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辛子陵瘟疫小议第一篇

反“辛子陵瘟疫”小议 第一篇 辛子陵瘟疫简析 3 辛子陵的“历史评价”是卑鄙、荒谬和错误的 　　

一个人如果力求使科学去适应不是从科学本身（不管这种科学如何错误），而是从外部引出的、与科学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卑鄙”。（马克思：《对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的发现史的评论》（《资本论》第四卷第二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Ⅱ（R72）P126）　　

如果用“自由意志”这个抽象概念来顶替有着行为的现实动机和受着各种社会条件影响的一定的人，如果只用人的许多特性的一个特性来顶替人本身，难道这不是荒谬的吗？（马克思：《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银行的措施》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J27）P579）　　

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末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思想的形式、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使人们行动起来的一切，都必然要经过他们的头脑；但是这一切在人们的头脑中采取什么形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种情况决定的。自从工人不再像１８４８年在莱茵河流域那样简单地捣毁机器以来，工人已经丝毫不能容忍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应用机器了。（P343）（恩格斯：《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于１８８６年初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P343）　　

一个人如果力求使历史去适应不是从历史本身（不管这种历史如何错误），而是从外部引出的、与历史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卑鄙”。（——笔者套用马克思论卑鄙的语录谈历史评价中的卑鄙）　　

反“辛子陵瘟疫”小议 第一篇 辛子陵瘟疫简析3  　　

辛子陵的“历史评价”是卑鄙、荒谬和错误的 　　

无论如何，必须承认，辛子陵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深入评价”是无耻的、疯狂的、妖魔化的和辛子陵瘟疫式的。也是骇人听闻的。　　

说到评价历史，撇开评价者的具体观点不说（观点的不同是十分正常的和不可避免的），如果仅仅就评价过程本身来说，仅仅就评价过程中所贯彻的评价方法和思维逻辑来说，正确的评价大概至少要具备以下几个要素：　　

一是，对历史事实的认定，必须力求客观、正确、全面。就是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必须让历史事实自己说话。而不是由评价者随心所欲地说自己的话，更不是由评价者随心所欲地编造历史。　　

二是，对历史事实的评价，必须力求客观、正确、全面。就是要按历史事实本来的面貌认识历史、评价历史，就是要从历史事实中，按历史事实本身的种种内部关系，找出历史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发现真实性、客观性、规律性、必然性，等等。因为，认识的真理性在于它的彼岸性。　　

三是，对不同的观点，应当允许充分争论，而不是主张不争论或不允许争论。这里说的“不同的观点”，当然是指在做到以上“一”、“二”点的前提下的不同观点。同时，这种不同观点的争论，应当是充分摆事实，讲道理的；而不应当是打棍子，扣帽子的；更不应当是攻击漫骂、赶尽杀绝和妖魔化的。就是说，评价者、争论者，要有求同存异，追求真理的胸怀。允许争论，才能存异；通过争论，才能求同。　　

四是，要做到以上三点，归根结底，就是要求我们必须学会并习惯于正常的、诚实的、理性的、科学的和负责任的思维。就是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坚持政治民主和思想解放，以追求正确认识、科学认识为最高目的和最高境界，而不以追求时尚、哗众取宠或坚持某种意识形态为最高目的和评判标准。　　

总而言之，历史评价的结论，是从历史事实中产生的，由历史事实自己（通过认识主体的正常的、诚实的、理性的、科学的和负责任的思维而发现）来说明的。而绝不是相反，由评价者把自己的观点、“结论”强加给历史，甚至是为了评价者的观点、“结论”而不惜编造历史。　　

如果以上四点要素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那么，我就完全有理由说，辛子陵的“历史评价”完全是卑鄙、荒谬和错误的。　　

辛子陵赤膊上阵，疯狂向毛泽东乱攀乱咬，一心要把毛泽东至少毁掉七成；一心要把中国引向私有制，引向“新资本主义”，引向新资本主义的欧洲、瑞典，引向辛子陵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引向所谓“正统”的、晚年的“富马克思主义”……　　

而当辛子陵这样做的时候，他首先就是要把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引向妖魔化逻辑，引向辛子陵瘟疫！ 　　

在所谓“深入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问题上，辛子陵再充分不过地进行了拙劣的表演，充分暴露了他的“四无”（无知、无耻、无赖、无聊）有机体本质和丑恶、卑鄙的嘴脸，他已经自己证明了他是一心以“正统”自居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和骗子，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无耻的叛徒，是顽固坚持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妖魔化“逻辑”（？）的政治痞子和文化痞子，是比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少数最极端分子还要极端几千倍、几万倍的超级极端分子，是丧失道德，丧失人性，已经陷入极端妖魔化混乱状态的超级机会主义分子。他所谓的“深入评价”闹剧，实际上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场思想、文化、政治和逻辑的瘟疫，——辛子陵瘟疫。　　

辛子陵在历史“评价”上的卑鄙、荒谬和错误，主要在于：　　

第一，辛子陵对历史事实采取了极端不尊重的态度，甚至是采取了胡说八道的态度。辛子陵不但无视历史，还编造“历史”，讹诈历史。比如：　　

⑴、辛子陵说“毛泽东三年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比中国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的全部人口还多七百六十四万人。” 这就是最典型的辛子陵瘟疫式的胡说八道和讹诈之一。因为：　　

①、首先，这个据辛子陵称是“二○○五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有限制的解封。这是官方正式内部公布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权威数据”的“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明明白白地包括了1962年的所谓“数据”。而辛子陵却把“4年”的“数据”说成是“3年”的；并且辛子陵甚至明显地混淆了“官方”资料中的“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与辛子陵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这两个非常不同的概念。这本身就是很“四无”（无知、无耻、无赖、无聊）的行为。　　

其次，以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这个数字本身的不透明问题和错误问题是十分明显的。（详见“反辛子陵瘟疫小议第四篇 三面红旗问题讨论11  关于对辛子陵所引中共中央政治局有关大饥荒资料的分析”） 特别是，其中最明显的荒谬之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这个数据中，居然包括了1962年的所谓750万人的“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而这个“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数据甚至超过了国家统计局资料中同年的总死亡人口数据！

特别是，考虑到：　　

1962年是自1960年下半年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的第三年，也是国民经济调整的第一阶段任务胜利完成的一年。　　

同时，历史《决议》更是曾经明确确认，早在1960年冬，就发生了“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并且，“从1960年冬以后……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此外，国家统计局的资料确认1962年的死亡率是1964年以前时段中最低的一年（10.02‰）。等等，等等。　　

由此可见，辛子陵相信并认定1962年居然还会有75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超过了国家统计局资料中当年的全部死亡人口数）；并且进而又把这个本身就很“莫须有”的数据强加到“三年”的头上，这岂不是很瘟疫吗？　　

②、辛子陵完全看不到或不愿意看到，即使完全根据那个网上公认的著名的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统计表（就是那个标明了1960年比1959年年末人口“净减少”了“1000万”的统计表）计算，表中同期全国的全部（！）死亡人口数最多大约是3600万人多一点，远远低于辛子陵这里所说的“饿死人”数。　　

对于死人和“非正常死人”这样重大而基本的历史数据，辛子陵不是认真核实分析其依据和真实性，而是竟然主张一个数据的局部可以任意大于这个数据的整体！这难道不是编造历史，讹诈历史？这难道不是辛子陵瘟疫？　　

③、辛子陵完全看不到或不愿意看到，那个网上公认的著名的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统计表中的相关数据，在1956年至1964年时间段内，存在明显的、反差巨大的、倾向性和系统性的内在逻辑错误。这个明显的错误就是：简单的计算（验算）发现，统计表中1956年至1959年的年末人口数，疑似每年被人为做大100万人至540万人；而表中1960年至1964年的年末人口数，疑似每年被人为做小340至690万人。以上“做大”数和“做小”数两者相抵，总计净做小年末人口数竟然达到了1348.1万人。归根结底，以上统计表中的错误倾向表明，有人故意（或至少是不小心）要成千万地做大“饿死人”数！统计表中这一时间段中间“统计数据”的人为出错的痕迹，实在是太明显了——那怕是只有小学文化的人，只要对“饿死人”问题没有偏见，只要耐心作一点算术计算，就是都能发现的。所以，对那个网上公认的著名的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统计表中1956年至1964年的相关数据，认真核实分析才是应取的慎重态度，任何盲目采用，甚至在采用中再生出错误的做法，都是完全错误的。　　

辛子陵无视统计表中数据本身的内在逻辑错误，无视正常年份那个正常死人数据的客观存在，竟胡说“饿死人”3755万，这哪里是评价历史？这分明是编造历史，讹诈历史！是货真价实的辛子陵瘟疫！　　

④、辛子陵完全看不到或不愿意看到，同样是主张困难时期“饿死人”几千万的著名“学者”金辉和曹树基二位，都在他们的“饿死人”问题“学术”成果资料中，明确指出了以上①、②、③中所指的那个统计表的明显错误。其中，金辉称（统计表）“公布的‘三率’均不可信”（网易《（资料）三年大灾害备忘录》（金辉：原载上海《社会》杂志一九九三年第四、五合期）。而曹树基则详细而耐心地指出：“从理论上说，用人口出生率减去人口死亡率，即得人口自然增长率。在没有规模性的跨国境人口迁移的背景下，人口自然增长率就是人口增长率。从理论上说，只要统计口径一致，根据人口增长率和上一年的总人口，就可以计算出下一年的总人口。然而，无论是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资料，还是采用蒋正华的三组资料，所得1959年以后历年总人口皆比国家统计局公布人口多400万-700万。……很明显,灾前或灾中人口死亡率的人为篡改，是导致这一系列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原刊于《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　　

⑤、辛子陵完全看不到或不愿意看到，金辉、曹树基二位即使在发现并指出了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统计表的错误之后，也还是在各自的“饿死人”问题“学术”成果资料中犯下了明显的、低级的和原则性的错误。其中：　　

金辉因为对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统计表的错误采取了“暂且利用公布的出生率”以及事实上同时“暂且利用”表中的其他数据（如年末人口数，包括那个“1000”万的所谓“净减少”数），即选择了直接采用表中的错误数据，——他自己已经明确指出其错误的数据，所以金辉的错误显得太低级、太直接、太露骨和太莫名其妙（网易《（资料）三年大灾害备忘录》（金辉：原载上海《社会》杂志一九九三年第四、五合期）。　　

而曹树基则因为进行了一次“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伟大而繁琐的考证之后，竟然完全忘记了他出发时的一些想法，比如：谁是人口数据资料的权威“基础”，谁是人口数据资料的某种“补充”，等等，等等。所以，曹树基犯下了虽然华丽、繁琐，但却同样低级的错误。特别不幸的是，因为曹树基的本末倒置和掩耳盗铃式的思想方法，他在自己的“饿死人”问题“学术”成果的背后，——即在辛子陵引述的那张21个省区的“非正常死亡”成果表的背后，居然同时创造了三年46.145%（百分比） 而绝非46.145‰（千分比）左右的人口“增长率”。这样惊人的“增长率”即使是工厂化生产也是无法达到的。所以，曹树基的“学术”成果同样是错误的，而且简直错得太离奇，太荒唐！（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原刊于《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　　

⑥、辛子陵完全看不到或不愿意看到，他自己在事关“饿死人”问题上所犯下的一系列其他常识性错误，是多么离奇、荒谬和疯狂，甚至离奇、荒谬和疯狂到涉嫌“饿死人”讹诈的刑事犯罪（？）的地步或刑事犯罪边缘的地步。比如，以上所说的那个所谓“饿死人”3755万的问题，就是他讹诈历史的证明；比如，辛子陵大作中那个关于1959年“出口四百一十九万吨粮食”的魔咒——辛子陵把仅占当年征购粮总量6.22% 的粮食出口（对1959年来说，尚且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一般说，征购粮中的可机动支配数，远远高于其总量的6.22%），竟然不厌其烦地反复说成就是造成1959年“饿死人”，以及进而就是造成1960年“饿死人”和甚至进而就是造成全部“饿死人”的原因，这就是辛子陵讹诈历史的证明。　　

由此可见，辛子陵的“四无”（无知、无耻、无赖、无聊）有机本性和辛子陵瘟疫本性，是多么骇人听闻！　　

⑵、辛子陵们（李锐“序”）说文化大革命时期“整人”1亿，“整死”2000万人，就是最典型的辛子陵瘟疫式的胡说八道和讹诈之一。因为：　　

①、关于“整人”1亿的问题。　　

辛子陵们借“叶剑英”的名义，说文化大革命“整人”1亿。　　

事实是，文革开始的1966年，全国年末人口数为74542万人（文革开始的5月至8月，当然少于此数），如果考虑扣除大约3亿5000万未成年人之后，当年全国的全部成年人不足4亿人。那么，辛子陵说文化大革命“整人”1个亿，几乎是说全国平均4个成年人（包括老弱病残孕）中，就有1个人被整。显然，这种疯狂的逻辑不可能属于任何正常人，而只能属于辛子陵瘟疫。　　

特别是，如果有1亿人被“整”，恐怕至少也要有1亿人“整人”，——“一对一”或“一比一”式的“整人”本身不但可能需要极高的“整人”素质，而且这样作“一对一”或“一比一”式的“整人”假设本身就是荒谬的。如果这样假设，那么，平均两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是被“整”的人或“整人”的人。这样，全国几乎每个家庭就都有被“整”的人或“整人”的人了，或者就同时有两种人了。这种离奇、荒谬和疯狂的逻辑，当然还是只能属于辛子陵瘟疫了。　　

辛子陵似乎完全忘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有自1962年起的连续13年农业大丰收；“四五”计划也在1975年胜利完成；我国的工业、国防、科技、医疗卫生以及外交等等战线上，也都有许多伟大成就（以上见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1975年初））。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需要多少亿人的辛勤劳动？！单是其中的农业连年丰收，需要多少亿农民的辛勤劳动？！　　

由此可见，辛子陵的这个“整人”1亿，实在荒唐。 　　

②、关于“整死”2000万人的问题（之一）。　　

辛子陵们借“叶剑英”的名义，说文化大革命“整死”2000万。　　

事实是，根据中国人口信息网“1949年-2003年人口数据资料”，本人编制出《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年人口情况统计分析表》如下：　　

    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年人口情况统计分析表（曹启龙编）　　

（注：以上数据，由本人根据中国人口信息网1949年-2003年人口数据资料，并和成都人口网、玉溪人口网（1949年-2001年人口数据）资料对照整理。同时，与网上多位“专家”、“学者”及网友所引用的主要人口数据进行了对照。表中数据体系，为网上讨论人口问题中采用最多的版本。 　　

以上统计分析表的年“死亡率”中，除了1972年死亡率比上年增加0.29‰，1974年死亡率比上年增加0.30‰——以上波动本身明显是完全属于正常的波动——之外，其余各年死亡率均比上年略有下降。就是说，统计分析表数据显示，文革期间的全国人口“死亡率”不但没有任何异常，而且主要呈下降趋势，根本就不可能出现“整死”2000万人——比任意三年的全部死亡人口合计数还要大——的异常情况。所以，辛子陵说文革时期“整死”2000万人，不过是辛子陵瘟疫固有的离奇、荒谬和疯狂逻辑的又一次拙劣表现而已。　　

③、关于“整死”2000万人的问题（之二）。　　

根据辛子陵大作自己提供的资料，辛子陵称胡耀邦在改革开放初期，平反冤假错案的人数总计大约是300万人左右，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其中，还包括了号称总数50万人（其中的多数人最迟在1959年和1961年已经甄别或摘帽）的右派，以及包括了部分三十年代问题人员，这样一来，涉及文革的“冤假错案”平反人数总共大约是250万人左右。特别是，如果考虑到，平反的人数中的相当多数的人在平反前就已经被“解放”和提拔重用；平反的人数中的大多数人在平反后也都得到了提拔重用。那么，属于文革中“整死”（包括自杀）的人，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数字（至少绝对小于2000万，绝对小于300万，绝对小于250万，等等，等等）。如果按以上“⑵、②”中“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年人口情况统计分析表”的“死亡率”数据（8.83‰～6.25‰）分析，那么，因为死亡率主要呈下降趋势，且相邻年份的波动在-0.67‰～+0.30‰之间的正常状态，所以，文革期间各年的全部（！）“非正常死亡”人数（这里甚至把“波动”本身直接作为“非正常”考虑），就完全是一个正常的“非正常死亡”数（一个大约“十万数量级”的数据）。　　

④、关于“整死”2000万人的问题（之三）。　　

辛子陵自己在大作中曾经郑重其事地说过“文化大革命把几十万党内同志迫害致死”（辛子陵大作“08 务实的八大路线”）。虽然辛子陵在这里照例根本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证据资料，但是，这一次毕竟绝对没有再说“整死”2000万了，而只是说“几十万”了。这一点充分说明，辛子陵自己已经承认，他们所谓“整死”2000万人的说法，是纯粹的胡说八道。 　　

辛子陵们胡说文革期间“整死”2000万人，归根结底还是辛子陵瘟疫固有的离奇、荒谬和疯狂逻辑的拙劣表现，而且是自相矛盾的拙劣表现。　　

⑶、关于文革是十年“动乱”的问题。　　

首先，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发动的时候（从“5.16”通知到“十六条”），全党全国绝大多数人都对文化大革命抱着十分谨慎的态度，甚至常常表现得“很不理解”和“很不得力”。所谓“动乱”，并没有立即开始。　　

事实上，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1966年甚至根本就不是“动乱”年。而是属于“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的最后一年。决议指出：
    “(16)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中，我们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从1965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了起来。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全国农业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六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七十倍。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为前七年的四点九倍。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科学技术工作也有比较突出的成果。”　　

显然，在这里，1966年属于“‘文化大革命’前夕”，而不是属于所谓“动乱”。　　

其次，从1968年8月底起，全国实现了除台湾之外的“全国山河一片红”，全国就已经是在各级一元化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领导之下了；从1969年4月起，全国就已经是在党的“九大”、“十大”等等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及各级党的组织的领导之下了。辛子陵说文革是十年“动乱”，显然就是说，在各级一元化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领导之下，以及在党的“九大”、“十大”等等新一届中央委员及各级党的组织的会领导之下，仍然是“动乱”和继续“动乱”的存续时期。这等于是说，各级一元化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和党的“九大”、“十大”等等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及各级党的组织，不但根本没有实现治，而且是继续领导了或放任了“动乱”！辛子陵这种既违背历史事实，又违背正常逻辑的“历史观”，岂不是很丢人现眼？岂不是很辛子陵瘟疫？　　

辛子陵们甚至不愿意承认，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从发动起到筹建各级革命委员会止的最“动乱”阶段，文化大革命也还是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下进行的，事实上和本质上也还是有秩序的，尽管人们有理由对这种秩序持保留和批判态度。但是，试想，没有领导和没有秩序的运动怎么可能走向联合，走向革命委员会，走向“九大”、“十大”？只不过这里所说的领导和秩序，是一种属于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和秩序而已。把这种领导和秩序简单地归结为“动乱”，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是完全违背唯物辩证法的，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　　

总而言之，在辛子陵眼里，在辛子陵的历史评价里，历史竟然全是乱的、空的、黑的、错的、左的、罪恶的；而罪恶竟然全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甚至整个历史本身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历史）！ 　　

这就是辛子陵瘟疫的“历史评价”，这就是“历史评价”的辛子陵瘟疫。　　

第二，辛子陵在对历史事实的认识上，不是让历史事实自己说话，而是直接由辛子陵自己来为“历史”说话；不是从历史事实中找出历史的内在的和本质的联系，而是相反，是把辛子陵自己主观建立的“联系”强加给历史，甚至是强加给由他亲手编造的“历史”。比如：　　

⑴、在辛子陵眼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左的“失足”。这纯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和歪曲；是对历史的否定和妖魔化。　　

①、辛子陵竟然完全不考虑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比如，一贯以“正统”自居的辛子陵，在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历史评价”中，竟然没有引述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和“正统”。岂不是咄咄怪事？　　

②、辛子陵竟然完全不考虑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的历史经验及其历史意义。　　

③、辛子陵竟然完全不考虑中国人民自己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的历史主动性、必然性和正当性。　　

④、辛子陵甚至完全不考虑，社会主义改造本身，就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要工作任务之一；就是一九五二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一九五四年已经被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所接受，列入了我国的宪法，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这样的历史事实。（李富春《195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www.gov.cn　　2006年02月23日　　来源：人民网）　　

⑤、辛子陵也完全不考虑，我们今天之所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全是幸亏有当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⑵、在辛子陵眼里，大跃进不但是毛泽东一个人“轻率”发动的试验，简直就是毛泽东的“原罪”。这纯粹是闭着眼睛胡说八道。　　

①、辛子陵完全不考虑，建国后从全国解放到完成土地改革，从经济恢复和抗美援朝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等等，各项工作的顺利而快速进展。特别是，辛子陵完全不考虑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实施和完成本身，就是大跃进之前的大跃进。特别是1956年就是货真价实的大跃进之年，就是后来1958年大跃进的前奏。　　

比如，李先念1956年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号召全国人民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各项建设事业 争取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1956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１９５６年６月１５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比如，周恩来曾经说过：“１９５６年，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的到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个跃进的发展，经济事业和文教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都大大地超过了五年计划的前三年，有些甚至超过了前三年增长的总和。……我国的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产值，下同），在五年计划的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七十七亿元，而１９５６年这一年就增加了一百三十九亿元。……钢产量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五十万吨，而１９５６年就增加了一百六十一万吨。……” 　　

“１９５６年我国生产资料工业的产值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一，生活资料工业的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57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1957年6月26日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比如，薄一波曾经说过“我国国民经济……一九五六年的大发展、大跃进，……”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关于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　1958年2月3日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②、辛子陵完全不考虑，正是在大跃进的前奏之年，即在大跃进之前的大跃进的1956年的　9月15日　～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并且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的建议》。 　　

③、辛子陵甚至完全不考虑，大跃进的直接发动正是1958年2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确定的。完全是作为“二五”计划的开局之年的开局方式而发动的。　　

比如，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　1958年2月3日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作《关于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指出：　　

“我们应当努力争取一九五八年的国民经济发展有一个新的跃进，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创造一个好的开端。　　

“有没有可能使一九五八年的国民经济有一个跃进的发展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人民日报曾经为贯彻这次人大会议精神，专门发表了关于大跃进话题的社论，——《一次争取大跃进的大会》。社论指出：“这是１９５８年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序幕，这个新的跃进无疑地是执行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一个良好的开端。……”　　

很显然，这说明，作为“二五”计划开局的1958年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就是发动1958年大跃进的第一个正式的标志，第一个正式的法律性标志。　　

顺便指出，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称1958年这个“二五”计划的开局之年为“新的跃进”，这恰恰说明一届人大五次会议确认了1958年前有过旧的“跃进”，有过旧的“大跃进”。 　　

④、辛子陵完全不考虑，总路线的正式提出和形成是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确定的历史事实。　　

比如，1958年“５月５日－２３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通过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中国共产党大事记 人民网）　　

这说明，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是发动1958年大跃进的第二个正式的标志。　　

只要是尊重历史的人，就不能不承认，是1956年9月党的“八大”正式“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的建议》”；是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开始实施“二五”计划，并正式号召和发动了“新的跃进”；是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 并提出总路线及其基本点，等等，等等。所以这些如此重大而正式的历史事实，难道还不能充分说明，在大跃进问题上，毛泽东行为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正当性，毛泽东行为的严谨和规范，合理和合法？！　　

如果“历史评价”可以无视历史事实，岂不是太辛子陵瘟疫？！　　

如果人大会议的决定和党的会议的决定尚且是“轻率”的，那么，还有什么是不“轻率”的呢？！　　

⑤、尽管辛子陵们对大跃进的污蔑、攻击和妖魔化达到了辛子陵瘟疫的境界，却还是露出了许多破绽。　　

比如，辛子陵始终没有，也无法对“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说些什么。这岂不是耐人寻味的？试想：　　

一群在“一五”期间干得很出色，很跃进的人，怎么会在“二五”期间（基础已经更好，经验及骨干已经更多）却干得基本错误，甚至完全错误？！　　

一条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基本正确的建设路线（总路线），其贯彻实施的过程和结果，怎么可能是基本错误，甚至是完全错误？！　　

无论如何，党的八大二次“大会正式通过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这个完全是合法程序和集体智慧结晶的路线，——从1956年算起，至少酝酿了2年，比起邓小平个人智慧结晶的那个“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路线来，两者在意思表述的恰当程度上是完全不同的。怎么可能是总路线反而造成更大的错误？！ 　　

⑶、在辛子陵眼里，文革就是，而且完全是一场由毛泽东一个人而不是由中共中央相关会议正式确定（辛子陵根本无视这些会议的存在）而胡乱发动的，完全是一场历史浩劫，历史罪恶。这就是辛子陵的卑鄙、荒谬的文革观，历史观。　　

辛子陵完全不考虑和完全不愿意正视文革前后客观历史的前因和后果：　　

①、辛子陵完全不能历史地、客观地、诚实地、理性地面对文革和文革时期。　　

比如，前已分析指出的所谓“整人”1亿的问题；“整死”2000万的问题；以及十年“动乱”的问题，等等。　　

辛子陵完全不考虑，文化大革命至少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虽然有伤有痛，却基本健康，甚至是非常健康的执政党，——这是纯粹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也是改革开放的根本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而那个没有文化大革命的苏联和东欧，却只能留下一个或一批下了台的共产党。　　

辛子陵完全不考虑，文化大革命至少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以及相当规模和相当品质的各类资源，这是改革开放的根本经济资源和保证。尽管有人不承认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但是，不可否认，这样一个有一定总量和品质，有广阔的国内市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经济体“遗产”，肯定是可以大有作为和大做文章的。也肯定是很难与所谓的“崩溃”说或“崩溃的边缘”说沾边的。人们只听说过债务危机或主权债务危机，但是，至少还没有听说过“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危机。 　　

②、辛子陵完全不考虑，自从苏共“二十大”以来，以及中共“八大”以来，中苏两党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以及双方相关争论的基本情况和是非曲直。　　

③、辛子陵完全不考虑，中苏两党基于以上分歧和争论而在党内外、国内外所采取的不同思想、理论、政策、做法和所引起的种种完全不同的变化；以及因此中国有文革，而苏联没有文革的客观历史原因等等问题。　　

④、辛子陵完全不考虑，为什么没有文革的苏联会解体，东欧会剧变，执政的共产党会纷纷下台；而有了文革的中国（虽然文革的成本很高，对文革的评价各异）却完全没有发生苏联和东欧式的悲剧？　　

⑤、辛子陵完全不考虑，为什么否定了文革和阶级斗争的中国，会发生资产阶级自由化、动乱和暴乱的问题，甚至发展到要在北京实行戒严才得以平息动乱和暴乱？文革中有这样的动乱、暴乱和戒严吗？　　

⑥、辛子陵完全不考虑，为什么邓小平在平息动乱和暴乱后的第一时间要说“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的问题？要说资产阶级自由化、动乱和暴乱是“一定要来”的问题，要说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的小气候所决定的问题？国际大气候究竟怎么啦？中国的小气候究竟怎么啦？究竟是什么人影响了什么气候，还是什么气候影响了什么人？毛泽东时代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气候？　　

 ……　　

总之，在自称“正统”的辛子陵眼里，历史运动根本就不是什么无数不同意志的合力作用的结果，而只是毛泽东一个人意志的“独断专行”的结果。当然，“评价历史”也就同样只要辛子陵一个意志的独断专行就是了。　　

第三，辛子陵是绝对不能容忍不同意见的，不但容不得当代的中国人与他争论，而且还直接把他所不能同意的毛泽东思想污蔑为“空想”，是“左”，是“错”。把他所不能同意的马克思主义，污蔑为“幻想”和“根本性错误”。他甚至武断地把毛泽东评价为新民主主义者，把马克思、恩格斯评价为“民主社会主义者”……总之，为了他的所谓“历史评价”，辛子陵是可以随便推翻一个体系和创造一个体系的，甚至是可以改变和颠倒整个世界的。　　

有关辛子陵在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一系列问题上如何指鹿为马，胡说八道的问题，详见反辛子陵瘟疫小议第二篇及其他专门分析。　　

第四，我们在辛子陵的历史“评价”中，已经完全看不到正常的、诚实的、理性的、科学的和负责任的思维的影子了，看到的只有自称“正统”的辛子陵瘟疫的恶性发作，和这种发作得出的最后的和疯狂的结论。看到的只有辛子陵对历史的“审判”（一种完全不要事实依据和法律准绳的“审判”）；看到的只有辛子陵对历史的歇斯底里的讹诈，而绝不是什么对历史的“评价”。看到的只有辛子陵的终极“真理”，绝对“真理”，和他对人类社会以及至少是对中国社会所给出的“最终目标”，——即他的“新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憧憬。　　

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所以，辛子陵的“历史评价”，不但直接因为结论本身的错误而危害极大；而且更因为他的整个“评价”过程本身的卑鄙、荒谬和错误，因为他在整个“评价”过程中所采用的评价“方法”和“逻辑”（如果这也可以叫做“方法”和“逻辑”的话）的卑鄙、荒谬和错误，一句话，因为他的“辛子陵瘟疫”，而危害极大。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辛子陵自己也是这种“辛子陵瘟疫”的直接受害者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在“辛子陵瘟疫”肆虐的地方，不但对任何事物和认识对象（比如大到评价历史和认识现状，小到对一人一事的看法）都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认识；而且还会使整个社会生态环境、思维生态环境都被“辛子陵瘟疫”侵染和毒化。同时也会使认识主体被“辛子陵瘟疫”侵染和伤害，并从此可能造成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危害。这种危害是直接从妖魔化人的认知力开始，进而影响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的健康发展和繁荣进步，影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影响中华民族和谐社会建设大业，影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业。所以，人们对“辛子陵瘟疫”的危害性，应当保持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应当进行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应当毫不犹豫地拒绝和埋葬“辛子陵瘟疫”。　　

从根本上说，要拒绝和埋葬“辛子陵瘟疫”，还得关注国际大气候，关心和注意治理中国的小气候。在国内，就是要全面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很遗憾，为了批判辛子陵瘟疫，我不得不沾了“评价历史”或“历史评价”的边，但是，我这完全不是为了“评价历史”，而是为了评价辛子陵的“历史评价”。是为了拒绝和埋葬“辛子陵瘟疫”。　　

我所开始做的事情，完全是被辛子陵和辛子陵瘟疫逼出来的！完全是对辛子陵瘟疫的一种免疫反应而已！因为“辛子陵瘟疫”不光危害历史和历史评价，而且首先直接危害现实社会，危害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现实的社会生态环境和思维生态环境，危害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大业。甚至危害我们的日常生活，包括我的退休生活。　　

为了建设和谐社会，中国人必须首先学会做和谐的人。而在当前，学会识别、拒绝和埋葬辛子陵瘟疫，是学会做和谐的人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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