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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不符合实际的电视剧——《樱桃》

陶冶 · 2012-02-28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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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卫视和北京卫视、辽宁卫视、天津卫视同时在播放《乡村爱情小夜曲》期间,大肆宣传本山传媒新作《樱桃》。2月19日《乡村爱情小夜曲》播完后,立即开播《樱桃》。因为老伴儿对黑龙江卫视的宣传当真了,坚持要看,我放弃了看央视的“焦点访谈”陪着看了两个晚上。结果发现了严重不符合实际的问题。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样无聊的“享受”上,只好在百度上搜出《樱桃》的剧情介绍(http://www.addintime.com/dalu/2963.html),让我对全剧有了初步的了解。

该剧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故事从上世纪70年代末演到90年代末,讲述了一位智障母亲樱桃收养孤儿红红的故事。

从葛家墙上的样板戏剧照来看,当时是毛主席去世不久,还是集体化的人民公社时期。腿有残疾的葛望带着全家的希望出去相亲(没看出他的相亲对象),揣着弟弟葛顺从袜子里掏出私房钱5元票,去大广播的代销店里买卢果。大广播这个寡妇是这个艾村唯一挣国家工资的人。她听说葛望去相亲,忙热心地帮着多装了些卢果,葛望却心疼钱,少装了5毛钱。大广播说是需要粮票的,但是没看她收粮票。

葛望相亲路上遇到呼喊着的孩子们,慌忙去救落水的女人。葛望看樱桃可怜,决心帮助她,把她领回村里叫村长老钟叔安排一下;不料却遭到所有人的误会,以为这个就是葛望领回来的新媳妇,大家热热闹闹的来葛家看热闹,而孩子们却揭发了樱桃的“真面目”。葛望弟妹山菊得知后,感到颜面无存,怒斥葛望,无论如何都不能把樱桃留在家里,哪怕一夜都不可。葛望心冷,被樱桃拉走,树林里,樱桃陪伴安慰着葛望,却听到了婴儿的哭声。第二天,葛望不仅又领回了樱桃,连孩子也带了回来。本来就不平静的一家又炸了锅。

显然这是生编硬造的故事。这个傻女人家住哪里?是孤身一人还是出家后找不到家了?出场开始不说留个悬念是可以的,但是直到剧终也没交代。从她能上山采樱桃来看,她是知道收获的。她还有盛樱桃的筐,就说明她是有准备的,不是盲目的流浪者。她被葛望收留带走了,她家那边不可能没有人找的。

在人民公社解体之前,社员群众是互相关心的。生产队里无论正常人还是智力不健全的都是被尊重的生命的。黑龙江桦川县有个全国出名的傻子屯,是因为吃水缺碘造成的。大队书记许振忠(党的十四大代表)对待傻子们是比对正常人还关心的。葛望把一个拣来的姑娘交给队长是正常的,但是队长能不知道给这个傻姑娘找家吗?那个时候没有身份证,出门也不用带户口,但出差住宿是要介绍信的。那时候也没有假公章开假介绍信的。一个生产队谁家来了客人是瞒不住的,同时,谁家的人没了,不见了也是瞒不住的。因为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要出工到队里劳动,家里的老头老太太也不吃闲饭,要做些力所能及的辅助性活计或在家里看孩子。如果傻姑娘所在的生产队发现傻姑娘没了,毫无表示是不可能的。除非傻姑娘像白毛女那样,在公社化之前就进深山老林里,脱离居民区了。

再说那个弃婴的事情就更稀少了。那个年代偶尔也有弃婴的,但不是养活不起而被父母扔掉的。孩子再多,也是父母的心头肉,生活困难是有的,但是口粮是按人头分的,小孩子一下生就可以享受口粮了。只是要在年终结算分配之前出生的就都计算在内。所谓的“弃婴”多是姑娘生的,现在叫未婚生育。那个时候是很少的,当事人是自觉到耻辱的。所以,姑娘本人或者家人为了保存颜面把孩子给放在路边,希望有人抱走的也确实存在。然而这个弃婴红红不属于这类的,后来清楚了,是孩子的爷爷曲歪脖子因为儿子外出打工,儿媳妇生完孩子就死了,他无力抚养就扔掉了。再说,当时哪有弃农外出打工之说啊?而且出去打工了就成“老板”了,有那么容易吗?就算外出了,既然能留在外面就是有谋生出路了,何况还混得不错,怎么能把老爹扔在老家直到死啊?老父亲临死的时候,他回家没有?如果是回来了,他父亲能不跟他说孩子的下落吗?从村里人还记得是个歪脖子的男人扔的孩子,那就是不远的另一个村子或生产队,这个生产队拣个孩子的事情能不传到曲歪脖子耳里吗?

这样的故事情节非常不真实,太假了!

山菊说什么都不同意收留这个婴孩和樱桃,回到娘家跟母亲抱怨。隔壁的二狗子听到,便想要樱桃做媳妇,可是却不要孩子,山菊不答应。二狗子只好同意找人收养弃婴,山菊这才同意。不料二狗子找来的却是人贩子,不仅抱走了弃婴,连山菊的亲生儿子东东也给偷走了,山菊顿时痛心疾首。樱桃为了寻找婴儿红红,一个人来到了县城里,漫无目的地寻找着,饿了就不顾被打去吃饭馆的剩饭、困了就蜷缩而睡,被狗追被雨淋吃尽苦头。终于找到了两个孩子,并与人贩子争抢,最后在警察的帮助下,解救了东东,可是红红却被抱走。葛望陪着樱桃去寻找红红,终于把红红带了回来。

看当事人在老钟叔带领下去找警察,警察还穿戴领章的蓝色制服,可是给人的感觉根本不是当时的公安人员。而人贩子女老大还有私家车开,为躲避警察的追查竟然回娘家藏了起来。那时候谁有私家车啊?那女老大竟然会开车?

这样的剧情简直就是胡闹!人民公社解体是从1978年落实所谓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单干开始的。因为是单干了,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就缺乏制约社员们的功能了,公社干部就也没存在的必要了。这期间人民公社就名存实亡了。到1984年就把人民公社这个基层政权改为乡,生产大队或生产队就改为村了。但是,社员弃农经商的还没有。到1985年,所谓的“下海”经商潮才形成。而且“下海”的多指靠国家开资的机关干部或事业单位的公职人员。作为农民也就跟无业市民一样到街上摆摊卖货。有的人挣钱了比在单位的工资收入还多,于是就出现了“搞导弹的不如卖茶蛋的”流行语。但是,都构成不了“老板”的资格。就是总设计师容许了“傻子瓜子”雇工之后才有了“小老板”之说。从弃婴被葛望捡到家里,到曲总得知孩子的下落时,红红也就10岁多。如果从1978年开始的话也就是1988年,一个外出打工的农民竟能发展成“老总”?

再说出现人贩子的时候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了,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还没听说有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贩子哩!我印象最清楚的社会负面现象,是官倒和腐败,著名的“六四学潮”的口号就是“反官倒、反腐败”。那是1989年的事情。就是说,1989年以前有投机倒把的“倒爷”,还没有倒卖妇女儿童的人贩子呢。

山菊为了争房子,对葛母虚情假意献殷勤,却偷听到葛母要把房子给葛望和樱桃,大发雷霆,对葛母破口大骂,把葛母活活气死。葛母死后,葛望和樱桃把房子留给了葛顺和山菊,两个人带着红红住进了大仓房。……

葛家的正房是三间灰砖瓦房,另有个大仓房,也就是东北人说的下屋。下屋炕上能放张吃饭桌,地下也能摆一桌,就看出这个下屋面积也不小的。葛家给葛望做了新房也是可以的。我不知道辽西的农村住房是不是土房?像葛家这样的老式砖瓦房我想不是典型的。这个我没发言权。问题是作为弟妹的山菊私心太重蛮不讲理,认为红红不是葛家的种,只有自己生的东东才有资格继承祖上的房产,所以不听婆婆的意见,把婆婆气死了。这里编剧显然是用现在的眼光想象当年的婆媳关系的。在人民公社期间,有劳动能力的女人都是要上队里劳动的。即使分田到户了,也是要跟男人一起去承包田间劳作的。家里有个能照看孩子操持家务的婆婆是很好的事情。一般儿媳妇都要哄着拢着婆婆帮助一把的。就算是大伯哥娶了个傻媳妇,她看不上也不能把她当外人的。就算是红红不是葛家的种,能保证葛望跟樱桃不生孩子吗?所以,山菊跟葛望的纠葛是没道理的,也是不可信的。对待这样一个不讲理的小儿媳,婆婆就这样无能为力吗?如果一个生产队真有这样的不孝女人,不用队长出面,就是妇女队长就给解决了。

一部电视剧,开头就不真实,往下演绎还能有感染力吗?至于什么出其不意的故事,多么离奇的情节都没意义了。况且里面的台词也不是当时的话。比如山菊要求老钟叔(队长还是村长,也成主持人了)主持的要公正、公平……当时的社员也好,农民也好,能说出这样的话吗?

樱桃见婆婆吐血了着急买药,带了一筐樱桃去买药。我不问那是什么季节,樱桃怎么那么容易采摘?就说买药的事情吧,一个智力不健全的女人知道婆婆吐血需要什么药吗?她的孝心和善良都能理解和接受,可是,她的意愿能实现吗?药店掌柜不受樱桃当钱花卖给她药的。我就不问这个药店是国营药店代销点还是私人开的小药店了。我觉得就是樱桃用现金买药,药店掌柜也是无法答对的。没有药方,怎么能抓药啊?樱桃听人劝告出去卖樱桃了,结果让一个女人用5分硬币把一筐樱桃买走了,而且连筐都带走了。这样的剧情谁信啊?别说还是改革之初,就是现在也不见得有这样的黑心女人欺负一个傻女人的。就是人们的道德堕落了也是渐进的,在葛母吐血的时候,中国人的道德还是不错的。樱桃就凭手里的5分钱,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居然也买了药,看样子是中草药。

像这样不符合实际的剧情太多了。我也没必要再罗列了。一部文艺作品的生命力就是真实。文艺作品的真实性要比艺术性还重要。文艺作品不是现实的照搬,但是无论怎么样高于生活,也不能脱离生活。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现实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所以作家、艺术家要深入工农兵等群众生活当中去,和他们相结合,在观察、体验中汲取创作的营养获取创作素材。搞文艺创作的人可以不是工农兵,但要具备工农兵的思想、感情和视角,否则就写不出符合艺术真实的人物来。就是写出来也是毛主席批评的,是戴着工农兵帽子、穿着工农兵衣服的假工农兵。实际来说也还是或编剧自己。这样的文艺作品无论怎样有读者,现在来说就是有多么大量的收视率,都是在浪费别人的时光。

转型之后把毛主席著作当成过时的没用了的废纸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样的堪称经典或“纲领性”的文献都不提不念了。现在一切跟文学艺术有关的从业人员大都把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原则丢在脑后,一味地走向市场赚取利润去了。所以,无聊的东西、鄙俗的东西充满荧屏是自然而然的了。现在的观众大都见怪不怪了。赵本山搞的《乡村爱情》竟然搞到第5部了,而且收视率在递增。到第5部《乡村爱情小夜曲》的时候达到高峰。他的原则是“生产快乐、快乐生产”,不仅做大了他的文化产业,而且培养了颇多新秀甚至“名人”了。他的得势就靠编造故事追求笑料为主,是否真实他是不太注意的,只要离奇、有戏就好。看他编导的电视剧就跟看他的小品一样,笑过、开怀也就达到目的了。现在他可能也觉得没法“创新”了,就转型搞了这部《樱桃》。但是,他还是用原来惯用的手法,就免不了漏洞百出,禁不起琢磨,更谈不上禁得起推敲了。所以,我认为转型之后文艺界没出现跟样板戏相媲美的精品。文学方面也没出现1958年前后出版的《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旗谱》、《苦菜花》、《铁道游击队》……等百读不厌的长篇小说。也出不来写《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的跟农民血肉相连的浩然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作家和艺术家大多脱离了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所致。因此,要想繁荣文艺首要的不是组合文艺团体把文艺推向市场,而是要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导我们的文艺工作,用社会主义文艺占领我们的文化阵地,达到寓教于乐、陶冶情超、提高觉悟的目的。我们那代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开始就是与我说的那些长篇小说有关。毛泽东思想的哺育那还是1966年开始学习毛主席著作以后的事情。一部《红岩》教育了多少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欧阳海》教育了多少革命小将?八部样板戏给我们提供了多少学习典范?文艺的教育功能是忽视不得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宗旨、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是不可否定的!

对于《樱桃》我不想说它在诬蔑毛泽东时代,只能说编导者缺乏生活。赵本山虽然是农民出身,但他不是标准的农民,他的社员身份是不及格的。所以,他对人民公社是不熟悉或不理解的,充其量是一知半解。他对转型之后的现实情况是比较了解的。我不责怪他,他能给今人带来快乐也就够了。因为黑龙江卫视把《樱桃》宣传的过分了,为避免其他电视台无聊的炒做,我就贸然地把自己粗浅的看法发表出来,以求网友们共同讨论;更欢迎该剧主创人员的反批评!我QQ新号:2543038600,随时恭候!

2012年2月25日22:45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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