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好剑之风
与
中华尚武之魂
一、强悍好勇：中华民族的根性
我们的远祖曾是个十分强悍好勇的民族，正如后来梁启超所说："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
除了种族的根性，我们远祖强悍的民族特质还由当时艰难的生存环境所致。可以设想，分散活动于中原及其周边地区的华夏诸族，在极其原始的生活条件中，需要怎样一种强壮的体魄和顽强的生存意志。据记载，"古者禽兽多而人少"，我们的远祖经常遭受猛禽狡兽的袭击。适者生存，有着强壮体魄的人生存了下来，他们不得不诉诸武力，"以伐木杀禽兽"。
上古时期部落间频繁的争战也是我们远祖形成强悍的民族特质的一个因素。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刑天与帝争而"操干戚以舞"，这些上古英雄时代的传说，都是部落或部落联盟间流血冲突的变形记载。规模最大的是炎、黄部落联盟间的阪泉之战和黄帝、蚩尤部落联盟间的琢鹿之战，这两仗都打得"血流漂橹"。动荡不宁的生活和频繁激烈的战争造就了强悍好勇的民族性格。
远古尚武的风气和习武的生活内容，使得当时的人们形成了一些独特的风俗习惯。那时，凡因怯阵战败而死的人是最被人所鄙视的品格，连死后都得不到宽恕。相反，在战场上英勇战死的壮士，其遗孤和双亲每逢春秋两季都要享受特殊的礼遇，收到特殊的慰问品。平时，败军之将和在战斗时畏缩不前的懦夫连演武都不准参加，这对于一个男子来说则是最大的耻辱。在祭祭祀仪式上，人们常常挥动着彩绘，随着鼓点执持兵器手舞足蹈，通过舞蹈再现战斗的场面，十分壮观。古时对男子的一些美称--如"贤良"、"俊士"，都是跟"形貌壮大"的有勇力的武士有关，可见当时人们的价值取向。
具有强悍民族性格的初民，在漫长的史前时代长期为浓重的习武风气所熏陶，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尚武传统。这股基于我们民族根性的尚武传统虽受到继起的夏商周三代的礼乐王官文化的冲击，但在先秦社会中始终有着巨大的影响。
春秋末期,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那便是专门刺客的涌现。这是一批生活在民间、不图富贵、崇尚节义，身怀勇力或武艺的武士。他们与某些权贵倾心相交，为报知遇之恩而出生人死，虽殒身而不恤。《刺客列传》里记载着很多关于刺客的故事，荆轲刺秦王,曹沫劫齐桓公，预让刺赵襄子，专诸刺死 国 君吴王僚，聂政刺韩相侠累。这些刺客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一是酬知遇之恩———士为知己者死，二是重情义伦理，三是反强暴。这些春秋义士刺客们勇武轻死的精神，正是体现了那一时代的尚武之风。
二、先秦时代全民尚武好剑
远古时期，武器的设计和制造尚处于初始阶段，那时主要使用的是短兵器。在有限的几种短兵器中，剑轻便易使，直刺旁击都能运用自如，且构造简单，容易制造，所以为人们所普遍喜用。夏商周三代以后，剑的实战作用逐渐被其他武器所代替，但它作为源自远古时期的尚武精神的象征物，却越来越被贵族和平氏所共同爱好。
春秋时期滕 国的国 君就毫不掩饰他说：“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另一个小国 吕国的国 君，“虐而好剑，苟铸剑，必试诸人”，好剑到了疯狂的地步。后来的赵惠文王也酷爱剑，在他的身边聚集起三千多名“剑士”，这些人都“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是些贫民，但他们和赵惠文王同样好剑，“日夜相击于前。”
在好剑之风的浸染下，社会上形成不少与剑有关的习俗。那时，佩剑是一个人身份和地位的标志，也是男子显示仪表和风度的服饰。《说苑·反质》描绘身处富贵乡的经侯“左服玉具剑，右带环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真是不可一世。沦落在社会底层的诗人屈原不止一次地在诗中描绘了一位“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的行吟泽畔、上下求索的爱国诗人形象，这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写照。《说苑·善说》述楚国的王族襄 成 君“始封之日，衣翠玉，带玉佩剑，履缟，立于流水之上”。可见佩剑还是一种册封贵族仪式上的服饰。朋友间相互赠剑，在当时体现一种相当深厚的友情。吴国贤公子季礼挂剑于知友 徐国国 君的墓旁，表示“吾心已许之”，一时传为美诙。
社会上的好剑之风，不但使一些善于铸剑的能工巧匠（例如吴国的干将和越国的欧冶子）以及某些著名的相剑者（例如越国的薛烛）应运而生，而且还造就了一批武艺高超的民间剑术师——即《论衡·别通》篇中特别提到的“剑伎一家”。
越女大概要算是历史上有较完整记载的最早一位民间剑客了。据《吴越春秋》记载，这位剑伎家是越国山阴南林的一位少女，她从小“生深林之中，长于无人之野”，却酷爱击剑，她的剑术是自己在生活实践中悟出来的，独具一格。越国的相国范蠹曾聘她为军中武师，进京途中和老剑客袁公比试，她出手敏捷、变化多端，搏击中袁公飞身上树遁走。越女不但剑术高强，而且还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她向越王勾践侃侃而谈剑道，指出：“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她这套形神相应、动静互制、长于变化、出奇制胜的剑木理论为后世剑术家所师法。
除了越女，当时还有些剑伎家也相当有名。如剑术“迫则能应，感则能动”、“变无形象”、“如影如响”的老剑客鲁石公，能“驰弄七剑，迭而跃之”的宋艺人兰子、“在赵者，以传剑论显”的司马氏，都是活跃在民间社会的名噪一时的剑客。
三、剑崇拜心理的精神内涵
为什么先秦社会到处弥漫着好剑之风，形成一股浓烈的文化氛围？如此强烈的好剑之风的形成决非偶然，那便是先秦社会普遍的对于剑的崇拜心理。在先秦习武崇剑的普遍的社会风气中，渗透着一种日甚一日的对剑的神秘感。剑作为一种尚武的古老传统的象征物，在战争中似乎体现着一种超人的不可抵挡的威力。剑的威力究竟从何而来？它的威力是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吗？这是否意味着存在一种带有某种超越意味的神秘因素？这一直是那个时代爱剑、用剑、井随身带着剑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人们所苦苦思索的问题。
《越绝书》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晋、郑两国兴师围楚，三年不解，楚王亲自登城，挥舞干将和欧冶子所铸的“太阿”宝剑指挥作战，士气大振，晋郑联军被打得“三军破败，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楚王在高兴之余向大臣风湖子发问：“夫剑，铁耳，固能有精神若此否？”风湖子作了肯定的回答，认为确实存在着所谓“铁兵（剑）之神”，而且它与“大王（指楚王）之神”是相通的。这一传闻说明，当时的人们的确认为剑中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超越性因素，“剑之威”由此而生。因而对剑的崇拜心理也由对神秘因素的类似宗教式的体验，转化为物人合一的心灵感应。
据说越国的相剑者薛烛替越王允常相剑时，感应到鱼肠剑“逆理不顺”，劝越王不要佩带，后来此剑由越入吴，果然被吴公子光用来刺杀吴王僚，做下了“臣以杀君、子以杀父”的违背人伦常理的事。古人还有所谓“观变而服剑”的说法，都是把剑与人事密切相联的物人合一的主客观心灵感应现象。
剑崇拜心理的强化，必然导致仪式化的行为方式。《吴越春秋》卷二叙述名匠干将与妻莫邪为吴王阖闾铸剑时，“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窬装炭”，莫邪还虔敬地将自己的头发、指甲剪下投入熔炉中以砾金，这就是类似歃血、献牲的仪式化的行为。吴国的另一个工匠甚至“杀其二子，以血衅金”而铸剑。干将的师父铸名剑时也是“夫妻俱入冶炉中，然后成物”。如果说铸剑时这种虔敬的仪式化行为在远古可能是一种杀俘或自殉的嗜血的野蛮仪式，那么先秦社会剑崇拜心理的产生一定还有着更为深层的心理内涵。
我们注意到，在古代的典籍文献中，只有剑这一古兵器常有变形升飞之类传说的记载，而且这类变形还往往跟龙的形象有关。《抬遗记》卷五“前汉上”载：汉高祖平定天下后将所佩宝剑藏于武库，但见库中剑气如云飞出户外，“状如龙蛇”。《晋书·张华列传》记述丰城令雷焕掘土得宝剑，传其子雷华，后雷华渡河，“剑忽于腰间跃出堕水，使人没水取之，不见剑。但见两龙各长数丈，蟠萦有文章”。唐人段成式《西阳杂俎》中也有关于吐蕃大将剑化青龙突破唐阵的传闻。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服制象》中谈服饰制度时说：“剑之在左，青龙之象也。”在古代社会，剑与龙常常被认为能互相化育、合为一体的。
龙在上古时期是华夏诸族普遍崇拜的一种图腾，古籍中常有“盘古龙首人身”、“伏羲龙身，女蜗蛇躯”一类的记载。吕思勉据此认为为上古华夏诸族所尊崇的“古帝形貌，皆象龙蛇”。《后汉书·西夷传》云：“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著尾。”这其实是上古部落龙图腾崇拜的遗俗。
龙的原型是蛇，龙的图腾来源于对蛇的生命活力的崇拜。另一方面，龙又是阳类生物的象征，它是雄性和阳刚之气的体现。因此，蛇-龙-剑是一个源自亘古的“原型”系统。先秦剑崇拜心理积淀着我们远祖对雄性生命力的信仰和崇拜，体现着一种强悍雄武的民族特质，其深层心理的潜意识，便是蛇-龙-剑的“原型”系统。
武侠自诞生之日起人们就把他们与剑联系在一起，《韩非子》是首先在书面语言上多次使用“侠”这一称呼的著作，而同时又用“带剑者”、“私剑之士”来称呼“侠”者，后世更是将“剑侠”连称。侠与剑的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暗示着它作为先秦剑崇拜心理载体的独特社会角色。把侠这一社会群体从母胎中催生并凝聚起来的，恰是升华庄普遍的剑崇拜心理中的体现我们远祖对雄性生命力信仰的潜在精神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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