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警句,求同存异,化解分歧
──厘清大局,莫把不打自己的人当敌人
李甲才
2012年2月26日
1961年11月17日,毛主席写下了“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的著名诗篇 ,“僧是愚氓犹可训”的诗句虽然50多年过去了,至今仍然有十分具体的现实性意义。毛主席和郭沫若同志看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绍兴昆曲。对唐僧不识妖魔,误对悟空百般打击,“咒念金(紧)箍闻万遍”,直至开除出“革命”队伍所犯的错误,做出了“犹可训”的判断和结论。
郭老断定成敌我矛盾,认为“千刀当剐唐僧肉”。一个是理性的教育,一个是感性的一时激愤的杀,诗人学者和领袖的认识与处理结论截然不同。
“我们要做亲者快仇者所痛的事,而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事,一件也不做。”(毛主席1939年9月9日在延安各界欢迎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晚会上的讲话)。表白、说些热爱毛主席、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话是好事,要贯彻在自己的言行中不是容易的。文革中的两派犯过同样的错误,在敌方看来都是一路人,而内部却常常是水火不容,相互的对立如敌人一样。现在的左翼范围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达不到一定范围的团结,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团结是个大原则。毛主席逝世后的非走资派力量牛咬马挤的团结不到一起,主张“阶级斗争为纲”论者被“熄灭论”派一一打倒,一败涂地。找不到胜利者,自认为再正确的人也失去了正确性。要向自己的敌人学习,他们团结搞的好,善于求同存异抹稀泥,不在乎一点一滴的差异。
目前的左(翼)派队伍逐步扩大,但与过去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情况,也包括苏联和东欧革命时期有很大的区别。区别点是以往的红色左翼起步时力量不大,条件差,相应的对抗势力也不大,资本主义处于初起的自由发展时期,作为统治的力量也不强大。到处起义,失败了组织领导者一跑了之,没有一网打尽的先例。其时的中国,军阀混战割据,相互掣肘,一时不统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主席全面回答了红色政权(割据)能够存在的历史条件和原因。
“刻舟求剑”不可能,现在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了本质上的区别。没有空白点,统一的统管能量是覆盖全区域的。既不同于俄罗斯、独联体和东欧诸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已名实俱亡;又与毛主席时代有了重大不同。在这种现状中怎样进行继续革命,实现回归(重建公有制)社会主义是个新课题。马列毛主席当然不可能具体指出现代人怎么打倒反动派。
这是一个需要组织系统又不能有组织的时段,因此各地处于类似自愿者的状态,愿者来愿者也能不来。百家争鸣,谁说什么不说什么处于自发状态,只能是个人行为或分散性的言论群行为。言论自由,批评批判也包括在言论自由以内,但也不是没有约束的,亦应遵循一些常识性的要求。力避免主观随意性,摈弃自由主义。教条倾向、本本主义也是随意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按“框框”硬套是脱离现实的自由主义。
一个时期以来,泛左翼人员之中的相互批评、批判愈来愈激烈,文章频见各个网站。现在确实没有什么团体,谁也管不了谁,谁实质上也干涉不了谁、制止不了谁,大可不必将“斗争”的声音愈叫愈高,偏离了本来的斗争大方向。明末农民起义几十股,不大联合也不相互攻击,更不干死仗。
可能是对时代背景未作深入了解吧,一些文章引用的革命导师语录,大都是针对组织系统内部的。现在与1921年前的情况差不多,当时的几个党小组谁也不管谁。如果真正的改良派长期不被多数人抛弃,证明革命的机遇还未到来,革命的条件还不成熟。革命不是几个先知先觉能硬生造出来的。
凡未有实质证据证明与走资派、汉奸卖国贼相互勾结的、通风报信的,都不宜相互批判、“上纲上线”。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一时认识不能一致的,条件许可的还可相互沟通讨论,求同存异则可。枪口未瞄准、子弹打偏了,比不打的人是进步。铁道游击队的女战士见了敌人一时手榴弹还不会扔。现在和1949年前不同,难以证明正确与否。当时那样干胜利了,这样干失败了,性命不保,容易取得被事实证明的共识。
你反你的皇帝,管他哩!把精力放在谁不反皇帝上反而减弱了反皇帝的精力,不管什么“派”挡不住任何人反皇帝。他不反你无法要他反。有同志讲“你打倒了皇帝,他保谁呀”的话是有道理的。各地的革命者至今连个鞭炮都没有放过,也不过是“说革命”而已,当然说一说、喊一喊是舆论工作也很有必要。
革命导师过去进行正常的党内斗争是十分必要的,不然错误的组织领导会葬送革命。毛主席不扫清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和错误路线,不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右倾机会主义,革命事业干不成。现在没有党内党外的,似无必要按正常的组织系统对待。虽有针对性但却失去了针对性的作用,还是应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自己认为应干的工作,把斗争矛头对准走资派、洋奴、汉奸、卖国贼同一切反华势力,莫把不打自己的人当敌人。拣难干的事干,要敢于“在硬处取土”。
你站在人流如梭的大街上,走在人群簇拥的农村,想想有多少人是无所作为的、只谋个人利益的、麻木不仁的、专等别人把事做好自己享受成果的、盼别人革命自己平安而过的?你就会对那些不谋个人利益的人肃然起敬。尽管他们也可能说了些错话,都是应当原谅的。唐僧再有不妥之处,还是要取经的。
再细看:有多少人正在疯狂地卖国媚敌、狠毒地要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干掉搞资本主义的,就会明白不但“僧是愚氓犹可训”,十分动摇的“八戒”说错话,干错事也是应当“可训”的。“水至清无鱼”。
抓实质,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到国民党中央做官;第二次合作,军队的名称、着装全变了。“衣帽有样”,革命有相同的规律没有一样的模式。“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抗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人口有一亿人,具体进行革命工作的,只有不到一千万人,其中军队和民兵200多万。
从人口总体分析,要人人从事革命事业不可能,只要不反革命就值得欢迎,能投身革命事业是更好的人生升华。至于要干革命的人们一时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有什么干的不妥当的地方,还是应当和反革命、反动派有所区别,首先要解决的是反革命。
“革命不分先后”,一切反革命、反动派只要不继续与人民为敌,不再继续坚持反动立场的,也应欢迎站到进步的一边。革命导师讲“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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