
说起“土地雷”,我联想到萨苏先生在他的著作《国破山河在》中讲过的一个故事(引自《土八路的神秘武器》):
孙广瑞是和我老家一个村子的人,晋梦奇司令的战友,也是当地抗战的领导人之一,解放后在河北司法系统工作,最高职务为河北高检院长。他在七十年代来北京开会还到过我家,当时对晋梦奇的死依然很痛惜,说晋若不死,会比他的职务还高,因为晋的“文化水平高,政策水平高”。
河北当地八路军组织抗战,也碰到和马甲提到的同样问题——地雷威力不够,炸不死日军。
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改进装药,这活儿上面就交给了孙广瑞。谁叫他原来是学纺织的呢,说起来这一行多少和化学有关系。这种赶鸭子上架的活计不由你推托,谁叫八路里面文化人太少呢?可是效果如何,那实在不好说。
孙广瑞是个武书生,杀敌放火、夜黑风高是他的本色,要他回到书本上搞学问那可费劲了,更要命的是威力不够指的是民兵玩的黑火药地雷,当地的鞭炮手艺人的工夫。就算想出新的配方他们学起来也难啊——有几个民兵能分得清硝和苯是什么玩艺儿?
但是,孙广瑞还真是有办法,他的学问如何不知道,脑子是绝对的聪明。
于是,老孙就带着几个手下进邯郸城了,出来的时候让弟兄们先走,自己还玩了一把个人英雄主义的亮相——放倒哨兵,匹马出城。伪《华北日报》称孙广瑞为“匪徒”,说“匪徒鸣枪过市,一城皆惊。”
不过孙广瑞进城可不是为了亮相,出来以后他就把这次进城所获分成大小口袋,交给了各村的民兵,让他们掺到地雷的火药里面去。
从此,邯郸的鬼子苦日子就来了。
出城扫荡踩上地雷,威力依然是“鬼子突然变成个黑不溜丘浑身冒青烟的灶王爷,怪叫着又蹦又跳。”
但是,这之后事情可就不一样了,伤是不重,但受伤的地方很快不是大面积溃烂,就是奇痒难熬,发黑坏死红线穿心不一而足,不但军医束手无策,而且伤员极为痛苦,竟有日军用刺刀给自己截肢的事情发生。
日本方面百般研究,始终弄不清八路的地雷里放了什么,敌伪方面纷纷传言八路的地雷现在是“神秘武器”,伪军称为“一粘死”。
放的什么?其实一点儿也不神秘。
俺们河北有个传统,最富的商家,不是骡马行,不是织机场,而是大生药铺子,西门庆、卢俊义,就都是俺们老乡。孙广瑞好端端的不琢磨科学,就琢磨上了这生药铺子。
原来,此人年少的时候好读杂书,知道宋史里面有一段,说唐家(是不是西川唐家待考)给皇帝献过“毒火球”,就是古代的火药武器里面掺杂毒药的武器,于是灵机一动,这东西现在不也一样能用么?玩起了抗日版的“霹雳堂主”。他进城,就是奔了几个大生药铺,一番工作之后,自愿不自愿的“西门庆”们都乖乖地把铺子打开了任八爷挑选。反正又不是红伤药,“太君”对什么狼毒巴豆的也不管制。
于是,八路的地雷里就加了这些“佐料”,而且,这些药一旦发现有效,也不一定需要从城里买,发动群众去采,乡下的草郎中分辨几味药材可不是难事。
问题是,日本军医上哪儿知道狼毒巴豆砒霜和火药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该用什么对症药呢?
……
敢情民兵被孙广瑞的创举调动了积极性,也开阔了思路,有民兵在地雷里加入了晒干的人畜粪便,结果发现效果奇好。从八月十五以后,这种东西就成了当地地雷的标准装药。要是原来的“中药地雷”,孙广瑞还可以说出个子午卯酉,中医还有办法,加上这个东西,就是八路自己,也爱莫能助了。
……
忽然想到,土八路这种“神秘武器”,要在今天,该算是“化学武器”加“生物武器”了吧?
敌占区人民群众自发进行的“人民战争”
在房伟的著作《屠刀下的花季——南京1937》中的一章,名为《胜利曙光:待从头,收拾旧山河》,里面提到过这样的事例:
消极怠工,积极破坏日伪生产
铁路运输对日军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和经济意义。南京地区的铁路主要是沪宁铁路、津浦铁路与宁芜铁路。浦镇机厂则是附属于铁路系统的大型工厂。三路一厂的工人是南京产业工人最为集中的地区与行业。日军占领期间,日本当局不仅以重兵护路,且以日本人直接控制的“华中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对其严密管辖。
但中国的工人们自发开展抗日战争。三条线路的工人们提出口号:“磨洋工,混饭吃,不给日本人卖命。”
浦镇机厂当时有中国工人一万多人。但他们普遍消极怠工,每月只能修理两台机车和十节货车,且修理质量差,跑不了多久就得重新送回厂修理。该厂的工人编了个顺口溜,在全厂广泛流传:“一个放哨,车底下睡觉;小便半小时,大便半个工;东摸摸,西混混,糊住鬼子磨洋工。”
下关发电所也是要害单位,日军不仅在厂里驻兵,且调来日籍管理人员任厂长、工头,对中国员工进行监督。中国员工们牢记45个工友被日军枪杀的血泪深仇,在日军的刺刀与皮鞭下,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抗争。一是消极怠工,即在上班时,以一人看管设备,其他人或睡觉,或溜上街打零工,做小生意。他们掌握了日籍人员的管理规律,等到日籍人员来巡视时,就装得一片繁忙。二是不动声色地制造人为事故,如降负荷、锅炉熄火、停机、拉闸等。三是有意多烧煤炭,不等炉膛里的煤炭燃尽,就换加新煤,消耗紧张的战略物资。
1943年7月,下关发电所全体中国员工以物价高涨为由,向日籍厂长冈本一诚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工人待遇的要求,并推举章升、曹阿荣等四人为代表与日方谈判。由于工人坚持条件,不肯让步,日方恼羞成怒调来宪兵逮捕四名代表,对他们酷刑至死;又以“煽动罢工”罪,拘捕了工程师徐士英与翻译张凤苞,还在徐士英的家里搜出了重庆扬子电气公司发给45位遇难工人的抚恤金的汇款收据,并继续抓捕多名员工。发电所的员工没有停止斗争,而是采取更加隐蔽、更加巧妙的方式,使发电所的各种设备事故不断发生。日方毫无办法,只得在1943年年底又增派二百多名日军到发电所,对员工监视、迫害。下关发电所中国员工的斗争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人民战争”中的“制式武器”
许多人对“人民战争”有一种误解,以为所谓的“人民战争”就是一群破衣烂衫的游击队员拿着红缨枪、土地雷,去面对敌人的飞机加大炮……
由于双方武器装备的差距实在是天大,以至于有人认为所谓的“人民战争”就是“神话故事”、“科幻小说”……
至于“制式装备”,许多人认为这些“高科技产品”是与“土八路”绝缘的。即使八路军、游击队拥有一些制式装备(并不是每一支部队的装备都很差),许多人也把它们想象成“七拼八凑”、“残次品”……
这些人的怀疑是有一定道理的。八路军和游击队的生存条件一直都十分艰苦,常常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以这样的客观条件,不可能拥有现代化的兵工厂。而没有现代化的兵工厂,又怎么可能生产出合格的制式装备?
然而,我下面所引用的历史文献,却是真实发生过的“神话故事”、“科幻小说”。
在我看到的一篇历史资料《八路军制造武器之谜》(《文史月刊》2005年第9期,:吴东才)中,有这样的一段描写:
八路军的将领大部分是中华民族优秀的知识分子,整个队伍中,有学识的青年乃是八路军的骨干。仅就战斗在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流动工作团而言,便是一支人才济济、科技精英集聚、研制成果累累、功勋卓著的科技大军。
八路军流动工作团,是随着以山西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而组建的军工企业,它为八路军开展敌后游击战提供武器装备。为适应游击战的需要,队伍跟随主力部队流动,故称流动工作团,也誉为“驮在驴背上的兵工厂”。全团有一千多人,成员来自五湖四海,有从欧洲回国的留学生,有从南洋归来的华侨,有国内高等学府的教授和学生,有大城市工业产业的技术人员,也有根据地土生土长的能工巧匠。其中著名人士有100多位,如: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内燃机研究室的研究生郭栋材,留学英国的冶金博士张华清、日本早稻田大学电机系的毕业生程明升,德国柏林工业大学钢铁系的陆达,燕京大学物理系的研究生张芳,北平大学工学院的毕业生郑汉涛、牛治华,清华大学工学院的学生高源、李守文,天津北洋大学毕业的陈志坚、孙艳清、张培江、刘致中、牛宝印、齐明,上海同济大学毕业的唐英之,天津河北工学院毕业的张浩、张温如、王锡嘏、耿震、李非平,云南大学采冶系毕业的李树人,西北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宋宗景,山西大学工学院毕业的席永先、宋宗恕,东北大学毕业的赵云鹏,天津女师学院毕业的柴毅,山东大学毕业的高广平,武汉大学毕业的林溪,河南大学毕业的张志青,上海雷氏德工学院动力工程系毕业的唐成仪等高级知识分子,
……
流动工作团领导人的八路军军工部部长刘鼎急战士所急,他以曾在德国、苏联学到的军械制造知识,从根据地的客观条件出发,很快设计出我军步枪的结构图,召集黄崖洞兵工厂厂长程明升、梁沟兵工厂厂长陈志坚、工程处工程师郭栋材、唐成仪等一批科技人员研究在兵工厂制造步枪的问题,并责成黄崖洞兵工厂副厂长刘贵福具体组织实施。
刘贵福原为太原兵工厂造枪分厂钳工,有13年的制枪经验,1937年11月太原沦陷时,他带领15位技术骨干投奔到根据地兵工厂,先后任技师、副厂长。他接受任务后,在刘鼎部长的指导下,吸收了捷克式、汉阳式、三八式等国内外步枪的优点,从黄崖洞兵工厂的技术、设备、物资条件出发,立足于适应我军游击作战的特点,经过反复试验,于1940年8月1日研制出一种重量轻、体积小、射击精度高、便于战士携带、使用灵巧的新型七九步枪。这种步枪比普通型步枪短10厘米,形似马枪,故取名“八一式步马枪”。造枪用的钢材,取之白晋铁路,民兵于夜间破路拆卸的铁轨,运往兵工厂。全枪仅3.36公斤,采用三棱刺刀,机动灵活,实战效果优于日本造的三八式步枪。从此,流动工作团的各兵工厂开始批量生产,源源装备部队,在抗战期间共制造出这种枪一万多支。
……
1940年百团大战,我军缴获了一批日军在山地作战中具有较强杀伤力的掷弹筒(五O小炮,即口径为50毫米的追击炮),彭总指示流动工作团要抓紧研制。在技术人员的努力下,掷弹筒很快仿制成功,但五O炮弹难以制造,主要是缺少铸造弹体的灰生铁。外购在敌人严密封锁下根本不可能,只能依靠自力更生解决,时为流动工作团工程处副处长的陆达挑起了这一重担。当时陆达年仅26岁,从小生长在上海,曾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1934年留学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攻读钢铁冶金专业,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毅然放弃了即将届满的学业,在旅德华人抗日联合会的帮助下,年底随杨虎城将军考察团乘船回国,投奔延安,参加了抗日大军。1939年,陆达被调往战争前线,参与太行山区的军事工业建设。为解决生产炮弹的原料,达到批量生产的能力,他深入武乡县柳沟铁厂进行试验。柳沟铁厂原是一座采用当地矿石冶炼生铁,铸造铁锅、铁壶、犁铧等农民生活用品和农业工具的工厂,抗战开始后逐渐增加了手榴弹、地雷等军用品的生产,成为流动工作团的一个重要兵工厂,高源在此任厂长,六旬炼铁专家张华清任技术顾问,故炮弹批量生产的试验定在这里进行。炮弹结构比手榴弹复杂,它由引信、弹体、弹尾、尾翅等部件组装而成,这些部件的连接主要靠螺纹丝扣,需要进行切削加工,而柳沟铁厂冶炼的生铁是白口生铁(碳化铁),硬度高,质地脆,不能切削加工,如何软化白口生铁,使其能切削加工,成为能否制造炮弹的关键。为攻克这个难题,陆达日夜守候在炼铁现场,与工人同吃同住同试验,他运用从国外学到的德国式白心韧化技术原理和美国式黑心韧化技术原理,同武乡地区传统的生铁焖火技术相结合,在技术工人孙兆喜等人的配合下,改造了土方炉,创造了火焰反射加热炉。将生铁铸造的炮弹毛胚置入炉内焖火,使弹体表面软化,以达到切削加工的要求,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试验,终于取得成功。
哈哈,从军工人才,到原材料,到加工设备,一直到成品,全都是一条龙!
看到这里,难道大家还对“人民战争”不放心吗?难道大家还会认为人民群众只会制造“土枪土炮土地雷、大刀长矛金钱镖”吗?
“人民战争”不仅仅是指“地雷战”、“地道战”,更是反映了中国民族团结进取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就能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第四部分:各国对“人民战争”的解读
“人民战争”难以被总结和讲授的原因何在?
从上述文字和实例来看,“人民战争”确实是一样好东西,如果能够大加推广的话,就会如同毛主席曾经说过的那样——军面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但是,在建国后的军事教育方面,却产生了“教授正规战法”和“教授游击战法”的争执。
有人认为产生这种纷争,是因为一些同志对“游击战法”不屑一顾,所以极力排斥;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队都采用“正规战法”,结果全都在中国人民的“游击战法”面前一败涂地,因此“正规战法”应该被踢出军事教科书。
这种争执,我认为可以算作是“对历史经验的看法不同”。
然而,除此之外,我认为,“人民战争”(包括“游击战术”)的难以被总结和讲授也是产生这种纷争的原因之一。
“人民战争”注重的是人民群众的智慧,而人民群众的智慧是“分散的”、“难以被分门别类的”,是“跨学科的”。它们并不像“正规战法”那样,可以被分为“步兵”、“空军”、“炮科”之类明确的专业。
何况,具体的“人民战争”的战术,很难在课堂上讲授,也很难变成军用的制式武器。
比如“地道战”,如果要向学员们展示“地道战”的战争思路,那还好办,影片《地道战》就是做这个用途的。但是,如果有人想要亲自实践一下,亲手挖地道,亲身体验一下“地道战”的威力,那就麻烦了,这堂课恐怕要上半年了。
再说“地雷战”,布雷和排雷本来就是军人应该学习的科目,这个还不成问题。但是,影片《地雷战》中的许多地雷都是因地制宜的作品,很难变成流水线生产的“制式武器”。而如果要学习一下前文孙广瑞同志发明的“中药地雷”、以及当地民兵改进的“粪便加中药地雷”,那就更加困难了,难道要在军校的课堂上现场制作么?难道要在兵工厂的流水线的原料单上写上“人畜粪便XX公斤、巴豆XX公斤、砒霜XX公斤……”
至于“八路军流动工作团”的制式武器生产经验,似乎并没有被大加推广。这也许是因为新中国已经接收了日伪和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现代化的兵工厂,不再需要那些简陋的生产工艺了。
而许多“人民战争”的具体经验,是无法在军事学院里教授的,因为产生这些经验的人,几乎与军队和民兵毫无关系。
比如前文提到过的南京浦镇机厂和下关发电所的工人们用巧妙的方式展开对敌斗争。这些斗争经验当然值得学习,但是军事学院里面的学员们如何进行实践呢,如何总结经验、进一步提高呢?难道要用新中国自己的设备实践一番吗?
况且,军事学院里如何教授这样的斗争技巧呢?难道应该开一门课——《如何指导工人消极怠工与罢工》?
“人民战争”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问,而想要上升到理论,弄出个“公式定理”来,却十分困难。
所以,许多人偏好“正规战法”,是情有可原的。
“正规战法”是有“公式定理”的,只要努力学习,就能说出个子丑寅卯;而“人民战争”的概念太广博、太琐碎,以至于除了当事人和前去采访的记者之外,谁也摸不清楚其中的弯弯绕。
“正规战法”很容易变成数学课、物理课和化学课,因为弹道计算、炸药工程之类的课程需要扎实的数学、物理和化学基础;“人民战争”却很容易变成政治课,因为除了政治理论之外,其余的东西都是琐碎的,是很难总结出普遍规律的。
美国军人眼中的“人民战争”
以下材料引用自《游击战 毛泽东思想 恐怖主义——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刊于《装备与生存》第三期)。我个人认为,文中美军对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的总结还是很到位的。
……于是美军特种部队转而开始研究反对共产主义的作战形态。
这场斗争从一开始就是不平衡的,共产主义与过去所有的剥削制度和殖民主义都划清了界限,而所有标榜着民主自由的国家都有着声名狼藉的历史,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美军中的特战精英慢慢的发现,对他们最有帮助的思想竟然来自于红色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
美国人发现,共产党部队在一开始是极其弱小的,但在长征的一路退却中,共产党军队对老百姓非常慷慨,非常热爱,也非常尊重,老百姓不是躲避军队,而是欢迎他们,红军甚至编写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歌谣来规范部队的举止。军队爱百姓,百姓自然也支持军队,正是这种“鱼和水”的关系,共产党军队才能慢慢发展壮大,取得最终的胜利。从某种角度来说,游击战,其实就是争取民心的斗争,这种斗争通常不会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美军还从毛泽东的经典著作中提取了一些对自己特别有指导作用的条文,比如:
1.要有打持久战的耐心。
2.各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
3.努力把所有“小人物”都吸引过来。
4.通过不断的宣传和恐怖袭击削弱敌人的斗志。
5.在战术上有利的时候不断的对敌军和敏感点实施攻击。
6.避免与势均力敌甚至占优势的敌军展开阵地战。
7.只有在生死存亡或者掩护他人撤退的时候才打防御战。
8.把敌人的后勤系统当成自己的,让敌人运送存储军需物资,然后夺取之。
9.不断努力把秘密武装变成正规武装,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把仗打到敌人的地盘上。
毛泽东思想开始慢慢的渗进了美军特种部队理论先驱者的心灵深处,当然,其目的正好相反,不是传播共产主义,而是要扼杀它。
很快,在越南,美国版本的“毛泽东思想”开始经绿色贝雷帽发扬光大,而且美国军人凭借着较好的个人素质和军事技术贯彻得相当不错,开始赢得驻地土著居民的仰慕和友谊。美国大兵也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帮村民打井,下地劳动,搭建木桥,挖渠灌溉,提供新品种农作物的种子,给村民看病,打疫苗,作产前检查,等等。他们不但能侦察、引导、破坏,还能与当地人交朋友,宣传美国政策,争取同情和支持的势力。
在越南的尝试得到了肯尼迪总统的赏识,肯尼迪当时正在为共产主义的迅速扩散而发愁,美军看上去极其强大的传统军事力量在对付那种“缓慢燃烧的战争”时显得无能为力,而新型特种部队的能力给了美国政府一个灵活的选择。
……
1961年美军特种部队开始大张旗鼓的进入老挝,成为美国驻老挝军事援助顾问团的一部分。
在这里,美军开始把很多理论和道听途说的东西与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些经验之谈,比如:
1.游击队靠的是人民的同情,那么与游击队作战就是要赢得人民的合作,使敌人失去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2.到达村庄之后,先礼节性拜访当地首领,第一次见面不谈工作,只交朋友。
3.与首领本人直接联系,不要通过其下属。
4.对渎职要直言不讳,让首领知道美国人不容忍渎职,一旦被发现,援助即告终止。
5.不要让村民感觉可以依赖美国人做这做那,一切都靠自己奋斗,美国人只是帮忙。比如村民如果能为建造学校准备材料和人工,特种部队可以捐助一个铁皮屋顶。
6.向首领提建议要委婉,使他感觉这个主意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工作完成要归功于他,不要对其发号施令或要求立即做决定。
7.不要做蠢事,比如酗酒、和当地女子产生瓜葛、傲慢无礼和缺乏耐心。
8.发放物品的时候务必让百姓知道这些物资来自美国,让他们产生对美国好感。等等。
随后美军特种部队开始在越南进行“实习”,正式参与中情局制定的“民众自卫队计划”。该计划目的在于断绝越共在越南中部高原获得食品、兵源和情报,阻碍北越军队通过胡志明小道进入南越。
在越南的中部高原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和原始部落,被称为山民,他们被越南主体民族赶出了平原地带移居到深山,而在当时就成为战争双方争取的对象。
这个“民众自卫队计划”是由中情局出资并计划,由美军特种部队来实施的,其过程是:一个A级小分队到达一地首先要争取当地人民的信任,然后修建简单的防御工事,从村庄里招募一些年轻人组成小型部队,能保卫村庄,援助受攻击的村庄,甚至能进行伏击。此后开始着手提高村民生活水平,建立诊所,修建房屋。到1962年4月,已经有40多个村庄自愿加入这个计划,5月,又有8支小分队从冲绳基地抵达越南,到8月,已经有200个村子“入伙”。这个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割断了越共与当地村民的联系,使其无法获得各种资源。
这个计划的成功之处在于,与臭名卓著的“战略村”计划相比,它能提供有效的军事力量,但一切建立在自愿基础上,不涉及强制性的搬迁。但随着“民众自卫队计划”的不断扩大,开始有人怀疑中情局是否还能掌控,于是美国政府把这个项目交给了驻越军援司令部。
可悲的是,这个司令部根本不了解特种作战的性质,也不知道“反叛乱”作战的特殊性。司令部一纸命令把特种部队全部调离各村庄,转而命令他们执行更直接的侦察、搜索和伏击任务。随后南越政府又命令“民众自卫队计划”中各村庄的武装力量整编入南越军队,开赴陌生地域执行任务。如此一来,这些自卫队变成了仅仅受过简单训练的初级步兵,脱离了自己熟悉的环境,一切都背离了初衷。
《超限战》与“人民战争”
我正在写一部军事小说,这部小说我已经写了三年。
为了写好这部小说,为了不在军事问题上闹出笑话,我曾经读过《六韬》、《三略》、《百战奇略》、《鬼谷子》,以及乔良和王湘穗合著的《超限战》。
在读《超限战》的时候,我深深感到这种战术与“人民战争”具有相似性。
这种“相似性”,表现在战略战术的灵活多变,不受传统“正规战法”的条条框框的约束。用战术手段(比如暗杀敌国高官)可以实现战略目标(引发敌国内乱),用战略手段(派出航母威胁别国)达到战术目标(逼迫别国接受某项谈判条件)
因此,我感到,《超限战》可以作为“人民战争”理论的一本系统的军事教科书(从军事的角度来论述“人民战争”)。
只可惜,它晚诞生了七十年。如果当年这本书能够与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理论一起横空出世、横扫欧亚……那可真是如同“小鱼儿”和“花无缺”一样,是“绝代双骄”了……
但是,《超限战》与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理论仍然是有区别的。
《超限战》中的各种战法,都是在“英明主帅”的决策之下进行的。
而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强调的却是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不强调主帅的“英明”。
我们可以举这样的例子:
《超限战》是告诉将军们,你们可以采用地雷战、地道战、损坏敌人变电站的方式来打仗。但是,前提条件是,世界上已经存在了这些战术,而将军们必须懂得合理运用它们。
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理论,却是号召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解放思想,不唯书、不唯上、不信邪,自己去发明创造新的战争方法。所以,我们说“地雷战”、“地道战”是“人民战争”理论的绝好佐证,却不能说这些战术是毛主席发明的;而南京工人消极怠工对抗日本人,更不是由于接受了毛主席的命令。
于是,《超限战》与“人民战争”之间的区别也就更加明显起来:
《超限战》强调的是——主帅头脑灵活、博学多才,懂得把现有的战术手段合理地综合运用。
“人民战争”强调的是——人民发明新的战术,突破现有军事体系的条条框框,让将军们始料不及、惊喜万分。
《超限战》强调的是——主帅要动脑子!
“人民战争”强调的是——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
在现代战争中是否仍然可以进行“人民战争”?
有一些人对“人民战争”有一些误解。
有人认为,“人民战争”就是“人海战术”,我认为这些人大概没有认真阅读过历史资料;
还有人认为,“人民战争”只能在敌人的武器装备不够先进的情况下使用。
对于上述的第二种情况,我决定写一点东西。
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有关“人民战争”与“游击战术”的历史资料里,确实到处都能看到破衣烂衫、土枪土炮。
最近几十年,世界上先进的制式装备层出不穷,其先进性能更加不是“土枪土炮”能够比拟,如果仍然还用这些东西与正规军(携带制式装备)进行正面对抗,无疑是难以取胜。
所以,有人提出疑问,认为“人民战争”和“游击战术”已经不适用于现代作战,是有其一定的道理的。
但是,提出这些疑问的人,似乎是低估了人民群众的智慧。
现在的人民群众,已经不是二战时期随处可见的大字不识几个的文盲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大力推广全面教育,号召全国人民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况且,随着这几十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民群众的见识也远远超过几十年前。
所以,如果一定要逼迫出中国人民聪明才智方面的潜力,我相信当今的中国人民不可能比不过几十年前的人。
我相信,当今的人民群众,绝对不会仅仅满足于制造“土枪土炮”。即使民间的工艺水平只能够做出“土枪土炮”,我也敢肯定,新时代人民群众制作出来的“土枪土炮”,绝对会先进于几十年前的作品!
这就像一句话说的那样:与时俱进。
更何况,几十年前人民群众制造的“土枪土炮”、“土地雷”,在某些方面已经具备了制式武器所不具备的优点——《地雷战》中的各式各样的“土地雷”,我看现在的军队也不一定能够做得更好。
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现在的人民群众,只会重复制造几十年前的“古董文物”,而毫无创新呢?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现在的人民群众的发明创造,就一定比不上当今各国的制式装备呢?
也许,当某一天战争爆发的时候,某地区的民间游击队员们会扛着“土制电磁炮”、“土制电磁干扰机”上战场呢……
生产制式装备,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有时候,为了大批量流水线生产的需要,许多优秀的创意都被搁置起来了。
而民间自己制造武器,就如同一些人赞美“民营经济”一样,正是“小批量生产”、“船小好调头”、“根据市场反馈(战争实践)及时调整产品结构”。
毛主席说过,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正有这方面的含义啊!
至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我们可以不说几十年前如何如何,仅仅是参考一下最近的事情,比如美国大兵在阿富汗的遭遇……
我想,假如有一天,外敌侵略中国:
如果仅仅是相隔几千公里扔巡航导弹,中国的普通民众也许没有办法进行报复;
但是,如果他们胆敢踏上中国的领土,我敢保证,他们将会体会到比阿富汗更加可怕的遭遇!
第五部分:永远不朽的“人民战争”
“人民战争”理论对全世界的贡献和影响力
“人民战争”是一个军事理论。但是,这个理论对全世界的贡献和影响力,绝不仅仅在于军事方面。
在“人民战争”的理论指导下,产生了许多新的战术,比如“地雷战”,比如“地道战”;但是,这个理论的政治影响力要远远大于军事影响力。
第一, 它使劳动人民找回了做人的尊严
“旧社会”的劳动人民猪狗不如,被统治阶级认为是“没有智慧”、“会说话的工具”、“牲畜”,是毛主席让中国人民(以及其他国家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找到做人的尊严。
这个过程,并不是简单地喊一句“劳工万岁”,或者是在天安门广场上喊一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是在“人民战争”的理论指导下,人民群众自发地发明创造出新的战法,把侵略者打得落花流水,用实实在在的成就证明劳动人民是“有智慧”、“有尊严”的,是应该被当做人来看待的!
第二, 它使劳动人民认识到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在旧社会,劳动人民的心理是十分自卑的。这种自卑,一方面来自于统治阶级的蔑视,另外一方面来自于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旧社会的老百姓们,每当遇到天灾人祸,就是寄希望于朝廷恩典、或者是神仙佛陀,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可以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来。
然而,在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启发下,人民群众开始不再幻想朝廷恩典,也不再求助于神仙佛陀。人民群众发明“地雷战”、“地道战”,完全是由于自身的聪明才智,而不是由于接受了官员的命令,或者神仙的指点。
第三, 它使中国社会摆脱了“孤立主义”的思想氛围
在清朝末年,中日海军在黄海展开决战,打得天昏地暗;而中国的老百姓在做什么呢,在围观。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与日军交锋;中国的老百姓在做什么呢,在忙着逃跑。
在旧社会的体系中,“老百姓”只有两个战争角色,一个是“炮灰”,一个是“难民”。于是,整个社会都弥漫着“孤立主义”的思想氛围。所有人都认为,打仗是军队的事情,与老百姓无关。
然而,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却一刻不停地发动人民群众,鼓励他们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因地制宜,用自己的方式抵抗外族侵略、反抗压迫剥削,为国家争主权,为人民争尊严。
可以说,“发动人民群众”,打“人民战争”,让抗日战争的整个进程大大缩短。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努力,中国的抗日战争恐怕还是与旧社会的战争一样,“一个人干,N个人看”;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形,别说八年打完抗日战争,恐怕十八年也未必能有个结果。
第四, 为人民享有胜利成果铺平道路
台湾歌手罗大佑唱过一首歌,名叫《侏儒之歌》,这首歌里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在赞颂毛主席的(我认为如此)。这首歌曲里面有一句歌词:“伟大的胜利结果献给人民”。我认为能够配得上这句话的人,只有毛主席。
毛主席把“伟大的胜利结果献给人民”,那么“人民”凭什么可以接受呢?虽然共产主义理想本来就希望人民得到应有的权利,但是,如果人民从来没有起来斗争过,仍然是“一个人干,N个人看”,却要求瓜分胜利果实,试问谁会答应呢?
而现在,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的指导下,人民群众既不依赖上级领导的指示,也不依靠神仙佛陀的点拨,而是独立创新、自主完善,发明了一套又一套新战法,而且效果十分优秀。
这就向全世界证明了,普通老百姓流的血不比正规军队少,普通老百姓做的事情不比正规军队差。那么,谁还有理由不把“伟大的胜利结果献给人民”呢?
这就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人民完全有资格接收胜利果实,并且有能力长期保有它。
第五, 为建国后的大规模生产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众所周知,建国之后,新中国就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生产建设。全国人民都如同发疯了一般地劳动,恨不得一天有25个小时泡在工地里。更加奇妙的是,所有人都在拼命干活,却没有人要求发放额外的奖金。
这样的工作积极性,可不是什么“拿摩温”和“荡管”巡逻监督的结果,更不是被刺刀驱赶的结果。恰恰相反,许多人都回忆说,当时的领导干部,从来不催促工人干活,而是拼命地劝说工人们:“不要再干了,回去休息吧!”
与此同时,在山西省的大寨村,以陈永贵为首的村民们,放着白白到手的救济粮不要,也不依靠上级领导想办法,自发组织起来改造当地的穷山恶水。其实,大寨村的自然条件非常差,即使村民们什么也不干,光躺在地上吃救济粮,也不会有人说闲话;但是,他们偏偏不信邪,就是要跟老天爷开战,而且还胜利了!
其实,这些现象,应该可以被认为是“人民战争”的延续(如果仅仅是“当家作主的喜悦之情”,不会发展到这个程度)。
打跑了日本鬼子,打跑了美帝蒋介石,人民就自发地把“穷山恶水”和“技术难关”当做敌人来进攻了。而且从人民的心理上来考虑,这种想法也是自然而然的:我们能够不靠天、不靠地,打跑日本鬼子、打败美帝蒋介石,难道“穷山恶水”和“技术难关”比日本鬼子和美帝蒋介石还要可怕吗?
改天换地和攻克技术难关需要大规模、跨行业的合作,人民群众自发就进行了,很少需要等待领导干部们的命令和指示。
这样的主观能动性,这样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更像是一场场作战行动,即“人民战争”,而不仅仅是由于“当家作主的喜悦之情”。
当然,“当家作主的喜悦之情”是绝对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人民可不会有兴趣在非战争状态下继续“战争”下去。
“人民战争”的功臣总是被遗忘
“人民战争”,其实是一个非常广博的概念,广博到没有任何一本教科书能够容纳它的全部内容。即使是我在前面极力赞美的《超限战》,也仅仅是对“人民战争”思想在军事方面的影响力的一个概括。
同时,“人民战争”也是十分琐碎的。琐碎到,除了比较有名的“地雷战”、“地道战”等少数成规模、有名气的战法之外,其余的人和事,全都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
比如孙广瑞同志的“中药地雷”,以及当地民兵改进后的“粪便加中药地雷”,在萨苏的《国破山河在》中只有短短的两三页;
再比如南京工人消极怠工对付日寇,是我在一本极不吸引眼球的小册子(《屠刀下的花季——南京1937》)里翻出来的。这本小册子已经快要绝版,网络上也没有电子版。也许,许多人根本没有听说过这本书,当然也就不会知道这一段故事。
再比如“八路军流动工作团”的事迹,也并没有被大肆宣传过。这也许是出于保密的需要吧(毕竟是军工技术呢)。
当然,更多的故事,早就已经无人记得。那些故事里面的主角,也许连他们自己也不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有多么重要。他们也许就在城市或者农村的某个角落,当一个看门人,或者守着几只羊,走完他们人生的最后旅程。
“人民战争”的英雄们,在吸引眼球方面,注定是比不上“正规战争”的英雄们的。
“正规战争”中,枪林弹雨、血肉横飞,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更有悍不畏死的英雄好汉,单枪匹马杀入敌阵,直杀得“人为血人、马为血马”。这样的波澜壮阔的情景,这样的好莱坞式的情节,怎能不吸引眼球,怎能不让人们热血沸腾?
然而,“人民战争”就显得平和许多,甚至显得琐碎、琐碎、琐碎……人们看到的永远都是云淡风轻,好听一些的,叫做“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很少有人仔细追究“谈笑”的背后是什么——这些人经历了多少经验教训、艰难险阻,才可以在强敌面前“谈笑”?有人笑,谁在哭?
比如人人都知道“地道战”,许多人都对电影《地道战》中展示的各种各样的地道和战术叹为观止。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发生于1942年5月27日的“北疃惨案”?在此次惨案中共有800余人遇难;村中120余户中,24户被灭门。正是由于发生了这件惨案,当地人民群众才发现了原先的地道系统的不足,并大加改进,才有了被后来的许多人惊为天人的“地道战”。在影片《地道战》的开头,有一段日本鬼子大肆烧杀的镜头,大约就是反映“北疃惨案”的。(关于“北疃惨案”,百度百科中有详细介绍。)
“人民战争”的成功经验,有一些被总结出来,但是大多数却被遗忘。以至于许多注重“实证”的人,认为“人民战争”就是一个花哨的概念,没有什么内涵。
然而,我认为,“人民战争”最大的成就就是唤醒人民,从此以后,人民才自发地组织起来,并且最终拥有了自己的组织与武装。
人民,曾经被统治阶级蔑视,被认为是“微小的存在”。
然而,中国历史上的“人民战争”,却用无可争议的事实证明了——
一个“微小的存在”,仅仅是“微小的存在”;无数个“微小的存在”团结起来,就是无穷大!
我认为,这就是“人民战争”的精髓,这就是“人民战争”的真谛。
附文:观《六韬》、《三略》等有感 2011-02-01
(此文是我2011年读完《六韬》、《三略》和《百战奇略》、《鬼谷子》之后写的读后感,不忍抛弃,拿出来献丑。)
夫战,韬为第一,其次略,而后计谋;民心第一,选才第二,将领第三,士卒第四,国力第五,计谋第六,武器第七。
韬者,民心向背也,治国之道也;善韬者,战胜于朝廷。略者,合纵连横也;善略者,决胜千里之外。
善谋者不战而屈人之兵,善计者可以以小博大、以弱胜强。古云“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漂橹。此非天子之道也。
伏尸百万,流血漂橹,止言士卒之勇,不可谓将帅多谋。善韬者战胜于朝廷、善略者决胜千里之外,唯韬略不行,计谋不通者,方多多牺牲人命,名之曰:一将功成万骨枯。
夫兵书,各国皆有,将帅均阅之。然战争之时,同一计策,张三行之而得大功,李四行之乃招奇祸,何也?韬略使然也。民心背,则士气落;向导不力,则道路险远。夫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非义战者,人和已失;人和失,自不知地利;地利失,则天时何助?况山高谷深之处,天时难料,无人和(向导)者,自不知天时,岂能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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