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与革命党之辨

执政党与革命党之辨　　

内容提要：“转型论”与党的指导思想和最高纲领不相容。苏共由革命党转型为建设党，是苏共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执政地位后，其革命属性主要体现在革命的纲领，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精神上。革命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本质，执政体现的是政党在社会政治架构中的地位，两者不是同一系谱的概念，根本不存在转化或替换关系。　　

关键词：执政党   革命党    无产阶级政党　　

近年来随着中国基本经济关系的变迁近于完成，主流学术精英与媒体精英极其热衷于将加快所谓政治体制演变（改革只是托词，演变是本质）作为主导的学术主题和文宣主题。在此过程中他们提出了一些理论概念和理论逻辑，这些理论元素的本质功能实际是为他们认同的政改模式提供理论路线图和合法性解释。而在当今中国的政治生态中，此类精英的政治主张是众所周知的，他们要改的不仅仅是政体，更主要的是国体（只不过体制内精英稍加掩饰而已）。因此他们炮制的这些理论元素，就应当认真对待。当然，全面辩诘非本文之目的。在此只对其中最具迷惑性的理论逻辑——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之论略加辩诘和分析。       　　

一、“转型论”与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最高纲领不相容　　

所谓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基本理论逻辑是：共产党以革命手段取得执政地位后，就不再是革命党了，而是向执政党转型。这种转型的基本内容，一是转型为建设党，[1]二是党的政治文化转型，因为过去在执政意识上仍停留在革命党的思维上。[2]由于此类说辞的理论指向是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的党纲目前仍将自身定位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政党，其最高目标仍是共产主义。所以对此类以党建理论文本形式出现，似乎为共产党长期执政出谋献策的理论建言，还是应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分析，以共产主义目标为标杆来衡量才合乎逻辑。而这也正是此类言说者刻意要回避的，之所以要回避，是因为他们也清楚地知道，离开党的指导思想和最高纲领来谈党的转型是不合逻辑的。因为任何政党的建设和发展必然要服务于服从于党的最高纲领，同时建设和发展的路径选择必须以党所信奉的理论为指导，除非这种路径选择是以最终废除党的最高纲领，摈弃党的指导思想为目的。如果依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并以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共产主义为衡量的基准，那么针对“转型论”，起码会有这样一些推论。　　

首先，如果依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逻辑，革命应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属性，或者说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本质。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虽有相近的社会理想和社会目标模式，并且两者之间有理论继承关系，但在实现社会目标的路径选择和诉诸的社会主体性上是有根本区别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路径选择是革命，所诉诸的社会主体性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体性——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定义的共产主义不但是对数千年私有制的否定，而且要与一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使人类彻底摆脱动物界的生存法则和生活法则，实现真正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复归。这一历史任务的实现只能由具有彻底革命性的阶级——现代无产阶级来完成。以往历史中新兴阶级都曾具有革命性，但历史赋予它们的革命性是有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使它们的革命性最终会在本阶级的统治确立之后归于消解，并进而随着历史的演变，该阶级也会走向革命的反面，通俗的讲法就是：可以革他人的命，不能革自己的命，否则就要反革命。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其政治特点是革命的彻底性，这种彻底性并不仅仅在于通常所认为的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且在于不断否定自身，革自身的命。非如此，无产阶级是不可能完成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的。这一点马克思在其理论初创时期就意识到了：“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是必需的，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3]显然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观决定了其革命观既诉诸于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也诉诸于无产阶级自身的革命，在观念形态上也就是革命精神。因此起码在理论逻辑上，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纲领的现代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具有彻底革命的精神，消解或丧失革命精神即等同于消解或丧失共产主义目标，两者在逻辑上具有高度的同一性。事实上，这一逻辑已经为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所证实，苏共的历史演变就是典型案例，关于此点后文还将涉及。　　

其二，既然实现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纲领，那么通过革命取得执政地位也就并非革命的终结。而且特别要指出的是，执政地位的取得对无产阶级政党实际具有双重效能，正面效能是为实现最高纲领提供了客观条件。负面效能则是可能导致革命精神的泯灭，由于革命精神与党的最高纲领具有逻辑同一性，因此这也会同时导致党的最高纲领的最终消解。这种负面效能展现的逻辑是：脱离国际资产阶级力量长期占优势，并且社会主义制度起始状态过低的时代特点和历史环境，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效能做出过于局限化的解释，将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目的局限于取得执政地位，取得执政地位就等同于革命的完结。进而将共产主义的实现完全诉诸于取得执政地位后的生产力的发展，认为共产主义是建设起来的（共产主义建设的概念就是苏共取得执政地位提出的）。由此革命让位于建设，革命党向建设党转型，党对自身的评价标准自动转为生产力标准，而且进一步将生产力标准由根本标准推演为唯一标准。但问题是，共产主义并不仅仅是经济建设的自然之果，共产主义本质上是以物质文明发展为基础的人的全面发展，是真正人类社会的现实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始者就曾预见过旧社会残余及传统观念对以新人为主体的新社会发展的制约性，但现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背景所展现的历史制约性远远超出他们的预见。这一基本历史背景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执政地位的国家，无一不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度。在这样一种初始状态不佳的条件下向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共产主义演进，所要面对的就不仅仅是清除马克思所讲的旧制度的残余，更关键的是要被迫做出历史妥协：使旧制度的基本经济要素——商品货币关系保留或复归（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创始者的社会主义模式中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存身之地。因此目前国际共运的颓败之态，尚不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创始者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这一模式至今尚未真正实践过，所以并无成败可言）。商品货币关系是有内在逐利机制的经济关系，居执政地位而掌控政经资源的无产阶级政党必然面临强烈的利益诱导，同时国际资产阶级势力以其历史先发优势为后盾，可以施加有效的意识形态扰动（之所以指出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扰动是以历史先发优势为后盾，是因为主流知识精英普遍认为这种扰动之所以有效，在于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正确而普世。但试想一下如果西方世界贫困的象海地或索马里那样，还有多少知识精英信奉那个套路的解释？上世纪大萧条时期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有多大吸引力，连资产阶级自身都曾大加怀疑），这种利益诱导和意识形态扰动会与所谓旧社会的残余共同生成巨大的叠加效应，如果不能正确化解这一效应，完全可能使无产阶级政党逐渐偏离它的最高目标，并最终放弃之。这是20世纪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历史宿命，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者未曾预见也不可能预见的历史新课题。　　

力图单纯依赖经济建设摆脱这一历史宿命基本上是文不对题，药不对症。因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价值观的认同，两者并不具有完全的直接的因果关联，这是其一。更关键的是：利用具有内在逐利机制和分化机制的商品货币关系搞经济建设，很可能会在执政团队中形成逐利集团，同时导致社会利益配置严重失衡，而这是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价值观完全背离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创立者来讲是对客观历史规律认识的升华——升华为价值追求，没有这种追求，共产主义这一历史洞见是不能自动生成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要诉诸精神层面。无产阶级政党应对上述叠加效应的唯一的也是最根本的武器只能是精神，确切地讲就是革命精神，在执政条件下以革命精神体现这种价值追求。因为革命是否定，是批判，是拒绝，是对旧的腐朽之物的颠覆，它始终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在落后国家取得执政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真正以共产主义为目标，就无需刻意强调目标的遥远性，而更应注意革命精神的维系和发扬。在向最终目标进发的漫漫征途中，革命精神是无产阶级政党生命之所系，除此之外无所依傍。实际上不要说重任在肩的无产阶级政党，任何政治团队都要靠共同的价值观和精神追求维系。据说当年苏联解体苏共解散的消息传到美国国会时，那些一生反共的资深议员老泪纵横，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反共是他们的价值追求，是资产阶级反共团队精神维系之所在，而这一追求在他们看来终于实现了。这一历史场景与苏共解散时绝大部分党员的麻木状态形成了鲜明反差，苏共党员的这种精神状态与“保尔”时代，“乡村女教师”时代苏共党员的精神境界相比较，更是恍如隔世。苏共覆亡首先是精神垮了，基本的价值追求放弃了。而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团队对精神价值追求坚持不懈，反共不辍，以至取得了他们认为的“最终胜利”，这也许才是这些资深反共议员激动不已的根本原因。这种所谓的“胜利”，并不是因为这些资产阶级政党实现了什么向“建设党”的转型。任何执政党都要抓经济建设，但这只是其执政的基础之一，抓经济建设是所有执政党共同具有的执政行为，它并不反映政党的政治属性。一个执政党搞不好经济建设充其量会失去执政地位（当然这并不是说抓经济建设不重要），可是如果这个党放弃了标志其本质政治属性的社会价值观和以这种价值观为动力的精神追求，那么这个党就会瓦解，连翻本的机会都没有！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在这方面颇为成熟，他们即使在资本主义经济最不景气的大萧条时期，也决不放弃反映其政治属性的基本社会价值观和对这种价值观的坚守。多年来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对西方借鉴的淋漓尽致，在这方面是不是也应当有所领悟？在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继续秉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属性，保持和发扬以党的最高纲领为目标和动力的革命精神，以此阻遏执政团队成员对人民的经济建设成果产生归属感，并进而行使自利型的归属行为，从而使党永不背离人民群众，这才是保持党的执政地位的根本之道。　　

事实上，即使不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分析框架，不以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纲领为标尺进行权衡，仅按一般的政治逻辑做推论，所谓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之说也是站不住脚的荒谬的。所谓执政党是指政党在社会政治架构中的地位，革命党是指党的政治属性，两者根本不是同一系谱的概念，因而也不存在所谓转化关系。这就犹如蚕能变成蛹的基本前提是两者为同一物种，蚕不能变成麻雀首先是因为不具备这个基本前提。革命党取得执政地位只能表明它在社会政治架构中的地位的变化，并不代表它政治属性的变化。还要指出的是，执政党概念在现代政治逻辑中并不是单体性的概念，而是对称性概念，与其对称的概念就是在野党。这一对概念是西方资产阶级为维护其统治所建构的政治体制的反映，这一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所谓政党轮替。因而从逻辑上讲，接受所谓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同时也就接受了成为在野党的可能性与合法性，从而最终会接受所谓政党轮替的现实。所以，不管“转型论”提出者的主观动机如何，起码它的客观作用是在理论逻辑上预设了承认政党轮替的陷阱，并以迂回的方式隐喻了多党制的政治前景。在这一点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者是相当清醒的。在中共取得执政地位后，一方面强调党要学会过去不懂的东西，学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本领，同时更强调而且是反复强调党要保持革命战争时的那种革命精神，党要继续革命，并为此将革命意志衰退列为整党的重要内容（可惜的是这一切中要害的整党内容被当做“左”的东西放弃了）。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共产党始终是一个革命党，不要因为取得执政地位而消解乃至丧失革命意志和革命精神。否则党的命运就不仅仅是失去执政地位，而且是自身的瓦解。因为革命意志和革命精神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的立党之本，试想一下，党的早期创立者们如果没有革命精神，这个党立得起来吗？立党后如果没有革命意志和革命精神的支撑，在血雨腥风中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取得执政地位后，如果没有革命精神，靠什么抵御诱惑经得起执政的考验？靠高学历？靠把干部送到西方公共管理学院培训？靠最高层　党校的　教授向受训的党内高干灌输“自私是人的本性”的所谓经济学原理？[4]事实证明靠得住吗？、　　

实际上不仅无产阶级政党，任何政党都要以精神为立党之本。政治含义中的精神是一种有价值指向的落实于行动的追求，而信仰或信念只是一种认同。有信念不一定实践之，有信仰不一定追求之（中共早期历史中，就有一些党员虽然仍相信共产主义，但面对白色恐怖退缩了，“躲进小楼成一统”自动脱党不再追求这种信仰）。单纯的信念或信仰并不能成为政党的立党之本，只有勇于实践敢于追求信仰的精神才是真正的立党之本。关于信仰和精神的关系，基督教立教过程可以说是一个有意义的案例：早期基督教作为具有政治色彩的宗教组织，虽然信仰立起来了，但却是受压制的弱小的。可是众多教徒实践信仰传播信仰的精神，即使在基督教成为官方宗教之后，也延续了上千年，历史上一些传教士为传教不怕艰苦不畏生死的精神至今令人叹为观止，这种精神为最终使基督教成为影响遍及世界的大牌宗教发挥了巨大作用。信仰非现实非人间的上帝的宗教尚需精神立教和精神支撑，以人间现世幸福——共产主义为信仰的无产阶级政党能丧失革命精神吗？丧失的结果会是什么？　　

以苏为鉴，鉴什么？　　

多年来对苏联解体苏共瓦解（两者具有同一性）的原因问题，大体有这样一些看法：　　

一是经济决定论，即经济没有搞好。这一度成为主流说法，至今还有广泛影响。但这种解释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环境，缺乏大跨度的历史分析，很难得到历史验证的支持。苏共接手政权时，苏联是一个历史起点很低的国度，与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比较是一个封建色彩浓厚，现代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苏共在国家初始状态很差，外部环境极其恶劣，又没有外援的历史条件下，迅速完成了工业化。在“二战”中受到巨大战争创伤后，又能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急起直追，成为连美国都颇为忌惮的超级大国，同时还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巨大的示范压力，迫使它们二战后也广泛实施社会保障。试问历史上在其他制度背景下，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如此程度？如果仅仅由于后期经济发展放慢就必然垮台，那么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和政党会得以幸免这样的命运。中国主流知识精英近年来一再强调要尊重常识，这是不是常识？事实上，经济决定论的所谓正面意义充其量是为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选择做注脚，但这个注脚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常识，基本没有学术价值。　　

第二类解释是苏共僵化保守，没有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所谓没有理论创新一说，起码从文本考察是不完全成立的，这将在后面加以说明。至于没有制度创新之说，也并不符合事实。苏共不但搞了制度创新，而且动作很大，这就是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此改革力度之大，甚至使它成了苏联解体苏共瓦解的直接导火索。中国主流知识精英不是一直在为这种改革喝彩吗?实际上，实际上此类解说的意义指向还是中国自身，即为目前颇为红火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做注脚。　　

第三种解释是认为自赫鲁晓夫时代开始，苏共就逐渐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和共产主义信念，党员干部官僚化特权化，最终抛弃党的最高纲领和指导思想，导致瓦解。这种解释应当说最接近事情的本质，最为靠谱。但是判定苏共自赫鲁晓夫开始逐渐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信念，从学术角度也应有一个文本验证问题。同时更重要的问题是：苏共为什么会逐渐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信念？党员干部为什么会官僚化特权化？仅仅是由于赫鲁晓夫及其集团的背叛吗（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流的背叛只是赫鲁晓夫之流背叛的一个最终结果，从学术角度看，研究意义并非一般认为的那样大）？笔者手头的文献资料极其有限，但如果考察当年苏共官方最高层次的政治文献——苏共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文本和官方颁定的苏共党史文献，还是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和讨论的。这也可能会为深化第三种解释提供思路，为回答上述疑问提供一种解答的视角。　　

 首先，如果考察苏共权威政治文献，自苏共二十大直至上世纪70年代，起码在最高层次的政治表达上还看不出苏共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明显迹象，尤其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更是如此。例如，苏联官方颁定的党史教科书最后部分都要引用苏共中央权威部门所做的历史经验总结。在这种总结中，对重大原则问题的阐述是：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态度和坚持党的领导方面，总结认为：“工人阶级只有在对资本主义制度采取革命态度、对一切压迫誓不两立、对妥协分子和投降主义者毫不调和、不受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沾染的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才能解决赢得无产阶级专政、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任务”。[5]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总结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即只有在工人阶级对社会实行政治领导和国家领导的基础上，才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才能顺利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6]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方面，总结认为要：“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捍卫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对于任何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行为决不调和，坚决反对各种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企图。”[7]在党的组织原则方面，总结指出：“党的组织结构和党内生活的主要指导原则就是民主集中制。”[8]在意识形态方面，苏共23大指出要：“十分注意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坚持不懈地反对非政治倾向、私有制残余和市侩习气，反对以虚无主义态度对待社会主义的理想和成果。”[9]苏共24大进一步指出：“反对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企图，今后仍然应成为党的思想工作的中心。”[10]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总结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所以强大和不可战胜，就在于它同工人阶级，同人民群众有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11]以上这些对重大原则问题的表述，显然是正统的或者说是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表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苏共起码在官方文献中也是要反修正主义的，而且还被定为“党的思想工作的中心”。实际上，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苏共最权威的政治文献的表述一直与上述表述基本一致，除“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的提法外，在最高政治文本中几乎看不出背叛马克思主义的表述。可是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说变就变，又是改党纲又是改宪法，对这种彻底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举措，为什么党内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反对者甚少声音甚微？这才是真问题。　　

其次，认为苏共执政时期教条主义严重缺乏理论创新，也是很难得到权威历史文本的充分支持的。如苏共认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成是一种凝固僵死的东西，是教条的汇集。它同任何科学一样，在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不断用新的经验、新的知识、新的结论和原理来丰富自己。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是要掌握它的实质，学会在解决革命运动和共产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时运用这个理论。共产党忠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但同时也更换它的某些过时的原理，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根据工人阶级的利益、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事业进行的实际斗争的需要提出新的原则性的理论原理”。[12]这一表述与目前我们关于理论创新的权威表述基本一致。实际上，苏共二十大时的一些提法就被说成是创新，被认为是：“用党在对内对外政策问题上的新结论和新论点丰富了革命理论，树立了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榜样”。[13]由此可见，在权威文本表述上，苏共也是反对教条主义，主张根据实践发展进行理论创新的。此外，苏共执政后期一些理论提法和理论思路与中共改革开放后的一些创新性提法和思路也颇相似。例如，苏共提出：“发展社会基础是各级党组织活动中的新现象。加强党的队伍、吸收新生力量参加各级党组织的工作，这就扩大了各级党组织的活动范围，加强了它们同群众的联系”。[14]这与中共目前提出的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基本属于同一思路。又如苏共22大通过的第三个新纲领中指出：“纲领要实现党的口号：‘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纲领的目的是要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水平”。[15]“苏联共产党保证把个人的全面而和谐的发展看作是自己的目的”。[16]这一提法的内涵与中共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内涵也是基本一致的。再如，苏共也是先于我们认识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该党纲指出：“科学正成为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它将完全成为一种直接的社会生产力”。[17]总之，起码在理论文本意义上，苏共并非那样僵化保守，也是有新思路新提法的。　　

综上可见，我们对苏共瓦解的原因的探讨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笔者在对苏共编撰的党史权威文本的阅读中，产生了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苏共执政地位稳定之后，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自那时起（除了卫国战争时期），苏共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文本及苏共后期权威党史文本对自己历史经验的总结，完全体现了一个执政党的角色。其基本文本表达是：意识形态上坚持马列主义，政治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建立全面的公有制经济关系，并集中全力发展生产力。这些完全体现了现代执政党的一般执政要素：确立主导意识形态，建立和维护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并在此基础上确保经济发展。这些执政要素是所有执政党的共性所在。但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历史使命，以及当代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取得执政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仅仅秉承这些一般的执政要素，从而充当执政党的角色是不够的。执政不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目的，而是达成目的手段。获得执政地位不是历史使命的完成，而是新的开端，这一开端曾被毛泽东同志形容为万里长征第一步。就历史条件而言，内部初始状态低下，外部环境长期不佳。这些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如资产阶级政党那样，在取得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完成华丽转身，实现由所谓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角色转换，而应始终保持革命党的政治本质和革命精神。但是在苏共权威历史文献中会发现，上世纪三十年代，苏共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后就认为：“列宁提出的‘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由社会主义的胜利解决了”。[18]“共产党人把全副精力都用来实现列宁的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19]以此为开端，革命的内涵及革命的对象逐渐在理论视野和政治视野中淡去，革命意识转型为建设意识，建设意识最终转化为纯程序化的，纯技术的理性操作，并成为党的活动的中心内容（赫鲁晓夫时代将党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就是这一转换意识的典型体现）。这时苏共文献虽然也强调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但这种纯建设意识下的教育已经抽调了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内涵——革命。共产主义的本质是革命，它不能止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也不能止于在低初始状态且外部环境严酷条件下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因为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也会面临如何避免形成自身利益机制的问题，这就与党的自身定位密切相关。如果以建设型党定位，那么有建设就要有付出，有付出就要有回报并且起码是对等回报，即所谓物质利益原则。苏共干部待遇的等级制高薪制就体现这一逻辑。如果是革命型定位，又是革谁的命呢？应当是革自身的命，共产主义革命的彻底性集中体现于此。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才能勇于否定和拒绝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只有革命型政党的定位，共产党执政后的共产主义教育才有精神内涵，才有现实感染力，才是有源之水。这支队伍才能保持革命精神，才能在制度安排和体制设计中体现政党追求的先进性，才能使宣称的东西与实际行使的东西相一致，才能真正使人民信服。可惜的是，自苏共执政尤其是五十年代后，在苏共文献中几乎找不到革命的字眼，更谈不上现实安排了。由此观之，苏联民众对苏共瓦解的冷漠也就不足为怪了。　　

此外，苏共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并非如通常解释的那样不提阶级斗争，认识不到阶级斗争的存在。至少在文献文本中，苏共对此是有认识的。但是对阶级斗争的存在及其影响，苏共运用的是“外部归因”法，将阶级斗争的原因和影响归结为外部帝国主义势力：“我们应该永远记住我们的阶级敌人是帝国主义。它正在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原则、意识形态和道德的破坏活动。帝国主义庞大的宣传机构在腐蚀个性，企图使群众脱离政治。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在一切情况下都应该是不妥协的斗争，因为这是阶级斗争，这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尊严和自由、为了加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阵地的斗争，这是为国际工人阶级的利益的斗争”。[20]苏共后期始终没有认识到内部阶级斗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没有认识到或不愿认识到，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形成利益集团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而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必然引致政治上的蜕变。这本质上就是特殊历史形态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政党要在这种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始终保持革命型政党的定位是必要条件，这时革命首先是革追求自身利益的命，这就需要彻底革命的精神，这也是共产党执政后仍能保持与群众密切联系的唯一途径。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苏共在总结历史经验的文献中还讲：“它同工人阶级，同人民群众有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21]但苏共瓦解时群众的冷漠显然证明它并未做到。革命精神先是懈怠终至丧失后，就只能是自身功利的追求，以致最后不惜以自身瓦解为代价将这种追求合法化。　　

苏共革命精神的懈怠和由此导致的功利性追求，以及价值标准的功利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实际已成为苏共的主要存在形态。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一批左翼青年留学苏联，后来他们根据留苏观察出了一本书，在这本书中可以发现苏共的这种存在形态已经表现在各个层面。比如在精神表达层面，连在“五一”和十月革命节这样的政治性节日都摈弃任何革命歌曲：“在学校举行节日前夕祝贺时，乐声喧天，吵闹不绝，全是摇摆乐，扭摆舞音乐”。“工厂工人的游行队伍中的吹奏乐队演奏的也是这一类曲调”。[22]在政治行为层面：“许多有革命意义的、有创造性的新事物，一概遭到扼杀。任何集会或活动，人们只要是不按照官方交下来的或官方批准的做法去做，如果是按照群众自己的创造，特别是牵涉到革命的事物，就必须进行殊死的斗争”。[23]苏共功利性追求的定位使：“今天的苏联，则以入党为取得社会地位的保证。当然，今天在苏联入党比日本的文官考试容易的多了。但是不入党就不能够在社会上爬上去。功课优良的学生，不管他的思想和政治立场如何，都可以入党”。[24]“苏联现在实施各式各样的的经济改革，使‘有能力的人’的薪水越来越高，工资差距越来越大。高锯在人民头上的苏党高级党员的所作所为，无不为了保持自己阶层的利益，而提出一个接一个的政策”。[25]这种现象又形成了诱导机制：“只要当了党员又有了地位，就能领取高的工资。所以普通人就拼命想成为党员。青年学生也把入党作为他们拼命争取的目标，努力自我修养。可是，他们心目中实际上想的却是入党就有了一切”。[26]功利化定位还使入党的价值评价标准异化，政治标准事实上放弃了：“在苏联，吸收党员，只侧重个人能力和努力读书、努力工作的人。这和日本通过国家考试来吸收那些拼命用功读书、旨在向上爬和做官的学生，本质上是一样的”。[27]这种筛选机制运行二三十年后形成的党员主体显然与共产党员的本质要求不相干了，甚至其核心领导成员也不例外（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就是典型代表）。这些留苏学生当年就就敏锐指出：“从外表看来是一些‘优秀的’、居核心领导地位的党员，他们实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28]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共领导的政治选择和广大党员的冷漠表现果然印证了这一预判。日本留学生们的这种洞见是有迹可循的，因为这批左翼青年是抱着革命热情来到十月革命的故乡的，结果这个革命故乡给他们最深刻的印象是毫无革命精神和革命色彩可言。当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远未完成时，就完全丧失革命性，其结果还能是什么？这应当也是苏共兴亡史中可以借鉴的重要方面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革命党转型为建设党的政治逻辑同样站不住脚。革命是党的政治属性，经济建设是党的任务和职责。两者同样不是同一系谱的概念，根本不存在转化关系。一些学者难道真搞不清这样简单的逻辑关系吗？　　

三、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后的革命属性何在？　　

纵观国际共运史，共产党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前是有革命对象性的，其革命属性也往往直接表现为以革命手段夺取执政地位。在取得执政地位初期，其革命性尚且有所归属，一般表现为抵抗和镇压内外敌人的反抗和进攻，以及对经济基础的革命性改造。在此之后，执政的合法性解释就由革命让位于建设，这充分表现在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知上（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时党的革命性似乎随着革命对象消失而无所依归。问题由此出现：无产阶级政党的最终目标远未实现，革命却隐退了。因为这时已将达到最终目标的手段完全诉诸于建设，当年苏共就是依此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的口号和任务，其后所有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提法基本源于此逻辑。然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提法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逻辑，也无法与这些国家所处的国际历史环境——资强社弱——完全对应，因此这种提法的历史合理性是有限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现不能完全归结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更不能完全与之等同。严格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仅靠经济建设是立不起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首先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经济建设只为其提供物质基础，物质财富的量的度量并不是它们的唯一性标准，它只是维度之一，甚至不是本质性维度，谁能给共产主义规定一个物质丰裕度的量的标准？马克思主义更多地是在制度形态和观念形态上定义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和与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这才是本质维度。而这一维度所体现的历史内涵，所昭示历史路径只能是革命。因此，真正认同这一本质维度并将其奉为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就必须始终是革命的主体。其革命的主体性不仅仅体现于以革命手段夺取政权，更重要的是取的执政地位后，如何继续体现党的革命属性。历史已经证明，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课题，也是被忽视甚至被否定的重大问题。如果理论上以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历史使命为依据，现实中以国际共运的巨大挫败为借鉴，居于执政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属性起码要始终体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基本纲领应当始终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真正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对以公有制为基本内涵的社会模式的历史追求就不能最终放弃，也不容在现实的具体实践中完全虚置。对无产阶级政党而言，共产主义不仅仅是历史目标，也是以革命为基本路径的现实追求，同时也是最具革命内涵的社会模式。因而党的共产主义纲领不仅仅是党的信仰，也体现的是党的革命属性。它实际也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底线，突破这一底线，就意味着党的革命属性完全丧失。这时不管党的名称归向何处，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特的历史价值就将完全归零。主流知识精英也是相当清楚这一底线的，多年来他们对公有制的彻底否定，对革命由告别到批判的历史指控，对共产党转型的所谓理论建构，其真实指向都是要突破这一底线，苏共的历史演变脉络对此已经给予了鲜明的证明。如果至今还不愿承认或不敢明确指出这一点，那就不是理论的悲哀，而是历史的悲哀。　　

其次，革命应当始终在党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中据核心地位。对革命理论内涵的界定不应仅仅局限于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理论，如果做这样的理论归属，随着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的任务的达成，暴力革命理论失去实践意义就直接等同于革命理论失去实践意义，这正是革命理论转型为建设理论的基本逻辑。依此逻辑，革命理论的归宿只能是进入历史橱窗，成为历史告别的对象。这种告别论的进一步延伸则是否定革命理论的合理性正当性，并最终将革命理论的历史实践指称为逆历史潮流而动，偏离普世大道的非正常行为。结果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历史行为遭到指责，进而对这一行为导致的执政地位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多年来，主流知识精英在这一议题上所展现的不正是这一逻辑吗？这一逻辑得以展现的直接原因就是将革命理论仅仅归结为暴力革命论。深层次原因则在于对革命理论的历史地位或历史适用性的认知上，即认为革命理论只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治统治权具有历史价值。然而事实上，政治理论范畴的产生和存在价值取决于历史现实的需要。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执政地位后，革命理论不可能也不应当转型为建设理论，因为这两种理论回应的是两种不同的现实历史需要，都具有历史现实性与合理性，两者不是转型或替代关系，建设理论属工具理性的范畴，革命理论属价值理性范畴，后者的价值追问和历史探求非达共产主义而不能停止。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执政地位后，革命理论需要的不是转型，而是需要更新基本内涵。更新的本质就是重新面对革命的基本问题——确定革命的对象，即以自身为对象，以及如何革命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应对执政地位挑战的根本之道，这一问题前文已经论及，不再赘述。这显然需要新的革命理论构建，可是自从这一理论构建的早期探索被彻底否定之后，这一探索的历史合理性和必要性也一并被否定了，从而成为理论探索的禁区，“天下从此无文章”。然而缺乏革命理论导向的执政实践所画出的历史轨迹将伸向何方，起码苏共的历史结局已经有所昭示。　　

再次，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属性还要体现在始终具有革命精神，并确保体现这一精神的革命历史的代际传承。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最本质的特点就是其无私性，这对于处于执政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而言是最有效的精神净化剂和过滤器，是拒腐蚀不变质的最有力的精神支柱。推崇儒家道德为主体的传统道德并不能确保为政者身上流淌“道德的血液”，中国历朝历代的为官者，基本是靠读所谓推崇德行的圣贤书进身仕途的，但历史上真正留下清誉的又有几人？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一个“私”——为自己做官而读书。“私”的本质就是拒斥一切道德要求和道德追问，而追求自身利益。因此在当今历史条件下，虽然不能无视物质利益原则，但起码对无产阶级执政党而言，不能将自身完全置身于物质利益原则之下，使无私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无所归依，甚至成为摆不上桌面，羞于出口的东西。　　

此外，不能用创新精神替换革命精神，只提倡创新精神，不提倡革命精神。两者不是同层次的概念，创新精神本身就需要高层次的精神统摄，不同精神统摄下的创新精神所体现的利益追求乃至社会追求是不相同的。国民党当年也曾提倡国民革命，并为此搞过体现创新精神，具有社会创新色彩的“新生活运动”。但这种所谓的国民革命具有巨大的阶级局限性——追求和确保维护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在这种所谓的国民革命精神统摄下的具有创新色彩的“新生活运动”，不但未能成功，党风、世风反而进一步江河日下，国民党的统治也终为历史所弃。无产阶级政党无私性的精神本质决定了其倡导的创新精神必须由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所统摄，这是确保各类社会创新以人民利益为依归的基本政治前提。实事求是地讲，当前各种社会矛盾的存在，并非完全如主流学者所称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产物，更不完全是改革不彻底的结果。有的是与某些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所谓“创新”直接相关的。这种创新之所以会有如此效应，根本原因是没有正确的精神统摄，从而使这类创新沦为追求部门，集团利益甚至家族利益的工具。 　　

最后，之所以要确保体现革命精神的革命历史的代际传承，是因为革命历史是共产党的“道统”和“法统”。绝不能以时代特点为托辞与自身的革命历史做切割，这实际等于放弃了自身的“道统”和“法统”。阶级社会的政治统治首先是阶级统治，任何阶级统治都是以其历史作为其“道统”和“法统”的，因而是不能放弃的，更不能拒绝和自我否定。美国会否定独立战争吗？会否定华盛顿吗？在阶级社会还存在阶级斗争的客观历史环境下，对自身革命历史的放弃或讳言，必然引致敌对势力进一步的否定和抹黑。就现实而言这方面是不容乐观的，在革命历史的代际传承上，本来国民教育系统应是主渠道之一，但由于教师的政治素质严重参差不齐，目前已是问题多多。曾登上主流媒体讲坛的某历史教师对中国革命历史及革命领袖的谩骂和肆意侮辱是一个典型，以本人对教育系统的了解和观察，此例远非个案。更严重的是，各类媒体、一些文史刊物和影视文学作品等传播载体对革命历史的揶揄和另类解读乃至抹黑，已经对革命历史的代际传承形成巨大的阻断效应。许多学生尤其是大学生都认为课本上的革命历史是假的，而从各类文化载体所得到的历史信息才是真实的。可是文宣部门却大谈文化包容，权威报纸甚至提倡包容异质思维。结果包容事实上成了单向度的包容，你包容，对方不包容，完全不对称。这种不对称是思维不对称或者说认识不对称的结果，自己把对革命历史的否定性评价看做文化问题加以包容，敌对势力则将其当做政治操弄。其目的是否定共产党的“道统”和“法统”，阻断其代际传承，使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最终失去历史合法性。　　

总之，革命始终应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本质。如果在共产党的最终追求——共产主义远未实现之前，就主动改变这一政治本质，将革命纲领、革命理论、革命精神置入历史的橱窗，那么党自身连进历史橱窗供后人凭吊的机会都没有，国内外的资产阶级反共势力始终叫嚣的是：彻底消灭共产主义。言犹在耳，忘了吗？　　

石冀平（1956——）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政教学院 教授。邮编：100192 电话：13683642977    6485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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