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道理
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谈话中,谈到马克思主义,他说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是很朴实的道理。这个观点需要全面地看。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清晰的,没有什么歧义之处,是容易理解的,也就是朴实的;因而马克思主义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上,没有什么太复杂的地方,它也应当是清晰的,坚持上应该不成为一个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该是这样。从这个角度也就能够理解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含义了,也不难理解他所说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句话了,我想他是说我们可以不必一直放到口头上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践中不能不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应该不是难以理解的事情。
类似的话,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也出现过。比如恩格斯、列宁曾多次说过,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共产党宣言》就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毛泽东主席谈到他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体会时曾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条,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还说过,把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提取成一个词:阶级斗争。这都是讲的马克思主义的朴实性。被誉为工人阶级圣经的马克思的《资本论》,聂绀弩曾在监狱中对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人读过,听者说,不用解释就能懂,很好懂。
这是问题的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这并不代表不需要对于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的学习,特别是对担负着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大党来说。就拿毛泽东和邓小平做比较就可以看出,在战略谋划上存在的巨大差距,而差距的来源其实很清楚,就在于是否真正地“弄通马克思列宁主义”。
邓小平从来没有避讳过他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不多,他说是以《共产主义ABC》、《共产党宣言》等几本部头不大的书中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信仰的确定和在实践中不背离信仰是存在差别的。
学习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脱离实际的学习,其后果就是教条主义对待中国的事情,在大革命时期一直到延安时期,党内出现的就是这种方式。经过延安整风,教条主义地对待中国革命的形而上学方式在党内基本上失去了市场。
其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修正主义。新中国时期,毛泽东主席一再强调“当前最大的危险”就是修正主义。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泛滥,国内也有反映;实际上,从教条主义被打倒之时起,修正主义的思潮在党内就开始出现了,只是毛泽东主席在世时,修正主义者无法在党内形成一种主导性力量。
“后三十年”从开端就提出了反“左”的要求,以这个名义要求不能对毛泽东思想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越走越远。越到后来,修正主义的表现越多,只要我们稍加检视,不难发现那些表现比比皆是。背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追求技术层面上的理论创新之名,行资本主义之实。由此而来的争论,在消解着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抽象化策略,从文字上作文章,以人类之名、世界之名、普遍之名……做着掏空马克思主义的工作。
有人也许会说,把马克思主义词句放在嘴上不一定代表实行的是马克思主义,不说马克思主义词句并不等于就是搞修正主义,一般地说是这样的。如果是一位坚持不引用任何的话语来说事,而是用自己的语言风格来说事,同时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能够很好指导实践的,那当然是值得赞扬的。
我们放到具体的情况下来说,如果一位党的高级干部,十分热衷于引用古代经典和非经典句子,热衷于引用西方历史上的、仍健在的人士的话语,而只字不言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该如何去解释呢?与教条主义者相比较,这种人很难解释——教条主义者至少自己认为自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他们的错误是在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词句,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带来损失和破坏。而这种人虽然有着共产党领导人的头衔,却拒绝进行社会主义的实践,把他们的言论与推行的政策放在一起看,就更难解释所以如此的原因。——雅科夫列夫?这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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