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必须分清姓资姓社
拉开序幕
思想理念上，若分不清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区别，这个民主便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民主或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实践中，若划不清资产阶级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之间的原则界限，则根本不可能出现劳动奴隶解放、全民自由平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民主。至于在“民主集中制”口号下实行的“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则既不可能出现资本主义民主，更不可能出现社会主义民主。
2010年第10期《炎黄春秋》发表了该社社委会主任杜导正先生的大作——“民主不应有姓资姓社之分”。其意思是说，社会主义民主同资本主义民主是一样的。如果说杜文的“民主”仅限于政治领域，那就是说他所谓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着共同的政治制度；如果说他所谓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着共同的经济制度，那么，杜文的“社会主义”经济里，与资本主义经济一样的没有民主，或者说只有资产者才是民，民主仅限于有产者当家作主。说穿了，这便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经典逻辑，也就是走“议会道路”、搞“和平过渡”的目的归宿。为了今天或今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中兴，对这个事关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和社会制度的大问题，必须弄个泾渭分明。
序幕拉开之后，下面谈谈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根本区别。
一、“民主不应有姓资姓社之分”
背后的动机和动机的动因
根据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完善与发展”。即在国营企业中变革生产关系“保证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也就是把高度集权、设官治民的国有经济改革成平等的劳动者共同掌权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这本是不容篡改的思想宗旨和社会主义本质规定。不料，改革起步，事态有变。“总设计师”下达了不称“最高指示”的最高指示：“不争论”、“不管姓资姓社”、“资本主义有市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正是这种忽悠逻辑的改革战略，请来了物本经济学做战术指导，把资本雇佣劳动创造利润为本，劳动力是商品，劳动者在经济体里是没有权能的生产工具，这一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掩盖起来，打一只“社会主义”左灯，是为了向资本主义右转的目的做幌子。如此，沿着一天天看似未变、实则一年年步步右转的改革轨迹，经过三十年历程，不仅资产阶级阵容比1949年前更为强大，标准的资本主义市场业已形成，并加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WTO，而且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党章已经修改。包括雇工、缴税较多的百万富翁在内的“各阶层先进分子”可以加入共产党；在“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改革原则下，共产党员可以雇工剥削。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正是在这种客观现实条件下，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民主不应有姓资姓社之分”的资产阶级改革理念，应运而生。
说“民主不应有姓资姓社之分”，其目的是在思想上搅混水，不分黑白，不辨是非，把资本主义上层民主格式化、标准化，唯此为准，唯此为是，并以此来诋毁和抵制社会主义民主。从而把改革的历史车轮拨到资本主义路轨上。
一言蔽之，“民主不应有姓资姓社之分”的矛头所指，不是封建专制的上层建筑，而是当历史即将离开集权体制之际，首先在思想理念上为资本主义民主鸣锣开道，同时竭尽全力封杀、抹灭《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准则和第一国际、巴黎公社运动留下的革命传统，以便乘三十年物本经济学导演的改革惯势，进而使政治改革尾随其后，实行资本主义的、也是第二国际的上层民主，以便保证劳动人民在经济领域继续做资本的奴隶，在政治领域继续做政党政治、政治国家的奴隶。
二、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资本主义社会是介于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中性形态，相对于前者来说，它是新生的、革命的、褒义的形态；相对于后者来说，它就是腐朽的、保守的、贬义的形态。立足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高度，用辩证的观点来审视，对资本主义文明，有些应该批判的继承，有些需要拓展和提升，有些则必须彻底否定。破资本主义之旧，立社会主义之新。
但不幸的是，从第二国际后期到第三国际以来，工人运动内部的思想理念和社会实践，发生了一右、一左两种极端。其中社会党国际把资本主义根本制度全部继承下来，在“和平过渡”问题上，只讲策略性的“和平”，却把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根本目的抛到了九霄云外；而共产党国际则不顾巴黎公社是以社员直接民主为前提，才否定了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民主形式，却在党国官本位思想体系指导下，怀着自欺欺人的革命激情，自始至终坚持以封建性的集中化权力为思想行动之纲，从历史的背后着眼，把资本主义民主视若洪水猛兽，加以全盘否定。谁提民主，谁就是资产阶级，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予以惩处和取缔。如此一百多年的右倾、左倒，两种变质走形的“社会主义”相互指责和攻击，实质上则沦落为资本主义与封建大一统两极对立。在人们的心目中，只弄得一片茫然，是非难辨：有些人竟然把标准的资本主义认定为社会主义；有些人只追求实惠，不要“主义”；更有些人把社会主义当成暴虐和贫困的同义词，拒之千里。
故而，为求工人解放事业的中兴，首先必须在思想理念上拨乱反正，分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区别，然后才有可能识别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确有本质的不同。
一）、资本主义社会
资产阶级向封建贵族发动了产业革命和民主革命，建立了几千年阶级社会中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它在对自然界的征服方面，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评价那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在此之后，又一个一百多年过去的今天，资产阶级又把工业经济发展到知识经济，从蒸汽机时代推进到信息时代，大大美化了自然生态；在社会生态领域，通过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和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等思想行为规范，保证了人民享有宪法规定的各种民主和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今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再也找不到像我们中国这样延续几千年传统的和变相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三纲五常，自上而下地封官治民，封建特权、特供，人分高低贵贱、等级严森的身份制和官尊民卑、富贵贫贱腐朽的意识形态。更找不到党禁、报禁、舆论一律、信息垄断、书报检查、文字狱、网上警察、封锁电波和“截访公司”等等专制恶迹。尤其是作为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没有哪一个国家曾经禁止工人阶级自由地组建工会，领导工人游行、罢工，维护自身利益。这些天赋于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恰恰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主人翁”望尘莫及的事。
尤其是第二国际执政的国家里，实行了“累积税制”、二次分配政策、从摇篮到坟墓的终身保险、多子女补贴、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失业救济、对低收入家庭的补助和优待等等惠民措施，化解了不少社会矛盾。从而把阶级社会的文明秩序推到了历史的顶点。应该说：民主社会主义者在美化资本主义方面，功不可磨。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足以说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断已经“过时”。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和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对象的本质依然如故，丝毫未变。其最根本的特征是：（1）、资本雇佣奴役劳动的经济制度没变；（2）、政党政治、精英治理的政治国家制度没变。在这种阶级社会、政治国家统治下，经济体内的决策、管理，依旧是资本的职能；社会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依旧是官的职能。无产、无权的雇佣工人，（不论是蓝领或白领）依旧是任人赏罚予夺的仆役、没有权能的生产工具。表面上看来，议员、总统、州长、市长都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但这里存在着一个公开的秘密：所有当选者的候选人资格，都是由他们各自的政党提名，并在当选后向自己的政党负责，而且他们的根本职能都是维护资本奴役劳动的生产关系和政客统治人民的政治关系。
说白了，人民用选票选出来的议员和长官所组成的现代国家，他们所立的法、行的政，都是致力于保障经济里的雇佣劳动者无权支配自己亲手创造的产品，仅仅是别人的生产工具和供人享乐的仆役，没有做人的权能。即雇佣工人在资本家的经济庄园里没有天赋的人权。这是一切资产阶级的辩护士用任何辩词都无法否定的事实。
作为一无产、二无权的雇佣工人和劳动本位主义者，思想理念上必须明确：民主社会主义者致力的工人运动，是仅仅改善生存的自然条件。必须承认，这种使日子过得舒服一点的低标准，乃是一切动物本能的需求。在故有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关系之下，衣食住行得到惠顾性地改善，远非工人解放运动的目的。饿肚子是奴隶，吃饱了肚子依然是奴隶。无产阶级革命是针对劳动者无权支配自己亲手创造的产品那种生产关系而言。然这种生产关系正是受国家暴力机器的强力维护才得以存在的。所以工人阶级为了不再做别人的生产工具，不再做物化了的生物人，而要成为具有天赋权能的社会人和享有政治权利的经济人，即从无权的奴隶变成掌权的主人。务必彻底消灭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和官主宰民的政治关系。这是现代奴隶解放事业之所需。
若立足唯物史观来看，掌权的资产者和无权的劳动者之间对抗性的阶级关系和国家暴力统治所构成的根本性社会矛盾，乃是资本主义致死的绝症。必然为无阶级、非国家、人人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所取代。
二）、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是人的社会，社会主义是以人为主义的社会，比起以国家社稷为本的封建专制主义和以资本剥削劳动榨取利润为本的资本主义来，它是个美好而诱人的词。故而招来了各种社会势力为欺世而盗名，借盗名来欺世，争着在自己的大门前挂上一个“社会主义”招牌做幌子。连希特勒这么个魔鬼，也披上一件“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外衣，搞了一个与墨索里尼法西斯国家主义结盟的“国家社会主义”，犯下了滔天大罪，这是谁也不会把它当做社会主义来看待的。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曾经批判过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封建的社会主义”，在经过第二、第三两个“工人国际”表演之后，却是值得求解放的人们深思、铭记和警鉴的。
这里所要谈的是针对民主有没有姓资、姓社之分问题上的那个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与《共产党宣言》直接相连的、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那个社会主义，或者说是继第一工人国际、巴黎公社运动以劳动人民解放为特征的那个社会主义社会。尤其必须特别说明的是，这是历史迄今为止尚未在任何国家出现过，（巴黎公社运动被敌人镇压下去了，未能全面实施，南斯拉夫刚刚起步）仅仅停留在理论上、有待后人去实践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想理念。
既然是第一国际、巴黎公社后裔的社会主义，便直接涉及到第二国际或社会党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和第三国际或共产党国际的集权专制社会主义。为了拨开思想迷雾，划清是非界限，不得不首先在思想理念上把这一右、一左两种社会主义的异化物的本质特征加以展示，以便在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上同它们划清原则性界限。
1、关于民主社会主义
第二国际后期，走议会路线，在资本主义机体中搞“和平过渡”，即工党、社会党的领袖们参与竞选议员、总统、州长、市长，胜选后取得了执政党地位，如前所述推行了一些惠民政策，为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改善物质生活条件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于是宣布为社会主义。对此，有人称为民主社会主义，有人称为福利社会主义。
作为划分社会制度的标准，不是与生产力直接相连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优劣，关键是与生产关系、政治关系直接相连的经济政治制度。
然而，在民主社会主义学者口中把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美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里，甚至有名的北欧几个民主社会主义国家里，他们都没变革资本奴役劳动的经济制度，也不改变政党政治、精英治理、官管民的政治国家制度。
这就说明了他们搞了一百多年的议会斗争，仅仅停留在上层人物的竞选、当官、执政上。而没有把精力注视在社会经济、政治根本制度的变革上。因此，以现行的经济、政治制度作标准来划分，当今所有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摆脱资本主义范畴。宣传口号中所谓的“社会主义”，仅仅停留在工人阶级政党的上层人物走进了官方。而对于矿井、车间、农田里的工人阶级来说，则依旧是资本的奴隶和国家的奴隶，竞选“胜利”之后，对千百万劳工来说，运动的目的却是空的。
历史的结论是：在工人解放事业中，当条件允许时，采用和平方式，走议会道路取得政权，与条件不允许采用和平方式时，被迫不得不采用武装夺取政权一样，什么方式取得政权都可以，都没错，无须苛求。问题的关键是，掌握了政权之后，本应干的事没干，不应干的事却干得很起劲。
针对民主社会主义者来说，值得检讨和纠正的错误是，搞了一百多年的“和平过渡”，却只讲“和平”方式，而忘却了、丢掉了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工人解放运动的目的。因之导致历史的渡舟依旧停留在资本主义码头上，劳资关系、官民关系依然如故。这就验证了伯恩施坦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确切地说，民主社会主义乃是社会主义同名异质的“同位素”，或社会主义右的——资本主义异化物。
立足国际工人解放事业的高度，不应站在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对立面，敌意地指责和批判，而应立足其中，休戚与共，接受教训，改正错误。
作为历史的镜鉴，第二国际各政党，在掌握政权之前，就应该立足工人阶级和劳动本位的思想高度，努力争取变革生产关系和政治关系，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如何“过渡”呢?
就理论意义而言，社会形态的变革，不是少数先进人物的意志所能为，只有当先进的思想理念成为千百万人民群众共同的追求时，才能成为推动历史前进巨大的物质力量。
就社会实践来说，走议会道路，搞“和平过渡”，靠的是竞选取胜。但是，第二国际百多年的脚印告诉我们，向社会主义“过渡”成功与失败，并不取决于工人阶级政党是否执政。关键在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理念是否形成法律制度加以贯彻实施。
既然制定和推行什么性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是掌握在制定法律制度的议会和推行制度的政府机关手里，而议会和政府都是经由人民手中的选票产生的。那么，这种资本主义思想行为规范，客观上已经为工人阶级政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良好机遇。
众所周知，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雇佣劳动者总比资产者多，被管的民总比管民的官多，普通群众总比精英、政客多。而选举议员和长官的选票，是按一人一张平等分发的，这就决定了绝大多数选票掌握在中下层劳动群众手里。相形之下，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是消灭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经济和官统治民的政治国家。当这种人数比例和选举规则二者结为一体时，客观上就注定了以所得选票多寡论输赢的竞选活动中，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工人阶级必胜，固守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必败。既然如此，那么，工党、社会党搞了一百多年的议会斗争、“和平过渡”,为什么至今仍然停留在资本主义码头上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二国际各政党的领袖们不属于劳动本位思想体系，大脑里没有社会主义理念，更谈不上把它变成亿万劳动群众共同的追求。
失败的教训告诉我们，今天或者今后，选择议会斗争，搞“和平过渡”的人们，在取得政权之前，就必须尽全力培殖自己的理论宣传设施和舆论阵地，利用现代化的信息工具，广泛地举办各种集会、演讲，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资本主义的弊端、社会主义优越性传输到家喻户晓，童叟皆知，使社会主义生活方式成为亿万群众共同的愿望，以便形成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巨大的社会动力。凡拥护向社会主义过渡并身体力行者，皆成为工人阶级政党党员，进而由他们报名参选，发表深得广大群众拥护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竞选纲领。一旦当选议员（代表、立法委员），即向议会提出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立法动议；当选为行政首长者，积极推行过渡性法律制度，圆满落实。当社会出现这种势态时，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已扬帆起航。
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几点原则性建议，供当代和后人参考，以便把民主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阵营拉向社会主义边缘，进而把社会党推行一百多年的资本主义民主，引向社会主义“过渡”：
1）、首先在思想观念上，用无产阶级以人为本否定资产阶级以物为本的基本理念。资产阶级的根本理念是：产权天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有产有权，无产无权；作为其对立面的无产阶级，根本理念是：每个人从母胎里赤裸裸来到人间，并未随身带来任何物质财富和主宰他人的权力。因而，在无产无权的劳动奴隶看来，大自然的一切自然资源、社会财富和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力以及权力实施所必备的信息，都像阳光和氧气一样，属于每一个人和一切人所共有，不允许任何个人或集团得而私也。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彻底的天赋人权论，并用这一思维逻辑来规范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制度。
2）、经济领域的“过渡”措施。既然是“和平过渡”。就不能把资产阶级用来剥削雇佣工人的生产资料强制性的没收，变为劳动人民的公共财产。只能通过人民群众自下而上选举的立法机构所制定的法律制度，依法采取向社会主义“过渡”性的变革措施。因此，对私有和股份制经济，不采取公有化政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允许私人投资，剥削剩余价值取得利润的生产方式继续存在。“过渡”的重点是变革经济里的生产关系，既保证出资者有利可图，又保证出力（体力和脑力）者虽受剥削而不再是资本的雇佣，不受资产者奴役，从而使劳动者不再是单纯的生产工具，而成为享有产品支配权力的企业主人。
基于这一理论设想，“过渡”性的经济形态，可命名为“一企两东制”。即把传统的生产资料占有者是企业的东家、主人，劳动者是雇佣、仆役，这种一主一仆的经济制度，改变成资东、力东，两东共同经管的半私有半公有“过渡”性经济形态。其实施措施是：（1）、企业组建方式，不再是以往的资产者单方组建企业，在市场上雇佣工人。而是以新的方式，在公开的企业组建平台上，由出资者、出力者双方共同商定，组成经济实体；（2）、企业的组织形式和权力结构是：出资者按一股一份权力，组成资东大会或资东委员会；出力（脑力和体力）者按一人一份权力，组成力东大会或力东委员会。（既出资又出力者，享有双重身份、双重权力）两会对等行使企业主人所有的社会属性决策、管理和监督大权，制定经营方针、规章制度、产品支配方案和招聘企业经理。总经理向两会负责，行使自然属性经营管理。
3）、政治领域的“过渡”措施。在不消灭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国家制度形式下，修改宪法和有关法律制度，废除政党国家，以便向社会主义“过渡”。凡议员（人民代表）和行政首长侯选人，必须按条条快快，自下而上，由选民直接提名，逐级筛选，不得由政党提名或社会集团协商提名。当选后，直接向选民负责，接受选民质询、监督和撤换。不得向所属的政党负责，不由政党撤换。从而把各级政府牢牢掌握在人民群众手里。没有执政党，国家政府不再属于政党手中的统治工具。
凡议会（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机关的公务活动详情，除国防和外交机密外，一律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
为防止政客滋事，各级议会、政府及军队、警察禁止党派活动。
为防止金钱干政，严惩贿选，并对为此行贿和受贿的双方，剥夺政治权利。
2、关于苏联式集权制社会主义
列宁看到了第二国际的右倾修正主义路线与第一国际开创的革命路线分道扬镳，故而组建了共产国际，与之分庭抗礼。只因矫枉过正，武装斗争时期被迫不得不采用的集权手段，超过了用集权消灭集权的转折式革命战略所规定的转折时限——“过渡时期”，固化成目的本身，异化成封建贵族阶级的目标模式。到了斯大林时代，在党国官本位思想体系指导下，民间无产阶级解放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官方巩固国家制度的理论工具。作为共产党，不仅没有遵循《共产党宣言》去“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反而站在历史的背后，把资本主义民主看成革命的对象，予以全面否定。在“无产阶级专政”名义下，执意建造一个本是资产阶级革命对象的、高度集权、封官治民、等级严森、自上而下垂直运作党国专政机器。按照大一统的需要，不仅消灭了资本剥削劳动的私有制，也消灭了不雇工剥削、不产生劳动异化的城乡个体经济，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名义，强制推行党和国家机关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劳动产品和劳动者本身的经济制度——程度空前的“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名义上是“计划经济”，实际上是计划政治，计划每个人的思想、话语、工作、学习和衣食住行。全体人民从生到死处处事事必须“服从组织”。无所不能的党国机关统控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垄断权力和信息，把每一个有思想的人变成没有主见的驯服工具，使一切人的自由变成书记一个人的自由。名曰社会主义，其实正是社会主义同名异质的“同位素”，左的——封建专制主义异化物。
一言蔽之，搞了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落得个专政“运动就是一切”，至于国家消亡，人民自治这一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占苏联全民总数十分之一的苏共党员，亲眼目睹“8、19”未遂政变后的苏共解散、苏联解体，却一个个无动于衷，袖手旁观。表面强大、实则脆弱的“社会主义阵营”不战而自垮。
不论是第二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还是第三国际的集权社会主义，都不是以人的解放为特征的社会主义。
3、以现代劳动奴隶——产业工人解放、全民自由平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社会
简单地说，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按照《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原则，有如下三条基本特征：（1）、“消灭私有制”经济；（2）、“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3）、在这两项革命任务完成之后，建立这样一种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除此之外，作为无阶级、非国家、人人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一个突出的特征是：经济单位里没有一个总揽全权的财主；整体的社会生活中，没有至高无上的国家君王、主席、总统；社会团体没有凌驾于全体成员之上的头子、主持、当家人。有的只是自然属性行为中履行公仆职能的指挥者。
（1）、关于“消灭私有制”。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绝对不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在党国官本位思想体系指导下，仅仅消灭私有制的经济形式，建立国有制，把经济里的决策、管理，由资本的职能变成命官的职能，将劳动人民依旧置于无权、被管、任人赏罚予夺的奴役位置上。而必须是在无产阶级劳动（人）本位思想体系指导下，消灭私有制经济体（包括国有经济和股份公司在内）里劳动者做产品奴隶的生产关系。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乃是平等的劳动者共同掌权的自由人联合体。私有制变公有制，就是彻底变革与生产关系直接相连的社会属性活动方式和权力结构，把企业主人的社会属性大权从资产者手里，转交给全体劳动者共同行使，即决策、管理和监督从资本的职能变成劳动者共同的职能。公有制企业的组织形式是：企业全体员工大会行使最高权力，工人委员会是企业的权力机构。总经理由企业的全体人员选举或工人委员会招聘，负责自然属性经营管理，发展生产力。宏观经济是各个联合体的大联盟，按照共同制定的社会计划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协调需求的商品流通这只“看不见的手”共同调节。
（2）、关于“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针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诩的党国官本位主义者，必须指明经典著作中如下几点原则性论述：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指出，巴黎公社“……是国家政权、集中化行政权力的对立物”，“这次革命……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当阶级统治这一种形式被破坏后，行政权、国家政府机器就变成了革命所要打击的、最大的、唯一的对象了”。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一书中，谈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时写道：“无产阶级专政是‘政治上的过渡时期’；显然这个时期的国家也是从国家到非国家的国渡”。
这些话清楚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不是把阶级敌人手中国家政府机器夺在自己手中，牢牢地掌握下去，像农民起义那样改朝换代。而是不仅要消灭阶级敌人的国家机器，也要打碎自己手中的国家机器。就是在夺取政权之后“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内，也就是当剥削阶级的统治“被破坏后”，这时掌握在无产阶级自己手中的“行政权、国家政府机器就变成了革命所要打击的、最大的、唯一的对象了”。一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得以实现之时，官管民的国家政府便不复存在了。这时，国家机关管理人民的政治职能，将由对社会服务的公仆职能所取代。
所谓“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不仅仅“炸毁”看得见的国家政府机器，还要“炸毁”看不见的、与国家制度密切相连的官方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官僚作风、官家威严和高官厚禄的分配原则以及流传民间的靠“天官赐福”的奴隶意识等等。总之要炸毁几千年来套在人民头上的钢铁般的政治枷锁和精神枷锁。
（3）、关于“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从思维逻辑上看，这句话标明无产阶级解放、全民自由平等，是以每一个人都得到了自身的权利、意志、尊严、自由为前提，才能保证一切人都是自由的。这恰恰是同共产国际推行的党魁垄断集中化的权力，各级党组织的书记掌权当家做主人，就等于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就是社会的主人了完全相反的概念。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党领袖、党机关、“组织上”代表“一切人的自由”，绝对没有“每一个人的自由”。
从思想实质理解，这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打碎了私有制经济和政治国家两条枷锁之后，所实现的根本目的或收获的胜利果实。反过来说，即便这两条枷锁存在其一，人民就是任人宰割的奴隶。
不管历史多么曲折，可以满怀信心地说，现在不是中世纪，历史到了信息时代，不会超过500年，那时不会再有这一部分人隶属于那一部分人，那些人主宰这些人，这些人服从那些人的活动方式、关系结构和意识形态。
存在决定意。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得以实现时，阶级文明时代的自私心、占有欲、主宰意识及其脉生的奴性和狗性，将伴随自由时代降临而消失。即兽性泯灭，人性升华。
综上所述，对上面这三种社会主义做质的划分，可见：第一国际、巴黎公社开创的社会主义运动，即便那时有马克思主义，普鲁东、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布朗基共产主义等各个派别，但总体来说，指导革命的都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本位思想体系。也就是上面第“3”所指的遵循《共产党宣言》思想宗旨的劳动解放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第二国际是在资产阶级物本位思想体系指导下，搞的“和平过渡”的民主社会主义；第三国际是在封建性的党国官本位思想体系指导下，搞的集权专制的社会主义。其中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右的——资本主义异化物；集权专制的社会主义，则是社会主义左的——封建主义异化物。为此，谈社会主义民主时，首先在思想概念上，要把这一右、一左两种变质走形的所谓“社会主义“，排除在社会主义之外。
三、关于民主
民主是集权专制的对立物。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需要民主，关键在于哪些人是民，在哪些领域实行民主和在什么经济、政治条件下实行民主，以及这个“民”怎么“主”法等问题上，大有分歧。
民主是政治概念。资产阶级物本经济学是生产力经济学，只谈物与物的关系，而把经济里的占有者主宰、统治、奴役劳动者这种活生生的政治关系掩盖起来，避而不提，讳言和拒绝经济里的民主，并以此保产、保权、保卫身家生命之源的资本独裁专制。与此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思想在于揭示经济里的政治——占有者治人，劳动者治于人，劳动者做产品的奴隶这种生产关系，并以此宣导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目的全在于实行经济里的民主。
众所周知，社会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政治国家机器是专门用来保护奴役劳动制的，第三国际异化的教训，充分说明仅仅消灭了私有制经济而保留政党手里的政治国家，是绝无民主可言的。
说起来似乎奇怪。两位身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学术界具有显赫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政治体制改革出谋献策，先后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高论。远在杜导正先生提出“民主不应有姓资姓社之分”以前，谢韜先生早在2007年第二期《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了震惊学坛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两人的提法虽有差别，但却异曲同工。都是在历史的车轮即将离开集权故地之际，力图把道岔搬到通向资本主义的路轨上，（如前所述，民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着共同的政治、经济制度）以便改革之口离开无产阶级革命既定的社会主义归途。
（一）、资本主义民主
资产阶级作为民中的强势群体，向封建贵族发动了产业革命和民主革命，经济上废除了赐爵分封领地制，取得了个人企业自主权，成了当然的主人。政治上变君主为民主，把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资产阶级民主相对于封建集权专制来说，是新生的、先进的、褒义的、革命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国历代先驱为之奋斗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六四”学潮，甚至民间发起的“零八宪章”，其思想内涵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或资本主义民主范畴之内。
然而用历史地、辩证地观点来审视，资产阶级的民主观是以物为本。有产才有权，有权才是民。资产者在自己的经济庄园里，垄断了决策、管理和监督全部大权之后，万事大吉了。什么民主、人权、自由、平等到此为止，完全解决了，无需进一步深究。至于为了创造利润而在劳动力市场上招雇来的劳工，则如同自家企业里的机器、设备、工具一样，都是创造利润的资本。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工人是会说话的工具、活资本。即工人是物，不是人，不是民，没有民主权利，不列入民主范畴。因此在资产阶级的民主概念里，雇佣工人在经济体里的民主权利问题，也是基本人权问题，既无需思考，更没人多嘴多舌，而是被有意掩盖和密封起来的。故而，资本主义民主仅限于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没有民主。而且政治领域里的民主，既是政党政治、政治国家制度下的民主，又是政客、精英们专利的代议制间接民主，并且还是社会公仆的行政权与社会主人的立法权放在平等位置上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这就看出资本主义民主，是残缺不全的民主、虚假的民主、少数人的民主，从而是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的民主。尤其更为本质的是，这个政治上的民主共和国的天职，是用来保卫经济里的资本奴役劳动制，保护劳动者做资本的奴隶。而且劳动人民任人赏罚予夺，既是资本的奴隶，又是国家的奴隶。如此被上层人物看作至善至美、不惜以生命代价去争取的资本主义民主社会，对于一无产、二无权的劳动人民来说，正是地狱支撑着的天堂。
（二）、社会主义民主
与资本主义民主相比，社会主义民主是打碎了资本奴役劳动和国家统治人民两大传统的社会枷锁之后的民主。在未来的（绝对不是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会再有掌权的财主和执政的党、管民的官。经济之内和经济之上普遍是人民群众自治自理。这是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根本区别，具体表现如下：
1、资本主义民主漂浮在上层，劳动者在经济体内没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首先是经济里的民主，与劳动人民利害得失直接相关的经济体里，实行工人自治，其决策、管理和监督既不再是资本的职能，更不再是官的只能，而是全体劳动者共同的职能。
2、资本主义民主是代议制间接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全体劳动人民直接民主，虽然整体事务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但不是代议制。其中有四项保障条件：（1）、是除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之外，凡重大问题，提交相应范围之内的全民公议和公投；（2）、人民代表不同于代替选民议政的议员，也不是选民权利的代替者，而是选民权利、意志的代为表达者；（3）、在全方位开放式信息结构中，每个人民代表的言行和代表大会的活动详情均公开于选民。一旦某个代表违反了选民共同的意愿，做出了错误决定，将被立即撤换。以便保证人民的直接权利和权力；（4）、资本主义民主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社会主义民主是政治领域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加上社会公投，经济领域是企业全员大会掌握最高权力，工人委员会是企业的权力机构，以便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全方位社会事务中行使主人翁的决策、管理和监督大权。而作为社会公仆或执行机构的行政和司法机关，只能是向权力机构负责、接受监督，而不能与之平行和制衡。行政首长，仅是执行机构的指挥者，而不是国家元首，不是经济单位或社会团体的首长。以便与阶级社会的皇权、官权、财主的权力等传统的个人权威相决裂，这乃是巴黎公社开创的社会主义革命原则。
3、资本主义民主实行政党政治，国家政府是执政党的政府。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掌权做主人，不存在执政党，工人阶级政党随国家消亡而消亡。社会主义初期，政党可以存在，只限于管党，不得干政。为防止政变作乱，宪法严格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和行政长官候选人，必须由相当选区的选民直接提名，逐级筛选产生。不得在由政党提名或社会协商候选人，从上面篡夺人民的权力。由人民手中的选票当选后，直接向选民负责，不得再向自己的政党负责。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均不得设立党团。凡人大、政府、司法、军警机关、人民团体和经济单位等等，一概不得建立党的组织，禁止进行党派活动。
4、社会主义民主权利属于每一个人、一切人所有，包括服刑期中的犯人不得剥夺政治权利（这是鉴于民主实施的原则是全体当事人表决，足以保证个别损害社会利益的错误动议和行为，不可能形成多数的决定）。
综上所述，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是有阶级压迫和国家统治条件下的民主，其手段和目的都是维护资本奴役劳动的生产关系和国家统治人民的政治关系，即维护阶级对立、人间不平的文明秩序。但这种资产阶级民主相对于封建贵族集权专制来说，它是进步的、褒义的文明秩序。若相对于无阶级、非国家、人人自由平等状态下的社会主义民主来说，它则是腐朽的、贬义的文明秩序。与此相反，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彻底的民主，全民民主，是民主向自由升华，是人类历史从文明时期向自由时期的“过渡”形态。拉开历史的长镜头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民主是文明的顶点，也是文明的终点。而社会主义民主则是文明时期的终点和自由时期的起点。是告别强制性的低级秩序，迈向无阶级、非国家状态下自觉、自由、平等、和谐的高级秩序。未来是兽性泯灭，人性升华的新世界。
这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奴隶毕生的追求，是当今冒险呼吁“回归‘五四’”的民主斗士们的视野无法企及，更是一切旧世界的残渣余孽拼命诋毁和抵制的新秩序——他们恨不得像罗马教廷处理宣传日心说的布鲁诺那样，不惜把揭示和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投入火海。但却像无法否定地球围绕太阳转的客观事实一样，阻挡不住封建专制到资本主义民主，最终必为社会主义民主所取代。
2010年11月29日
均生写于“夹层动脉瘤”“病危通知”的病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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