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既是对现有秩序的动态调整，又是对未知的全新探索，毋庸置疑，改革有风险，同时，改革又是机遇的并存。社会管理或是社会服务是个常态化的动态过程，社会发展史告知我们，社会管理或是服务模式与社会发展水平是必然的“与时俱进”过程，不进则退，改革是时代变幻和利益诉求的必然产物，改革的目的在于顺应时代潮流，弘扬社会公平正义。
改革既然是对现有秩序的动态调整，必会不可或免的触动固有群体的既得利益，引发它们的抵触，甚至于是强力反弹，通俗的说，改革是利益的重新划分，就是简单意义上的蛋糕划分；改革是对未知的全新探索，也必然会导致人们的顾虑，考虑到既得利益群体在社会构建中的强势地位，以及其所掌握的话语权，改革从来不是一帆风顺，必是个曲折的过程。
任何文明的兴起，毫无例外的伴随改革，因为社会大发展之后，必会留下诸多的后遗症，令人束手无策，不改革则难以保障进一步发展，或有政息人亡的可能；如此种种事例，古今中外，不胜枚举。
我国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一直为世人所诟病，在批判它之前，必先了解其时代背景与运行轨迹，近代中国外侮于诸列强，内有军阀连年混战，生民流离，苦不堪言，国家贫弱不堪，只有在中共取得新民主革命的果实之后，国家、民族才逐步走上正轨，社会趋向稳定。建国后的户籍管理制度大致如下划分：建国后－1957年，是人口自由迁徙的阶段；57年－83年，是人口流动的严格管控期；83年－2003年是，人口流动的管制的强化期；03年至今，随着人口流动的频繁，自由流动已是社会不可更改的潮流，户籍管理制度已是名存实亡；就如事务必有起源那样，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是内外环境的产物，其时世界势力范围划分已固化，外有美苏争霸，中国欲谋求富强之外部原始积累已无可能，缺乏如西方诸国、或是近邻如俄、日那样的通过战争手段获取原始积累的可能性，19世纪的大规模贩卖黑奴、或是劫掠弱国财富，在今天看来无疑是罪恶的，当却是彼时列强得以迅速富强的史实，今天西方的富强是建立他国贫弱基础之上。
囿于现有国家实力和时代道德的约束，中国既无可能通过对外战争劫掠获得原始积累，那唯一的可能就是通过内部积累完场原始积累，这也是户籍制度施行的时代背景。但其悖论之处在于，一是随着社会意识的觉醒，个人权力的伸张意识，二是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现行的户籍制度在时代潮流面前显得那么不合时宜，甚至于与社会主义性质背道而驰。
但就此将户籍管理制度难点归咎于现政权绝非是严谨社会认知，固然现政权的在对户籍制度管理层次面对社会诉求道德不作为是个重要因素，但户籍制度下的利益既得群体的反对恐怕是不敢放开户籍管理制度的最大可能，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既包括城市管理者，同样也包含了拥有城市户籍的居民，因为一个显而可见的事实是，放开户籍管理，首当其冲的城市居民的利益稀释，比如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福利的流失，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会接纳农村人口吗，答案必是否定的，就如我暂住的杭州，不是也是提出“人口优化”，“人口优化” 的背后就是城市精英思维的作祟，这既是这个城市管理者的执政短视，但也与城市居民的激烈反对有所关联。
综合的说，现阶段不敢放开户籍管理制度，最大的反对力量恐怕还是在于拥有城市户籍并把持话语权的城市居民反对。与城市承载力的可能关联度不大，因为资本流动下的社会压力会促使欲进城农民选择最佳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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