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最初是由改革开放的“设计师”提出来的
近几年，有一个词被人越来越多地提起，特别是在重庆人近年的宣传和实践中，它被使用的频率非常高，这个词就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据说最初是由改革开放的“设计师”提出来的，现在，有人将它上升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首先在此声明，对重庆以及其它地方提倡的“共同富裕”，我是非常支持的；但是，我也同时很明确地在此申明我的观点：“共同富裕”在经济领域里完全是一个伪概念。很明显，我在这里将自己放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境地。下面，让我来尝试着从这个矛盾中解脱出来。
为什么说“共同富裕”是个伪概念？因为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共同富裕”，将来也永远不会出现。其原因非常简单：“富裕”是个相对概念，是比较的结果。五年前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后富”和“待富”，都是真实的谎言》，下面的几段是那篇文章原封不动的引用：
“富裕，有两层涵义：相对的和绝对的。
相对的富，是人与人比出来的。假如你有一辆汽车，我只有一辆自行车，你可以说比我富；但你的那辆是‘富康’，而他的那辆却是‘宝马’，他又比你富。很明显，相对的富裕只能是‘部分’，不可能是‘共同’。人人都有一辆一模一样的‘宝马’，谁又比谁‘富’了？
绝对的富裕，是需求与供给比出来的。假如全体社会成员每人每天有一磅牛奶就够了，可社会却给每人供应了十磅，这就是绝对富裕。人类曾经有过这种时候吗？没有。将来会有吗？不会。不是说，共产主义社会物质极大丰富，那还不是‘共同富裕’吗？不是。‘极大丰富’对需求而言是指足够用了，而不是浪费。我们都没有见过共产主义，但我相信，共产主义不会是一个将牛奶倒进大海的社会，不是一个人人都富得‘不知咋吃咋玩好了’的穷奢极欲的社会。相反，共产主义应该是一个真正量出为入、有计划协调发展的社会，一个既能满足每个成员的需要而又最讲节约的社会。如果共产主义不是‘按需分配’，而是人人都在疯狂地消费，那么，这个社会到来的一天，大概也就是人类毁灭的一天了。
如果连共产主义都不是‘共同富裕’的社会，我们怎么可以说社会主义是个‘共同富裕’的社会呢？如果我们用相对富裕来形容这个‘富’，那么，又是谁相对谁呢？内部成员互相比较？那‘共同富裕’和‘平均主义’有什么区别？和世界其它国家的人比？是比最穷的那部分，还是比最富的那部分？如果是后者，那不等于说，一个国家（如中国）的全体成员个个都比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最富的人还要富，这个国家才是社会主义？如果他们最富的人的财富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个人消费的需要了，那么，我们这个人人都比他们还富的‘社会主义’社会岂不成了毁灭人类的祸害了？如果比不过他们，我们不还是相对‘贫穷’吗？ ”
我们有必要在这个字眼上钻“牛角尖”吗？非常有必要；理清这个逻辑上的混乱重要吗？非常重要。在“共同富裕”这个提法面前，已经“富”起来的人，可能会因为恐惧自己的财富被瓜分而拼命阻碍它的实施或想法逃离中国。自觉还没有富起来的人则可能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抱有不切合实际的平均主义思想，而一旦发现自己的要求不可能达到，就会有上当受骗的感觉转而仇恨社会；另一种是一开始就觉得这个提法是个“大忽悠”，完全对此没有兴趣。无论是上面的哪种情况，其结果都会使倡导者的思想与社会成员的实践完全脱节。因此，不讲清“共同富裕”的真正内在含义，不仅这个追求本身会成为世人贻笑大方的笑柄，而且会造成社会舆论的混乱，甚至成为社会生产发展的阻力和社会动乱的诱因。
既然“共同富裕”是个伪概念，我为什么要支持它？这个说法的合理之处在哪里？我以为，“共同富裕”的正确性不在经济而在政治。人类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属于经济领域的活动，而介于两者之间的分配则属于政治领域的活动；前者是与天地奋斗，后者是与人奋斗。社会的一切矛盾和冲突，大到民族之间的战争，小到群体的内部争斗，说到底，都是围绕着分配这个核心。因此，分配是一切政治中最核心的政治。人类为什么要不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说到底，是为了每个个体的幸福生活。那么，物质财富增多一定会带来幸福吗？我以为不能。事实上，今天的中国，无论是非常富有的一小群人，还是广大为基本生活奔波劳累的普通人，普遍都觉得不幸福。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幸福感反而下降，为什么？我们可以从生活、安全、道德、理想和文化各个方面去探讨，但只要我们稍稍深入地研究一下，就不难发现，这一切的根子还是出在社会产品分配的极不合理上。换句话说，严重的两极分化带来的社会痛苦既影响着穷人，也影响着富人；它的影响也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心态的健康，而且是政治的稳定乃至民族的存亡。因此，此时重庆和其它一些地方开始强调的“共同富裕”所要解决的，早已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谈什么“民主社会主义”的陈词滥调了，但又有人扯出了所谓“新民主主义”。我不知道扯这种淡的人知道不知道新民主主义和旧民主主义的区别？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工农阶级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旧民主主义社会则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资本主义社会。今天的中国是这两个阶级中的哪一个领导的？哪一个都不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重庆可以独善其身吗？根本不可能；它能做到的，最多不过是尽可能地为普通的劳动者多争取点权益。
重庆有许多具体的做法，但如果我们将其概括起来，就不难发现，它们无非是“共同富裕”的拆字分解。其中的“富裕”指的是生产力的发展，而“共同”指的则是生产关系的调整，主要是指分配的相对合理调整。重庆的“民生”依靠的主要是增量而不是存量。他们没有“打土豪、分田地”，而主要是通过政府税收的倾斜投放而改善民生，因此，在“共同”的过程中，并没有明显地影响“富裕”。起码到目前为止，政府的“民生“工程对经济的发展是没有负面影响的；不仅没有负面影响，而且有较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在这里仅仅解剖一下“政府廉租房”，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推动作用在哪里。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资本分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两部分，其中的可变资本就是劳动力的价值。必要劳动创造劳动力价值，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而所谓劳动力价值就是工人的工资，剩余价值就是利润。在一个生产周期中，工资所占比例越低，资本的利润就越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资的水平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工人养家糊口的基本开销所决定的，达不到这个开销水平就没人来干活。那么，在今天的中国，劳动者（以农民工为例）最大的生活开销是什么？是住房。有了政府的廉租房，一对农民工小两口就可能宁愿接受重庆地区每月两千元的工资，而不愿意接受广州地区每月三千余的工资。而产品的价格又和产地无关。这样的生产环境自然会吸引更多的企业来发展，从而推动重庆经济的发展。这就是薄熙来说的”民生也是生产力“的道理所在吧？
很显然，这样的“模式”和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关系，但和工人流血还讨不来欠薪的“模式”相比，哪个更好一些呢？不论你是工人还是企业主，如果让你在在这两种“模式”中选一个，你更愿意选哪一个？我相信，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我们应该跳出狭隘的“经济”视野，将“共同富裕”当成一个形象性的政治概念，将重庆的做法，理解为中国社会近三十年如脱缰野马一样疯狂失衡发展的“负反馈”调整。重庆没有模式，它的做法其实是对三十多年中国模式的一点完善和补充。这不是我的结论，而是重庆人自己的结论。中国有许多关心民族前途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中国发展的许多见解都是很有见地的，但不知为什么，他们中的一些人很积极地将当年王明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分解开来，一拨抢一半装在自己的脑子里。他们要么主张“拒敌于国门之外”，要么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要么将重庆的做法拔高为“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要么将其贬斥为“极左路线的复辟”；要么让重庆进退维谷，要么让重庆左右为难。
我本人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旗帜上只有一句话：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而达到按劳分配的必要条件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我对中国和整个世界走向社会主义并最终走向共产主义充满了信心。但是，在此之前，我们除了一点一点地宣传这个理想，一点一点推动这个过程，是不是就应该对其它在眼前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措施一概嗤之以鼻呢？有个老电影叫《南征北战》，里面有一句台词：“我也想今天晚上就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重庆干的不是社会主义，甚至算不上新民主主义，但确有许多利国利民的举措，对他们好的做法，我们不应该热情支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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