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效率与全民利益
一、全民效率与全民利益的对应关系，构成公有制经济的基本框架
对社会基本生产资料实行全民所有，在私有经济法则主持的社会产生
两个新事物：即全民效率和全民利益。经济利益是一切社会利益的基
础。在物质匮乏的时代，全民利益具体表现为全民的基本生活保障。
即医疗、教育、养老、就业等等。按照经济职责需要“责、权、利”
相匹配的原则，全民利益与全民效率需要相互促进，相互激励。全民
效率的成果要落实于全民利益，而全民利益要维护和推动全民效率。
这种相互依存、相互对应的关系，类似于电路中的正极和负极，一定
要形成一个回路，响应对方传递的不平衡信号，电流才能形成，经济
才能为之启动。宏观经济这“两极”的对应关系，需要的是直接和明
确的反馈，这只有用直接按比例分配的方式才能适当表达。即全民收
益或全民的社会福利保障必须与全民的平均生产效率同步升降。这种
对应关系如果含糊和隐晦，整个公有制的经济运动都会随之含糊和隐
晦。
只要求基本生产资料全民所有，不要求全民效率和全民利益的
互动关系行不行？那么争取全民所有的意义何在？全民所有的生产进
步性落实于何处？没有全民的生产方式给予保障，全民权益只能流于
形式。“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几乎所有公有制国家在建立初始，都要落实全民利益。例如义
务教育、免费医疗、就业保障等等。但是这些社会开支最终是来源于
企业利润，而企业的利润是来自剩余价值核算。全民效率难道只能表
现为企业利润？如果不是，全民效率还有别的财富源头吗？仅仅依靠
企业利润支撑社会开支，这不是全民效率与全民利益的对应关系，而
是局部效率与全民利益的对应关系，在局部效率基础上，按照“责、
权、利”相对应的法则，其对应的只能是局部利益。尽管我们可以将
企业上交的税利强行作全民利益的分配，但是这必然增加企业正常发
展的负担。所谓“要公正就没有效率，要效率就没有公正”，正是这
种两难处境的写照。也正是这种两难处境，反映出全民利益没有形成
正常合理的发展机制。
全民效率实际是社会全因素优化的体现，是社会协作中的总体
效率，表达为一切局部效率的综合效率，或平均效率。当协作范围达
到全民级别时（全民效率），所有按照局部效率归类的经济界限都被
打破，例如消费利益与生产利益的区分等等。生产效用即是消费效
用，人的生活消费也是社会生产的组成部分。消费，只是换了环境和
目标的生产。此时生产效率展现的不是买方或者卖方效率，而是生产
的本质意义：即人们依靠自己的劳动能力和劳动量，在自己的劳动效
果基础上持续扩大再生产。这是一个因为利益全民化而排除了局部权
益关系，只展现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价值自我循环增殖机制。
这一自我循环机制是将财富增长放在了效率增长的基础之上，
而不是放在利润增长的基础上。因为利润增长只不过是价值社会中效
率增长的一种表象。任何一个国家内生的经济自主增长机制，都必须
建立在人与自然劳动对应的关系基础上方才稳定可靠。专注利润的增
长，容易偏离利润之源—-社会效率。美国所倚重的“虚拟经济”，
不是社会所需要的效率需求，不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劳动对应，而是借
助各种经济活动作金融衍生，生产利润转向泡沫利润。这种机制自然
不是立国之本。无数的局部劳动在为利润分割而争夺，但是无论这些
局部劳动是以何种方式实现补偿，决定这些劳动循环形态的是基本的
依存关系，即人与物的对应关系。形象的说，这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
系的表现。全民效率只不过是将这种决定力量、决定方式直观完整的
表达出来。
在这种自我循环的价值增殖机制中，劳动不一定是以市场交换
的方式实现，往往是以社会投资产生效益、效益回馈社会的方式实
现。例如高速铁路的扩张，由于交通便利所带来的时间节约，其实已
经在偿还有形的社会资金投资。正所谓“用之于社会，还之于社
会”。只有私人投资于社会项目，他没有别的受益和偿还渠道，才需
要老老实实依据账本收入、依据火车售票收入计算回报。大量的生产
过剩能力在这个投资渠道得到宣泄。因为全民效率是以全民利益作对
应的劳动回报尺度，展现的是社会规模的劳动实现机制，其可以容纳
的供需不平衡、资金投放的不平衡，远远超过企业能力；大量的社会
效益在这个投资渠道中形成。因为各种社会贫困、各种生产落后都可
以在社会力量的支持下直接得到改善。
在资本尺度的衡量下，资助贫困是得不偿失的投资行为。我们
总是在面对社会贫困的同时，还必须面对生产过剩。而在全民效率与
全民利益的对应关系中，由于消费利益只不过是生产利益的延伸，人
们基本生活消费得到保障，也意味着社会劳动的基本效用得到实现。
这表明生产价值的正常循环，要求消费能力等同于生产能力。在发达
的生产力体系中，生活贫困会导致生产贫困。
当人们的消费能力超过生产能力，货币贬值，价值泡沫形成，
利润虚化，最终导致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这是资本体制的特征；当
人们的消费能力低于生产能力，货币升值，资金短缺，形成供给不足
的危机。形象的说是产品匮乏。这是单一计划体制的特征。如果消费
结构不合理，例如财富分配“两极分化”，则会出现“滞涨”局面。
即消费者手中普遍没有购买能力，导致生产能力人为过剩；但是又不
能增发货币，因为增发货币进一步推动“两极分化”。人们手中的货
币增长，远远抵不上少数人手中的货币增长。结果消费产业畸形（奢
侈品产业繁荣，而主要物质生产衰败），这就是增发货币引起通货膨
胀；不增发货币，企业生产出现停滞的症结所在。
全民效率在全民协作以及社会投资的引导下得到增长，而全民
利益跟随社会平均劳动效用（全民效率）同步增长，意味着只要劳动
效用超过平均值，就可以折算为价值量，以满足产品周转的需要。这
种由使用价值到价值的转换，迫使人们尽力去寻找社会效用体系的最
短板和基本点，以求最少的劳动消耗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这就在人
们日常寻求的企业效率之外，开辟了新的求财之路：以社会效率致
富。由于劳动消耗与劳动效用的增长非线性相关，同时又由于劳动效
用回馈社会的地方属于效用体系的短板，而并非是劳动消耗最多的地
方。劳动消耗因此与劳动报酬逐步脱节，这是“按劳分配”向“按需
分配”转化的开始。
由此劳动力过剩或生产能力过剩的资本痼疾开始从根子上得到
缓解。（企业生产过剩所造成的产品积压和企业利润率下降，被全民
利益缓冲，属于社会可调整范围。而企业劳动者个人收益因利润率下
降受到影响，会促使同行企业主动整合，进一步提升劳动效用。社会
生产由此日益走向社会化、公有化。）
在全民价值循环机制的支持下，经济发展有多快，个人生活的
提升也就有多快。个人收入占总产值的比重有多大为合适，这需要社
会在按比例分配的实践中摸索。一般而言，劳动的创造性愈强，其局
部回报就愈高。当社会生产普及机器人之后，社会的基本生活保障也
会出现阶段性跳跃。会不会出现“大锅饭”现象？一方面全民效率与
全民利益的对应关系是透明的，利于社会监督；另一方面全民监督的
效能要超过有关部门或制度的监督。
人的生活消费作为社会生产中价值与使用价值的转化环节，其
得失是按照人与物的对应关系，按照全民效率与全民利益相对应的关
系来衡量，还是按照资本利益的得失来衡量，这是公有生产还是私有
生产的区别点。依据资本增殖的观点指导国家经济，看似国家或社会
占便宜：因为国家压缩工资开支，以极少的成本获得生产改造。但是
依据全民效率与全民利益对应的观点，这种便宜是伤害社会生产。因
为在公有制国家，劳动者收入其实是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反映。全
民利益就是生产宗旨，就是国家利益。维护和尊重这些所谓成本的全
民利益，实际就是维护和尊重国家自己的生产活动。除非国家将自己
的利益视作资本利益，与全民利益切割。
人的收入作为生产成果，是生产进步的标志，要尽力体现。但
是在资本生产方式中，人的收入是作为成本开支出现，要尽力压缩。
造成这种观念对立的原因，在于资本增殖与全民效率的价值增殖机制
不同，从而赢利标准与是非标准也不同。资本机制以局部利益为价值
循环圈，由于劳动者的工资消费脱离了局部利益的价值循环圈，当然
属于成本与费用。而在全民效率与全民利益的对应关系中，社会对劳
动者的工资，会在生活开支中还给社会。例如医疗、教育、吃、穿、
住、行等等行业，都是依靠劳动收入得以支撑。劳动者的价值收入没
有脱离社会范围的价值增殖轨道，所以并不是只出不进的成本。
公有经济的价值准则其实并不要求违反“等价交换”。全民效
率与全民利益的对应，只是要求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应该等同于其效率
水平（生产能力）。让千百万个劳动者自己直接承担整体效率后果，
其被挖掘出的创造力与积极性，是要强过让千百个资本家去承担局部
效率后果。这也可以看作是社会生产中“以人为本”和“以资为本”
的区别。
目前全民效率还只限于公有制国家发挥作用，但是在全球普遍
出现“生产过剩”的情况下，将劳动的高效率部分折算为价值，再以
价值回馈全民利益的选择趋势不可避免。以全球效率对应全球利益的
公有化局面就会形成，人们将会在全球的视野上去资助各地区效用体
系的基础点、紧急点和短板。
在全民效率与全民利益之间建立对应关系，对私有经济秩序产
生以下几方面冲击：
1、将财富源泉扩张到了企业和市场范围之外。财富是以效用
（有用性）来体现其物质性、社会性。各种社会效率例如社会协作、
社会工程等等都能形成财富效用。所以财富效用不仅仅是企业产品效
用所能包涵。我们目前的物质消耗主要来源于企业产品，企业效用成
为经济运动的基本力量。而时至今日，企业效用局限了科技创新的能
力和利益动力，这是私有经济观念避而不提的重大问题。只有在建立
公有制和生产力取得重大进展（例如普及机器人的生产）的情况下，
社会效用的财富化问题，才会避无可避地摆在人们面前。
按照全民效率的视野，每一个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消费已
经不能视作是成本开支，而是生产能力的体现，是生产价值循环的关
键环节。压制消费也就意味着压制生产。对消费的保障也就是对生产
的保障。此时对生产效率的考察是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关系中进
行。而体现人们之间劳动差异的价值关系，价值尺度，自然也要反映
这一基本对立关系，为这一基本关系的发展服务。当一切局部效率和
赢利，都要服从全民效率和全民利益的对应时，这就将有限的社会资
源用在了社会生产的基本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方面，从而取得了
社会经济的最大效益。
全民效率与全民利益的对应关系，以其涉及生产因素的全面
性，调动利益的广泛性，体现人与自然这一基本生产力关系的权威
性，实际已经透彻把握经济运动。也就是说，面对生产与消费，微观
与宏观，价值与使用价值，计划与市场、眼前与长远等诸多矛盾，它
都有能力统筹。一切普世价值、市场法则、自由、平等、博爱等等，
都不能回避这一对应关系，都要由它检验成色。
2、提升社会有购买力的需求。目前的社会需求是依据企业赢利
的尺度决定购买力。企业亏损导致市场需求下降。而全民效率将社会
的真实需求（全民利益）与生产利益完全合二为一。劳动超越企业价
值尺度得到最大程度的社会实现，任何一处的劳动有效性提高，例如
扶贫、助人为乐等等，只要对社会效益产生良性作用，都会形成财富
效应。这自然使社会购买力得到最大程度提升。
在公有制经济中，国企和集体经济是落实社会效益的经济基
础，相对应的是其价值循环也得到社会宏观价值体系（全民效率与全
民利益的对应）的支持。这种超脱局部利益得失的经济实体，成为社
会稳定高效发展的中坚力量。依托局部利益得失而建立的市场格局以
及价格体系，例如高昂的房价、医疗价格、教育价格等等，在遇到这
种按照公共利益实行价值循环的企业，其价格就如堰塞湖的水决堤一
般，一泻而下。
只要产品的社会效用先进，国家的各种优惠（或补贴）就成为
一种先支后取的价值交易方式。我们对灾区的物资支持、资金支持都
包含了这一价值调剂概念。事实上整个公有制的价值运动都是建立在
这一概念基础上，无论是大型水利建设、高速公路扩张、科技攻关、
集体经济组建、国有企业构造等等，哪一项是等到投资回报到位才进
行下一步开发？只要社会效用先进，在价值补偿上都可以采取先支后
取的办法。这其中反映出公有制价值运动的一个特点：价值围绕效用
转，价值服务于效用开发。
可能有人提出，凯恩斯理论不是也主张用大规模的社会基本建
设投资来缓解生产过剩危机？通货膨胀不也是滥发钞票的行为吗？为
什么没有反映全民效率？问题在于社会经济机制中没有设立全民效率
对应社会效益的利益传导机制。各种社会投资的效益纷纷走向局部利
润回报的老路，而利润回报中属房地产利润回报既丰厚又快捷，自然
又推动了房地产业的大开发。这种偏好于暴利行业的社会投资，自然
也不能发挥公有制的优势。
3、主导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以往社会生产循环，人们是
以效用不变的劳动成果填补旧劳动消耗的方式进行重复维持，而在现
代生产中，这种生产的劳动补偿方式已经不能支持生产的进步，因为
重复制造的生产能力已经普遍超过重复消费的速度。目前人们是以消
费新效用淘汰旧效用的方式发展生产，“数量取胜”需要转向“质量
取胜”。其实新效用与旧效用之差就在产生社会效益，产生社会财
富。高速公路自然比普通公路要更多更快的产生财富。效用创新所带
来的社会效益已经不能仅仅用“等价交换”就能衡量，因为“优质优
价”已经不能反映产品真实的劳动耗费量。例如纳米工程、基因测
序、卫星定位与监测等等，其开发与效用普及都不是商品交易机制所
能表达。一些电子产品的更新速度，已经达到旧产品还未完全普及就
已经被更新的程度。财富增长已经转向了劳动效用创新的方向。经济
运动由资本核算，开始进入到效用核算的概念，这是由私有制过渡到
公有制需要同步适应的生产方式转变。
政企不分，是公有体制建立初期的经济特征，以行政干预贯彻
公有经济的宏观管理职能，在公有制早期的困难时期曾经发挥伟大的
作用。但是政企不分同时也意味着职责不清，经济体制愈完善，这一
弊病也就愈突出。而全民效率与全民利益的对应关系，既为行政的宏
观调控提供了依据，也为微观的企业逐利行为提供了利益指南。这就
为经济体制中政企相对分开，提供了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基点和职责界
限。
资本竞争是借助效用优劣来争夺剩余劳动量，社会效用为局部
利益服务，所以社会效用总是发展受阻。现代科技的进步主要依靠军
事开发来推动，其原因也在于此；而公有制是围绕效用提升展开劳动
量的调配。局部利益服从社会利益，财富聚集服从财富创造，劳动量
的补偿服从劳动效用标准，市场力量服从全民效率，这符合生产力进
步的要求。
迄今为止，公有制国家在这两个环节都有严重欠缺：一个是全
民效率的经济利益量化；一个是全民效率对全民利益的回馈。前者指
的是全民效率没有价值化，从而就没有介入社会经济运动。后者指的
是全民效率与全民利益没有建立对应关系，公有制的基本经济框架就
没有成型。也不是只有公有制才存在这种整体的效率与利益对应关
系，凡有经济协作，都不能回避这一问题。欧盟设立了欧元货币机
制，但是在不同币值后面涉及的不仅仅是汇率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各
国劳动效率不同。劳动效率是制约币值的根本因素，这就需要给予平
均化联系，以平均的劳动效率支撑币值，让低效率经济区与高效率经
济区抛开各自的局部利益圈，共同为提升欧盟效率努力，共同享受效
率提升的利益，形成以欧盟效率对应欧盟利益的宏观财富增殖机制，
欧元的货币形成机制才能稳固和有效。但是如此一来，欧盟的公有化
经济机制就开始启动。
改革前的计划经济，长时间的“低工资，广就业”，究其原
因，就是将工资视作成本，以资本成本核算的概念，管理全民利益。
全民效率当然无法价值化（经济利益化），从而就没有在社会生产中
发挥应有作用。例如“农业学大寨”，修建了水库，完善了农田水利
就算结束。其实它的社会效益需要从社会平均劳动效用中得到测量，
以此折算为价值后，再将这些基建工程收益与参与者的经济收益长期
挂钩，提升农业效用的劳动无需动员自然就能持久。正因为协作效率
没有得到经济利益体现，于是国家收入只能来源于一个渠道：企业利
润。企业利润来源于企业的剩余价值成本核算，在此现实的资本力量
和资本逻辑基础上，国家自然也就将人的工资开支，视作成本开支
了。
毛主席的经济思想是全民效率观，他主张“人民群众有无限的
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
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出日益增多的福利事
业。”【《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的按语（一九五五年），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五七八页】。建立全民效率与全
民利益的对应关系，实际也是上述思想在经济领域的落实。但是在现
实经济生活中，无论是国企还是集体企业，无论是宏观计划还是微观
企业经营，都是立足于资本的成本核算机制。经济运动仅有资本核
算，全民效率的成果自然被分解为资本利益，并导致全民效率本身也
难于维持。具体表现为社会资金短缺，产品供应不足，而全国人民还
在不断进行无偿或牺牲自身利益的补贴劳动。例如农业的收益对工业
的补贴，轻工业收益对重工业的补贴等等。但是在资本核算制度的约
束下，由这些补贴所造成的全民效率又没有转化为价值，直接回馈于
全民的基本生活。于是这些牺牲与补贴就成为基层民众的真正牺牲与
“放血”。新中国是在连火柴都叫“洋火”的旧中国基础上建立，对
苏联企业核算体系的基本继承，对资本力量所支撑的工业水平表现出
稀缺和饥渴，这些都是新中国经济只接受企业资本核算的重要因素。
二、全民效率的经济利益测量
社会基本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其生产意义就在于为全民效率铺路。
一切效率最终都来源于劳动效率，所以全民效率可以表现为平均的劳
动效率。劳动效率反映劳动的质量，与劳动数量形成劳动的对立统一
体。为体现劳动质量的全民效率特征，这里我们将劳动效率或劳动质
量称之为劳动效用，意在强调劳动对社会的有用性。
各类企业只要围绕劳动效用的提升而展开经营，经济运动中局
部效率目标与总体效率目标就得到统一；只要将社会资源与社会利益
服务于劳动效用的提升，以劳动效用评判利益的得失，局部经济利益
目标与全民利益的目标也就得到统一。社会资源围绕各种社会效用而
展开价值循环。依照效用的价值循环支撑规模和形式，我们可以称为
国家效用，地区效用，行业效用，企业效用等等。高效用带来利润，
而利润又服务于高效用。只有在全民效率与全民利益对应的框架下，
市场信号才能正确反映经济需求。
劳动效用千差万别，大量低技术产业的支撑，并不需要国家统
一指令与管理。只要资本或私营经济有能力提升效用，就符合公有制
生产的社会属性，符合公有制生产的发展宗旨。
劳动效用在宏观上表现为社会总劳动的投入与能实现消费的产
品总产出之比。这个比例表现为社会平均生产能力，也可以用一组宏
观效率数据例如社会总投资回报率、生产性流动资金产出率等等反映
社会平均效率。只要社会平均效率出现增长，社会基本生活保障在总
产值中之比也需要同幅度增长。由此导致全民利益推动全民效率的动
力机制形成，而全民效率所回馈的全民利益也得到落实。社会基本的
价值循环框架也得以落实。在这个比例关系的制约下，人们要想提高
自己的生活收入，就不能仅仅依赖重复效用的维持；不能靠单纯增加
劳动数量来增加产值产量；不能混“大锅饭”。而是需要提高劳动效
用，以提升劳动效用的标准检验和推动社会经济的一切方面。
无论是民营还是国营企业，也无论是区域合作还是行业合作，
包括经济结构调整、制度构建、政策制定、资源组织等等，都要以社
会平均效率也即全民效率作最高的检验尺度。一切节约，都着眼于劳
动效用的提升。
仅仅依靠政府部门、经贸委、发改委来鼓励创新，奖励增产节
约，不如让人们成为经济创新的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自觉、主
动、满怀热情的参与社会生产的创新。公有制的群众性、人民性就是
借助全民利益体现出来。无论是新技术应用，还是各种协作或基本建
设，都会影响这个社会的平均劳动投入产出比，从而产生价值增殖效
应。但是这里要强调的是，在目前资本核算逻辑的约束下，公有经济
管理者本身也没有感觉投资正在社会得到回报。因为他们一是只感觉
到账面上的钱才是财富，却不知道社会赢利（全民效率与全民利益的
对应）是可以通过社会效益直接价值化而形成物质财富。二是只知道
市场交易可以得到财富实现，不知道提升全民利益例如提升社会保障
也可以得到财富实现。
劳动效用的增长，可以看作是劳动复杂程度的提高，因此能名
正言顺的折算为价值。这部分价值增量是各个局部劳动协作和创新的
结果，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局部劳动，因此只能回归于全体劳动者的基
本利益，即社会基本生活保障系统。所以在效用增长的情况下，货币
的职能，不是仅仅满足货物流通的需要，还是劳动效用增长的标尺，
是社会效益价值化、财富化的工具。
正是在这种顾及社会效益的经济核算体系中，创新的价值得到
实现；公有制的经济协作优越性得到实现；生产力的发展不再受局部
企业利益的制约。生产过剩危机将因此由数量过剩向质量竞争转化。
知识经济的雏形得以明确。而全民效率与全民利益挂钩并得到实现之
后，公有制的宏观价值循环系统得以建立。劳动者的收入因此既来自
于社会效益的收益，也来自于企业效益的收益。至此，社会主义的基
本经济关系才算成型。
协作是效率增长的重要手段，公有制的优势就在于协作。所以
效率增长没有价值化，或者效率转化的价值没有回馈全民利益，公有
制都难以建立。在公有经济的开创初期，“先生产，后生活”、“顾
全大局，牺牲局部”都是可歌可泣的高尚举动，但是当社会生产体系
基本成形时，我们就需要认识到：生活也是生产，消费也是生产；尊
重局部劳动的差异，就是尊重整体利益。
在传统政治经济学中，个人利益的正当性成为理论的软肋。因
为它说不清楚个人利益为什么一会变为“斗私批修”的对象，一会又
变为社会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它像一团橡皮泥，在勾抹着理论大厦的
裂缝。
由于全民效率得到价值化体现，企业核算中的劳动成本概念，
变成了宏观上的劳动投资概念。而这个投资量的增长，不是取决于社
会对劳动收入的压缩，而是取决于劳动效用的增长。将劳动收入愈少
愈好的经济机制，转换成了劳动收入愈多愈好的经济机制。在灸手可
热、所向披靡的资本利益之上，现在有了一个默默主导的全民利益。
我们从总的劳动投入产出比关系中，去把握和引导全社会的劳动效率
提升，就等于是在对社会总资源进行协作性生产。公有制的计划性，
只有落实在这种全民效率的提升目标上，才具有科学性。
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公有制的财富都是既来自于社会效益，也
来自于企业效益。我们只能坚持以社会效益主导企业效益，要追求纯
而又纯的生产方式显然达不到。各种创新、协作以及用于基本建设的
劳动（建桥、筑路、开发电力、水利等等），由于身兼效用更新的职
责，实际是依靠效用增长财富，天然具有社会性。这些劳动提升了社
会平均的生产效率，社会就可以传统价值尺度折算为价值量，回馈与
全民利益。
在劳动效用被约束的情况下，仅凭剩余价值量满足社会需求极
为困难，（西方社会的福利保障系统也存在这种入不敷出的经济困
难）。一方面公有制的宏观管理总是感觉资金短缺，另一方面又感觉
生产能力过剩。问题的根子就在于经济核算体系还是18世纪延续下来
的私有法则。但是，公有经济所具有的宏观调控效应和社会基本建设
投资又在不断发挥提升劳动效用的作用，缓解了社会价值的周转困
难。这使得公有经济的价值运动总是让西方经济学琢磨不透，明明已
经“濒临崩溃”，但是又稳稳度过难关。只有当公有经济的基础----
土地被私有化之后，形成社会效益的最后物质依据被分割，通过社会
渠道涌动的财富阀门才会被彻底关闭，此时中国经济的运动才能完全
符合西方经济学的逻辑。
协作效率能够转化为价值量，是公有经济能够立足的关键条
件。在资本逻辑中，机器人的应用会造成工人大批失业。而在全民效
率的逻辑中，由于机器人会带来更高效用，而这部分剩余效用能够通
过社会效益的渠道折算为价值，这就使得因机器人或新技术应用而转
岗的劳动者，有了物质财富上的回馈。不仅仅是机器人的应用如此，
协作效率对一切局部利益因服从全民效率调整所受到的损失都能给予
补偿。补偿局部也就等于补偿整体自身。所以在公有经济中，在全民
层次的价值核算中，科技应用上的“新陈代谢”要比资本激励来得强
大和顺畅。
三、公有制的生产方式是效用增殖而不是资本增殖
效用是以劳动成果对社会的有用性取得价值占有资格的。（在灾
荒年代，由于粮食的社会效用迅速增长，会出现粮价飞涨的现象）。
效用增殖机制由它的社会性所规定，本质上是兼顾多方利益的发展模
式。单一目标的生产方式（例如资本机制只追求利润目标）已不适合
现代生产中多方出力，其效用多方受益的现实。这是一个通过知识生
产将个人努力、试验室努力、资本努力、乃至国家政权努力都结合在
一起的财富增长方式。需要说明的是，效用增殖不仅仅是指科技创
新，社会制度的进步与革新，也属于效用增殖的范畴。
效用增殖中所产生的利益有两个特点，一是价值利益广泛，而不
会是只惠及某一个企业或个别人。二是效用的优点和利益更多的是通
过消费领域来体现。正如建桥建水库一样，它的长期消费效益惊人。
消费对效用具有鉴定和引导作用，所以消费利益也是生产利益，二者
合一。效用更新的风险不在交换环节，而在开发环节。
生产利益与消费利益都要服务于效用提升的利益。这个问题可
以从两方面理解：１、人本身是自然效用的一部分，同时又是一切创
造力的核心。所以人的生活消费过程也是生产创造力的成长过程。在
人的需要面前，生产利益与消费利益是合一的。２、消费是生产价值
周转的一个环节。人们在生活消费中实际是为下一步财富的扩张准备
了劳动力条件；而在市场生活品交换中人们又将凝固的劳动时间（以
货币表现的价值）返还给生产领域，为社会生产准备了下一步扩张的
物质条件。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条件与物质条件都与消费有关，所以消
费环节是社会生产力的补给站。产品消费期就是效用的实现期；消费
效率左右了再生产的扩张能力；消费结构在引导生产结构；消费能力
制约生产规模；消费评价成为生产的最高权威评价。消费过程就是换
了形式的生产延续；消费是创新的准备阶段，所以人们的消费也具有
生产性。科技研发—成型—推广（消费）—再研发。这就是效用增殖
的生产扩张模式。
在资本增殖方式中，人的利益属于消费方利益，属于生产成本，
必须压缩得越小越好；个人利益必须先与资本利益联在一起，方才能
与生产利益联系。而效用提升兼顾了生产与消费的共同要求，所以生
产与消费双方再也不是尔虞我诈的敌对利益关系，而是利益一致的合
作方。生产效用最终服务于人的效用提高，而人的效用提高又推动生
产效用的提高。所以在效用增殖方式中，愈公正就愈有效率。帮助对
方也就等于是帮助自己，奉献精神不再是傻子精神，而成了劳动创造
的支撑点（任何物质回报都无法衡量劳动的创造价值）。高尚的人文
环境和高效的社会经济环境，成了经济高效率增长、世界资金、人
材、技术持续涌入的前提，而不是结果。“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
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260页）。
效用增殖其实就是知识增殖，是依靠提升劳动能力的增殖而不是
依靠追加剩余劳动量的增殖。由于生产力的进步有一个发展过程，现
阶段的微观经济还多以资本机制运作，但宏观管理这一块，无论是公
有体制还是私有体制，都不能回避效用增殖机制的要求。因为效用的
社会属性决定了经济运动的宏观视角就是效用视角。一项政策的制定
与实施，会影响千家万户的劳动消耗和消费，这难道不是以效用发挥
的作用？政策的功能本质上就是提升社会效用。所以对私有制国家而
言，宏观管理是对私有经济的社会化表现。在宏观管理的指导下，任
何经济都迟早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效用在生产中是劳动共性的体现，在经济运动中是一个社会经济
进步的物质平台。例如汽车与火车效用系统就是我们目前劳动消耗所
依托的陆地交通平台。平台提升所带来的物质财富效应，是一种长期
的面式效应。这就好比大桥对沟通两岸的经济作用以及科技对生产的
经济作用，它的受益不是以某个建桥企业或科技企业获利这种点来计
算，而是以经济区域这种面来计算。它对价值的影响不仅仅是体现在
产品交换的按质论价环节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产品的长期消费效果
上。所以社会所得到的财富增长不是以个别企业自然数方式的积累增
长，而是以倍数或指数形式跳跃扩张。这种以指数方式增长财富的能
力是个别资本剩余价值积累机制所无法比拟的。
用于知识创新（效用提升）的社会消耗是短期的，一次性的，而
效用收益是全面和长期的。这种全面、叠加、长期的收大于支的经济
效应，就是效用增殖生产方式成立的依据。
人们早就认识到劳动效用的这个面式作用特征。石器时代，青铜
器时代，铁器时代等等，这种历史断代方法表面上是在以工具效用划
分社会形态，实际上也是在以劳动效用划分生产力时代。在任何情况
下人类都只能是依靠自己的劳动时间维持生存发展，但是在不同的劳
动效用情况下，劳动时间所代表的物质财富不同。生产愈进步劳动效
用就愈高。所以社会进步实际是依靠效用提升来进步的。
在全民效率的经济行为中，资本核算只是成为内部管理的工
具，对外必须执行社会效益至上的经营准则。因为公有制的企业劳动
补偿标准，是以社会效益为依据。而不是像资本的补偿标准，以不择
手段来达到（包括战争）。社会效益落实于全民利益，就等于社会投
资开始得到偿还和赢利。而非一定要等到生产部门的市场交易款项到
账。对于经济增长，经济界素有消费、投资、出口三项推动的“三驾
马车”之说。而对公有制而言，只要社会效用能够转化为全民利益，
“三驾马车”无形中已经得到全社会之力。
全民利益在社会生产中起到三个关键作用。一是全民效率的社
会支撑基础。如果没有全民利益，依靠资本利益或其他局部利益，它
们有资格、有能力、有义务去顾及全民效率？显然做不到。
二是社会价值的中转站。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消费对生产
的作用，这里不再重复。
三是社会生产协作力的落脚点。社会协作是有收益的，这部分
收益归于哪一个局部利益都不合适，它只能是归于全民利益。一个人
搬不走的石头，十个人协作搬走。这个搬石头的收益只能在这十个人
中按比例分配。全民利益支持全民效率，而全民效率又回馈于全民利
益。这是公有制能够屹立不倒的价值循环基础。
社会各阶层、各种所有制的经济实体，在两极对应（全民效率与
全民利益的对应互动）基础上，自觉调节财富分配比例，以求最优效
率，这就体现了公有制的公有本质，体现了社会意识指导社会生产的
理智。在全民效率与全民利益的关联下，局部利益中施展的“假冒伪
劣”既害别人，也害自己，失去了经济意义。社会道德、社会正义终
于与最佳经济利益找到了结合点。愈公平愈有效率、愈有财富，这正
是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在追寻的社会理想。也就是马克思的理论和
公有制的实践，使这二者的结合成为了现实。
科技进步和社会效益古已由有之，为什么要提高到全民效率的
高度？这也是时代生产力推动的结果。在早期工业生产时期，电力、
蒸汽机等科技进步，产生了企业、公司等社会组织和工业资本机制。
但是目前科技创新已经广泛突破了企业利益的局限，经济协作、社会
协作需要加强而不是削弱。由资本机制所造成的社会利益分裂，绝对
对立，已经不适合科技发展中的协作要求。换句话说，已经不适合财
富增长中的协作要求。依靠军舰大炮维持资本的霸主地位，依靠不平
等的金融掠夺维持美元的垄断地位，这些都是私有制在生产力中走下
坡路的表现。正是在生产力的要求下，“资本效率致富”需要转为
“全民效率致富”。
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福利政策构成社会经济的沉重负担，很重要
的一个原因是，它的福利来源是剩余劳动量，而在社会生产进步中，
人口增长有限，剩余劳动量的增长也有限。所以依靠有限的剩余劳动
分配支撑社会福利，自然就日益困难。而公有制是依靠全民效率支撑
社会福利（全民利益）。全民效率表现为劳动效用，“多、快、好、
省的建设社会主义”就是以效用增殖生产方式支持公有制的形象表
达。效用的增长是无限的，自然就解决了社会福利的增长需求。
效用增殖生产方式从经济制度上瓦解了官僚阶层。社会财富的独
享是官僚阶层形成的经济“土壤”。在全民效率与全民利益同步升降
的情况下，社会管理层的财富比例虽然会高一些，但是它的利益也只
是劳动者总体利益的组成部分。二者比例相关。“一损俱损，一荣俱
荣”。那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利益分配方式不存在了，官僚阶层
自然也就还原为管理阶层。马克思指出：“英国国教会，对于在三十
九个信条中攻击三十八条的人还会原谅，而不会原谅一个夺去他的收
入三十九分之一的人。”（《资本论》第一卷第5页）。如果我们将
官员的收入水平与当地社会的平均劳动效率水平按比例相联，自然就
将地方管理的利益驱动引向符合全局要求的轨道。在收益以比例相联
的情况下，剥夺了穷人，也就等于剥夺了自己。改变利益分配方式，
是比官员公布财产或者开展政治运动更根本更有效的做法。
对于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而言，以企业利益为唯一财富来
源，严重透支的价值循环，必然导致社会的宏观调控加强。而社会经
济在宏观调控不断提升劳动效用、关注民生、缓解通胀的情况下，又
能平稳渡过财力透支的难关。但是一旦渡过难关，在巨额社会财富聚
集的情况下，对局部利益的巨大渴望，又将对资本自由和活力的颂
扬，取代对资本肮脏和丑恶的批判。由此在市场利益的推动下，直至
新的通胀形成。一部市场发育史，其实也就是一部通胀史。在调控与
市场如此反复的摇摆中，人们终将认识到：彻底的私有化，将彻底的
关闭宏观调控能力，也彻底堵塞劳动效用的提升之路。对局部利益的
价值循环追求，终将由全民利益的价值循环所引导。以效用增殖为特
征的公有制由此日益明确和稳定。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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