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金融危机深化、美欧日深陷债务危机泥潭，而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手忙脚乱、疲于应付，陷入了“看不到尽头”的困境，以１８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代表的西方思想理论界近年来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热度不断升高,乃至西方主流社会也不得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认真进行反思，这集中表现在最近举行的第42届达沃斯论坛上。其反思和批判还是颇为严肃和深刻的，例如，美国政策研究所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计划负责人约翰·费弗撰文称，“金融危机和‘占领’运动从不同的层面上改变了政治光谱，在资本主义面临信任危机的情况下，人们在等待一位现代马克思，期望他可以拿出对现有经济正统观念的尖锐批评意见和变革计划”。而我国思想理论界的“精英”们却表现出一种“事不关已”、冷眼旁观的态度，颇为令人不解。笔者以为，在我国早已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潮流，已经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密切相关的今天,我们对西方资本主义危机不能不当作“自己的事”而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讨论，这不仅关系到现在和未来如何正确判断和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国际环境问题、外部条件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如何通过中西对比，认清当代资本主义“重症病人”的病根所在，反思我们以往从西方发达国家学来、引进的东西之利弊，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和优势所在，认清改革开放应该引进什么、抵制什么，从而进一步明确改革开放的方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清醒、坚定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前进。
特别是以来，我国在“不论姓‘社’姓‘资’”、“全方位开放”、“与国际全面接轨”的思想指导下，不仅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充分利用国外境外的市场、资金、能源、资源、技术等，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利害相关、休戚与共，而且全方位学习、引进“西方发达国家一切先进的东西”，包括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理念、制度设计、管理模式、运行方式等，从而深刻影响了中国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变革和转型。
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的发展，以主张“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为核心观点的新自由主义开始从理论、学术转变为国家政治的体现和意识形态的思潮，成为美英等国在世界上推行全球一体化（美式资本主义化）的主要理论武器，其标志性事件是1990年出台的 “华盛顿共识”。其时，正值中国决策层刚刚确立了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取向，迫切需要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理论和方法，于是派出一批又一批学者和官员到西方考察、交流、取经，同时派出大批学生赴美日欧留学，同时频频聘请一些国际著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学者来华讲学，在我国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里和经济学报刊和教科书中，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主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被日益边缘化。从西方学习归来的学者、官员、留学生等也带回了让他们折服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他们成为经济体制改革决策层的成员或主要智囊后，掌控着中国经济改革的话语权，深刻影响着改革的内容、方法和后果。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积极影响主要有：一、中国决策层审时度势,借鉴新自由主义关于“市场主导”的理论精华,指出“计划”与“市场”同为经济手段,提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著名论断。以此为理论基础,设计、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发展了国民经济,增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取得了经济改革的丰硕成果。二、借鉴新自由主义关于顺应市场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论，推进了对国有集体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形成了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积极性，使中国经济充满生气和活力，促进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并促进了城乡劳动力比较充分的就业。三、借鉴新自由主义的货币理论，在不同时期实行不同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结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四、借鉴“放松政府管制”的新自由主义合理理念,20多年来,中国政府进行了四次旨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大规模机构改革,精简了政府机构,提高了行政效率,重塑了政府形象;同时,提出了建立“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的政府建设目标,放开了对非关国计民生经济领域的政府管制，进入了依法管理、依法行政的法治政府时代。
新自由主义的消极影响主要是：一、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全面体现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华盛顿共识”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在新自由主义私有化观点影响下,全国各地一度掀起了以“民营化”、“股份化”、“国退民进”为取向的国有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浪潮,不少地方不仅把国有、集体企业统统改掉，而且在基层医疗机构、教育机构等公共事业领域也推行“民营化”、住房“私有化”等“彻底改革”。据资料统计,2002年2月至2003年3月,在未经科学严谨的论证和试点国有企业的出售方案之前,一些地方政府盲目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导致数万亿元国有资产损失和全国国有资产大幅贬值并以超常速度流失。二、过度依赖发达国家市场。新自由主义着力强调要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金融、技术的优势，主张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主要发挥劳动力优势，用劳动密集型产品换取发达国家高科技产品，使我国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导致中国30年来出口导向型经济过度发展，过分依赖发达国家市场，低成本盲目扩张。其消极后果是压抑了内需的扩大、自主创新的动力的增强，并深受国际周期性震荡的影响而剧烈波动。第三、贫富差距日益拉大。新自由主义主张市场自由化,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主张效率就是一切。而市场常常是非常残酷的,它有利于最强势者,却加重最弱者的贫穷,因为,市场推动消费和创造财富,但不能公平地分配财富,导致穷者愈穷,富者越富。据《中国经济周刊》2012年01期报道，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任玉岭2011年12月24日在“第十一届中国经济论坛”上所作的演讲中披露：现阶段我国低收入者和富人的收入差距在20倍以上，上世纪80年代，日本只有1：4.3，美国只有1：7.1，我们的收入差距太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上世纪80年代是1：1.8，90年代1：2.5，现在是1：3.3，我国城乡差距现居世界前三名；地区收入差距，2002年的数据是1：13，美国50个州地区差距是1：2，英国是1：1.68。三个差距拉大不仅直接遏制社会消费，致使内需难以启动,严重制约着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而且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谐,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信仰。
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政治的影响也有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两个方面。新自由主义极度地倡导个人权利,认为个人权利应凌驾于集体权利之上,而中国自古以来注重集体权利,有些时候甚至导致个人合法权利的被忽视或践踏。个人权利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人权、私有财产权。我国党和政府吸取了其中关于重视个人权利的合理成分，在改善人权状况和维护合法个人财产权上不断取得进展，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并且于2004年3月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人权”概念首次引入宪法,明确提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私有财产”，此外还制定和颁布了保护个人财产权的《物权法》。这是积极的方面。但是，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反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民主集中制的，它标榜捍卫个人的自由权利，打出“民主”、“自由”的旗帜，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通往奴役之路”。新自由主义者高举自由、“民主”的大旗，在全球推行西方的民主化，宣称只有“程序民主”才是至高无上的，并在全球范围推广这种“程序民主”，完全不顾其他国家的具体国情和现实需要，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下是没有人民民主可言的，只有实行多党制或两党制，轮流执政，才可以制衡因权力高度集中而产生的各种弊病，才是民主的。这种思潮曾导致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在其影响下，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度也在我国泛滥，并酿成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此后，虽然这种思潮在中国已日渐式微，但在一部分人特别是“海归”、年轻知识分子中仍有市场，对此不能掉以轻心。
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我国思想文化和社会和谐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是“理性经济人假设”，即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个人的自由权利、个人的利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至高无上的，鼓吹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认为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是违反人的本性的、不合理的事情。他们甚至公开反对公平，提出“当公平取代了自由的时候，人们所有的自由权利都将处于危险之中”。新自由主义思潮往往打着“普世价值”的幌子，因此更具有欺骗性，所以，我们的一些专家学者鼓吹，一些主流媒体宣扬，导致了我国社会思想文化混乱和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多元化”的局面出现，使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地位难以充分体现。这是我国社会矛盾凸显、腐败现象丛生的深层的原因。
综上所述，西方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社会的消极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不良后果也是严重的。在西方思想理论界和主流社会都在批判、抛弃新自由主义的今天，如果我们不通过联系中国实际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新自由主义进行深入批判，就不能认清和肃清其消极影响，就不能真正明白今后的路我们应该怎么走。
我们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危机、新自由主义的研究和批判，应当对比中西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的迥异表现来进行，这样可以更深刻地认清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劣根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中国在世界金融危机、西方债务危机巨大冲击下，仍保持了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和政治、社会安定，可说是鹤立鸡群、一枝独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国坚决抵制住了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一是党和政府坚持执政为民，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用“看得见的手”加强对市场的异常、不良苗头和趋势的调控，一旦遇到险情随即能够集中全国的力量来化解；二是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坚持国家对金融、资源、能源、交通、通讯、支柱产业等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的牢牢掌控，在应对外来冲击时充分发挥中流砥柱作用。这两条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突出表现，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发展之本，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之、削弱之。
当前，正值纪念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之际，国内又发出了“深化改革”的强音。诚然，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主义制度、道路的自我完善，必须不断推进深化。但是，深化改革必须先弄清楚“为谁改、改什么、怎样改”。如果我们为了迎合美欧日把持的“世界银行”之类的组织的“建议”，为了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定的“市场经济国家”标准，而继续按已被西方主流社会否定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实行“国退民进”、“减少国家干预”等，动摇甚至放弃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国家强有力调控等，那就是被骗入邪路了！邓小平同志早就深刻批判了新自由主义思潮，指出“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81-182、138页）今天，我们深入研究“资本主义危机”，就是对当代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再认识，就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引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东西的利害得失进行全面、深刻反思，凡是实践证明有利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就大胆保留、继续利用，凡是实践证明有害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就坚决抛弃、消除影响，绝不“一条道走到黑”。
现在我们讲“深化改革开放”，更加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谋划、推进，必须坚决排除已经进入死胡同的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当前，我们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当务之急是：第一，全力扭转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贫富分化的趋势，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高扬“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这面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旗帜，并进一步将其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最高标准、最高原则。第二，彻底清除“改革开放=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理念的影响，坚持“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原则，继续加强和完善国家对市场的调控、监管，进一步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保障“公平”的优越性和和市场经济配置资源、提高“效率”的优势结合起来，在科学发展观引领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自主创新，而决不迎合、屈从任何国际组织、任何外国企图损害我国利益、中国人民利益的意见、要求、“建议”。第三，根本改变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出现的社会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多元化”乱象，真正凸显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在此前提下促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纯洁中国的思想文化阵地、培育年轻人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第四，坚决抵制“私有化”、“民营化”、“国退民进”的主张，坚持和完善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一方面要通过制度创新、科技创新进一步增强国有经济的核心竞争力、盈利能力和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力，并不断增加对国家财政的贡献率，一方面要大力鼓励、扶持、促进民营经济、外资经济的健康发展，以增加税收、促进就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需求。第五，彻底清除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影响，坚持和完善我国的现行政治体制，按照“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建设法治国家统一起来”的方针，稳健、有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消除官僚主义和腐败温床、切实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只有牢牢把握好上述五条，深化改革开放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才能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道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得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长此以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很可能成为“当代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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