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应该“少谈些价值 多谈些模式”

当代中国应该“少谈些价值 多谈些模式”

五四时代，胡适提出“少谈点主义，多解决些问题”，这一主张直到现在仍然被很多温和理性的中间派人士广泛引用，但在当代中国更加虚飘的“价值”取代了倾向性极强的“主义”，又开始卷土重来，因为我们极有必要提倡“少谈些价值，多谈些模式”。

自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特别是战后，或是二十一世纪，其实人类信奉的那些共同价值并没有变化，也没有人提出先贤遗漏的、没提过的价值，而这些价值也早已经写入了中国的宪法和学校教科书，成为包括左派、右派各界思想人士共同信奉的纲领。

但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宣扬这些价值的知识分子没有得到公众的认同呢，其实就是他们可以混淆了价值和模式的区别，企图以价值代模式，当代中国部分知识分子所提倡的所谓价值其实是某种模式的概括而已。

同一价值有不同的实现模式

因此，我们必须将价值和模式进行正确的区分，同样的价值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实现模式，比如同样主张市场经济，则存在着英美的自由市场经济、日韩的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和北欧的福利国家模式四种，而且在这四种模式的竞争中，英美模式并没有明显的优势可言，反而北欧的福利国家模式和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优势更明显。

同样，在民主的实现模式上，也有美国的总统制模式，法国的半总统制模式， 有英国的议会模式，有瑞士的委员会模式，而在这些模式上还可以分为北欧的一党独大模式、英美的两党模式、德国的温和多党制模式和意大利、日本等国的极端多党制模式等，而极端多党制模式似乎最民主，但是目前债务最严重，导致国家破产都是这类国家，而德国的温和多党制模式反而不错。

价值只是理想，当前中国并不存在价值之争，而是模式之争，大家应该尽量减少在价值争论上进行无谓的浪费，多在模式上想办法才是正确的。

《人权宣言》已经问世了两百多年，但这些年中，人权进步并不明显，西方国家的人权改善，其实都是二战之后的事情，如果这些宣言真的能够落实，怎么还可能出现暴力的工人革命，其实在推动《人权宣言》的落实中，工人的暴力反抗，比那一纸文书作用更大。

国家发展模式是动态变化的

落实到同一国家，其模式也是在不断变化的，以美国为例，美国模式到底是什么？如果将现在的自由市场模式作为美国模式，那就大错特错了，当前美国的这种模式其实是华盛顿共识模式，其提出不过20年左右的时间，而之前还有罗斯福模式，当前美国这一模式在小布什任内达到高峰，也在小布什任内暴露出了大问题。

一个模式，如果要以国家来命名，那应该是使这个国家走向成功、强大的模式，美国率先走出上世纪的经济大萧条，并且领导世界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并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这都是罗斯福模式的成功，只不过强大后的美国开始穷兵黩武，大搞军事凯恩斯主义，经济才出现了问题。

后来美国选择了里根模式，也就是后来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但这中国知识界现在所说的美国模式其实也不是里根模式，而是小布什模式，小布什模式和里根模式的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里根鼓励储蓄和投资，而布什鼓励信贷和消费，政府如果鼓励储蓄和投资，则国家发展后劲十足，而如果鼓励信贷和消费，则遗患无穷，在货币政策上，布什实行低利率政策，而里根实行高利率政策，其结果就是一个人带领美国重新开启繁荣，一个人将美国引入深渊。

其实中国人无论是学习罗斯福模式，还是学习里根模式，都比学习小布什模式要好，可惜的是我们中国人偏偏认准了小布什模式。

新型发展模式往往产生于边缘国家

其次价值的实现，可谓条条大路通罗马，而且通往价值的模式之路也是不断被创新的，而且这种创新往往是出现在边缘国家，而非核心国家，我们完全可以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早期发展中就可以找到答案。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通过立法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比如1883年，德国通过了《疾病保险法》，《工伤保险法》在次年通过。就连最激动人心、也是最难通过的《老年残障保险法》在1889获得批准。工人福利状况的改善，极大的促进了德国的经济发展，德国也一跃从西欧落后的国家迅速成为与英法抗衡的强国。当时的德国首相俾斯麦一直将德国的“工厂立法”当成自己最伟大的成就，并将其称为“一切历史上的社会改革之花”。 此后，欧洲其他国家才纷纷效仿。英国1905年制定了《失业工人法》，1909年制定了《退休法》和《劳工介绍法》，1911年通过了《国民保险法》。法国1894年颁布了《强制退休法》，1905年制定了《专业保险法》。自此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开始了自己的“工厂立法”进程。

但我们要注意到，当时的德国的资本主义才刚刚起步，德国还处于半封建社会，而德国却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迅速崛起。这与我们所想象的后发国家应该变本加厉的剥削劳工才能迅速赶上发达国家的想法完全不同，而德国不是个案，北欧建设福利国家也是这样的。

北欧的资本主义发展非常晚，欧洲的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上半叶就完成了城市化进程，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北欧还是个半农业社会，城市化才刚刚开始，到了上世纪60年代才进入高峰，而当时北欧大多是社会民主党执政，他们极其重视劳动者的福利，当时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政府补贴建设住宅，为工人提高各种福利，这是这些措施让落后的北欧在二战之后迅速崛起，并成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标杆性地区。

现在很多中国人可能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最自由的国家，其实事实并非如此，美国人均GDP连世界前十名都没有进入，最新发布的2011年世界人均GDP排名中，美国排第十五位，前面的基本上都是北欧国家，而且来自多方面的研究也证明北欧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区，可以说北欧的高福利政策真正的实现了人权、自由和效率的完美结合。 以上德国和北欧崛起的经验表明，落后国家完全可以通过模式的创新，赶上和超越先进国家。

相反的例子也有，日本放弃自己的模式，盲目模仿美国，结果失败了，拉美国家照搬美国模式也失败了，我们中国采用“低人权、低福利”的发展模式，进行“资本主义补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代价是巨大的，而且崛起的速度远远低于当年的德国、北欧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速度。

当代中国没必要重起炉灶，照抄照搬，这样既成本太高，也不科学，我们要应该像德国和北欧一样通过模式创新实现国家崛起和民众的幸福。

高连奎 经济学家 著作有《中国大形势》《中国大趋势4：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