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0日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吴邦国委员长作工作报告，郑重表态说，中国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确保国家一切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使全国人民看清楚共产党人的“改革开放的根本原则”，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使中国老百姓吃了定心丸。
自然科学与生产领域项目，搞砸了，一般还可以推倒重来；社会结构的变革，却象三峡高坝，一旦决口就再无挽回余地，所以要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必须慎之又慎！必须经过反复的局部试验，绝不能听信几个“精英”的鼓噪而轻举妄动，说什么“宁可改革不完美”，“也要在最后一年拼命冲锋”，搞改革大跃进。我们要牢记1958年搞经济大跃进的血泪教训，上层的一句激情豪言壮语，底下千百万人民就要用血泪和生命埋单。1959---1961年期间就因为这种“偏激思潮”“大跃进式的经济改革失误”而饿死的那么多老百姓，还能复活吗？这不是排电视剧，坏了可以重来。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曾为此落泪、昼夜难眠、几年不吃肉、孩子不小心掉到地上的饭粒也要亲自捡起来吃掉。刘少奇主席曾沉重地说：这是要写进历史的。并在1962年，他主持了7千人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这个错误。但在文革中，他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说，权力越大，越如履薄冰，不能有丝毫疏忽和浪漫。挫折和失败，使我们变得聪明了。
因此，如果改革的大方向不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解决，“不改还好，乱改就更有危险”！胡惊涛总书记反复告诫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不能再瞎折腾了。
中国十三亿人口大半在农村，十分之几出来就可能达到上亿。现在流入城市的农民工越来越多，这么庞大的人流一下子拥进城市，将是不可忽视的巨大洪流，管理不好，就要引出巨大的社会问题。
回忆一下，改革开放这30多年来，许多领导人“在甩包袱图省事，减员增效”的思想指导下，把千百万国企与集体企业，破产--股份化--私营化--合资化，把千百万工人下岗推到社会，现在转了一圈，结果还得由政府来管来收拾残局。通过这三十多年的实践可以亲身体会到，不根据自己国情只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改造国企，给广大工人和市民带来多大负担痛苦和打击？给社会带来多大负担和冲击？给政府带来多大负担和困难？就业、住房、生活、医疗、教育、劳保老保、社会治安、物价飞涨，三十多年了到现在还没有落实好，在这上面、政府不仅又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精力物力和财力，又付出了巨大成本，可是还没有见到底线。
自从参观南街村、华西村、大寨村以后，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生活医疗、管理为一个体系的社会主义社会结构，行政效率高、生产效率高、生活幸福指数高、社会治安好、而且，付出的各种成本却很低，整个社会付出的综合成本也很低。
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没有这种社会主义企业的这种综合服务功能，其成本自然要小得多。指责满载的大卡车不如摩托车那样省油灵活，这是不公平的。
中国的国企，是由中国革命的具体背景发展而来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社会主义特色的人民企业。国有企业并不是单纯的经济单位，除了经济活动外还承担了政治和多项社会服务功能：包括组织群众、人员培训、劳动保护、思想教育、矛盾调节、卫生保健、社会福利、文体娱乐等等。其最大社会效益就是，不仅减少了政府的负担，不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而且还要组织群众、教育群众、人员培训、劳动保护、卫生保健、社会福利、文体娱乐、矛盾调节，把这些社会功能分布分解到社会基本细胞单位之一、---国企去做，（注：社区办事处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细胞单位）由于知人、知根知底、工作不仅有针对性，细致性，效果也高。因此，就能容易地把社会整体的不安定因素降到最低，防止了把所有这些社会职能都一股脑地加到警察与政府的身上，少数人拼命去干效果也不理想。现在，不少警察、政府干部操劳死就是这个原因。
国企的另一个作用就是纽带作用，通过企业的生产生活，把工人群众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连接起来，把广大群众的心与党和政府连接起来。让不同年龄、不同背景之间的中国人之间，以及与党和政府之间，有某种有机的粘合力，使这部分中国人不再是一盘散沙，而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形成我们自己的力量。国有企业的党、政、工、青、妇机构作用发挥正常的地方，群众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就热烈，执行党和让政府指示就坚定不移，甚至付出自己的财产与生命。
这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企业特征，也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具有的企业特色。我们自己要珍惜才对！
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身边的事实。由于国电企业还掌握在政府手里，几十年来，油价、房价等飞涨，可是，居民电价一直保持在0.39元。
每当春运来临的时候，不提票价的是中国国企铁路，而公路运输呢？由于大量的公路运输工具都掌控在个体或者个别私企公司里，尽管国家有明确的提价限定，但哪个私营老板遵循了这个规定？从兰垡到北京，绿皮火车票价为4.5元，公交车票价8元，而私营运输公司票价为30元，节假日涨到50元。
关于中央政府指示给员工上调工资，劳动保护福利待遇买三险，节假日休息等、那个私企老板认真执行了？只有国企在认真执行！
这种不可控的事实再一次告诉我们，凡国有的企业都是在替国替民分忧解难，宁可赔钱，也要承担社会责任。凡私有的企业都是唯利是图大涨其价，中国人对这种现实还没有认清么？
陈云早在1979年曾提到，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问题：就是只重视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重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只重视了企业的国有化，而忽视了企业高管向官僚资本主义的蜕变。只注意了权力的集中，而忽视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与人民的监督与对不合格官员的罢免。为此，毛主席领导我们制定了“鞍钢宪法”。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让干部、工人、工程技术与科技人员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对我国的工业、农业进行管理。我党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实行鞍钢宪法，就是为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但绝不是要取消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资本主义管理模式，走回头路。
1978年提出的改革，也是基于“文革的极左路线严重地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使国民经济到了非常状态，要用改革开放来拨乱反正，使其重回正确轨道”。并且，在适当范围内，恢复私企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辅助、补充、和调节作用。学习西方一些适合社会主义制度的经验，是为了“西为中用”，而不是“全盘西化”。绝不能像戈尔巴乔夫那样，脱离社会主义根本原则，搞什么迈向“资本主义模式的新思维”。对私营工商业者，既不能忽视他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但也不能夸大与放纵不管。党对私营工商业者的历来政策是，引到发展、团结改造、依法经营，限制资本。但也要有适当的利润收入，并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可是，以后如何被资产阶级右派精英们把改革误导、演变到“全盘西化”“与资本主义接轨”“搞掉社会主义推行私有化”这条路上，这真是需要我们共产党的同志认真思考，好好总结教训的时候了！
长期负责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也指出，“我党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以前在经济管理中的“官僚主义”，实行毛泽东生前（包括陈云）领导全国人民制定的“鞍钢宪法”，其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即“两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一改（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三结合（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结合）”，是个好主意，有利于改善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听说，日本有的企业曾拿去实验，取得了积极效果”。
它是中国在十几年的生产和经济管理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适合中国情的具有自己知识产权的一整套行之有效地社会主义生产和经济管理体系和方法。
可惜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没有一直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坚持正确的做法，坚持执行“鞍钢宪法”，坚持群众路线，倾听人民的呼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被右派精英所忽悠。
“鞍钢宪法”首先是要考虑人民的利益，倾听百姓的呼声，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作用。例如，发挥工会、职工代表大会、市民打表大会、村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发挥党走群众路线、依靠人民的光荣传统。时刻警惕官僚主义和贪官污吏阶层的产生。“鞍钢宪法”一诞生就引起世界各国经济专家的高度重视和评价，甚至被评论为，“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论与实践论”。
因此，我们这三十年最大的失误就是，自己对自己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针和路线缺乏信心，自己有宝不知宝，在倒掉洗澡水时，也把大胖小子一起倒掉了，反而舍近求远、向资本主义讨要搞好社会主义改革的“毒药方”。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美日等西方各国已经在我国经济层面上，培养出“高层代理人”。他们 打着【积极改革开放】的旗号，打着为国家完善重要法规、法制的合法旗号，欺骗党和政府，欺骗广大人民，他们大肆制造舆论，并在参与主导制定政策和法规时施加自己的影响，搞国企私有化，外资化，为美日等西方的”主子“在经济渗透和最终控制权做好准备，干着出卖国家军事战略和经济战略秘密，而且一有机会就给美国日本等国提供和输送中国的大量物资和资金。
新中国开国以来最大经济汉奸郭京毅被批捕，郭京毅的涉嫌重大犯罪，其涉及在多部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制定过程中受贿、和变节后，制定有利于外国利益损害中国利益的犯罪。例如，2003年出台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 暂行规定》和2006年出台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成为商务部第一案，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起在法律制定过 程中、官员受贿卖国和内奸案件。”据说，除商业部外，务院下面还一某些部门甚至被内奸控制，但是他们也不敢做的太过火 ，他们的任务就是，悄悄地影响中国政府高中决策层，企图把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政策 引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并制定出有利于外国利益的政策，他们也就完成了他们的内奸任务。现在，我国已成功的破获了许多内奸案，例如，为台湾提供情报的少将刘#和大校邵#。力拓上海代表处4名员工5日因“涉嫌间谍活动”被有关部门拘捕。与此同时，知情人士称，首钢一名负责矿业进出口的高管也因涉嫌泄密被抓。等等。
这才是最可怕的！应当特别警惕的！
还有需要提高警惕性的大事！
（1）一个国有企业被拍卖、私有化外资化之后，党和政府在企业的人事权、财政权、管理权就丧失，其党团工会组织要么不复存在，要么不起作用。也就是说，共产党对这个单位这部分人的直接组织管理领导权就此结束。
（2）等到所有国有企业拍卖完毕，中国共产党在经济领域内的实际组织管理领导权，也就被消灭完毕。
（3）而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则既不受共产党在农村的组织管，又不受共产党在城市的组织管，共产党两头皆空，又丧失了对这部分人的领导权。
（4）党领导一切就变成空话！
现在公司员工流行一句话，“可以骂书记市长，不敢说老板，老板管着我饭碗”。
（5）现在表面是房价居高不下，实质是地方政府利益和银行利益已经与房地产商的利益已经绑在同一个战车上，网上流传着廊坊市政府的市长王爱民讲得一句名言：“市政府要的是政绩，房地产商要的是利润，赚了钱是你们的，赔了钱市政府的”。现在是中央上面有政策，地方政府下面有对策，是地方势力对中央权利的大比拼！中央几次采取重大措施让房地产大降价，但是，就是降不下来。中央许多很好的决策，因为地方势力的掣肘，达不到预期效果。要想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就要学习毛泽东对大贪官张青山、刘子善的解决果断的处理模式，严惩一批，教育一批，挽救一批，才能真正树立正气，树立党中央和法律的权威。不然，总把老虎当病猫，不把中央和法律当回事，歪风就会越刮越大，最后使中央放空炮难以下台阶失去人民的信心，地方势力做大尾大不掉，客观上形成两个中心。
为什么1990==1992年，中央政府一个文件下来，全国房地产市场立即整顿下来。因为，那时地方政府和银行都坚决听中央的，对中央是惟命是从，商人也没有与中央对抗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
（6）现在是、富豪希望“不受约束”，“天马行空”“我行我素”， 鼓吹“自由民主”、要与中央政府分权。例如，他们的代言人“专家” “精英” 向中央呼吁：“中央权力放得不够” “政府不能干预市场” “政府要让民企与外企自由发展” “改革就是国企股份化民营化私有化” “找个理由就要把国企灭掉”。最近在人代会上，又有“精英提出国家铁路股份化私有化外资化”议案。
（7）而贫困者希望 “得到保护”。贫困者为了“自己的生存”，寄希望于政府或强者庇护，为此宁愿牺牲个人的一些自由为代价，所以易于接受“招降纳叛”。
如果弱势群体感到自己不能从党与政府那、得到起码的认同和有效保护，例如，工人们被许多领导人“在甩包袱图省事，减员增效”的思想指导下推到社会，就很容易使他们转向、投入到他们认为能够保护自己的、党和政府以外的【社会势力】。例如， “法X功”、邪教组织、毒品贩子和“民运精英”“颜色革命组织”就要乘虚而入，从党和政府那里夺走这些千百万基本群众，发展成行会、帮会、黑社会和反革命组织。
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基石就被严重破坏！一旦发生类似苏联式的“颜色革命”事件、“前罗马尼亚的动乱”、“六四民运分子围攻中央政府事件”、“法轮功围攻中南海事件”、还有多少群众来帮我们？
千万不要忘记，马克思基本定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有经济和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建立的基础。如果把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改革掉了，把国家主要经济都私有化了，还何谈社会主义？这应该是一个最普通的共产党员的最基本的常识，连这点常识都没有，还是共产党员吗？还有什么资格搞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开放？这也是真搞社会主义改革与搞假社会主义改革、真搞资本主义复辟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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